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兰洋，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与圣西门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参考。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陷入持续战乱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圣西门基于实证历史研究论述了一整套和平秩序图景，提出了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不同的思想路径和价值观念。马克思在哲学起点、本质特征、和平路径等方面批判圣西门，扬弃了其思想中的空想成分，建构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和平方案。可以看到，马克思与圣西门在和平秩序上的不同构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交锋，也呈现了政治哲学的演进历程。而由理论透视现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挖掘这一段过去长期被忽视的思想脉络，有助于回应时代需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关键词：和平秩序、政治哲学、实业科学社会、历史唯物主义

战争与和平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无论是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奥古斯丁、伊拉斯谟，还是近代的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都曾着重讨论国家间战争的根源和实现长久和平的可能途径。在这一思想谱系中，圣西门占据了独特且重要的位置。作为马克思之前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圣西门基于实证历史研究论述了一整套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和平方案，在当时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分庭抗礼，更被后世视为欧洲一体化的预言家和实业科学时代的先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圣西门对马克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持续影响。可以说，圣西门和平方案中的哲学意蕴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的重要坐标和扬弃对象。深入挖掘这一理论关系，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和平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回应时代需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一、圣西门的和平秩序方案及其政治哲学意涵

在思想史上，圣西门并不以政治哲学知名，他被人熟知的身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随着近年来政治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圣西门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开始得到重视。事实上，圣西门身处欧洲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冲击了旧的欧洲秩序。此过程既包含了传统大国的残酷争霸，也包含了冉冉上升的资本主义与走向末路的封建力量的直接交锋。面对革命与战争造成的全面危机，圣西门将重建和平与秩序作为自己的理论夙愿。正如他在一封致生理学家的信中的自白：“我只有一种激情，即让欧洲重获和平；只有一个想法，即重组欧洲社会。”从1798年放弃经商转而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825年去世，圣西门的思想几经转折，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贯穿始终。如果我们抛离标签化的简单解读，真正深入圣西门的思想世界中，就会发现这位被恩格斯盛赞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的社会主义者对和平秩序的政治哲学阐发有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容。甚至可以讲，圣西门在马克思之前初步提出了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不同的思想路径和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启示。

首先，圣西门以历史主义和实证科学的观点剖析战争的原因。众所周知，近代政治哲学尤其是契约论是从人性出发进行理论推演的。最典型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将人对于权力无止境的追求视为一切战争的源头，用缔结契约作为实现和平的方式。与此不同，圣西门以一种更为实证的态度研究欧洲文明进程，并重点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转换：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导致战争的普遍原因，而是每个时代特有的趋势。对战争的政治哲学解释就得以从各种抽象观念中释放出来，开始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之中。具体而言，圣西门认为，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从“军事-神学型”社会向“实业-科学型”社会的转型过渡期，规模空前且持续不断的战争既来源于大国之间周而复始的权力争夺，也代表了两种世界体系的殊死较量。具体地说，中世纪的世界体系呈现为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即罗马教会的精神权威和世俗君主的军事权威。从9世纪至15世纪，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和协调能够将欧洲各国的战争控制在局部区域。但15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教会的精神权威在实证科学的冲击下趋于衰微。各国君主们的野心失去制约，开启了相互攻伐和并吞的残酷时代。紧接着，16世纪的欧洲迎来“市镇解放”，长期依附于军事阶级的实业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直至法国大革命前，从事和平生产的实业阶级已掌握巨大的“社会权力”并与封建贵族阶级进行激烈斗争。法国大革命就是新生力量与旧体系的矛盾的集中爆发。然而，大革命并未带来普遍的和平，反而加速了欧洲列强大混战的进程。究其原因，一方面，在革命中掌权的启蒙法学家们并未建立起新的精神权威，反而任由各种抽象观念牵引国家走向无序和动荡，另一方面，新的实业科学社会体系未能在欧洲各国普遍确立，使得19世纪初的国际关系陷入一种缺乏协调、分崩离析的状态。简言之，圣西门是从社会转型的历史纵深看待革命、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称圣西门是“第一个用公正的历史观来评判大革命作用的人”。在圣西门的思想中，已经隐约可见一种突破近代理性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新范式的萌芽。

其次，圣西门考察和平秩序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体系化的认知。1798—1813年，圣西门将主要精力投入科学哲学研究。此时，他认为欧洲陷入混乱的根源在于神学体系的瓦解和启蒙哲学抽象观念的滥用，因此迫切希望通过创立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新观念体系为欧洲重建统一的精神权力。在1803年出版的《一个日内瓦居民致同时代人的信》中，圣西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设想——建立一个由21位著名科学家和“天才”人物组成的“牛顿委员会”，并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设立分会。“牛顿委员会”将作为精神的最高权威以科学的态度裁决各国矛盾纷争的是非曲直，用科学合作精神制约民族扩张野心。圣西门满怀希望地写道：“总会和分会一经选出，战争的灾难便会从欧洲消失，一去不复返了。”拿破仑帝国瓦解后，圣西门放弃了哲学的迂回路径，转而直接寻求国际政治的解决方案。1814年，他与梯叶里合作撰写宣传册《论欧洲社会的重组》，提出英法联合建立共同议会，继而组建欧洲议会的设想。圣西门认为，历史已经证明，要通过缔约实现欧洲和平，仅仅依靠各国的均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国意志、协调各国行动、巩固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有权处理涉及欧洲全体利益的问题，仲裁国家之间的政治纠纷。为了保证其权威性，欧洲议会应拥有对一些城市的主权，并向各国征收必要的税赋。当然，圣西门也意识到各国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只有找到稳固的共同利益才能保证和平契约的有效性。因此，在 1816—1819 年相继发表的《论实业》《组织者》等作品中，圣西门从“政治路径”转向“经济路径”，提出建立“实业科学社会”的目标。此时，圣西门主张欧洲和平秩序不能停留于外交和政治层面，而必须推动欧洲完成彻底的社会转型，建立统一的基于实业的经济秩序。在他看来，各国之间的仇恨源于“实业精神没有占主导地位”。而当实业体制在欧洲各国普遍取代军事体制时，各个国家会因国际贸易而形成紧密的共同纽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圣西门看到了实业社会的自我分裂和利己主义所产生的道德困境，因此他回到对统一精神权力的思考。在1825年逝世前发表的《新基督教》中，圣西门提出实业社会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被普遍接受的哲学学说”，即实证哲学。在它的基础之上再形成被各国人民共同尊奉的实证道德观念，这样和平秩序就有了价值共识和道德标准。可以看到，在上述四个阶段，圣西门经历了由哲学路径转向政治路径再转向经济路径最终回到哲学路径的过程。这是一个随着圣西门思想的发展螺旋上升并最终自我闭环的过程。圣西门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构想是系统的、层层深入的，它既呈现为一个因时代环境而不断自我调整的历时性过程，又最终呈现为一个以“实业社会”为中轴的涵盖“精神-政治-经济”的共时性结构。

最后，圣西门谋划了实现和平的阶段性任务和终极性目标。为了实现上述和平设想，圣西门思考了现实的和理想的两套和平路线图，并将前者视为通向后者的手段。面对大革命后君主王朝普遍复辟的现实，圣西门主张王权与实业进行联盟，建立“实业性的君主政体”。他从法国的历史出发指出，王权和实业家在革命前就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两者的联盟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圣西门希望复辟的法兰西波旁王朝不再代表贵族、食利者等“寄生”阶层的利益，而是将实业家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以和平手段改造下议院，让实业家负责国家的日常事务。圣西门进而强调，应当首先在英法两国建立实业家控制的代议制政体，使英法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确立共同的贸易、海洋、安全等政策，而后促成德国等其他国家加入合作。当欧洲所有国家都转型为实业政体时，统一的欧洲议会就能建立起来，从而保障全面的和平秩序。当然，上述路线图并不是圣西门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最终设想。圣西门相信，只有“人类的理性已经达到理解全部实业制度的地步”，和平与繁荣的理想时代才会到来。在政治上，实业社会将抛弃各种政治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还是代议制，让国家摆脱“统治”职能，转变为“管理”机构。圣西门设想的未来政治架构是这样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科学委员会，下设物理数学科学院和艺术科学院。前者由自然科学家组成，负责制定“公益约法”，通过提高生产率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要；后者由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组成，负责制定“情感约法”，丰富人民的精神和艺术生活。这样一来，由于国家不再具有暴力和镇压功能，国家之间的战争自然会绝迹。在经济上，实业制度将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各个国家的工人、工厂主、商人、银行家和农场主都被视为劳动者，按照“才能计报酬和功效定才能”的分配原则确定科学合理的报酬，确保他们的收入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其结果是剥削和特权被逐步取缔，而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冲突关系被通力合作取代。

总的来说，在政治哲学谱系中，圣西门的思想是被低估的。他的和平方案基于对欧洲社会史的实证考察，呈现为一种兼具历史预见性与空想色彩的复合结构。他的思想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和贡献在于：一是提出了和平秩序的价值基础、基本单位和根本前提等一系列命题；二是做出了突破理性主义、“国家中心论”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尝试；三是提出了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国际文明形态及变革路线。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圣西门的这些讨论是否科学与完备，他的理论都对后世政治哲学产生了影响，成为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的现实与前景时必须直面和回应的对象。

二、马克思对圣西门和平秩序方案的扬弃

众所周知，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曾经给马克思直接提供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材料，两者之间有着相通的语言和重要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报以深切同情，尖锐揭露了列强及其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表达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平等、和平、繁荣的世界的价值追求。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谱系中，马克思尤其重视圣西门。因为圣西门的主张在空想社会主义中最为系统，最能反映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特征，对思想史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最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圣西门的思想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根本性区别。马克思在扬弃圣西门和平方案的过程中，不仅逐步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局限，为科学社会主义清理了地基，而且建构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和平方案，实现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场范式革命。

首先，马克思重构了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马克思与圣西门都反对近代哲学的理性中心主义，主张将现实历史而非抽象人性作为政治哲学的起点，二者不同的是对于历史的深层认知。圣西门是从“军事-神学”社会向“实业-科学”社会的转型看待历史，并且特别强调精神权力与经济组织的双重瓦解造成了欧洲各国的持续战争。这一思想启发马克思摆脱观念论，洞察到理性主义秩序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冲突。当然，马克思并未停留于圣西门的解释框架，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历史性”（geschichtlich）原则。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将战争的产生与和平的达成置于物质生产的维度之中，确认了圣西门所描述的社会转型的真实基础。正如后来恩格斯所总结的：“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审视了人类冲突的历史及其哲学观念。第一，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本质上源自“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圣西门初步打破了近代政治哲学的人性论传统，那么马克思则真正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角度澄清了国际关系的形成与演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各国的矛盾首先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这意味着影响战争的深层力量是“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第二，战争爆发的直接因素是各国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圣西门已经论及战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马克思则完整地将阶级视为国内国际双重结构共同的行为主体，并深入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中考察国家战争行为的根源。这样就打破了近代政治哲学中存在的国家“黑箱化”倾向，阐明了国家的内部构成，特别是国家的阶级属性、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第三，对近代哲学话语的现实还原。马克思比圣西门更加深刻地洞察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抽象本质。近代政治哲学将国家间冲突归因于先验的人性或给定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颠倒的观念不过是颠倒的现实的投射。圣西门已经模糊地意识到，理性主义解释战争的构架是“超历史”的。马克思大大发展了自圣西门以来的实证科学原则，阐明了哲学与社会现实的内在同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由于历史事件的现象与本质、思想与现实的颠倒被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颠倒过来，政治哲学实现了自我革新。

其次，马克思阐述了近代世界秩序的深层基础和本质特征。在圣西门看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实业制度。实业制度尚未在各国普遍确立，才导致频繁的战争。也就是说，实业下的世界秩序是和平的、均衡的、共同性的。只要欧洲各国都以实业立国，并以科学作为统一的精神权力，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和平便可以实现。就这一点而言，圣西门与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资产阶级的“商业和平论”在精神气质上相距并不远。马克思的贡献则是穿透了掩盖在实业社会之上的和谐表象，深刻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性”本质。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关注到国际生产与贸易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国际剥削：资本出于原始积累的需要不断将落后民族和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战争与征服的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到了《资本论》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意识到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主导原则，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扩张本性构成近代国家间持续战争的深层根源，这种无限自我增殖的本性与古代军事征服的动能是不同的。它具有一系列特殊的表征，诸如“贪欲的”进步主义、“征服性的”权力主义、“开发性的”扩张主义和“输出性的”普世主义。因此，《资本论》的语境中，存在一个决定性的逻辑转换，即讨论的对象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的理念，而是资本逻辑所决定的近代社会的特定性质。当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时，他就同时超越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和圣西门的实业方案。因为国家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内嵌于而非外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发展为霸权形态，带来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悖论性共存。历史并不是像圣西门所期待的那样，在实业制度普遍确立后，各国之间会自动进入相互尊重、彼此协作的和平状态。相反，历史一再证明，资本权力逻辑塑造了国际社会的等级秩序。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均势的国际体系。而一旦资本增殖的循环被打破，出现了世界性的危机，资本就不得不通过发动局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进行体系的重组和再造。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形态演变，战争的规模将越来越大、烈度将越来越高，资本强制平衡的代价将越来越惨重。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预言的“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简言之，资本主义在主导世界的数百年间始终陷于战争与和平交织、增长与衰退周期性轮转的悖论中。

再次，马克思批判了圣西门和平路径的空想性。正如上文指出的，圣西门对欧洲和平的设计是三位一体的，即实业制度、欧洲议会和精神权力。其中，经济组织在现代社会事务中具有头等重要性，是和平秩序的最终基础。马克思肯定了圣西门对经济因素的重视以及从各国普遍利益出发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生产的设想，指出他打破了近代哲学“国家中心论”的传统，并“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马克思随后指出了圣西门方案的两个致命缺陷。一方面，圣西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与落后民族和国家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幻想通过实业改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实现人类的普遍幸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构想只能造就虚假的“共同体”，而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等级性”的秩序结构和“征服性”的权力逻辑。马克思指出：“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事实上，资本主义所建构的不是圣西门所期待的那种日益趋向平等的共同利益关系，而是世界各国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心国家凭借各种垄断优势获取巨额利润，边缘国家则获益较少乃至被剥夺。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圣西门看到了国际社会中存在的“精神-政治-经济”的结构，却不理解这一结构的内在逻辑。从表面上看，近代以来和平秩序是由一系列条约、法律和会议支撑的，并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如正统主义）与之匹配。但从更深层上说，生产剩余的分配具有更基础的决定性，国际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反映并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针对圣西门所谓的王权与实业进行联盟的设想，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例得出结论：王权与实业的结合不过是改变欧洲列强的实力对比，从而产生的新一轮分赃洗牌和权力移位而已。更有甚者，即便未来基于实业建立起所谓统一的精神权力与政治权力，其最终也难以摆脱被资本与霸权吸纳和规制的命运。只有理解了这一点，圣西门提出的诸如“牛顿委员会”“欧洲议会”等方案的内在缺陷才能被完整地说明。当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都只是嘲笑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切实际时，马克思则怀着对圣西门的敬意揭示了空想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原因。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显性表征”是一套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制度体系；“隐性基础”则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实质性的权力体系。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改良若不触动现代社会对抗性的根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经济体系，就无法保障世界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实现长久和平的全新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圣西门和平方案兼具历史预见性与空想色彩，无法真正破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消解与重建的周期性循环。与此相对，马克思则立足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全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提出了实现世界和平的全新方案。这一方案大体包括四个核心内容。第一，实现世界真正和平的终极答案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大大深化了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无法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就无法避免战争的周而复始。无论是“阶级剥削”导致的国内战争还是“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导致的国家间的战争，都根源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结构和分配模式。正是私有制赋予了某些个体、阶级、民族和国家对另外的个体、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统治性权力与剥削性支配，并导致国际体系不断发生分裂和重组。因此，只有在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全球交往加深的基础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全人类发展的需要取代资本增殖的需要，不再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转移作为发展的主要动能，才能从根源上使人类摆脱持续的相互争斗状态。第二，实现世界真正和平的关键是扬弃资本逻辑。对资本的认识深度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马克思比圣西门更为辩证地洞察到，资本在发挥其全部的生产力之前是不会消亡的，同时资本的限制性作用在不断显露。资本使一切发展越来越呈现为与人对立的形式，这种片面化发展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最终会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资本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是等级性的、互相敌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繁荣，而只是资本的绝对自由与任意扩张。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扬弃资本的增殖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真正破解“和平—战争—和平”的历史循环。扬弃资本的增殖逻辑，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取代资本的狭隘利益，以全人类共同控制下的生产力发展取代资本的无节制的增殖运动。扬弃资本的空间逻辑，意味着改变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国际事务不再由少数强权国家说了算，而是各国无论大小都能共同参与，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分歧。扬弃资本的权力逻辑，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变革不再是简单的权力移位和霸权交接，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大国对小国的支配关系等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第三，实现世界真正和平的现实道路是以社会主义运动推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有机结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马克思比圣西门更彻底地认识到，变革资本主义及其国际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力量的出现和壮大，资本主义不会改变自身的霸权逻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发展，是促进等级性、霸权型的世界向平等化、协商型的世界转型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以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民族解放则是落后国家真正实现独立与发展的最佳路径。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当具有的现实基础。因此，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积极同资本主义列强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民族独立只是世界和平的第一步，必须首先把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第四，实现人类真正和平的过程具有长期性与阶段性。从长期性方面看，世界的长久和平是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从阶段性方面看，各民族形成共同体利益必然经历非公平的、低层级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论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还是圣西门主义都具有价值，构成迈向真正和平的一个环节。因此，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否定资产阶级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平方案，而是用一种历史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比如，相较于保护关税制度，自由贸易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相较于欧洲各国的混战局面，圣西门的欧洲议会设想体现了各民族的平等与发展的诉求。进一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可能迎来暂时的和平状态，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领域形成较为稳定开放的状态。社会主义力量要利用这一时机全力发展自身，引导世界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

三、马克思超越圣西门的思想定位和当代启示

通过上述比较不难发现，以圣西门为参照对象是展示马克思和平思想深刻内涵的一种有效方式。马克思与圣西门在和平秩序上的不同构想，既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交锋，也反映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圣西门的学说代表了一种朴素的认知和美好的愿望，在思想史上有其可贵之处。但是，他的和平方案无法摆脱对历史的表层解释、对实业社会的浪漫化描绘和对和平路径的理论空想。马克思则在哲学起点、批判深度、和平路径等方面扬弃了圣西门和平思想的局限，建构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和平方案，开辟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引领更高层次的国际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

从哲学起点看，马克思继承了圣西门建构“历史科学”的夙愿，提出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认识历史的根本出发点。其直接意义在于破除近代政治哲学对抽象原则的崇拜，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证”研究为和平秩序奠定了世俗的基础（Eine Materialistische Basis）。从批判深度看，马克思不是停留于圣西门那种对战争与和平的浅层讨论，而是真正深入主导现代世界的深层逻辑及其矛盾运动之中。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阐释空间，即超脱国家之间斗争和妥协的层次，揭示近代国家关系背后的资本座架，从资本与霸权的共生共谋关系中理解近代世界的建构历史和主要结构。从思维模式看，圣西门对世界秩序的考察带有历史性因素，但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这两种矛盾的思维方式并存于圣西门的思想中。马克思则坚持辩证思维，主张无论是追求各民族的平等与发展，还是实现人类的解放，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都需要坚持当前的现实目标和未来的远大目标的辩证统一。从和平路径看，圣西门寄希望于实业社会的和平倾向，乃至于对当时欧洲的专制王权产生幻想。马克思则要求对现实世界进行根本变革。这种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性交往；核心命题是突破资本-霸权主导的格局；政治形式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建立平等化、合作型的国际共同体；现实途径是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互动联系；本质特征是民族国家特殊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的和谐统一；终极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圣西门的扬弃虽然是以19世纪为背景的，但是对于处在21世纪的人类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益抬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局势动荡加剧，人类社会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基于马克思对圣西门和平思想的扬弃透视现实，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首先，扬弃资本逻辑是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核心。以马克思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眼光审视当今世界，资本仍是影响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但是资本扩张悖论已经展现内在否定性。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文明属性从属于其作为生产关系的增殖属性，表现为资本外部市场空间的拓展与依附性世界秩序的生成、全球范围内剩余价值的榨取与单向转移、全球治理的资本化等等。而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则要剥离资本的文明作用和异化形式，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驾驭。一是扬弃资本的增殖逻辑，改造不公平的全球分工体系、不等价的交换机制，扭转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剩余价值掠夺，遏制资本造成的国际贫富分化和系统性冲突。二是扬弃资本的空间逻辑，通过建立合作型的国际关系，彻底改变国家的国际地位单纯由实力大小决定的现实，推动全球生产和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扬弃资本的权力逻辑，改变世界体系的运作机制，消除资本总体性权力的全球布展，打破资本循环的中心国家对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的垄断，推动等级支配型国际权力关系向平等合作型国际权力关系转换。

其次，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自19世纪以来，虽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已发生多次迭代，世界权力中心在少数国家内部已多次转移，但是马克思在扬弃圣西门的过程中揭示的资本霸权与强权政治共谋的根本特征仍未改变，国际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仍未完全崩塌，剩余价值的国际榨取和转移甚至愈演愈烈。这是当今时代变乱交织、南北国家贫富悬殊的根源所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力量趋向衰弱，其维持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金融系统和尖端技术垄断的能力逐渐减弱。一些国家不得不频频祭出保护主义、贸易战等手段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甚至不惜通过煽风点火引发地区紧张局势，采用极端手段收割全球剩余价值。其内在逻辑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综合权力追逐“剩余转移”和结构性套利，这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动荡和地区冲突。

再次，和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处理好多种矛盾。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任务和挑战。以此透视当今时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行径危害深重，地区战争冲突仍然频发，和平的实现任重道远。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必须分清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绝不能盲目平均着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方案并不主张完全放弃现有世界体系，不主张彻底“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世界体系向着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平等化方向转型，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赢得未来的道义源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清楚看到世界日益呈现两种前途命运：一是延续资本统治和强权政治，维持由实力大小决定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二是超越资本统治和霸权主义，建构各国各民族平等合作、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实践，推动世界秩序在稳定中向更加公平和善治的方向改进。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并非简单的权力倒手，而是世界秩序的一场深刻转型，是对世界大国地位和作用的重新界定。中国所引领的世界秩序变革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根本路径，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依托，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追求，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目标。

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要摒弃零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立场和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判断和战略筹划，更好把握战争的本质与和平的前景，探寻新型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和现实道路。一言以蔽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这是马克思对圣西门的批判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研究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