1948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委和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对新解放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就新区开展学习运动和加强政权建设等工作进行了部署。会后，各分区开展了学习运动。

1948年10月1日至3日，陕甘宁边区黄龙分区黄龙县就该次学习运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全程参与指导并于10月2日、3日两次作出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记录目前保存于黄龙县档案馆。1999年黄龙县政协编印的《黄龙文史资料》（第三辑），收录了由会议记录人冯剑涛根据当年记录整理的习仲勋讲话稿，题为《一定要把黄龙建设好》。这篇讲话稿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开展新解放区建设工作等的许多论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黄龙县及黄龙山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西北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蒋介石、胡宗南曾“把黄龙作为封锁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要塞”。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延安进行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于8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0月，黄龙县第一次解放，后遭国民党军反扑，又被占领。1948年 2月底至 3月初，在黄龙山发生了我军历史上被称为“西北大捷”的围城打援典范战例瓦子街战役，黄龙县第二次解放，同时一举扭转了西北战局，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8年春夏之际，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逐步扩大，西北新解放区的巩固和建设成为习仲勋的一项重要工作。1948年 7月 14日，他在就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新区和老区工作“情形完全两样”，“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为了更好地解决新解放区存在的各种问题，制定开展各项工作的方针，习仲勋在 1948年以新解放的黄龙分区为重点，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他走遍了黄龙地委下辖的黄龙、宜川、洛川、富县、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宜君 9个县。1948年 9月至 10月，在荔北战役准备阶段，习仲勋从澄城、合阳、韩城辗转再次到达黄龙县，并于 10月 2日和 3日在黄龙县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归纳总结习仲勋的讲话内容，他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开展新区建设问题。

（一）团结干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鉴于黄龙的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以及当时的战争形势，习仲勋强调要利用当地的优势，在战争停止后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把黄龙建设好。他说：“黄龙山区很有名气，二三十年代陕北红军就在此活动过。这次我来黄龙到处走了一下，果真不凡。这里土地肥沃，有山、有水、还有林，药材、干果都有。发展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果停止了战争，消灭了土匪，天下太平了，群众安然了，有这样好的条件，再加上我们的努力，有三五年的恢复，我想黄龙比现在更好。”

针对当时黄龙地区因多年战乱出现的灾荒和病疫，习仲勋指出要依靠人民群众，认真做好救灾治病工作。对于黄龙县比较严重的柳拐子病（即大骨节病。），他强调：“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外，更重要的还要教育群众讲究卫生，懂得一些科学道理，改善居住环境，改造水的质量，不要把一切寄托给神神。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切靠自己，共产党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几十年，从不靠神仙，只靠人民大众，我们不是也胜利了吗？要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打仗一样，大搞人民战争，我相信也能战胜这些柳拐病的。”

鉴于当时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提出了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工作思路，反对一刀切和过于激进的社会革命。针对黄龙县的情况，他指出：“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查田定产运动，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负担要合理，我们要做的比国民党好，安置难民的办法要多加研究。”他说，黄龙的群众基础好，比较团结，是一致对敌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人就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要把黄龙作为一个屏障向外发展，要把黄龙建设成一个长城”。“要有本事打烂一个旧世界，还要有本事建设好一个新世界，这才能取信于民，不然群众不但不理我们，反而还会离开我们。我希望，黄龙的干部不要辜负群众对我们的期望，一定要把黄龙建设好！”会议结束时，他再次提出希望：“黄龙的干部要团结起来，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政治、政策水平，把广大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的旗帜下，以最快的速度把黄龙建设好！”

（二）“肃清土匪特务”，巩固新区政权。

在7月14日关于新解放区建设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习仲勋指出，“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大力清查特务，肃清土匪，力求缩短社会混乱时间，迅速安定人心，然后才在较为巩固的条件下，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在黄龙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此问题进一步作了详细论述。

黄龙地区当时已经解放了半年多，“战争很快就会摆脱，黄龙县再不会反复，黄龙分区也可能最后巩固。这一仗（指荔北战役）再打胜了，敌人便只有防御，不会再进攻了。从今天开始进入新的状态，动荡的环境已过去了”。战争的威胁虽然小了，但黄龙山大，很容易藏土匪。“瓦子街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大部队被赶走了，土匪特务潜伏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没事了，特务依然存在。特别是领导上要注意，不要忘记，被推翻了的阶级总是不愿离开他们的舞台。”因此，必须肃清土匪特务，为政权建设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习仲勋指出，剿匪不能只重军事，而要军事和政治两手抓。他称赞黄龙县的剿匪工作，指出：“你们搞小股剿匪很好，或者完全搞成便衣。一方面剿匪，一方面做群众工作，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否则，真正有了土匪他们不敢报告。黄龙这个地方条件特殊，要剿匪单纯靠军事是不行的。军事上要打击，政治上要瓦解，政策上要对头，方法上要多样化。教育面要放宽，打击面要小，要集中在首犯上。”他特别强调群众工作对于剿匪的重要性：“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使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要叫群众不怕我们，有事来报告，有求于我们，把国民党残匪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才算我们把工作做到家了。”

 （三）群众工作“要当成一个中心”。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习仲勋在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路线，注重群众工作也成为他的显著工作风格。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是全国解放区的两项重点工作，而这两项工作都离不开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1948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新区首先要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肃清反动武装，安定社会秩序，在获得相对的巩固和安定后，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实行合理负担的工作，并改造乡村政权，使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步提高。

当时，黄龙县和黄龙山区的农民，主要是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来自豫鲁皖等地的难民、移民，他们饱受战争流离之苦，因此非常渴望和平，但有的群众革命觉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习仲勋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工作，取信于民，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说：“黄龙已经解放了，但是党的建设还赶不上需要。据说好多乡至今没发展党员，柏峪乡就是无党政府，连党员都没有，怎么谈加强党的领导呢？”“人民群众固然有无限的力量，但不去领导，不去发动、组织，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黄龙尤其这样。怎样把这些移民巩固住，发动起来，团结起来解除他们对我们的疑虑，通过他们再增加一些新人，这是第一位的事情。”“我们的工作要有计划性，有步骤，主观上要有计划。哪些事先办，哪些事后办，要全面考虑，要有中心，抓住重点，不但要有计划性，而且还要有组织性。”“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群众工作，你们要当成一个中心。我们党历来工作的对象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他们，团结他们，有事同他们商量”。他要求黄龙县委“作出一个决议来，搞出一个成文”，“中心是讨论好一个怎样做群众工作的问题”。

乡村政权的改造和建设是当时新解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习仲勋指出，要通过发动群众改造政权。他说：“要把党建设好，要把政权建设好。国民党的武装要摧毁，保甲制度要摧毁，这是紧要的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改造乡、村政权，使它一天天的接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有利于发动群众。具体怎么办，各地方可试办。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政权才会有力量。”在粮食生产等生产建设问题上，习仲勋指出，“有些要和群众商量”，“能靠发动群众解决的事情，绝不要舍近求远，硬等硬靠”。

他还特别强调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应采取正确的方式，“绝不能强迫命令”。他指出，做群众工作，“老区来的同志有这方面的经验，黄龙地方上的新干部，过去不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就是知道，也没亲身经验。黄龙干部有种不好的表现就是强迫命令多，一切都靠行政命令办事，忽视群众工作，甚至于还打人，这是最恶劣的作风。打人证明你没办法，认为一打就了事，这说明同志们方法简单，太急躁。你打人的时候，群众观点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很不了解新区的群众。在老区打人，是你一个人脱离群众，这里不同，这样一弄，会将群众逼走，群众说你与国民党差不多，后果是给反对我们的人帮了忙。要将群众对你不好的认识扭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不依靠群众，不和群众商量，就是不相信群众。强迫命令也是不相信群众。这一点我们要很好的注意研究。”

因此，他要求黄龙县委要认真考虑“怎样能发动群众，什么是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比如征粮，都是新户，来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有新到的，也有来了几年的，生活到怎样个标准才能征粮，怎样的户不征，这中间有很多政策问题。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地权如何搞”。他说：“你们可以研究，哪些问题是群众的最迫切问题。党和政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公粮、生产就是很普遍的群众工作。要做到干部和广大农民发生关系，这就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基础。”

知道了群众的迫切需求，就为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指引，但还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形式，才能有好的效果。他指出，黄龙的群众很热情，但有些“不懂党的政策，现在还不知道县长是谁，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宣传工作做的不好，或者不够”。因此，“怎样能把他们巩固起来，叫他们认识到这里今天已经是群众的天下了。要做好政治鼓动工作”。在工作形式和方法上，习仲勋指出：“做群众工作，不要拘什么形式，随便拉一拉，什么也谈，谈得越热闹越好，群众把你当成知己人，不戒备了，什么也敢说，你了解的情况也就多了，也真实了，这样什么问题就能解决了，而且也解决好了。你如果摆着个官架子，高高在上，搞一套什么形式，群众一见就训了（训了，方言，即烦了。），离你多远，不说话，也不理你，工作就没法了！只要有群众，你就去工作，做好一家就不等于一家，他还可以替你去工作，一传十，十传百嘛！群众工作要不怕麻烦。群众能说的话，我们能说，我们能说的话，群众能听懂，这才是好的群众工作者。”

（四）加强作风建设，改善党的领导。

1947年至1948年，全国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还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党工作。1948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报告，对陕甘宁边区的这两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在农村整党工作方面，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教育薄弱、强迫命令作风和自私自利思想突出、干部队伍不纯、脱离群众等问题，强调要在秋冬两季，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

在黄龙县的这次讲话中，习仲勋指出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思想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干部素质教育，增进团结。他说：“共产党员、革命者要给广大群众做勤务员。无产阶级是守规矩、守纪律的，他不自私自利，没有个人主义，还要互相支援、帮助。这就决定了我们干部的阶级意识和思想作风。品质也是阶级意识。老区的同志不愿到新区来工作，新区的同志不守规矩，都是思想作风不好的具体表现。所以，领导上要特别注意加强干部素质的教育，要提高干部阶级意识和思想方法，教育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个人主义，这就是联系群众，取信于民，做好工作的基本要领。”“关于领导问题，作为一个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就是这一块地方的最高统领者，没有不管的事，一问三不知不好，群众会有意见的。但是也不能卷入到事务圈子里面去，要抓大事，抓要害。党的领导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群众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是毛主席对全党领导干部的教导，我们必须牢记在心。”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习仲勋指出，新区干部和老区干部要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他说：“黄龙干部有老区来的，有本地区的。老区来的同志有建设经验，知识比较丰富。本地区的干部在经验上就比不上老区来的同志。老区来的同志要把这些经验知识教给新区的同志，所以就有一个带徒弟的任务。老区来的同志一要工作好，二要培养出一大批新干部。一个要教好，一个要学好，二者缺一都不算好。”“无论是游击队的干部，地方干部或北边来的干部也好，都要互相学习，新的学老的，取长补短。三者的特点结合起来，就是党的一种很好的作风。同志之间的关系要融洽，团结就是力量。”

习仲勋在黄龙县的这次讲话，正值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在讲话中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指出：“打倒蒋介石，推翻蒋家王朝，已经用不了多日了。”他的这次讲话对黄龙地区和黄龙县的各项工作作出了具体指导，是他关于建设新解放区工作思路的具体实践。讲话中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做好群众工作、关注民生问题、加强党风和干部队伍建设等的丰富论述，体现了他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深刻思考和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对于新区建设工作，习仲勋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他在 1948年 7月就新解放区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并将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习仲勋在西北地区领导开展新区建设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无疑为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论断提供了现实依据。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者：王天龙，中共黄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卫敬安，黄龙县石堡镇文化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