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习近平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次就相关问题发表重要论述，为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擘画出宏伟蓝图。

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的重要论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实践路径，有力推动了首都经济圈的壮大和发展。

京津冀三地地理位置毗邻，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现实发展联系紧密。改革开放后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大北京经济圈”等设想和思路的不断提出，反映出京津冀一体化在曲折中缓慢推进的演变历程。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高度重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亲自擘画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首都经济圈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高速发展轨道。

自党的十八大至2019年1 月，习近平先后7 次到京津冀地区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会议多达10 次，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建设路径、重大意义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重要指导。他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3年5 月，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必须把北京发展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同年8月，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2016年5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2月，习近平亲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考察，对建设进展表示肯定。

2019年1月，习近平再次考察京津冀地区，提出了紧紧抓住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不放松，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六方面要求。在习近平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战略谋划到具体实践持续稳步推进，展示出清晰的脉络与格局，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架构初见雏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时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十九大报告不仅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定实施的七大发展战略之一，而且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章专列一节重点阐述，其中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顶层设计至关重要。2015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定位。201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雄安新区，京津冀“一核两翼”新空间格局正式浮出水面。

位于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是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位于河北的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两翼差异化发展，使得区域布局与功能需求相适应，放大先进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有利于打破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困境。

习近平十分重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6年5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指出建设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

2017年2月，他在前往通州考察城市副中心建设情况时指出：“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有21世纪的眼光。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

同年9月，中央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作了批复，指出要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城市副中心，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月18日，习近平前往城市副中心考察时强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规划先行、质量第一”，“要把规划执行好、落实好，把蓝图变为实景，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这座千年古都又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京津冀地区发展布局优化和结构升级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实践。

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战略定位，谋划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重大举措，是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新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实践创新。

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但它的功能并不局限于“首都功能拓展区”，更突出的特点在于坚持以人民中心，坚持绿色发展、文化传承、开放发展等理念，以崭新的思路全方位打造“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019年1月，习近平在考察雄安新区时强调：“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性。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从谋划到设立，再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将与京、津二城形成良好的错位发展结构，有力带动京津冀其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2019年 1月 18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雄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整，优化核心功能，把‘白菜心’做好”。这些充满真知灼见的生动论述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卓越战略思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新时代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为了什么等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实践路径。

（一）创新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习近平多次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立足于创新，通过创新驱动来打造协同发展的新亮点。他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2019年 1月，习近平在考察京津冀时强调，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要集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积极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要打造京津冀国际一流的现代化新型首都经济圈，必须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在京津冀定位中，北京将引领全国，成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的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则肩负着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的重任。

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京津冀地区高度重视创新产业发展，大力支持高技术企业与研发机构的科研创新工作，各项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比如，与2010年相比，2015年京津冀区域高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涨53.6%，有效专利数是 2010年的接近 7倍；研发机构由158个增至528个，从业人员数量也大幅度增长，多项相关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力卓越，2018年工业领域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9%和7.8%。2015年天津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11项，市科技计划项目40项，共投入经费15659万元，推动市内生态环境改善、钢铁产业节能减排，实施资源再利用。2018年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和11.7%，工业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

2015年，河北省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紧密结合，坚持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兴产业并重，坚持推进协同创新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举，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创新驱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产业体系。2018年，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新动能支撑增强。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3%，新材料领域、生物领域和高端装备技术制造领域增加值增长突出。

（二）协调发展为解决京津冀发展不平衡提供新思维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不同事物之间及其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十三五”规划提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协调发展主要针对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力求解决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与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指出，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

京津冀三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差异较大，北京、天津组成的“双城”与河北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过大，尤其是北京作为京津冀区域的“一核”，对周边地区的资本、人才、科技等各种优质资源和各方面优质产业产生了强劲的虹吸现象，由此也带来了生产要素单向流动、人才过度集聚、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协调理念为解决京津冀发展不平衡提供了新思维，要求通过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达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不同规模城市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分布格局。因此，要注重运用协调发展思维，“加强规划和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突出城市地域特点和人文特色，围绕首都形成核心区功能优化、辐射区协同发展、梯度层次合理的大首都城市群体系”。

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充分发挥北京牵头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2014年 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决定重点实施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共同特点就是跨越行政区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政策要注重统一国内大市场，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习近平作出“产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的科学判断，并要求解除以GDP为核心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紧箍咒”，要“痛下决心、壮士断腕”，认真做好产业转移与对接，避免互相保密、恶性竞争及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实现京津冀三地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绿色发展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上新水准

建设首都经济圈必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的要义在于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内涵涉及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绿色消费和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

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重点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同时，注重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并指出，“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着眼，可考虑加大河北特别是京津保中心区过渡带地区退耕还湖力度，成片建设森林，恢复湿地，提高这一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2019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大气污染，是京津冀实现绿色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防治提供了基本遵循。2013年10月，包括京津冀与周边的七省区市及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共同治理雾霾。

2018年7月，该小组调整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京津冀开展环境综合治理专项工作，实施煤改气、煤改电供暖等多项综合措施，并联合出台了《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等文件，加强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据环境保护部统计，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2017年1至12月PM2.5浓度为6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

北京市取得了尤为瞩目的成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表明，北京在绿色发展指数总指标及环境治理、增长质量、绿色生活三个分指标中的排名都居全国首位。2018年9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18年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1微克 /立方米，较2017年同比下降12.1%。重污染天数15天，比2017年减少9天。同时，京津冀区域的环境绿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转移对接、污染治理、绿色消费意识等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和改善。

（四）开放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推动开放发展进程，增强开放力度、深度与广度，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京津冀区域的开放发展，不仅包含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也包含区域内部、区域之间的开放与融合，有利于解决区域经济融入全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内外联动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市场与资源，提升经济开放水平。

2014年2月，习近平考察北京时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一个代表着中国丰富内涵的名片。雄安新区的高标准定位以及“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的顶层设计，正体现了首都经济圈全方位开放发展的美好愿景。

京津冀区域的开放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在强劲有力的开放型经济。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首都北京的特殊地位使得开放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尤为重要，开放发展为首都经济圈持续引入先进观念、新鲜事物，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

（五）共享发展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新使命

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方面，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协调的基础上强调一个“同”字，即要求三地发展步调一致，共同面对困难，均等享受成果。

从整体上看，河北省面积广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相对较为突出，仍然存在较多贫困县、贫困村，而且许多位于首都周边，贫困问题仍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之一。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可以考虑，把北京现有高端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其他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天津、河北，把北京的部分产业发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这不仅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且可以促使天津、河北抓住产业转移机遇，发展当地经济，弥补短板，从而实现区域内经济同步发展。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是协同发展的硬件设施基础，习近平称之为“骨骼系统”。当前在互联网和交通一体化建设的推动下，京津冀区域人才共享、资源共享、资本共享越来越便捷和高效，也逐渐打破了各自为政的行政藩篱的制约，使生活在京津冀地区的人们享受到更多更均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祉。只有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京津冀区域的整体繁荣，才能建设好和谐宜居的首都经济圈。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准确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动环京津冀区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提升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等方面都提供了实践路径并已取得显著成果。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判断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定位提供指导

习近平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立足时代发展方位，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趋向性、全局性的科学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的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通过变革打通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明显放缓，其中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高的天津、河北两地表现尤为突出。天津GDP年增速降幅明显，由2010年的17.4%降至 2017年的3.6%；河北第二产业所占整体比例逐年下降，甚至其产值在个别年份呈现出负增长状态。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部分可归于“去产能”政策加速了低端、落后产能的淘汰，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

2013年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判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指出，在“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影响。

这既从内在角度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的必然性，也告诉我们新常态为京津冀带来的不仅仅有经济增速下滑的挑战，还有整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在此特殊时期经济发展仍然具备大有作为的机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准确地把了脉，并开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处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京津冀经济建设

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研判，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改善产业结构，减少低端供给、无效供给，增加中高端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机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能。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过剩产能、出清低端供给，有效补齐短板增加中高端供给；坚持创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驱动转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各发展主体创新精神，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打通了道路。

一是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全面提升供给水平。

先前重工业较发达的天津与河北推出了不同的政策措施，认真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任务，在去产能方面成绩突出，大量低端产能的出清为京津冀区域整体供给水平的提升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在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也实施得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通过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举措，大幅减少了京津冀区域低端供给量，也为中高端有效供给的增量提供了

资金投资等方面的保障，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依靠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作用有限。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必须依赖创新驱动发展方式。2018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必须“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京津冀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加快开展改革试验，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北京市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基础设施和卓越的人才等优势，创新能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北京市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3848项，成交额 154.7亿元，充分发挥了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

天津致力于建立创新型城市，通过引进、新建高新科技研发机构，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方式，全面推进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2016年天津全市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部委级重点实验室49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5个，全市在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12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比而言，河北实施创新驱动的基础比较薄弱，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自主创新，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装备制造业超过钢铁工业0.5个百分点，成为第一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3.0%，高于上年2.4个百分点。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方式，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劳动生产率、产品品质的提升，使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总体提升。

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障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凸显的供需错配等结构性问题的根本之策。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破除，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2017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针对雄安新区建设的指引，也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整体的规划。

天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增强政府服务与监管，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有效地打破了利益藩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大幅减少了冗余流程，提升了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

河北在农业、财税、金融、物价、教育等方面深化改革，出台多项改革专项文件，实施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使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活力。

四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抓住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是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举措。疏解非首都功能，实际上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更好地履行作为国家首都的职责。

北京市的具体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疏解存量、严控增量与优化提升同步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关停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一般性制造业企业，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禁限目录，重点推进基础科学、战略前沿技术和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等，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第二，出台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产业税收支持政策和产业禁限目录涉及行业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制定年度人口调控目标，全市常住人口继续保持增量和增速的双降态势。第四，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合理部署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的疏解工作，提升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整体效果。

此外，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建立了京津冀国资国企改革合作机制，分别与天津、河北合力搭建了多个首都产业承接平台，同时退出“僵尸企业”、关停污染企业，成功化解了北京市大量煤炭、粗钢等产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路径再到具体举措都作出了科学指导，有力推动了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和发展。

京津冀三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客观规律基础上，努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许多先前没能解决的遗留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为破解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难题提供了引领和示范，而且成功打造了现代化新型首都经济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城市群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