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教育部明确指定的全国高校公共基础课教材之一，自2007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后，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5年与2018年进行过6次修订，使该教材日益完善，较为及时反映了我党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到目前已成为一部质量较高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教材是教与学的基础、前提与依据，应具有准确性、科学性、政治性、严谨性、完整性等特点，但最新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以下简称《纲要（2018年版）》）教材在结构框架、若干史实与观点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与修订。
一、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结构框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目前《纲要（2018年版）》教材除了“导言”与“后记”外，分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两大历史阶段以及上、中、下三编综述，共计11章。从结构框架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一方面，总体来看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调整。该教材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现有章、节、目无论是标题名称，还是具体内容都主要集中于政治、革命与战争等领域，而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则显得相对薄弱，如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在提到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时，只简单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如此安排显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全貌，进而会影响学生对整体国史与国情的全面了解，不利于增进“四个自信”。因此该教材再修订时应适当增加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如上述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可适当增加建国初期移风易俗进行社会改造的内容，对当时废除娼妓制度、实现妇女解放、禁绝鸦片烟毒、树立新型社会风尚、宗教制度改革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等内容进行全面阐述，让大学生能够多角度、多层面地了解国史与理解国情。特别是应增加有关文化史的内容，帮助大学生增进文化自信。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我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样，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从目前教材总体框架与具体内容来看，对道路、理论、制度等方面阐述比较丰富，有助于大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进而有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教材还应适当增加有关文化建设的内容，如第八章第三节第四目“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目前第一个子目是“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可在该子目后面专门增加一个子目“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全面阐述建国初期改革旧教育制度与教育事业发展、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建立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开展以及科技事业的初创、文化艺术的推陈出新、卫生事业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崭新局面等内容，同样其他章、节、目也要相应增加有关文化建设的内容，这样才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具体来看有些章、节、目结构不合理，应做适当调整。该教材有关章、节、目不合理，甚至存在标题表述不准确、内容前后重复以及文不对题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
其一，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第二目的标题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该目下共有两个子目：
第一个子目的标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一是谈了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表现、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一书的基本主张；二是谈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早期维新与启蒙思想。由此可见，该子目下的这两项基本属于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内容，因此，建议将这个子目调整到第二章，作为第二章的第一节，目前，教材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依次改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
第二个子目的标题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救亡图存的主张。这些内容与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的第一个子目“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部分内容重复，因此，建议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救亡图存的主张调整到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的第一个子目中去。二是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内容又与第三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一个子目“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的部分内容重复，这里再次谈了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及其纲领问题，因此，应把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等内容调整到目前教材第三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一个子目中。
这样，经过调整后，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应改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失败”。
其二，第三章的标题是“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根据该标题，1912年2月清帝退位就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但实际上该教材后面又继续写了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挽救共和的努力，一直写到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而这些内容都是目前第三章的标题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应把第三章的标题改为“对国家出路的继续探索”，这样既可涵盖第三章所写的全部内容，又可照应前面的第二章，因为目前第二章的标题是“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既然有“早期探索”，就应有“继续探索”，这样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其三，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目的标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但内容却只写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第一次护法运动”。众所周知，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才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如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曾明确指出，1922年“第二次护法斗争又告夭折。孙中山遭受了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没落。”因此，应把“第二次护法运动”补充到该目下。
其四，第四章的标题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显然这主要是指我党成立，但实际上该章总共有三节，分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由此可见，第四章的标题无法涵盖国民革命等内容，因此第四章的标题应改为：“开天辟地大事变与国民革命运动”。
其五，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的标题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该目一开始谈了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四个严峻形势，之后谈了我党和人民政府主抓的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三个工作“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第四个工作“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显然这两项工作并不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工作，因此，应把该目标题改为“建国初期严峻考验及其应对”。
二、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若干史实与观点表述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纲要（2018年版）》教材还有一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需要作进一步修订，同时有些观点与提法也值得斟酌和商榷。
第一，有关表述应注意清晰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关表述极为笼统、含混，虽然表面来看没什么错误，但会使学生不得要领，产生不必要的疑问。因此该教材再修订时，须对有关问题叙述要进一步具体与明确。如第九章第三节第二目第二个子目“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中写道：“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在这里写得比较模糊，最好应具体指明：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该规划在1962年提前完成。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样表述才清晰，便于学生对两个科技规划“提前实现”与“提前制定”的理解与掌握。又如第十章第二节第三目第四个子目“对外工作在打破对华‘制裁’中全方位推进”中有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又根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提出正确的方针，使党和国家在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应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在这里，学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邓小平提出的正确方针是什么？对此，教材应给予说明：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第二，有关表述应注意完整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的知识点表述不全面，给学生造成一定困惑，甚至以偏概全，因此有关表述应注意全面与完整。
一方面，要注意有关过程的完整性。如关于解放战争我党土地政策演变的过程，该教材第七章第二节第二目只重点介绍了《五四指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这种表述极不完整，甚至连当时非常重要的土改总路线都没写。《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它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该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会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对此，1947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土改“必须注意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随后我党和各解放区对土改政策做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与说明，如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叙述，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政策的演变过程，而且重点突出，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我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对此，该教材应适当补充。
又如关于建国后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转化过程，第八章第二节第二目在谈到1949-1956年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时是这样写的：“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那么，在这里学生会有这样的疑问：1949-1952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是什么？不得而知。实际上，建国头三年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正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所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首先要做的是完成肃清国民党军队的后期作战，解放中国的全部国土；其次是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和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该教材应据此对1949-1952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进行补充。
另一方面，要注意有关评价的完整性。如第三章第三节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概括了其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的弱点：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根据大多数有关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应有重要一点，即没有建立自己领导的强大武装，所以其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只能依靠新军、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以及搞政治暗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领导了两次护法运动继续奋斗，但基本上仍是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结果毫无例外都失败了。正因为如此，后来孙中山才下定决心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该教材应把没有建立自己领导的强大武装这一点进行适当补充，这样可使学生更全面、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时也可为学生后面在第四章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第三，有关表述应注意照应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的表述不太注意前后照应，给学生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应注意知识点的连续性，前后呼应，使学生能准确了解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
其一，第五章第二节第三目第二个子目“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有这样一段话：“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对此，学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毛泽东为何要“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强调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该教材在此之前却没有任何交代。实际上，1928年12月毛泽东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肯定了农民对分得土地的权利，但由于受经验缺乏等因素的影响，该土地法存在两个缺点：一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这样容易侵犯中农与富农利益；二是规定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样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对上述第一个缺点做了原则性纠正，即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对于土地所有权问题，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通告明确提出，农民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才如上面教材所说，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在1931年2月27日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做出了上述要求。因此教材应据此修订，这样才能使学生清晰理解当时我党土地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
其二，第六章第二节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意义时写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对此，学生会有这样的疑问：这里所谓的“新高潮”是相对于哪个事件来说的？但从目前教材这节所写内容来看不得而知，实际上应指“珍珠桥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1931年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与当地学生共3万多人举行联合总示威，但游行队伍在珍珠桥附近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造成3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游行队伍被冲散，这次各地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的总示威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高潮，但珍珠桥惨案后国民党当局下令各地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救亡运动暂时陷入低潮，因此后来才有“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这一提法。对此，应在第六章第二节第二目“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中适当补充“珍珠桥事件”相关内容，以便前后呼应。
其三，第七章第四节第三目第一个子目有这样一句话：“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但是在第七章第四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在谈到北平和谈时并没提到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张治中。对此，应加以补充说明，以便前后照应。
第四，有关表述应注意权威性。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应与时俱进，广泛、充分吸收学术界特别是官方的最新观点。如该教材第九章第二节第二目第五个子目“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评价华国锋结束“文革”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第十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对此评价却是这样写的：“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同一个问题，一个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却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自相矛盾，让学生无所适从。那么，应以哪一种说法为准呢？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后，8月30日新华社发布了《华国锋同志生平》一文，明确强调：“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应是目前对华国锋最权威的评价。教材应以此为准，以免对学生在思想认识上造成困惑。
第五，有关表述应注意存疑性。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新发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些问题存在争议，会有不同的说法，但该教材在阐述时往往只提一种说法，而不顾及其他说法。这样的话，如果教师按照教材的说法去讲课，而有的学生如果在课外看到了同一个问题的其他说法，往往会质疑教师讲课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甚至会怀疑教师的水平，这不仅会使教师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而且还会影响到教材与课程的权威性及公信力，进而影响教学效果。对于这样的问题，教材最好是模糊处理，或是存疑。
其一，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三个子目“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有这样一句话：“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但关于洪秀全的死因，除了上述说法外，目前学术界还有“自杀说”，包括服毒自杀与吞金自杀两个版本。。因此关于洪秀全死因最好是模糊处理，只提洪秀全去世，或在页下注释对其死因予以说明。
其二，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在讲黄花岗起义时有这样一句话：“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大部在激战中牺牲。其中72位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在这里有一个历史误会，原来所谓的黄花岗72烈士包括李文楷，但当时李文楷并未牺牲，4月27日起义当天他正在香港治病。1922年黄花岗72烈士立石记名时，李文楷在报上看到其名字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专门写信特向有关方面说明自己还健在。对此，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活烈士”乃是由于当时形势复杂，广州起义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广州人民冒着极大风险多方设法来收殓尸体，一时并未查清事情真相。对此，该教材应在页下注释予以说明。
其三，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中有这样一句话：“1913年，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这种说法只是学界的一种传统观点，对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袁世凯的传统指认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另外，目前有学者认为是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所为；还有学者认为是陈其美（前沪军都督）所为；张永则认为“宋案的发生大体是会党分子卤莽制造的一次意外事件。”实际上，宋案迄今依然迷雾重重、扑朔迷离、争论不休，对此侯宜杰认为：“研究宋教仁被刺案，要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缺乏确凿证据，就不能认为赵秉钧或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纵然有些问题没有搞清，也只能存疑，不能作为定论。”因此，教材最好只提宋案的发生，而不提主谋是谁，这样处理较为合适。
其四，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目第一个子目“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在谈到1937年陕甘宁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改称时指出：“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是“特区”还是“边区”目前学界有争议，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就指出：“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教材应在页下注释予以说明。
三、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学术规范问题及其完善
《纲要（2018年版）》教材作为一部国家统编教材，目前有几百万大学生在使用，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应在学术规范等方面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但其在学术规范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第一，应增加页下注释并注意准确性。该教材页下注释比较简单，目前只对“资本—帝国主义”“斗、批、改”“两个凡是”“两岸直接双向‘三通’”等少数几个专有名词做了解释。而该教材正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与引文，而这些数据与引文却没有一个页下注释。这种写法既不严谨，也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不利于有关教学。因此应增加页下注释，对有关数据与引文等来源要详细、准确列明具体出处，以体现教材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同时也便于感兴趣的学生查找相关史料，进行扩展性自学。而且在做页下注释的时候，引文和注释的出处一定要精准，如该教材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在谈到陈独秀时有这样一句话：“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但经核对，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中根本没有“乃不可逃的运命”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出自陈独秀在1920年10月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原话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由此可见，该引文不但出处错误，而且引文也不准确，在做页下注释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类似的错误。
第二，应注意课后阅读文献名称准确完整性。该教材在每章之后都列出了学习本章的“必读文献”与“延伸阅读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教材目前缺少页下注释的遗憾，但这些阅读文献有的名称并不准确完整，与目前权威部门公开出版的文献名称不太一致。如第十一章课后第2个必读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10月）”，而据《人民日报》当时正式发表的名称应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情况，需要核对订正。
第三，应避免使用禁用词。2018年新华社在《新闻阅评动态》第315期发表的《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第一批）》中规定了一些禁用词，其中提到一般不用“解放前（后）”或“新中囯成立前（后）”提法，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或“1949年前（后）”提法。据此，该教材中编综述的标题“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第七章的标题“为新中国而奋斗”、第七章第四节标题“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下编综述的标题“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编综述第二节的标题“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正文中提到的“新中国”都一律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该教材正文中多次提到的“解放前（后）”也要根据新华社的要求做相应的修改。
第四，应避免出现文字错误。如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在谈到清末新政内容时指出：“裁撤象营，建立新军”，根据有关清末新政研究成果，这里的“象营”应是“绿营”。
总之，期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再修订时能对上述有关问题予以关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使其体系科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史实可靠、表述完整、观点正确、学术规范，真正成为权威与精品教材，充分发挥育人的重要作用。
（文献来源：《思想政治课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