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科技迭代升级，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集成发展而来的信息技术日益成为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显著动能。在此推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数智化演进态势，并在同信息技术深嵌与融嵌中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场景和未来图景。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既有纷杂的一面，也内蕴规律性，呈现出稳定性与生长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对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历史梳理和现实分析，理性审视不同阶段的形态迭代和现实隐忧，对于有效借力信息技术赋能作用，防范相关风险，同时为依托信息技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质态跃升提供可行方案正在成为迫切需要深度思考的现实命题。

一、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进阶

从以技术媒介强化视听感官，到互联网技术重塑交互结构、数字技术引发数据革命，再到智能技术深度重塑关系生态，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呈现出技术应用层次逐渐提高、技术融合程度日益深入与技术驱动方式持续革新的整体理路，让信息技术成为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非常关键的动力之一。整体来看，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赋能作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表现出以信息手段驱动提升效率、以互联网络优化流程、以数字技术提供建议和以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演进态势。

（一）探索尝试阶段：以信息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信息技术“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通的信息系统”[1]73，让物理世界通过系统的符号设置得以信息化呈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与沟通，促进了社会信息的数字化和流态化。得益于这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进程开始起步，目的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播”加速。通讯领域的发展消减了地域阻碍和空间距离，让通信更加快速便捷，使得特定媒介中单位时间所传送的信息数量也增加了。[2]87通讯技术提升了信息交换的数量和速度，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渠道。教育者能够凭借快捷的沟通方式，深入教育对象生活，及时关注他们的各方面情况，给予常态化关心和实时化反馈。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能”加速。“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161早期计算机的逻辑规则和符号次序是模仿人的思维过程，应用于事务处理和过程控制时主要旨在于重塑利用时间的方式、范围和效率，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例如，20世纪80年代，高考统分开始使用大型计算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技术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优化时间内部的具体筹划，丰富单位时间的活动内容，将“时间原子”转化为“效能要素”，从而激发更大的时间潜能。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塑造”加速。在此阶段，信息技术的突出特征是信息电子化和传播视觉化。这些特征可以显著增加信息供给的丰富度和时效性，深度改变传统的信息供给模式，缩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的运作链条，为智慧滋养、方法启迪、精神激发提供便捷。信息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显著赋能作用不仅有助于各类育人资源更快速、更全面、更立体地传递到学生中间，还让育人资源的传递更加灵动和富有情感，催生了许多更具场景感与感召力的育人形式。

（二）量化重组阶段：以互联网络优化工作模式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各个工作单元独立运行的传统模式，其所形成的深度联结方式，还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自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伊始，互联网便作为信息交换与数据传输的载体，持续将更多的人和物纳入到互联互通的社会架构当中。网络化连接通过空间开辟、平台搭建推动各要素的聚合、联动与协同，有助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的组合，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进与完善。

首先，开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时空场域。“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4]124。互联网拓宽了现实生活的时空界限，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场域。依托网站、邮件、聊天室、论坛、博客等网络媒介，大学生开始尝试线上学习、交往以及社团活动，教育者也积极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大批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教学资源共享系统开始上线，让网络空间成为知识流动的中转站，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阵地和工作场域，让网络成为现实教育环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教育空间。

其次，催生更加丰富的师生交流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进入快速迭代发展期，先后掀起博客时代、微博时代以及微信时代等浪潮。互联网不仅可以让交互关系突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壁垒，还可以有效克服课堂学习和交流的局限性，推动师生之间进行深入对话。不仅如此，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师生交流交互呈现更加平等化、多元化趋势，塑造了新型对话关系。与此同时，各类开放资源软件蓬勃发展，提供了让“分散的私人知识和创造力得到精选和利用的方法”[5]183，激活了知识的生产力度、更新速度以及共享广度，使得各类育人资源依托网络日益发挥出更大的育人效能，显著延展与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交流通道。

最后，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互联网搭建的强大数字平台，显著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阵地，有效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流动过程。适应网络流动的各种知识、思想和理论开始通过网络实现充分汇聚和即时存取，提高了教育资源的供给量和便捷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性内容的传播与概念性内容的阐释。同时，互联网推出的网络文化节等线上活动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活动载体，还可以在无形中启迪思想，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成果产出，更大限度激活教育资源创造、促进教育动力积聚。

（三）深度赋能阶段：以数字技术提供工作建议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整体演进持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呈现出思想数字化和数字思想化双重特质。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挖掘和分析，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连接互通，指导并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学习、自我反馈和自我更新提供建议。

首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精准描绘。以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网络为支撑，立足对海量数据的自动提取，以及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语言处理过程，数字技术能够获取人的多元化信息，形成教育对象精准画像，力图还原人的思想状况、需求现状和行为动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人一策”提供有效依据。例如，电子科技大学2014年开发的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基于大数据对学生进行动态监测。“它以微粒化的方式让我们领会到，没有人会和其他人相同。”[6]5同时，数字技术还可以借助跨平台、跨系统的数据整合，进行数据挖掘与深度学习，全面分析教育对象兴趣、偏好和习惯，总结出需求变化轨迹和行为变化规律，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全面性和动态化的数据支持。

其次，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精准评估。海量数据被多维、系统和综合分析后，经由图式、解读、视频等方式显示出来，直观凸显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联系和矛盾、过程的方向与重心、资源的数量与重点，为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提供越来越细腻的基础性依据。与此同时，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自主选择知识内容，进行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并依据动态记录及时评价和调整，更大程度上调动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受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日益强调“用数据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各要素间的因果关系”[7]。通过对各类信息和数据的全时性分析，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及时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对象需求作出响应，实现工作动态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

（四）人机共生阶段：以人工智能辅助工作决策

伴随技术发展与应用创新，人工智能同教育的融合发展持续加深。人工智能深刻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图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人机关系从分离走向共生。在内容智能式生成、自动化机器程序、预训练语言模型等手段支持下，现代信息技术逐渐具备了实时分析、科学决策和精准执行的功能，甚至建立起了自优化决策模型。在上述技术助力下，思想政治教育日益超越传统运行模式，开始向智能化范式转变，表现出依照智能技术提供的决策依据来开展工作。

首先，在认知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决策的思考框架。人工智能实现了人与技术的交互协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域拓展到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技术的整体联动当中。为应对不断涌现的数据，人们的认知方式向关联性思维、协调性思维、情境性思维转化。这种变化有助于不断开阔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并朝着统筹协调的发展路向演进。但这也潜藏风险，可能使得技术作为一种“座架”，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8]938。

其次，在关系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决策的“类主体”。人工智能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正在塑造“教育者—教育对象—人工智能”的关系模式。人工智能工具色彩弱化的同时，也开始演化出自主行动力、自然反馈力和智能决策力，使其逐渐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提供者”。智能技术频繁出现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场景，成为与人共生关系下的“类主体”，催生出人机协同的教育新生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参考，进行目标设定、内容呈现乃至策略调整。

最后，在方法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决策的智慧化。依托万物互联和人机交互，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深度重构，彼此间的连接状态由模糊转为清晰。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在助力掌握更为全面的社会情境，实现系统性谋划、整体性联动、统筹性协调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教育模式开始式微。

二、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隐忧

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历史过程，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和演进阶段的限制。信息技术在具体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激发了显著的教育效能，但也容易滋生出范式转化下的相互掣肘、自我矮化下的主体失能以及技术异化下的数智规训等潜在风险，应当加以慎思和明辨。

（一）范式转化下的相互掣肘

“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9]11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过程，不仅会带来结构性变化，还会引发深刻的质的变化。但目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同的发展范式，如果不能很好同步，势必会遵循不同的理论规范、构建框架及方法体系，从而诱发技术范式与育人范式之间的对抗与调和。思想政治教育当下尚处于探索释放技术效能的起步阶段，虽然旧范式与新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仍须加快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适应性变革。

就不同范式的特点而言，人文关怀与工具理性相互博弈。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人文性实践活动，通过人文价值的彰显、人文活动的开展、人文氛围的营造加强人文关怀。与此相对，信息技术则是以最大效率、最佳收益为导向，即以客体为决定要素，注重条件和手段，体现着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这就决定了信息技术容易站在识别、建模、计算角度理解问题，难以体现教育活动中的深度情感因素。因此，信息技术尚缺乏人类社会的柔性、人文性与多样性，甚至技术的解放力量还会使事物工具化，人也工具化。[10]143在原则、理论、价值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工具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主义碰撞，亟待对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加以澄明。

就新旧范式的转换而言，路径依赖与创新转型相互抗衡。路径依赖是事物在自我强化的过程中，受到传统发展路径的制约，削弱了对其他可能性路径的重视。[11]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固有的理论灌输和价值引领模式，更倾向于系统性、规范性的路径选择。然而，信息技术赋能的形式、方法、途径不断衍化，持续催生出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作为上层建筑，概念、理论及规范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得现有范式可能无法解释新的现象。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的问题域和方法论，需要突破传统的范式框架，创新概念理论，革新方式方法。

（二）自我矮化下的主体旁落

全面发展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核心要素。目前，机器学习使得新型信息技术逐渐具备如同自主反思、主动反馈和自我完善的程序能力，开始进化为实践中的“类主体”，同时引发人们对技术的信任和崇拜。当信息技术可以自动工作，而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又对其过分依赖时，人的主导性和现实性就容易被信息技术左右，造成自我的退化和矮化，进而消解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目标。

首先，盲目崇拜会削弱人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以塑造和培养时代新人为核心，聚焦人的思想、价值与人格的培养，在物的全面丰富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信息技术作为数据、算法、硬件、人才和应用的集成，不仅是一种资源和工具，还能作为一种智慧知识与服务能力[12]，表现出感知、判断、交互、决策与行动的巨大潜力。当技术构筑起庞大而精密的符码世界和光明的未来景象时，信息技术似乎成为一种全知、全在、全能的存在，容易引发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使得“操作性”“流程化”“高效率”等技术范畴被下意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指标。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过于强调技术运用，可能会诱发“技术依赖”“技术中心主义”“唯技术论”等错误认识，不仅容易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还容易因为夸大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而影响对新技术的谨慎态度与冷静审视。

其次，数字沉溺会解构人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525人的现实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得以确认。以元宇宙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实现了物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历时共在，打开了数字化生存的大门。数字化生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同时，也带来遮蔽现实性的风险。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实践，也是人与人在交往中实现情感养成的过程。但数字化带来的虚拟交往方式弱化了人的现实互动，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以人感化人、以人引领人作用的发挥。其二，在技术量化法则下，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剥离出人本身，将符号操作、模型框架、数据标记嵌套到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成为数据符码，导致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被数字符号掩盖。其三，虽然人机协同成为当下新样态，但源于物种的根本区别，信息技术无法弥合人与“类主体”间的物种区隔，也让人机交往难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互动的独特效能。

（三）技术异化下的数智规训

在与人相互建构的过程中，信息技术日益成为一种负载社会关系的力量，既有肯定性的“解放力量”，也存在否定性的“控制力量”。在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大背景下，异化的技术仍存在“被资本权力支配”和“脱离控制自行统治”的风险，甚至演变为一种支配和控制的力量，统摄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多向度规训作用。

首先，诱发意识形态的渗透。技术并非价值无涉，而是承载着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志。权力的技术逻辑强调社会权力通过技术的操纵和运作，完成经济、政治、思想的支配，进而实现对权力对象的规制。[14]部分信息技术受不良操纵可能成为错误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甚至演变为霸权建立和利益追求的工具，需要高度警惕。此外，技术异化还会诱发自主权利的剥夺，比如大数据技术中“数据看似独立存在，但一旦我们过度尊崇它，就容易释放出自身霸权的一面，挤压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空间”[15]。当前，信息技术日益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角色、服务角色甚至决策角色中，然而，当信息技术一旦完成“奇点超越”，即技术增长变得不可控制和无法逆转，“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6]487。受此影响，人的自主权利将会受到技术权力挤压。

其次，诱发道德伦理的僭越。伴随从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再到超智能化的发展历程，信息技术已经具备潜在的道德承载性，即辅助人的道德决定和调节人的道德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在于发挥技术在理念和行为上的道德引导作用，更大程度维护个人尊严和公共利益，以达成技术至善的终极目的。但是，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信息技术又可能会超出设计者的意图，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期待。其一，形成“技术黑箱”隐匿偏见歧视。信息技术数智化带来的“个性推荐”“数据标签”等功能极易隐藏偏见和歧视，可能诱发一定的社会区分效应。信息技术的复杂性使人难以完全获得技术的使用规则。经过技术重组与递归，价值偏见与运作体系已不存在直接关联。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及时衡量技术造成的社会分裂。其二，数字鸿沟影响教育公平正义。不同群体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使用状态和创新能力存在差别。信息技术越智能，社会分工越专业，也就意味着越多群体无法解释、参与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加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一旦错过学习与使用新技术的时机，处于劣势的群体将会失去更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会，陷入更深层的公平危机。

三、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进路

目前，信息技术正在向更智慧的形态发展演进。习近平强调：“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17]17面对日益数智化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进行技术革命下的优化探索，明确价值导向，把握“变”与“不变”，夯实技术支撑，健全治理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过程、载体、管理等实现质态跃升。

（一）明确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

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在形式上完成现代科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耦合，还要在实质上锚定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点，明确育人实践的伦理指向，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当前，信息技术价值导向的核心要义是将“人类价值观融入人工智能系统之中”[18]，让机器理解人的意图、符合人的价值观念并按照人的规划行事。经由机器学习的进步，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具备交流沟通、解决问题和规划决策的能力。因此，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不断进阶中坚持以人为本，确保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一致，探索技术逻辑和育人逻辑的统一性和贯通性，实现价值技术化和技术价值化的双向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审视内嵌于信息技术中的价值性，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将主流价值贯穿于技术设计、应用和优化的全过程。同时，优化信息技术的数据、算法和模型，减少技术决策和人的价值观的偏差，提升信息技术价值导向的精准度。

其次，探寻“公共善”的道德向路。“科技进步的结构是不变的，发生变化的只是起指导作用的价值”[19]46，但社会发展仍存在亘古不变的道德真理。“公共善”便是社会领域的终极目的，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以此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信息技术要将“公共善”的道德理念融入设计、开发、运用的全过程，构建道德的理论模型和驱动机制，加强基本道德原则对信息技术的导向、规范和修正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诸如劝导技术兼具的治理与德育属性，发挥技术的道德唤醒、示范劝阻与正向激励作用，以技术力量推动公共领域的道德建设。

最后，培育“理想之美”的道德想象。面对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要立足价值目标，发挥宏观道德想象力，设身处地对技术可能引发的影响进行价值预测。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技术大模型和深度学习优势，使信息技术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和现实模拟，自主推导出符合伦理规范的行动，充分体现技术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行动力，更好地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二）把握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技术范式和育人范式间分离与融合的问题，也存在着新范式和旧范式间失调与平衡的难点。“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是一种范式变革的有益探索。”[20]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技术视角进行内部解构与重构，从学科本位进行理论反思与拓展，把握信息技术赋能下自身的“变”与“不变”，达成“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之“变”。面对新变化，思想政治教育须坚持问题导向，兼顾继承发展和改革创新。其一，实现思维和观念的转变，培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数字思维，提升其理解、利用、反思和批判技术的能力。其二，加快空间和场域的拓展，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全景式场域，增强教育对象对历史事件、理论知识和现实境遇的具身体验。其三，促进关系与互动的转型，建立平等对话的教育关系，促进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以技术为媒介加强对话交流、学习互鉴，形成协同共生的人机关系。其四，进行手段和方法的变革，通过个性化、视觉化、圈群化呈现方式，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供给结构，以生动鲜活的理论阐释激发精神共振。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之“不变”。守正是创新的前提。“传统的教育观念必须被保存，这不是出于对过去的不加批判的崇拜，而是为了未来。”[21]163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以底线思维和大局意识保证源头导向，才能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稳步前进。其一，确保目标不变。作为一种客观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塑和革新始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其二，明确价值定位。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以何种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都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要坚持有计划、有目的的育人实践之基本属性。其三，坚持内容实质不变。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是政治教育，坚持科学精神内核是其行稳致远的根源所在，因此，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教育活动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的是光大与扬弃，“不变”的是宗旨和根本。其一，要以“不变”作为“变”的前提基础。以信息技术驱动发展并不是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另辟蹊径，而是要在依据、目标和本质不变的前提下，以信息技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维度，剔除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滞后因素和进行现代化创新。其二，要以“变”推动“不变”效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之“变”是在其“不变”的框架下所演化出的新的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未来方向。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因势而新、与时俱进，以“变”促进“不变”的升华发展，以新的技术转向为契机，及时把握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促进效能升级。

（三）夯实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支撑

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动态演化和持续深化的过程，如何以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是赋能过程的出发点、连接点和互嵌点。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对网络、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做好系统整合，才能不断依托信息技术赋能实现自身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关注、思考和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将相关技术前置到现有技术赋能模型中进行预设性验证和调试，优化技术应用的基础生态，持续创新现有赋能形式。

首先，重视技术赋能作用。作为不断创新的系统，信息技术以工具属性、逻辑规则与运行框架形塑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具有辩证作用的影响力量。人与技术正在形成“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而“人—技术的关系暗含了人的实践或行动”[22]29。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避免孤立地认识技术，要勇于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敢于运用新技术和新载体。当然，对信息技术现代角色的判断，也要坚持以人为本，避免盲目技术崇拜。

其次，关注技术发展态势。随着信息技术呈现出指数型增长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速率、内存容量、算法算力方面也产生了更高需求。从满足数智转型要求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关注技术发展进程及其在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效用领域的应用程度，动态掌握、研判和反馈技术运用状况，持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再次，联通教育数据资源。借助快速发展的算法和算力，数据正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决策、评估等提供越来越多的重要依据。但相对于数据挖掘能力，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数据还相对单薄和碎片化，需要从制度上持续打破部门壁垒，破除数据孤岛，同时利用云计算、云存储、云服务等相关技术的数据融合优势，打造更加趋于共建共有共享的数据环境，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和精准化。

最后，打造智慧思政平台。智慧思政平台是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而搭建的大规模协作载体，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服务环境。智慧思政平台是信息技术网络化、智能化持续发展的结果，在推动在线学习、实时互动、灵活测试、自我分析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思想政治教育应不断围绕现实教育活动，充分借力智慧平台数字化、集约化带来的便利，提升教育可及性、时效性和精准性。

（四）健全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体系

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既要充分认识其塑造力又要高度注重其规范性，既不能放任又不能排斥。要把握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向度和限度，关键是深刻领悟教育的基本要义，让信息技术真正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要，突出问题导向和秉持底线思维，加强风险研判，注重应用伦理，完善法律规范，以体系化、制度化举措保障师生获得更多便捷性和效能感。

首先，加强风险监管。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多个要素，核心是技术和人。对于技术而言，要注重技术应用的科学论证和伦理审议，为技术应用建立安全屏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内蕴深刻性、关联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持续用主流价值引领信息技术中的价值选择。例如，如何框定智能算法中隐藏的价值选择，如何防范机器学习的价值不确定性。为此，既要建立风险意识，又要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完善规制技术风险。对于人而言，要强化对个体决策的有力监管，减少技术应用的人为风险。在顶层设计上，要抓好风险审核，严格对信息技术风险监控、评估和问责，对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和伦理风险进行责任监管，推动风险研判、日常巡查、结果反馈、效能反思等环节得以深入开展，及时对信息技术产生的偏差进行矫正。同时，要严格落实技术安全的社会责任，引导和推动信息技术开发者、运行者、应用者乃至监督者的全链条安全自觉。

其次，完善制度规范。目前，社会已进入到规则、制度、技术三者对话与并存的时代。缺少规则和制度保障的技术不仅容易引发风险，还会抑制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具体到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上，因技术发展带来的角色变化、功能拓展使得对制度规范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因此，在制度确立层面，应当完善法律体系，划定技术权力边界，加强信息技术的可解释性，通过制度化方式引导信息向上向善。在制度执行层面，应以制度规范为指导明确技术管理权限，形成创建、配置、实施、反馈的管理闭环。在制度监管层面，要坚持主体责任制，防范网络失序、技术侵入、道德失范等行为异化现象，打击数据滥用、谋取私利、隐私泄露等违法行为，筑好技术正义的多重防线。在制度遵守层面，要引导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树立规则意识和法治思维，学会以规则力量和法治标准来衡量技术，保障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合规性。同时，要积极行使对信息技术的建议权，主动参与到信息技术的功能设计与应用开发中，减少同技术研发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鸿沟，为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注入群体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5] [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 [德]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7] 常宴会.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J].思想理论教育，2021，（1).

[8]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册）[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 朱文辉.从“锁定”到“进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路径依赖及可能方案[J].教育研究，2022，（10）.

[12] 宫长瑞，轩宣.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图景展现及其实践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21，（11）.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袁超.“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以“社会化技术权力”为中心的讨论[J].人文杂志，2021，（8）.

[15] 阎国华，闫晨.权衡与超越：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审思[J].思想教育研究，2023，（4）.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8] 闫宏秀.基于信任视角的价值对齐探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4，（6）.

[1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0] 王寅申，朱忆天.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与路径创新[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2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2]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