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成功典范，其核心就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思想理念下，为新加坡的发展而奋斗。在新加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十分重视国家意识培养，系统化、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腾飞。
一、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概述
新加坡置于亚洲区域社会文化背景中，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其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聚焦于儒教文化新加坡化和现代化、德治与法治并举。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具体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元路径，向公民“反复灌输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以此培养具有国家意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好公民。在教育内容上，以“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为主旨，主要包括尊重、责任感、坚毅、诚信、关怀、和谐等核心价值观念。在教育主体和领域上，主要覆盖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立体教育网络。在教育课程上，形成了贯穿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开设了《好公民》《公民与道德》等学校教育课程。
二、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核心是“家国同构”的国家意识教育，致力于培养和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具体而言，构建了以“家”为核心的归属意识、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和以“多元包容”为核心的种族和谐观念。
1.以“家”为核心，培育归属意识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居住的流动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导致民众对居住国不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多元的宗教和文化于无形中加大了社会整合难度。因此，意识形态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民众“家”的归属意识。为此，建国初政府就启动了“居者有其屋”的安居工程，给移民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加坡的“家”,也使移民增加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了家国家观念的形成。
其次，强化家庭代际凝聚力，提升国民家庭责任感。伴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新加坡家庭结构逐渐走向小型化，家庭的社会功能逐步减弱、衰退，出现了以两代人为核心的小家庭，并且许多家庭出现了不赡养父母的现象。李光耀为此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走向分裂。“如果能够保有这种三代同堂结构的家庭制度，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更快乐、更美好的社会。”
再次，强化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文化观念，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担当。在构建家庭观念、培植和维护“小家”孝亲文化的过程中，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帮助个体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988年底，李光耀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谈到如何使新加坡避免成为“伪西方社会”,指出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社会优于且高于个人，二是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和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在人民内心建立起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内在联系，人民才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团结一致，与国家同生死、共命运。
2.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提升国家认同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实质上是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化，即将现代儒学与新加坡的发展需求相结合。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即家国同构的公民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多元包容的和谐理念。新加坡以此确立了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个人五个层面的“四十字”核心价值观。
在学校意识形态教育方面，新加坡逐渐形成了以“五大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根据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制定了《公民与道德教育大纲》,规定了新加坡所有中学都必须按照该大纲实施意识形态教育，进行切实有效的国家意识教育。与此同时，学校还通过灵活运用非正规课程教育，将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准则、融入实践、融入节日，促进学生国家意识的强化和道德素质的提升。
在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紧紧围绕共同价值观，通过家庭伦理规范、宗教信仰约束和政府行为导引等途径，培养新加坡人国家至上的意识和认同感，建构以实用为先的执政党意识形态，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价值重塑，使得新加坡人民紧紧团结在推进社会繁荣与发展主流价值旗帜之下。
3.以“多元包容”为核心，维护种族团结
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的复杂社会，导致国民国家意识淡漠，使得维护种族团结与和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中之重。多元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要求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包容”观念培养，以此促进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公民群体和睦团结，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李光耀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我们不分人种、语言、宗教或文化上的差别，而将他们融汇一致。”
语言包容。新加坡将马来语定为国语，但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所有官方文书、政策宣言均使用四种语言，新闻媒体也同样使用四种语言。在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一为英语，一为母语。这些具体的语言政策体现出一种语言包容，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
宗教包容。公民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是新加坡的又一大特色。新加坡宗教派别众多，公民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印度教、基督教等。据调查，在全国10岁以上的人口中，信教者占86%左右。为了避免宗教信仰差异导致民族分裂，新加坡制定了“联合祈祷文”,将各种宗教之间相近的价值观、美德标准和基本原则转化成他们和谐共处的基础，使各派宗教信徒不因各自不同的信仰和仪式而影响沟通。
文化包容。在文化政策上，新加坡政府十分开明和开放，平等包容地对待每一个种族的文化，所有民族的重要节日均设为公假日。每年都有华族文化月、马来文化月、印度文化月等。在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中贯彻这一理念，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同进步。
三、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特色
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具有独特性，一是聚焦共同价值观建设，二是注重整合教育资源，三是学校教育体系多元融合。
1.聚焦共同价值观建设
五大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内容既包括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也实现了融合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化。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导致国民国家意识淡薄，而建国之初尚未形成自身特有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为此，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从强调国民归属意识到儒家文化、宗教信仰，最终凝练出新加坡社会特有的五大价值观，形成以五大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内核，并引领新加坡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在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面临严峻挑战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加坡政府强调“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提出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时，坚持东方和本国的思想文化根源。既要尊重和学习西方崇尚科学、效率、法律、民主的意识，也要珍视东方儒家文化，弘扬其自强不息、勤劳节俭、守信和睦的传统。这样，在社会核心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个人德行塑造上，体现出新加坡的特色。新加坡领导人根据本国国情，找出东西文化中最适合新加坡发展需要的部分予以整合发展。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公开发表，标志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正是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独立的新加坡精神，并贯穿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始终。
2.注重整合教育资源
新加坡人口种族较为复杂，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存在较大差异，仅依靠学校意识形态教育难以确保教育效果持续提升。因此，新加坡注重整合不同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积极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团体等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价值，以此形成意识形态教育合力。除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外，还通过家庭教育、宗教活动、政府导引等方式渗透国家意识形态，把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社会化、行动化，通过具体可行的家庭伦理规范、社会活动，实现道德要求生活化，形成全社会育德。具体而言，一是开展全国性意识形态教育主题活动并将它常态化。例如，开展“国家意识周”“全国礼貌运动”等，使广大民众在活动中悄然接受教育。二是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新加坡对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都有严格的管理，使之传递正向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助力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三是政府十分重视自身形象建设。新加坡法律十分严苛，对公务员要求也十分严格，通过规范教育和严厉惩戒，保证政府廉政，政府以身作则地践行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为广大民众树立了榜样。
3.学校教育体系多元融合
新加坡十分注重学校意识形态教育，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要求，在小学、中学、大学开设不同内容的意识形态教育课程。通过正规课堂教学向学生传递系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小学强调良好品德和良好习惯，中学强调社会核心价值观，大学强调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另外，非正规课程是新加坡学校意识形态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专门的社会实践主题、节日仪式活动主题等纳入课程，有专门课时、专任教师和教学主题设计。通过活动培养学生助人为乐、帮助弱者、甘于奉献的精神，引导学生向上、向善、向美。学校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正规课程与非正规课程相互配合，实现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良性互动、有效转化，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水平。
（来源：《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年第18期）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业已成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在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之一就是新加坡一直十分重视学校德育，特别是对学校德育途径的不断变革和创新。研究新加坡学校德育的途径，对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
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主要包括开设学校德育课程、组织课外德育实践活动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经过不断地反思、变革与创新，新加坡的学校德育途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开展富有实效性的学校德育
（1）开设德育课程。新加坡学校德育课程紧扣国家德育目标，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做到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部根据不同时期德育的需求，结合儒家传统教育、生活与成长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全民性改造教育四大内容，多次变革德育课程，先后采用过《儒家伦理》、《生活与成长》、《好公民》、《社会知识》、《生活教育》、《公民与时事》、《公民与道德教育》等教材。经过不断反思和改进，德育课程具备了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一直是新加坡学校的必修课，是公民德育的主要途径。为了加强德育课教学，政府要求学校设置德育研究室，校长必须兼任德育教育室主任；挑选合格的德育教师授课，定期对德育教师进行培训，并考察其品行；德育课分数计入学生升学考试总成绩。
（2）加强德育教材建设。新加坡德育教材体系完备，设计科学合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教材的综合设计。教材包含课本、学生活动作业、教师手册（参考书、教学要点、参考答案等）和视听教材（录音带、教育电视、透明软片等），内容丰富，体系完备。二是教材结构严谨，充分考虑学生道德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德育教材体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小学到大学，针对不同的对象，注意德育内容的循序渐进，课程由浅入深”，系统地向学生传授道德观。三是教材内容通俗易懂。德育理论与现实并重，少抽象重实用；版面设计新颖美观、充满生活情趣。例如《好公民》教材分为六个层次，小学一至三年级主要了解自己和周围环境，分别学习个人修养、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学校；小学四至六年级侧重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与发展，分别学习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该教材以新加坡四个不同种族孩子的日常生活为故事框架，适当穿插历史故事、寓言和童话。由于德育教材贴近生活，使得学校德育更能适应现实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提高了德育的实效性。
（3）创新德育课堂教学方法。学校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按照“六顺”、“七结合”的德育原则，不断变革德育教学方法。所谓“六顺”，即顺理（晓之以理）、顺情（动之以情）、顺性（遵循个性及特性）、顺势（根据形势需要）、顺利（因势利导）、顺真（实事求是）；所谓“七结合”，即学校与家庭、社会相结合；德育与生活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结合；共性教育与特殊教育结合；无形教育与有形教育结合；大节教育与小节教育结合；物质奖励与荣誉感教育结合。在德育教育中动之以情，在教授过程中晓之以理，依学生个性和不同年龄特征予以教育，因势利导，针对国情，实事求是。
一是灌输和启发相结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例如德育课通常以情境模拟开始，教师综合运用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和道德认知发展法，组织学生讨论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的思维，然后运用文化传递法导入课文。二是广泛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从学生认知特点出发，普遍运用教育电视、教学软件、投影仪等现代教育技术，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强烈的道德动机。三是德育的跨学科渗透。通过创设和利用其他学科知识所具有的德育情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例如新加坡语文教材中载入华族的节日、礼仪、风俗、音乐、戏曲、神话、家庭观、奋斗史等，其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吸收儒家的孝亲、礼让、睦邻、公德心等价值观。此外历史、地理、宗教等课程都规定了德育目标。这种寓德育于各科教学的做法，是新加坡学校德育富有成效的重要原因。
2.组织形式多样的课外德育实践
新加坡十分注重德育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结合，通过课外德育辅导活动和社区德育实践来巩固学校德育的成果。
（1）丰富的课外德育辅导活动。为了有效地实现学校德育目标，新加坡学校普遍开展了五项德育辅导活动：①榜样—以能够认真履行国家德育目标所提倡的价值观的人作为学生学习的楷模；②阐释—教师向学生解释社会规章制度和道德规则的意义，帮助学生理解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③规劝—通过师生推心置腹的谈话，教师激励和规劝学生履行所学到的价值观；④环境—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德育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⑤体验—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正面经验和积极的体验，了解道德要求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这些活动对于学生在实践中形成良好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规范的社区服务活动。新加坡教育部推行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计划，旨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小养成服务精神。该项计划包括六方面内容：“好朋友”计划；关怀与分享计划；负起校内的领导责任；到福利收养所和儿童组织服务；清洁环境计划；临时服务，如春节慰问、慈善乐捐等活动。为落实该项计划，新加坡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如文体、清洁、植树、忠诚周、尊老敬贤、文明礼貌月等。社区服务是对德育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增加了学生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培养了社会责任感，实现了知行统一。
3.重视德育资源的社会整合
新加坡非常重视学校德育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强化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等途径，为学校德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巩固学校德育成果。对此李光耀指出，在学校里灌输儒家伦理道德“还得靠师长的典范、家长的影响、社会的提倡，从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此，新加坡强调学校应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各学校也都建立了家长联谊会。同时，政府十分注意营造良好的社会德育环境，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礼貌活动，如敬老周、睦邻周、同心周等；创建互助合作的文明社区；推行道德法制化，运用法律杠杆，严格监管新闻媒体和个人行为。“严明法制下的全社会多方位德育，是一种既避免了泛政治化，又与实用主义的发达经济相融合的德育”。由于较好地整合了家庭、社会的德育资源，所以新加坡的德育实效性十分显著。
二、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根据搜狐教育频道进行的一项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显示，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其中最不满意的是学校德育和教育腐败问题。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校德育课程的实效性不强
（1）德育课程内容过于空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课程内容过于理想化和政治化。我国德育目标预设为社会本位，致使学校德育内容一贯注重社会价值，强调社会利益和个人义务，忽视个人的正当权益。一些大而空的政治道德要求一直存在于学校德育之中，空谈政治，唱高调现象十分普遍。高大空的德育内容严重脱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致使道德理论难以解释社会现实，教学内容不能令人信服，教师教学缺乏信心，学生学习缺少诚心，学习德育课只是为了考试。调查发现，65%的学生认为，大学德育只是一味强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很少有人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予我们“何以成人”的建议和帮助。二是学校德育层次不够科学，本末倒置多次重复现象严重。近几年我国教育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我国对小学生进行的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中学生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的是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教育”。本末倒置的德育模式违背了教育规律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影响了德育实效性。另外，同样的德育内容，从小学到大学多次重复，加之晦涩的词藻，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厌学情绪。
（2）德育方法重灌输轻启发。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注重的是道德的文化保存功能，重视道德教条的灌输。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接受的是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教条式的道德观念”。教师常用道德说教的德育模式，把学生看成毫无分析与选择能力的容器，对学生进行强迫性、命令式的道德知识灌输，不顾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接受能力，忽视甚至否定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锻炼，就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也使德育过程缺乏师生情感互动，德育课堂枯燥乏味。
2.学校德育的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德育的目的是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以及道德知识的践行，德育的立足点必须是实践。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囿于课堂教学，侧重理论说教，即使教师精心备课、苦心讲解，德育课堂仍然是一场“独角戏”。近年来，我国部分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德育实践教学，开展了诸如青年志愿者、学习雷锋等活动，但由于经费、人力等困难，德育实践的规模和范围十分有限。另外，有些学校在开展这类活动中，存在着简单化、形式化的倾向，真正目的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教学评估，重形式轻效果，使实践环节的德育功能大打折扣。
3.忽视家庭和社会德育资源
家庭德育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学校教育长期受升学率的影响，重智轻德现象十分普遍，教师与家长关于学生德育的沟通几乎没有。同时，我国当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相应地伦理道德也处于转型与重建过程中。在此期间，新旧道德相互激荡，善恶界限模糊，正义感责任感丧失，荣辱观扭曲，各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严重污染了社会道德环境，腐蚀了青少年的心灵。家庭和社会德育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学校德育功能的发挥。
三、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与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的比较分析，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和新加坡政治制度不同，但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有诸多相似之处，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1.改进学校德育课程与教学方法
学校德育应与学生的年龄阶段和心理特征相匹配，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课程内容和德育方法。
（1）制定科学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道德认知力与判断力有很大差别。德育目标应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依据教育发展规律，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渐进，逐层递进。小学生处于感性认知阶段，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可从身边的人和事出发，侧重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文明礼貌与行为习惯；中学生处于理性认知阶段，应对他们进行道德规范和准则教育；大学生认知发展已基本成熟，对他们则应进行道德意志、道德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课程内容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一些道德规范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教育部门应加大对德育研究的力度，探索德育发展规律，及时更新道德规范，从而增强学校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德育教材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特点，注重生活性和实用性，减少抽象理论；版面设计应新颖美观、充满生活情趣，增强视觉冲击力。例如，在德育教材中适当穿插历史故事、寓言、童话和插图等。
（2）变革学校德育的教学方法。一是应注重灌输和启发相结合。道德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灌输。我国传统的德育灌输模式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今后仍有一定价值。同时，学生良好德行的养成还需要不断地启发与引导。我国学校德育的强迫灌输模式，割裂灌输和启发的有机结合，忽视学生的道德能动性，致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教师应采用互动式教学，通过讨论、体验、陶冶、引导等途径，让学生参与教学，形成知识迁移。二是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音像教学、情景教学等方式，促进课堂德育的有效性。三是在各科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借助其他专业课平台，通过创设和利用专业知识所具有的德育因子，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例如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通过渗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学生树立自立、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
2.注重德育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道德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学校应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德育中的作用，切实加强德育实践教学环节。现代德育理论研究表明，社会实践对学校德育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实践中，学生的道德认知得到强化，情感受到激励，意志得到锻炼，最终促使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新加坡的德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研究成果。因此，学校德育必须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加强德育实践环节。当前各级学校应安排并落实德育实践教学经费，配备必要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学校周围鲜活的生活素材去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其精神，培养其良好的行为，促进德育的实践性、体验化和实效性。
3.充分挖掘家庭和社会的德育资源
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证明，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形成潜移默化的德育合力，是学校德育成功的根本保障。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最需要的是“推进学校联系家庭和社区，增加师生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和机会”。
（1）开发家庭德育潜能。家庭是人们接受德育最早的地方，家庭环境的熏陶影响着子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子女“要认识自己父亲身上的那些道德财富，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荣誉课”。因此，我们应积极构建学校与家庭沟通的长效机制，如家长学校、家长会、家庭教育委员会等，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系。家长学校开展有序列、有针对性的家长道德培训，帮助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提高家长的道德素养，传授德育知识，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平和技能。学校和家长会、家庭教育委员会一起，定期举办“讲道德家庭”、“和谐家庭”和“优秀父母”等评比活动，将学校与家庭紧密联系起来，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德育环境。
（2）凝聚社会德育力量。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发挥社区作用，建立德育基地，实现学校德育实践教学环节和社会德育平台的对接。学校与附近社区密切配合，搭建德育实践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走进家庭和社区，帮助孤寡老人、贫困家庭和残疾家庭。推行道德法制化，开展法律、法规教育，使学生知法、懂法、守法；严惩不道德行为，优化社会德育环境。充分利用社会教育阵地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宣传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公民道德的重要性，构建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大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虚心学习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的成功经验，认真反思我国学校德育途径的弊端，从而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科学的途径开展学校德育工作，为提高我国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公民做出贡献。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8期）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与完善，逐步形成了与其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相适应的、集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体系，为增强国民身份认同、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有效性与其不断反思和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了解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对于我们在比较中借鉴吸收其积极经验、推动德育课程开展，以及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推出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一）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推出过程及主要举措
自1959年自治以来新加坡的中小学公民教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年-1982年）是学校伦理和公民教育课程设立与改革反思阶段；第二阶段（1982年-1992年）着重推行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课程；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停止了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课程，重新恢复公民教育课程并不断改革完善。从1992年起，新加坡小学各年级使用新编的《好公民》教材，中学也依据新加坡教育部颁布的《新公民道德课程的草拟大纲》陆续开设了“新公民学”、“公民与道德”等课程。进入21世纪，新加坡教育部门不断拓展“以学生为本，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理念，积极向学生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强化根植新加坡的信念，进一步推动了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改革，着重加强中小学生品格教育，实现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结合。
为了推动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新加坡于2009年分别成立了中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SERI）和小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PERI）。2010年12月28日，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长黄永宏在出席校长委任仪式时，公布了中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公民教育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学是青少年自我肯定和经历各种转变的重要时期，在关注课业的同时，不能忽略他们的心智发展。学校应加强师生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心理和职业规划辅导。报告提到的具体建议包括实行每周一节的“班主任”课、设立一对一的师生交流时间、避免在中学四年里更换学生的正副班主任、在学校设立学生中心、改进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网络、推广海外浸濡活动和户外学习等。与此同时，报告也认为，教育部应继续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还有课程辅助活动，双管齐下向中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为了落实中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新加坡教育部于2011年专门成立了品格与公民教育组，协调各校的国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工作，全面规划学生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此外还委派提学司何品领导工作小组，结合不同学校的优秀教学案例，制定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原则，编印品格与公民教育工具手册，为广大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为了更系统化地在学校贯彻品格与公民教育，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于2011年9月在教育部工作蓝图大会上指出，新加坡教育未来发展的重点是“以学生为本，以价值为导向”，要在原课程基础上推出新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该课程由两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全国统一的内容，另一部分则是校本内容。与此同时新加坡教育部还与包括养正小学在内的八所中小学校合作开展试教新课程，为将来正式推出这套课程做准备。2011年11月8日，新加坡教育部和国立教育学院联合主办首届“品格与公民教育大会”，推出了为学校制作的一套策划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指导资料，旨在推动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让孩子在学校塑造良好的价值观和品格素养。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在会上表示，学校在教给孩子们如何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要培养他们塑造自信心、决心、应变能力、责任感和协作精神，这些都是最值得赋予的素养，只有具备了这些素养孩子们才能获得成功。因此，虽然品格与公民教育被认为是最难教的一门学科，但新加坡教育将坚持以“品格培养”为发展导向，把建立品格教育作为教育部整体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2012年11月14日，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在视察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试点学校“养正小学”时正式宣布将于2014年起在中小学全面推出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随后新加坡教育部还启动了新品格与公民教育师资培训工作，并且要求每所中小学配备品格与公民教育导师。新家坡教育部要求每所学校推荐两名具有丰富的品格与公民教育工作经验的教师分批次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培训，以通过学习适用于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教学方法与技巧，知道如何发展与设计课程内容，并且指导本校其他教师。在2013年，大约有700名教师接受了培训，为2014年全面启动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做了充分的师资准备。而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适应全面推行新课程的需要，新加坡教育部一方面推出了教育伙伴资讯手册，指导学校加强与家长、校友和社区的联系；另一方面还于2013年3月29日开通了“教育伙伴（家长）网站”（ParentsinEducation，简称PIE），提供教育新闻、育儿贴士、学校课程资料以及可协助家长在家指导孩子的教学资源，家长可以便捷从网站下载儿歌和华文语文游戏等，以促进家长与学校的合作。
（二）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
1、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主要目标
新加坡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以“建设合适的学校文化、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确定课程内容、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等”为指导方针。除了在各学校开设专门课程外，还将课程内容融入到其它必修课、课外辅助活动和学校教职员工发展项目中去。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立足于新加坡公民教育的传统，契合全球化的实际，其宗旨是通过灌输学生价值观以及教会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培养品行端正、具有良好价值观、对新加坡具有强烈归属感的负责任的公民。围绕这一宗旨，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在品格培养方面，要求学生首先从“知己”开始，不仅要具备自觉性和自信心，而且能够通过自我觉悟了解自己、管好自己，发挥自己所长。然后要做到“知彼”，懂得待人处世之道，与他人交往时善于待人，能够与他人建立起良好关系，同时应该具备理性判断能力，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并坚守原则。
在公民教育方面，首先是要培养学生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忠诚感，树立为国家利益、防卫与安全献身的精神；其次是具备恻隐之心，关心社会，愿意尽己所能服务于社会；再次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尽力促进社会凝聚力与种族和谐；最后是具备对社区、国家及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认识及反省能力，做一个积极的新加坡公民和世界公民。
2、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教育部于2014年按计划在中小学全面推出的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首先开课的是小学一二年级和中学一至五年级学段，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将在2015年开设新课程。新课程通过三大概念，即身份（Identity），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和抉择（Choices），向学生传达尊重、责任感、正直、关怀、应变能力、和谐六个主要价值观，引导学生从自身出发延伸至家庭、学校、社区、国家和世界六个层面的反思。
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将之前开设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国民教育、人格形成教育、级任教师辅导时段、性教育课程、网络健康和社区服务等通过系统整合纳入到新课程框架。[1]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全国统一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是校本内容，其中全国统一的内容是核心部分。以小学低年级的课程为例，新课程包括用母语授课的品格与道德教育课（30个小时）、学校校本课程（15个小时）和班主任辅导时段（15个小时）。
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特别注重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以学生的日常生活为背景来教导价值观，希望让学生的学习更实用和更有意义。例如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就包括“如何适应开学第一天的变化”，中学一年级的课程包括“适应新学校”等内容。对于新课程的校本内容，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个性和家庭背景对课程进行自定义，如此前作为试点学校的养正小学就曾按照新课程的三大概念设计了一套教案，安排小学一年级学生在上完有关保持环境清洁的课后，参加动物园的学习之旅，学习保持环境清洁的精神要如何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并反思个人的抉择对自己和社会的影响，取得积极成效。新课程还鼓励家长、社区与学校合作灌输品德教育，以强化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价值观。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就认为，品格与公民教育不单是学校的活动，品格教育最终还是家长很重要的责任，而且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过程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新课程在小学阶段还附上了“家庭时间”，提供建议让家长促进亲子关系和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实践并巩固孩子在课堂学习的价值观。
为了配合新课程，新加坡教育部同步推出了新课本，其中小学以《好品德，好公民》课本取代原有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本。此外，新加坡教育部还将不时更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材和资源，并会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全国和世界问题的讨论，确保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二、新加坡推出中小学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启示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高度重视在中小学开展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教材内容，不断改进教育方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道德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也形成了公民教育的新加坡特色，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对我国开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也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做法。新加坡中小学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推出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1、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并主导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承担起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的责任。进入21世纪，新加坡教育强调以“品格培养”为发展导向，将建立品格教育作为教育部整体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为了推动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品格与公民教育组，为新课程的推出起到了协调和组织保障作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加坡教育部门在对公民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能够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发挥学校的作用。此次课程改革能够启动，小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PERI）和中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员会（SERI）对于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新加坡基础教育的批评和改革发展建议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来自各中小学对于公民教育课程实践环节的意见和建议在新课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以学生为本，既坚守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又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在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的成功根源于其在国家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2]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始终坚守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并且强调将对学生的知识、技能传授与共同价值观灌输相结合。此次贯穿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中的尊重、责任感、正直、关怀、应变能力、和谐六个方面的主要价值观，正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核心体现。与此同时，新加坡中小学公民教育也强调以学生为本，积极主动适应国内外社会变化和发展。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对学生价值观和品格产生影响的因素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必须通过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来积极应对新的挑战，努力培养心智健全的新加坡新一代公民。
3、遵循教育规律，有序推进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新加坡公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始终尊重并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有序推进。此次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从启动改革到全面实施，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新加坡教育部在根据各方建议确定了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后，于2011年首先与包括养正小学、毅道中学在内的八所学校开展新课程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又着手举办两年一度的品格与公民教育大会，旨在传递政府关于课程改革的政策主张，创造教师交流学习平台。期间，新加坡教育部还推出了品格与公民教育工具手册，建立专题网站，提供课程资源，编写新教材，开展覆盖全国中小学的新品格与公民教育导师培训工作。在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新加坡教育部才确定在2014年正式实施新课程。
4、致力于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资源，注重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实效性。
新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注意发挥学校在教学中的积极主动性，强调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成长环境等确定校本内容，但也指出学校不可能也无法包揽一切。因此，新课程呼吁家长和社区积极配合学校。家长作为最了解孩子的人，应该与学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社区作为新课程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品格实践的重要场所，学校必须高度重视其作用并与之建立协作关系，只有有效整合学校、家庭、社区资源，协同行动，才能进一步内化并巩固孩子在课堂习得的价值观，体现教育的实效性。为此，新加坡教育部专门组织编写了旨在推动学校加强与家长、社区联系的教育伙伴资讯手册，开通了教育伙伴专题网站。
（来源：《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年第5期）
一、新加坡新品格与公民教育提出的历史背景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的成功不光靠政府的能力，还要靠人民的良好品质。”而公民的良好品质取决于良好的公民教育，良好的公民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凝聚力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加坡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都十分重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革新。
独立前的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公民教育以伦理和宗教课程为主，70年代转变为把道德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线，并加强学校课外实践活动。1981年，中学生必修课程中又加入了宗教知识，利用不同的宗教教育方式，养成学生良好的道德。1988年，新加坡教育部修订了新的小学道德教育教材《好公民》，并随后成立儒家伦理委员会，将儒家伦理加入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公民教育课程之中。1990年，新加坡通过《宗教和谐维护法案》，学校从此以公民教育取代道德宗教教育。1998年，新加坡发布教育的新三大政策：创新思维教育、信息科技教育和国民教育，目的是培养出共同的国家意识，同时还兼顾认知和情感，使学生了解自身对今日和将来的影响。1999年，新加坡修订公民教育课程标准，积极推行国民教育，目的是让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得到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教育。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根据1999年公布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编写了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公民与道德教育》。
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各个国家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在2011年9月的教育部工作计划研讨会上说到，“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从美国和欧洲逐渐转移到亚洲，这将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很多机会，但是，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大约有1.2-1.3万名毕业生要和1000万名毕业生一同来竞争，因此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也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这也是考验我们的决心、凝聚力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年轻国家来说，更需要公民共同的价值观、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而要确保新加坡更好地发展，更加需要有良好价值观的公民。而良好公民的培养，需要我们不时地调整、提高、改善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要把价值观和品格发展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为了使公民教育更加与时俱进，确保学生能够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21世纪，新加坡政府和教育部将于2014年推出新品格与公民教育（TheCharacterandCitizenshipEduca-tion，简称CCE），并从2014年开始，新CCE课程将被引入小学和中学（详见表1）。
新加坡新CCE课程将通过三大概念，即身份（Identity）、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和抉择（Choices），向学生传达六个核心价值观，即尊重（Respect）、责任感（Responsibil-ity）、应变能力（Resilience）、正直（Integrity）、关怀（Care）、和谐（Harmony），引导学生在六个层面进行反思，即从自身出发延伸至家庭、学校、社区、国家和世界（详见表2）。
三大概念是新教学大纲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三大概念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源于现实生活中精心挑选的案例。例如，2011年，新加坡教育部同八所学校合作试教新课程的过程中，养正小学采用新课程的三大概念设计了一套教案，小学一年级学生上了有关保持环境清洁的课后，参加动物园的学习之旅，学习保持环境清洁的精神要如何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并反思个人的抉择对自己和社会的影响。参与计划的养正小学公民与道德教育协调员切尔碧发现，学生到动物园时不仅自己没有乱丢垃圾，还互相提醒不要那么做。可以发现，通过指导学生思考自身的习惯、价值观、态度、能力和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中的不同体验。表3显示了这三大概念是如何与其拓展的六个层面相联系的。
新课程融入了学生的日常经验值得肯定，但与现实的真正融合却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养正小学五年级学生苏姵轩认为，目前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缺少了现实生活的例子，“课本只教导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人，但没有提到搭乘地铁时要如何同老人互动，例如我们让位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希望新课本会提到我们生活中常发生的事。”表4即是新CCE课程就中学生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具体操作的具体案例设置，其展现了三大概念是如何充分体现的。
由此可见，新CCE课程既延续了以往公民教育课程的部分内容，又有其不同之处，即更重视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重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以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为背景，鼓励家长、社区同学校合作灌输品德教育，建立学生社交和情绪管理技能，培养学生互相理解的价值观，激励他们去关注其生活的世界，并能够正确处理和他人的关系。
三、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及措施
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在首届NIE-MOE品格公民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公民教育所期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它？”“我们多久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等。
王瑞杰认为，公民教育的预期结果主要有四方面内容：其一，我们的学生应该成长为忠诚的公民，有强烈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致力于我们国家的幸福、国防和安全；其二，学生应该学会关心他人，并愿意为改善他人的生活做出积极贡献；其三，在我们这个多种族社会，我们的学生应该被培养成对社会文化敏感，努力为促进社会凝聚力与和谐做贡献的人；其四，我们的学生必须有反思和应对社区、国家和全球化问题的能力，并能够做出明智和负责任的决定。而支撑这些结果并确保我们这些结果得以实现的即是六大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也是新CCE的基础。
新CCE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呢？总结起来，新CCE主要通过与政府、学校、家长、社区等各方面的合作来确保新CCE课程的有效实施。
（一）政府层面
1.建立CCE分支机构、援助系统
新加坡教育部于2010年11月开始实施新CCE，并于12月份建立了CCE分支机构，以支持学校的新CCE课程，该机构将致力于新CCE教学大纲、学习目标和教学材料的设计，确保新CCE课程的实施能够和学生的生活以及学校事件相联系。该机构还将根据学生当前的经验和环境为新CCE定期提供和更新教学与学习材料，对学校、中层管理者和教师也会提供相应的指导。
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将逐步建立一套援助系统，以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发挥潜能的机会。在未来，还将实施以下策略：显著提高贫困学生的经济援助；为学校提供资源，给予贫困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加强学校与校内学生托管中心之间的协调；动员社区资源，以加强援助；通过对“教育储蓄”进行调整，以表扬及奖励表现杰出的学生，从而以更全面的方式给予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多帮助。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将推出一项品德奖，提供更多活动成就奖，不断调整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让更多家庭总收入不高的学生受惠。这些措施将完善以价值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也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和鼓励。
2.更新课程资源
新加坡教育部将不时更新新CCE课程的内容，确保课程内容与时俱进。为配合新课程，教育部推出了新课本，小学以《好品德，好公民》取代现有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学生将有机会参与讨论当前国家和全球问题，如教育部将设计一套“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教学配套资源，协助学校带动学生讨论教育和国家问题，通过新加坡对话机制，学生有机会向新加坡政府和教育系统贡献他们的想法。这些意见也将上传到教育部和全国对话委员会。所有学校也都为教师配备了方便学生与新加坡对话的“适时”计划（Just-in-Time）。又如先锋小学为提高学生学习华文华语的兴趣，校方把每个星期三的母语课定为演艺课，为加强德育熏陶，将《弟子规》融入公民与德育课程。
新CCE课程还关注学生社会技能与情绪管理的学习，重视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旨在让学生掌握技能以掌控情绪、关怀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社会与情绪管理技能包括：自我层面的认知（SelfAwareness）、自我规范（SelfManagement）、社会层面的认知（SocialAwareness）、人际关系处理（RelationshipManagement）、负责任的决定（ResponsibleDecisionMak-ing）。自我层面的认知和人际关系处理技能可以很好地帮助一个人调节自身的压力，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就会使人的压力、疾病、精神抑郁等风险降低。对于儿童和年轻人，冲动控制和压力管理等自我管理技能可以帮助学生们在玩耍之前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也帮助学生处理如愤怒和焦虑等负面情绪。这些课程资源的更新为更好地实施新品格与公民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学校层面
1.鼓励教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
学校是进行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主要阵地，教师将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如讲故事、角色扮演、从实践经验中学习、课堂讨论和现实反映等来进行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相关的公民社会情感技能。在角色扮演中，学生易于学会接受别人的观点，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以及发展一种对别人的同情心。例如，育能小学（YuNengPrimarySchool）通过学校的各种课程和课外学习活动进行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情感能力的教育，积极与家庭、社区合作，通过回收废弃食用油和报纸，教给学生们要爱护环境，尊重人民的劳动成果。通过与星巴克进行合作在学校的花园中用使用过的咖啡豆作为肥料来种植农作物这样的方式，既增加了学生的见识，使他们了解了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还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了新加坡。北视图小学（NorthViewPrimarySchool）开始了一项“体验残疾人一天的生活”的活动，帮助学生培养同情心和鼓励他们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帮助残疾人等。
2.鼓励学生制定自己的计划
学校鼓励学生自己制定四年或六年计划，通过社区参与进行可持续学习，鼓励学生选择他们关心的社区问题，然后决定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对于年幼的儿童，他们可以将计划重点放在课堂或家庭中，对于年长的学生，他们可以同他们的同龄人一起发起改善学校和社区中他人生活的活动。如圣加布里埃尔中学（StGa-briel/sSecondarySchool）的四年计划，通过每一个层面的主题来引导学生，从中学一年级的“爱学校”到二年级的“爱环境”，从三年级的“爱社区”再到四五年级的专注于老年人的活动。
3.加强体育、艺术、音乐等的教学
体育、艺术、音乐等课程可以增强学生的体格，增加学生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同时还可以塑造学生个人文化修养，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因此，新加坡教育部认为在新CCE课程中应加强体育、艺术、音乐等课程的教学。如教育部将增加中小学生体育课程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从1.5小时增加到2小时；小学3-6年级从1.5小时增加到2.5小时；中学1-4年级从1小时增加到2小时。通过健身、增加知识与技能、改变态度等方式促使学生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思陵中学（SiLingSecondarySchool）开设了户外教育课程，学生通过团队建设、攀岩和滑绳等活动来树立自信心和自律精神。
4.创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新加坡教育部部长认为，学校网络健康的原则是“尊重自己和他人”和“安全、负责任地使用网络”。位确保学生能够安全、自律地使用网络，学会尊重他人，不在网络上乱发布信息而伤害到其他人，新加坡教育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增强学生的价值观，坚定学生的信念，使学生明白网络空间有其独特性，也有其挑战性。
目前，网络健康的主题也融入了教材中。对于小学生来说，健康网络的运行需要教师指导进行。从2013年开始，新加坡将中学生网络健康课程融入到了新CCE课程中，中学生将有4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网络健康课程。除此之外，教育部还会为学校的网络健康项目提供必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将教会学生网络空间的适当网络礼节和自我管理策略。学校也将对网络欺凌（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等行为进行相应的纪律处分，并且要让学生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例如，德惠中学（TeckWhyeSecondarySchool）开发了一个平衡的在线网络，通过和家长支持委员会（ParentSup-portGroup）合作进行体育活动，来增加家长的参与，增强亲子关系。
（三）社会和家庭层面
对于孩子的品格与公民教育，父母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使新CCE有效地实施，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也应该在家里进行巩固。新CCE课程也包括“家庭时间”，比如，为更好地促进亲子关系以及使家长和孩子能够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并为其提供建议，实践孩子在课堂学习的价值观，新课程还建议家庭设置“活动中的价值观”等活动。在中学阶段，“反映和行动”为学生在家庭或社区中进行更深层次的巩固、学习提供了便利。又如，和之前孩子带回家的“学生档案记事簿”只有红色和黑色的标记不同，自新CCE课程实施后，将为家长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关孩子成长的一些客观评价，这种措施将会在小学推广，将有利于父母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孩子，与学校合作共同规划孩子的未来。
四、启示
（一）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教学目标，注重培养国家认同感
在我国，2004年初步拟定的《新公民读本》的培养目标是：1）从学生品德教育开始，建立学生是非观、理性及责任感；2）以学生发展心理为基础，协助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促进人格的发展；3）以公民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意识，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4）尊重个体差异，指导学生掌握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的方法。总的来说，该培养目标涵盖了学生身心方面的发展以及与家庭、社会的关系，但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并没有详细说明。公民意识首先是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离开国家就无公民可言。新加坡政府的每一项公民教育政策都强调公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对国家的认同感体现在一件件小事情上，如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不乱插队等，这一件件小事都体现出一个人的素质，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爱护。因此，在遇到事情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为我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教育所注重的。因此我们的公民教育课程目标设置应该首先关注公民的国家认同，然后根据时代要求，适时调整教学目标，明确应该如何进行具体操作。
（二）融入日常生活经验，与现实紧密联系
当前我国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无论是高中、初中还是小学）多是以升学为目标，较少关注孩子的品德发展，致使我国的公民教育名不副实，与现实相脱节。例如公交车上的让座问题，新加坡的品格和公民教育可以细致到对学生的思维、语言表达等进行指导，使自己让了座位而不让别人感到疑惑。而我们的学生尽管知道应该给需要座位的人让座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真正有需要的人到公交车上时，学生却无动于衷，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起来把座位让出来”，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礼仪只是理论。这种现象体现了我国公民教育的缺失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北京师范大学丛立新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再不重视公民教育，就会与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要求相脱节。”所以，学生如何将学到的知识很好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进行，如学校可以通过召开家长会，请家长配合，共同塑造孩子的良好品格，把现实生活中良好的表现作为孩子成绩的一项评估标准等。
（三）多层次实施公民教育
新加坡将公民教育拓展到音乐、美术、体育等多种课程中，以此来培养他们的各种道德品质。而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中的公民教育与学术界渴望的公民教育还是有 距离的。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教他们如何“成才”的地方，而不是教他们如何“成人”的地方，学校是他们的“地狱”，而不是“天堂”，学生不愿意去学校，学校里的气氛是压 抑的，没有欢乐而言。可见，我国当前的课程没有把公民教育的理念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各科课程当中，同时公民教育课程的核心价值也不够鲜明。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课程改革中应该关注的方面，我们应该在学校课程设置中多层次实施公民 教育，拓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的品德，把他们培养成为良好公民。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数字素养成为人们融入数字社会的关键。为了提高国民数字素养，促进人们的数字参与，从而融入数字社会，新加坡通信与信息部（MinistryofCommunica-tionsandInformation）于2018年6月发布了《数字化就绪蓝图》（DigitalReadinessBlueprint）。基于该报告，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加坡推动全民数字素养发展的举措，以期为我国提供借鉴。
一、提出背景
为了实现数字化转型，自2006年起，新加坡政府先后发布了两个国家战略计划。首先是在2006年6月发布的为期10年的“智能国”（IntelligentNation）计划，该计划旨在大力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将新加坡打造成智慧城市。就具体战略而言，新加坡政府关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人才培养、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发展，以及对经济领域与政府部门的改造。在达成“智能国”计划的目标之后，2014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智慧国”（SmartNation）计划，该战略计划为前一个计划的升级版，其目的在于实现新加坡的数字化转型，包括卫生、交通、教育、城市发展、金融等领域的变革，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在具体建设方面，该计划提出三大框架，分别为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在建设数字社会方面，政府旨在增强数字包容性，即确保所有的新加坡公民都有机会接触到数字技术，并帮助所有公民习得数字技能，以及知道如何安全自信地使用技术。为使人们能够在数字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新加坡政府将对提升公民数字素养、鼓励公民的数字参与等方面予以支持，而《数字化就绪蓝图》便是上述目标与举措的系统论述。该蓝图也代表了新加坡政府与来自私营部门、民间团体的合作伙伴的承诺，他们承诺在建设新加坡“智慧国”的过程中以公民为中心，促使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技术所带来的益处。
《数字化就绪蓝图》特别强调数字化就绪度（DigitalReadiness）。蓝图指出，数字化就绪度包括数字获得感、数字素养、数字参与三个方面。数字获得感指人们能够接触到数字技术且拥有负担得起的数字基础设备；数字素养指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与技能；数字参与指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活质量，如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等。除了上述三个方面，数字就绪度还包括减少数字技术带来的诸如网络暴力的负面影响，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在网络上建立社区。基于上述内容，蓝图提出了战略目标，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全民拥有实现数字化交易的工具和途径；二是全民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信心和动力；三是全民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生活质量；四是每一种数字产品或服务的设计面向所有用户，并以使用的便利性与直观性为目的。
《数字化就绪蓝图》中“全民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信心和动力”正是国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内容，这也是新加坡此前发布的有关数字技能培养举措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例如，新加坡教育部曾推出《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ICTMasterplanforEducation），其中提出构建学生学习平台以及网络健康课程的建设等。本文就蓝图中与教育领域相关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结合蓝图中的相关举措，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公民的数字素养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新加坡提升国民数字素养的举措
（一）增强数字访问的包容性，为人们的数字获得与数字参与提供便利
蓝图指出，连接至网络、获取在线信息、访问网络社区的方式与手段是数字化准备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如今的数字访问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指拥有计算设备和互联网连接，还包括其他的数字要素。对此，蓝图阐明了四个要素，即拥有数字设备、确保网络连接、实现电子支付、构建数字身份。除此之外，鉴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蓝图指出，数字服务中的工作坊与公共资源应有多种语言版本，从而为公民提供便利，并确保每位公民都能够理解和享受到技术所带来的益处。
面对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蓝图强调为他们提供相应支持，以增强数字访问包容性。在支持老年人的数字访问包容性方面，公共图书馆可为老年人提供每天一小时的免费上网服务。同时，为减少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障碍，新加坡各社区中心、公共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会为前往该处的老年人传授基本的数字技能，并为他们推荐相关学习资源、协助报名相关课程，以帮助他们提升数字技能。另外，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nfocommMediaDevelopmentAuthority）设立了数字诊所（DigitalClinics），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在支持残障人士的数字访问包容性方面，政府设立科技辅助基金（AssistiveTechnologyFund），为残障人士购买科技辅助器材提供补贴，以帮助他们实现生活独立。此外，政府可与私营部门、民间部门开展合作以帮助残障人士使用数字技术。例如，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Singtel）与TOUCH网络健康中心合作，为有智力障碍的学生提供网络健康工具包。新加坡电信的创新中心与工程技术中心还联合组成了辅助科技中心（TechAble），为残障人士提供辅助设备评估服务，并帮助他们了解有助于日常生活与就业的设备。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使用IT计划”（En-ableITProgramme）能够帮助残障人士学习如何使用技术，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就业能力。
（二）明确基本数字技能要义，开设数字技能课程
蓝图指出，在数字化社会中，人们不仅使用技术，更要拥抱技术，将技术融入生活，自信且有效地使用技术。在新加坡建设“智慧国”的理念下，数字素养被定义为：人们有信心、能力、动机去使用数字技术。具体而言，数字素养可以简单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知道什么是数字技术以及如何使用它，第二层是能够批判性地思考所接收的信息并辨别信息的真伪。
蓝图指出，数字技能课程应包括人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本数字技能，以鼓励人们（尤其是对数字技术不太精通的人）接纳数字技术。蓝图列举出了新加坡公民所需的三大基本数字技能框架，分别是信息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交易能力。信息管理能力是指利用网络搜索信息的能力；沟通能力是指使用电子邮件及如何发送在线信息，从而与他人进行沟通与联系的能力；交易能力是指进行线上购物、执行网上银行交易、使用无现金支付方式，以及使用政府提供的数字应用与服务的能力。除此之外，蓝图指出，为巩固这三项技能，还需重点关注网络安全。
基于上述基本数字技能框架，蓝图提出了基本数字技能课程，以用于培训。基本数字技能课程包括四大板块，分别为信息管理与交流（ManagingInformation&Communication）、数字交易（TransactingDigitally）、访问政府服务（Ac-cessingGovernmentServices）、网络安全（StayingSafeOnline）。下文将对数字技能课程各板块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进行阐述。信息管理与沟通板块的教学目标包括能够运用网络搜索信息，能够与人在线交流、互动、分享、合作，该板块的教学内容包括网上冲浪、聊天应用程序与电子邮箱的使用。数字交易板块的教学目标包括学会在线购物，学会注册与使用数字服务，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线上购物、电子支付和银行应用程序的使用。访问政府服务板块的教学目标为能够使用政府部门提供的应用程序完成注册和交易，该板块的教学内容为政府提供的数字服务以及应用程序的使用。网络安全板块的教学目标为理解和应用基础的信息技能和网络安全技能，其教学内容包括网络安全，网络诈骗、虚假新闻的识别。
（三）提升公民信息和媒体素养以辨别网络虚假信息
在信息化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部分用户借助网络肆意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2018年1月，新加坡成立了网络蓄意欺诈专责委员会（SelectCommitteeonDeliberateOnlineFalsehoods），专门研究网络欺诈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委员会认为，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对网络欺诈的关键在于提升公民的信息和媒体素养。
为提升个人识别网络虚假信息的能力，蓝图建议为公民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和媒体素养资源，包括如何识别网络虚假信息的内容等。蓝图指出，资源应有多种语言版本，从而为母语为非英语的公民提供便利。截至目前，政府部门已为加强信息和媒体素养做出一定努力。例如，媒体扫盲委员会（MediaLiteracyCouncil）发起的“打造更优良的互联网”活动，面向青少年、家长、老年人和一般大众群体，旨在促进人们安全地使用数字技术，并为自己使用技术所做出的行为负责。新加坡国家图书馆（NationalLibraryBoard）推出全国信息素养计划“S.U.R.E.”，旨在帮助公众在上网查找资料时查证与判断信息真伪，其中S.U.R.E.分别代表信息源（Source）、理解（Understand）、研究（Research）、评估（Eval-uate）四种信息素养。此外，民间和私营部门的部分培训机构通过为学校和行业雇主提供相关培训课程，提升公民的信息与媒体素养。
蓝图指出，公共教育的成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除了通过公共教育的方式提升公民的信息和媒体素养，各部门还需为打击虚假信息做出努力。因此，新加坡可效仿其他国家，建立事实核查机制，将此作为一种资源，供任何想要核实信息真伪的人使用。这一机制可由传媒学校、新闻机构、技术合作伙伴共同管理，以确保其长期运作。
（四）关注儿童与青年的网络健康教育，树立正确的态度与价值观
蓝图指出，如今的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未来数字劳动力的主力军。除了关注与网络健康相关的技能培养之外，还需重点关注态度与价值观培养，从而促进儿童和青年在数字时代的蓬勃发展。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应对网络空间的相关风险问题，新加坡教育部为学生、教师、家长提供了网络健康课程资源（MOECyberWellnessResources），该资源中除了包括一系列课程外，还提供了最新的网络发展趋势与话题、实用小贴士与链接。该课程资源旨在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和健全的价值观，并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解决冲突、培养责任感。此外，蓝图指出，学校在开展网络健康教育课程的同时，还可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如讲座、工作坊、网络健康日、网络健康周等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学校也可借助网络健康学生大使（CyberWellnessStudentAmbassadors，CWSAs）的影响力，促进学生创建安全友好的网络社区。另外，蓝图指出，TOUCH网络健康中心在学校的网络健康课程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负责更新学校的网络教育课程板块，而且负责举办各类活动，例如，举办演讲活动、让学生干部在学校社区就网络健康与媒体素养发起倡议等。
在儿童和青年的态度和价值观培养方面，蓝图指出，需帮助他们意识到如何使用技术做好事。例如，他们可以利用数字空间发起网络募捐活动、创作有意义的内容等方式来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社区也可增加一些活动（如让学生向自己的祖父母教授数字技能等）以在网络应用方面树立正确的态度与价值观。
（五）促进企业与社区共同为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做出努力
蓝图指出，在帮助公民获取技能和接纳数字技术方面，企业具有一定优势。企业自身可组织实施相关培训来帮助员工做好数字化准备。例如，新加坡星展银行（DBS）对1500名员工重新实施技能培训，帮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为促进企业参与数字化准备，蓝图建议设立“数字参与承诺”（DigitalParticipationPledge），使企业自愿承诺为新加坡的数字参与和数字包容提供支持。承诺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帮助员工习得工作所需的基本数字技能，确保员工有机会适应技术变革。例如，为员工推荐包含四大基础数字技能（思维、数据、技术、革新）的“数字工作场所的未来技能课程”（SkillsFutureforDigitalWorkplace）。
第二，为客户提供有关数字化服务的教育。例如，为缺乏数字知识的客户提供体验式学习之旅。第三，从用户角度出发，设计简单而直观的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例如，为用户构建反馈渠道。第四，为数字化准备活动和倡议提供支持。例如，企业为面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建设项目提供援助；苹果、微软等科技公司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合作，开展面向残障人士的培训。
此外，社区也可通过举办与数字技能相关的学习活动，帮助公民提升数字素养。例如，东北社区发展委员会（NorthEastCommunityDe-velopmentCouncil）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联合举办了“东北地区老年人互联网冲浪训练营”（NorthEastEldersurfIntergenBootcamp），该训练营旨在向老年人传授有关移动设备使用的基础技能，如连接无线网络、拍摄照片、发送信息、创建谷歌账号等。
三、总结与启示
新加坡的《数字化就绪蓝图》是基于新加坡“智慧国”计划所提出的报告文件，其目标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蓝图指出，数字素养不仅指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与技能，而且包括批判思维与辨别网络虚假信息的能力。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各个组织提出不同的理论框架，如欧盟发布的《公民数字能力框架2.1》指出，数字素养包括信息与数据素养、交流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报告，提出了数字能力的七大领域：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职业素养；《爱尔兰数字技能框架》以地铁线路图的方式指出数字技能框架的六大方面：工具和技术、发现和使用、交流与协作、身份与健康、教与学、创新。上述框架的提出可为我国构建基本数字素养框架提供理论基础与参考。
在提升数字素养的举措方面，蓝图提出了构建基本数字素养框架、加强网络健康教育、提升信息与媒体素养等举措。相较于国外，中国在数字化建设与教育信息化方面已发布了一些政策，例如，《“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关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2019年度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的通知》《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等则是关注教育信息化。然而，截至目前，国内还未对数字素养框架做出明确定义，也缺少相关的国家级数字素养建设工程。由此，笔者基于新加坡《数字化就绪蓝图》中提升数字素养的举措，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加强中国数字素养的培养。
第一，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培养的前提是数字环境的建设。虽然目前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仍然导致少数人群没有移动设备，无法连接至互联网，他们没有接触数字技术的机会，进而数字素养的培养也无从谈起。因此，政府需进一步完善网络宽带的建设，并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一定补贴或制定惠民政策，确保数字设备的普及度。
第二，明确数字素养框架，开设全民基础数字技能扫盲课程。接入互联网与拥有移动设备为培养数字素养提供了物质基础，除此之外，还需明确人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数字技能，即构建数字素养框架。在此基础上，可构建面向大众的数字技能扫盲课程，并为特定的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定制相关基础课程，提供志愿服务与帮助。此外，课程内容需强调在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第三，提升公民信息和媒体素养，加强网络健康教育。数字素养的层面不仅是停留在技术的使用，而且是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具体而言，可以体现为网络健康课程的设立，在学校开展课程教学的同时，可以结合社区开展实践活动，定期举办公益讲座，增强公民对于网络健康的意识。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第8期）
2014年我国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细化，并将其基本内容写入德育相关学科教材中。新加坡于2010年提出了“21世纪技能框架和学生学习成果”（21 Centu-ry Competenciesand Student Outcomes），对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进行改革，并在2014年颁布了《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小学》（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以促进21世纪技能更好地落地实施。德育课程在培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核心素养方面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研究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对我国的德育课程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材编排：综合交叉，螺旋上升
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andCitizenshipEducation，CCE）是新加坡21世纪技能和学生学习成果框架（见图1）的核心。它强调核心价值观（CoreValue）、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SEL）、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的内在关系。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有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结构，整个课程包括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级任老师辅导课（FormTeacherGuidancePeriod，FTGP）、品格与公民教育校本课程（各类活动，如周会、课堂教学等）以及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并在小五、小六教育指导单元增设性教育课程（成长岁月系列），作为必修课程，照应学生的发展需求。
（一）整体编排与课程内容呈综合交叉、螺旋上升趋势
新加坡依据《课程标准》编写了《好品格好公民》与配套活动本（练习本），全套为12本；《级任老师辅导课》（FTGP），全套为5本（5、6年级共用一本，其他每年级一本），分别对应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与级任老师辅导课，整体编排紧扣《课程标准》，呈综合交叉、螺旋上升趋势。
《好品德好公民》旨在培养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等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级任老师指导课》旨在培养关爱、尊重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但与公民道德相关技能的内容均渗透于两套教材中。如：《好品格好公民》中二年级主题三“快乐地在一起”第三课《我们是好朋友》，“我”能和来自国外的朋友好好相处，体现了对学生环球意识的培养；四年级主题四“心系祖国”第二课《美好的回忆》，“我”为新加坡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培养学生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体现了对公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培养。《级任老师辅导课》五年级第二学期其他栏目《我在社区中的角色》，引导学生如何在社区中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充分渗透了与公民道德相关的素养，呈综合交叉趋势。
两套教材内容编排也呈综合交叉趋势。《好品德好公民》中的关怀价值观，让孩子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关怀一下自己（一年级主题三“快乐地在一起”的第一课《我的心情》）；教会孩子在小组活动室，专心聆听，轮流说话，尊重和关怀他人（该主题第三课《先听后说》）；让孩子学会关怀家人，对他们负责任，让他们感到快乐（该主题第五课《快乐的家庭》）。同一个主题同时培养几种核心价值观，呈现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综合交叉。《级任老师辅导课》教材编排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把教材分为互动时间（In- teractionTime）和课程（Lessons）——针对小一小二，五大技能之间呈现综合交叉。一二年级的互动时间都分为“感觉健康和高兴”“了解我的老师和朋友”“我们一起好好学习”三个主题，每年级共13小节（见表1）。三至六年级的互动活动根据课程大纲进行，不过并未写入教材（见表2）。五大核心技能在该教材中的综合交叉如：四年级第二学期主题三“我为我们团队做了积极的贡献”，该主题明确标明为学生的关系管理，不过该主题中学生不仅需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和职责，而且需要在和别人交流时，尊重他人，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这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培养和关系管理等。
《好品德好公民》从关怀自己、他人、家人到邻居，一二年级主要集中在个人、家庭、学校，中高年级逐渐拓展到社区、国家和世界，体现螺旋上升的趋势。《级任老师辅导课》在编排上虽未涉及到国家和世界层面，但从个人意识开始，逐渐拓展到家庭、学校和社区，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
（二）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时安排
在时间分配上，小学阶段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略微差异（见表3）。小一至小六均安排三类课程，小五小六增加一门性教育课程，占据4个小时。另外，每周各门课程的教学时间分配也不同。低年级阶段（小一至小三）每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1小时，级任老师辅导课30分钟，周会（校本课程）30分钟；高年级阶段品格与公民教育课每周1.5小时，级任老师指导课和周会与低年级一样。总的来说，课时安排逐渐增多，课程内容编排逐渐丰富。
二、培养目标：各有聚焦，兼顾融合
这两套教材各有聚焦，分别承担品格与公民教育中的两大部分（核心价值观、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同时两者内部相互交叉，既涵盖核心价值观，又培养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更涵盖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
（一）《好品德好公民》聚焦核心价值观，兼顾其它价值观
《好品格好公民》该套教材专为培养小学生的六大核心价值观（尊重、关爱、正直、和谐、坚毅不屈和责任感），同时兼顾了其他价值观。这六大核心价值观在该教材中反复出现。对每一节课中明确标识的学习成果进行统计，可以得出以上规律（见表4）。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各种核心价值观，就出现的频次来看，关爱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尊重与责任感。在多种族、多文化的新加坡，关怀、尊重是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同时，各个核心价值观在年级上分配不均，这主要体现在坚毅不屈和正直价值观上。这其实不难发现，教材内容安排照顾了儿童的身心发展，低年级的学生年龄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还不能很好地做到坚持、正直的品格。
除此之外，每一年级都会兼顾一些其他价值观，如勇敢、自信、爱护环境和以身作则的领导力的培养等。一年级主题一“我的新天地”第一课《新的开始》和二年级主题一“我的新天地”第一课《我能面对》均强调遇到问题可向他人求助，勇敢面对新的生活和改变。二年级主题二“我能够自立”的第四课《当我们同在一起》，教会学生知道自己是特别的，要对自己有信心等。六年级主题一“选领袖”中的“奶奶讲故事”《大禹治水》告诉同学们，一个好的领袖必须以身作则，才能获得大家的尊敬，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二）《级任老师辅导课》聚焦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融合网络健康教育、教育与职业指导、自我防卫
《级任老师辅导课》旨在培养学生的五大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管理和负责任的决定），并纳入了网络健康教育、教育与职业指导和自我防卫（小一至小四）等内容，帮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实践核心价值观和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这可以从对该套教材中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及其他内容的统计频次发现（见表5）。
从五大技能出现的频次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自我管理（21）、关系管理（19）、自我意识（17）、社会意识（12）和负责任的决定（11）。自我管理、关系管理是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中最重要的，其次是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这可看出新加坡21世纪人才培养的趋势是注重个人、关系的意识与管理的培养，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控制情绪、关怀他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地应付生活中的挑战。
《级任老师辅导课》聚焦于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并融入网络健康教育（CyberWellness）、教育与职业指导(EducationandCareerGuidance)（3~6年级）和自我防卫（1~4年级）。新加坡的品德教育与时俱进，跟随科技发展的需求，自一年级开始对学生的网络健康进行教育。如：一年级第一学期课程主题八《安全上网》，让学生学会三条安全上网的规则，分别是多问父母或者老师；只和你认识的人说话；点击你父母或者老师允许的网站。又如六年级第二学期主题三《诈骗和垃圾邮件》，教给学生一些诈骗信息和垃圾邮件的特征。比如，询问用户核实个人信息；要求用户紧急回复；邮件含有拼写错误；邮件中有链接让用户打开或点击等。这对电子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尤为重要。
另外，级任老师辅导课还对学生进行教育与职业指导，小学阶段（3~6年级）主要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和选择合适的中学。五年级第一学期主题三《创建一个自我展示》，让学生写出或画出自己的兴趣和优势，如喜欢的活动和擅长的活动，指导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所了解，建立自我意识。六年级主要集中在教育道路制定和选择中学，如六年级第一学期主题一《我的教育道路》和主题三《选择我的中学》，前者写出长期职业目标或者愿望并写出实现该目标或愿望可能的教育道路，后者指导学生选择中学，教给学生选择中学应考虑的要素——根据喜好写下三所中学，并写出进入这些学校的成绩要求和需要采取的行动等。这不仅让学生制定目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还指导学生思考实现目标应采取的行动。
最后，级任老师辅导课还包含了自我防卫，指导学生保护好自己。如一年级第二学期主题一《触摸意味着什么？》，要求学生在身体上不能被触摸的部位画上叉；该学期主题三《避免糟糕的触摸，保持安全》，指导学生当遇到不好的触摸时，要告诉一个你信任的人；尽快远离这个人等。除此之外，还指导学生在使用网络时，也要注意自我防卫。如三年级第一学期主题四《我了解你吗？》，告诉学生在上网聊天时要注意安全，在和别人上网聊天前要取得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意；只和真实生活中了解和信任的人聊天；不要在网上泄露个人信息；不要同意和不了解的某个人见面。该板块结合了实际问题以及真实需求对学生进行指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培养特色：重视文化，突出特色
多文化、多种族的新加坡，非常注重各种族文化的融合，同时结合学校、家庭和社区资源对学生进行培养，重视儒家传统文化，但又不失新加坡特色。以下从这两套教材中进行分析。
新加坡一向比较重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好品德好公民》与《级任老师辅导课》均在部分课程后编制了家庭时间（FamilyTime）,要求学生和家长或监护人共同完成。《好品德好公民》每年级均会安排7次家庭时间，让家长真正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中。如：一年级主题四“充满活力的岛国”第三课《我是新加坡人》的家庭时间，要求家长和孩子谈谈在新加坡的童年生活，让孩子更了解其成长的地方，使他们更爱新加坡。也可以带孩子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日常生活用品展，看看新加坡以前和现在的生活，让他们体会自己所拥有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指导父母把家庭教育的资源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级任老师辅导课》教材目录前除了“给学生的话”和“前言”，还专设“告家长书”（MessageforParents），告诉家长该课程的理念和目标，可能进行的活动，学生将会学到什么，怎么学习，尤其提到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时间需要家长一同参与，共同为孩子的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培养提供支持。除此之外，家庭时间分布虽然不均，但是每年都有家庭时间安排（见表6）。如二年级第二学期主题五《处理朋友和自己之间的分歧》，家庭时间要求学生和父母或者监护人分享自己和一个朋友或者学校同学的分歧，并一起探讨对那些与自己有分歧的朋友或者学校同学可以做出的行动。这不仅让家长了解孩子的社交情况，也有助于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社交技巧。家庭教育在儿童教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表6各年级家庭时间出现的次数
除了注重家庭教育之外，《好品德好公民》中既重视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又突出新加坡教育的特色。这可以从每一主题中的“奶奶讲故事”中看出（见表7）。如：铁棒磨成针、孔融让梨、闻鸡起舞、管鲍之交、屈原背米、十八缸水、大禹治水、唇亡齿寒等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妆艺大游行、咖喱鱼头的故事、慈善之父、组屋楼下、公园连道、五元树、心连心、同心协力战胜非典型性肺炎突出了新加坡自己独特的教育文化和特色。
四、启示
根据以上文本分析，现将该两套教材编写的特色总结如下：第一，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在规划课程标准时，主要的考量是新趋势和世界走向，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环球化和科技发展。新课程所关注的不是学校活动的形式，而是密切配合国家的主要阶段成果和理想教育成果，确立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实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理想成果。第二，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教材编写不局限于一套教材。根据课程标准编制既明确却又不完全分离的教材，呈现出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趋势。第三，既注重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同时也要突出自己国家的特色。那么，我们在培养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中，德育在核心素养落实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对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两套教材进行文本分析，希望可以借鉴新加坡运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去落实和贯彻21世纪技能的方式，为我国建设核心素养，编写德育教材贡献绵薄之力。
（来源：《上海教育科研》2018年第6期）
2023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最新一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显示，由于新加坡学生在数学、科学及阅读领域的卓越表现，该国再次位居全球榜首。这一持续性优势与其系统化、规范化的教材开发体系存在显著相关性。新加坡中小学教材内容所蕴含的知识架构逻辑与教学方法创新，已被国际教育界视为解析新加坡教育奇迹的关键密钥。目前，新加坡名创版数学教材已通过17种语言版本在90余个国家教育系统中渗透性传播，这不仅验证了其教材体系的科学性与普适性，更在全球化教育资源配置中彰显了独特的品牌影响力。可见，优质教材既能通过结构化知识体系赋能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亦能借助教育成果的国际认可反哺教材品牌的合法化建构和全球化拓展。本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学理基础，通过阐释新加坡教材制度从殖民时期至后全球化时代的演进轨迹，深入探讨引发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系统揭示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机制与关键节点的交互作用，进而阐释其从本土化规范治理向国际化资源输出的转型逻辑，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推动中国教材“走出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镜鉴。
一、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自1819年开埠以来，新加坡中小学教材制度历经两百余年演变，逐步经历了从独立前的“依附化管理”、独立后的“在地化管理”、规范发展期的“统一化管理”、改革转型期的“市场化管理”到新时期的“混合式治理”的制度变迁轨迹（如表1所示），先后表现出高度依附性、国家化重塑、强国家主导、市场驱动的多元供给以及统分结合的稳健发展五个阶段性特征。通过持续的制度调适
与治理创新，新加坡成功实现从教材输入国向全球教育资源输出强国的转型，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教材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东亚实践范式。
（一）依附性管理与主权过渡：殖民遗产的制度困境（1819—1964年）
从1819年莱佛士（S.Raffles）爵士开埠至1959年成立自治联邦的140年间，新加坡作为英属殖民地，其教材供给呈现鲜明的依附性和分散性特征。英国殖民政府奉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政策，试图通过独尊英语、放任母语的制度设计，培养以“英语精英”为核心的亲英群体，维系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导致多源流教育体系下各族群教材内容迥异：英语学校沿用昂贵的英国进口教材，内容高度西化，与本地文化相冲突;华文、马来文与泰米尔文学校则分别使用祖籍国出版的教材，在原乡国教材的浸润下，不同族群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持续指向遥远的“祖籍国”而非居留地，导致新加坡社会深陷多元文化冲突与认同虚化的制度性困境。在1942—1945年的日据时期，原有的教材供给体系更是被打断，日本军政当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并大规模发行军国主义教材，加剧了新加坡教材建设的困境。
从1945年光复、1959年自治，到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再到1965年独立建国，在这短短20年间，新加坡教材的发展在当时“去殖民化转型期”的政治环境影响下经历了“马来亚化”理念与实践的博弈过程。殖民地当局与过渡的自治政府不满战前华文教材灌输中国意识的做法，先后宣布与推行了一系列控制华文学校发展、推广英文教育的新政策，通过改编华文学校教材，削弱或删除战前教材的中国意识内容，引进偏重本土文化色彩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教材增补了大量新马作家的作品和具有马来亚风貌的篇章，插图人物中巫族（指新加坡主体民族“马来人”）、华族、印度族各族兼备，符合各民族团结合作精神。教材“马来亚化”的实质是国家教育主权从文化依附向自主建构的过渡性实践，通过制度性调适，试图弱化不同族群对原乡国的依附，适应本国教育之需求，培养学生效忠本国之意识及与各民族和谐共处之精神，为后续民族国家教材体系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
（二）国家化重塑与认同建构：意识形态统合的本土实践（1965—1979年）
独立前，新加坡社会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族群”边界清晰，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缺乏凝聚力，根本就不存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集体国家认同观念，当时“新加坡人”的文化和认同是一片“空白”。各源流学校的教材几乎都来自新加坡之外，呈现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这种文化割裂不仅阻碍国家意识的形成，更衍生出“离散效忠”的政治风险。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教材被赋予超越知识载体的政治使命，成为弥合族群裂痕、熔铸价值共识的核心治理工具。政府迫切希望构建一种“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以实现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谐。为此，新加坡教育部首先全面承担起公民教育（Civics）和母语教材的全流程编写与出版工作，于1967年成立新加坡教育出版局（SingaporeEducationPublishingBureau，简称EPB）负责编写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三种母语教材，并确保各族裔学生能以相同价格获得。同年，教育部设立公民培训学科委员会，并成立教材和教学大纲部（TextbookandSyllabusSection）专门负责编写公民教育教材，1971年首次向华裔学生提供简体中文版公民教材，之后又分别用三种母语出版通用的公民教材，旨在使所有族裔学生接受统一的民族价值观教育。除这两科教材外，其他学科教材由1969年成立的课程发展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onCurriculumDevelopment）的非全职人员和商业出版社共同编写，当时有52家商业出版社参与竞争，几乎涉及所有学校科目。然而，由于当时教材开发尚未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开发人员多为兼职，难以专注于教材编写工作，例如科学教材的编写就依托新加坡科学教师协会这样的民间专业机构提供专业知识支持和教师培训。
（三）制度化建构与质量跃升：强国家主导的统一化管理（1980—1995年）
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末新学制（NewEducationSystem，简称NES）实施过程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挑战，新加坡教育部于1980年6月成立了课程发展署（CurriculumDevelopmentInstituteofSingapore，简称CDIS），这标志着教材建设进入了强国家主导的制度化、规范化阶段。CDIS通过三重制度创新实现教材治理效能提升：其一，实施“统筹开发、统一版权”的管控策略。CDIS承担教材编写者与教学大纲制定者双重身份，全面统编母语与道德教育（MoralEducation）两科教材，同时承担科学、数学、历史等其他学科教材编写任务，确保教材内容与国家教育目标精准契合。CDIS还独立出版大部分其他科目教材，只有少数科目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但教育部始终保留所有学科教材版权。其二，构建“编审—供给—培训”全流程质量监控体系。CDIS下设项目研发部、教育技术司（DivisionofEducationalTechnology，简称DET）、行政协调处三大职能部门，通过教材试用跟踪和动态评估、开设教师研习班、推动教材信息化等方式保障教材质量。其三，推行教育公平补偿制度。政府将免费教材供给纳入财政预算，联合FairPrice集团发起教科书循环使用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科书关爱网络。
CDIS教材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满足了本地教育需求，显著提升了新加坡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更为后续教材的国际化传播和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CDIS与泛太平洋教育集团（PanpacEducation）合作出版的第一套英语系列教材，因其优异的内容质量和创新的教学理念在全国中小学使用了十年之久。CDIS开发的初级中学科学教材凭借其科学的内容设计和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可，为新加坡学生在二十年后的国际学生测评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市场化探索与创新驱动：竞争机制的资源配置（1996—2012年）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度渗透，推动新加坡教材治理进入市场化转型的关键阶段。1996年新加坡教育部裁撤CDIS，成立课程规划与发展司（CurriculumPlanningandDevelopmentDivision，简称CPDD），标志着教材管理从“强国家主导”向“市场化开放”模式转变。在制度安排上，采取“统分结合、分类授权”策略：公民道德教育（CivicsandMoralEducation）、母语以及社会研究三科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商业出版社合作出版并共享版权（Co-publish），其余学科则通过出版社竞标获得开发与出版权，并可独立拥有版权。在这一新体制下，出版社依据课程大纲组建编写团队（30%为固定专职人员，70%为流动人员），通过定期轮流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和中小学选拔编写者，增强教材内容的教育实践性与政策回应力。教育部则通过审批制度规范教材质量与价格，确保教材符合国家课程标准并兼顾市场秩序。在市场化体制的推动下，商业出版社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使新加坡教材在内容更新的时效性、教学设计的创新性以及国际化拓展上均取得了显著突破，“一纲多本”的教材供给格局逐步形成，教材建设进入了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各大出版社积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课程标准为基准，开发出一系列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特色教材，为学校和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空间，部分商业出版社开发的教材在学术性和实用性方面甚至超越了CPDD自主编写的教材。正是这一时期，新加坡中小学数理教材因新加坡学生在1996年TIMSS测试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引起美国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自此，新加坡中小学数理教材开始走出国门，凭借其卓越的学术品质迅速在国际教材市场上崭露头角，并逐步成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教学资源。
（五）混合治理与全球拓展：弹性化管理的创新实践（2013年至今）
自2013年以来，为防范教材市场化进程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弱化风险，新加坡教育部通过制度弹性设计对教材采取“公私混合”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政府鼓励商业出版社参与教材开发与销售，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政府逐步介入教材建设的各项工作中，细化各项教材管理制度，有限度地收回核心权力，持续保持政府对教材强有力的问责和监管。
在教材开发环节，新加坡教育部采取“统筹为主、竞标编写”策略，CPDD统一编写公民道德教育、母语和社会研究三科教材，收回三科独家版权，仅授权名创教育出版集团作为服务供应商承担出版发行与海外销售。其他学科教材仍保留“一纲多本”模式，但引入了“政府参与、市场竞标”的新模式，打破了商业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垄断局面。商业出版社虽可独立开发教材并拥有版权，但需与CPDD及学生课程发展司（StudentDevelopmentCurriculumDivision，简称SDCD）公平竞争，接受市场和学校的双重选择。CPDD在实践中逐步扩大对其他学科教材开发的介入，从早期针对特定学科源流的定向开发，到与出版社开展协同编写，近年已发展至独立编写中学一、二年级数学及英语等核心学科教材。SDCD自2013年起专门负责小学公民教材《好公民好品德》和体育教材的编写。在教材审查监管方面，新加坡一方面构建了以教材评审委员会为核心、教材编写委员会（InstructionalMaterialDevelopmentCommittee，简称IMDC）为监督主体的双层审查体系来把控教材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契合度;另一方面借鉴域外出版标准，制定国家教材出版标准，并采取先行试水、动态评估等措施，在提升国家整体商业出版能力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教材开发出版的成本风险。在教材选用方面，新加坡教育部通过设立“经教育部审批的教科书清单”（ApprovedTextbookList）来规范公立学校的教材使用。为兼顾文学类教材选用的灵活性与思想性，促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新加坡也允许学校在清单之外自主选择。
此阶段，新加坡在教材建设中通过差异化、多元化与数字化的创新实践，构建了兼顾本地需求与国际视野的现代教材体系，新加坡品牌教材在国际市场上声名鹊起。在差异化教材开发方面，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分层教学资源，依据不同源流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能力，为华文、数学和外语等学科提供多层次配套教材，例如中学华文教材分设高级、快捷、普通和基础四级，在教材层面上有效实现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在国际拓展方面，新加坡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教材已被多个国家纳入其国家课程体系，特别是数理教材已成为美国、英国、智利等国中小学课堂的核心教学资源。2024年，新加坡的数学与科学教材被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正式采纳，惠及逾2000所公立学校140余万名学生。此外，本地华文和泰米尔文教材也不断出口至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彰显了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影响力与教育资源输出能力。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自2023年开始，新加坡“学生学习空间”（SingaporeStudentLearningSpace，简称SLS）数字应用平台进一步整合数字教材与其他教学资源，并制定数字教材推广蓝图，依据学生学段科学调控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使用比例，实现教育信息化与学生身心健康的协调统一。
二、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审视，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呈现“内生形塑、外源牵引与治理推动相互交织”的三维互动特征：文化观念作为内生性要素，通过共同价值观建构实现合法性认同;国际环境通过竞争绩效与资源重组形成外部牵引，驱动制度适应性调整;政府治理逻辑则通过政策工具选择与制度设计，主导变迁路径的方向与节奏。观念、情境与治理的三维结构性要素，在历时性互动中形成动态互构关系，最终形塑了新加坡独具特色的教材治理模式。
（一）观念要素：共同价值观的建构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其民族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构建面临着多元民族文化冲突、国家认同感虚化和分裂、道德危机、宗教冲突等多重挑战，构建一个支撑起民族国家制度的民族共同体、促进种族和谐、熔铸共同价值观，成为新加坡民族国家建设的严峻任务。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种族和谐、文化共荣的“多元一体”国家，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就将多元种族政策庄严载入宪法，这深刻影响着其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和教材制度建设的路向。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基本共识，将儒家伦理、马来社群主义与西方法治精神进行创造性融合，为新加坡教材的治理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础。
在这一价值理念指导下，新加坡通过开发在地化、本土化的公民、母语和社会研究教材来强化公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充分发挥教材在塑造共同价值观中的载体作用。特别是在华文教材建设方面，新版《华文伴我行》不仅注重融入本地文化与文学元素，还有机整合时事新闻内容，通过本土作家创作、经典文学本土化改编等方式，生动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适性。以教材为载体，新加坡成功地将一个长期受殖民统治、拥有复杂族群结构的国家凝聚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改革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这种独特的理念和实践模式，或可以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教材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情境要素：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
1996年之后新加坡教材的市场化转型决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外部情境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思潮不断介入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对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全球化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教育改革运动强调对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本身就是配置和调控教育资源的最有效手段，将表现主义引入教育系统中，强调竞争、排名和绩效，追求教育的“高效率”产出。在新加坡教材市场化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监管的撤退和私有化的引入，开放教材市场，释放商业出版社的自由与能力，使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达到最大化，充分激发和利用商业出版社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力，促使市面上形成了“一纲多本”的教材供给格局，显著激活了教材供给体系的创新效能。2000年，首批市场化教材从立项到出版仅耗时12个月，较CDIS时期效率提升60%。
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新加坡教材出版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市场竞争促进了教材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行业整合：新加坡国家印刷有限公司（SingaporeNationalPrinters，简称SNP）收购了EPB，并以EPB的出版经验为基础拓展至科学与数学教材领域。2000年，SNP与泛太平洋出版社合并，成立SNPPanpac集团，凭借丰富的出版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新加坡主要的教育出版社之一。后续经过一系列战略性兼并重组，直到2012年最终形成了以名创教育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大型教育出版实体，现成为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出版集团，也是新加坡教育部在公民教育、母语和社会研究教材出版领域的独家权威合作伙伴。
（三）治理要素：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
当全球化的驱动力使得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影响到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时，新加坡的教材治理模式呈现一种新样态：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DecentralizedCentralism），即政府一方面试图引进市场机制，采取鼓励竞争的策略促进教材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保持对教材市场的介入和问责，逐渐加大对各学科教材编写的比例和权重，加强与出版社的协作，尤其是重新加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教材的规划和控制，以“授权名创”的模式，确保新加坡教育部对教材内容、价格和质量的持续有效监控。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概莫能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各国都需要从意识形态维度加强政府对教材的整体规划和管理。经济全球化使新加坡青年日益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击，社会出现认同虚化和移民倾向等风险，促使政府深刻意识到完全放任市场将危及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与价值观统一，因此必须在教材治理上保持足够的制度干预和国家掌控力。
在东亚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种标准化的普遍治理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迁移性治理技术，在与本土制度元素的动态互动中实现适应性重构。新加坡教材治理的实践即体现为新自由主义逻辑与亚洲国家主义传统的策略性耦合。政府通过将市场竞争机制嵌入集权框架，在具体政策安排中既借助“刚性规则”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主导权，又通过“弹性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性与活力，从而在国家集权与市场分权的张力中实现治理逻辑的动态平衡，最终形成一种兼具东亚特色与现代治理效率的“去中心化的集权主义”治理范式。
三、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呈现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交互作用的双重特性：路径依赖即通过国家逻辑的制度锁定效应，推动教材体系沿“国家化重塑—强国家主导—权力收回”的轨迹渐进演化，而1996年市场化改革作为关键节点，以外源性冲击打破制度惯性，触发国家与市场权力关系的结构性重构。两者的历时性交互不仅重塑了制度变迁的复合动力机制，更通过刚性规则与弹性策略的辩证统一，驱动教材治理模式从本土化体系建设向国际化资源输出的战略演进。
（一）路径依赖：国家逻辑主导下的五阶段渐进式变革
制度在初创阶段的选择对其后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锁定效应，奠定了制度演进的渐进性与历史延续性。新加坡教材制度自独立建国之初便很快确立了以国家逻辑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并通过持续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稳定的制度惯性。政府将教材视作强化民族认同、建构国家意识的关键工具，在意识形态三科教材的管理上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控制权，尽管在部分学科教材管理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但国家逻辑始终在制度变迁中占据主导地位，彰显了国家教育主权的制度韧性。透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观念形成、政治动员、权力斗争、制定规则和合法化五个阶段，本文认为路径依赖机制在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表现为制度选择、惯性强化和规则优化的动态过程，并由此擘画出新加坡教材制度在国家逻辑主导下以渐进式的变革方式实现从依赖走向自立、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本土走向国际的稳健发展轨迹。
观念形成阶段的核心在于构建新制度的价值基础，通过明确制度目标和理念，赋予变迁合法性与方向感。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基于民族整合和国家建设的迫切需求，明确了以教材为工具构建国家认同与传播共同价值观的理念，不仅为制度的初始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更塑造了国家逻辑的主导地位。政治动员阶段注重通过组织资源和调动力量实现制度设计的实践化。政府通过设立EPB和CDIS，有效整合行政资源和专业力量，推动教材内容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管理，为制度实践提供了组织保障。权力斗争阶段的关键在于制度利益相关方之间围绕权力分配与资源掌控展开博弈。新加坡教材制度的演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CDIS时期的全面集中控制，到1996年成立CPDD后与出版社共享部分版权，再到2013年教育部重新收回三科教材独家版权、仅向其他学科释放有限竞争空间的调整过程，反映了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相互角力中，制度主体在权力优势下强化自身地位的倾向性。制定规则阶段旨在通过制度化的规则框架，将制度设计转化为具体的运行机制，以实现稳定性与规范化。新加坡教育部通过统一编制课程大纲与规范教材审查制度，构建了覆盖编写—审查—试用—使用的全流程教材监管体系，确保了教材建设的价值导向和长期稳定。合法化阶段则是通过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同，使新制度成为被广泛认可的规范性框架。凭借本国学生在国际测评中的卓越表现，新加坡教材在国际上备受推崇，进而完成全球教育品牌的合法性建构，彰显了以国家逻辑为核心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在教材质量保障与全球竞争力提升中的制度效能。
（二）外部冲击：市场逻辑推动教材国际化传播的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速度既可能表现为渐进式的演化，也可能呈现“革命式”的突变。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通常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或突发事件所引发，对现有制度框架造成强烈冲击，进而引发非连续性调整的关键时刻。外部冲击往往成为打破既有路径依赖的“活性因子”，通过创造全新的机会结构推动制度的动态演化。对于新加坡教材制度而言，1996年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推动下，CDIS在教材管理中扮演的全能型角色逐渐引发商业出版社的不满，同时全球化带来的教育需求多样化和师生诉求个性化，使得传统的“一纲一本”教材供应模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由此，新加坡教育部对原有高度集中的教材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裁撤CDIS并成立了CPDD，首次引入商业出版社独立参与非意识形态学科的教材开发，同时开启三科教材“共享版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实践表明，市场逻辑的介入显著提升了新加坡教材市场的供给效率，在推动教材内容多样化和促进市场繁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加速了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化进程，为后续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
1996年的市场化改革作为关键节点，不仅带来了新加坡教材市场的百花齐放，更为教材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新的制度路径。在政府与商业出版社，尤其是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协同推动下，新加坡教材通过“区域合作—本土适应—国际接轨—体系融合—文化兼容”的传播路径，成功实现了从区域市场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拓展。在起步阶段，区域合作与教育援助为教材国际化奠定基础。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周边国家成为了新加坡教材输出的首批目标市场。在本土适应阶段，本土化开发与适应性改编成为教材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商业出版社根据目标国的课程大纲和教学需求开发定制化教材，并提供配套海外教师培训计划以确保教材的高效应用。例如，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MyPalsAreHere”系列数学教材在美国改编为MathinFocus，该教材不仅对接美国计量单位与货币体系，还提前引入变量教学，更好地适配美国本土课程体系，成功打入美国主流中小学市场。进入国际接轨阶段，语言优势与标准对接为教材的全球适配与传播拓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新加坡凭借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优势，形成“以英语为媒介、多语辐射”的传播模式，使数理教材无需翻译即可进入欧美教育体系，并通过配套开发多语种版本拓展全球市场，从而为教材全球化输出奠定语言基础与传播通道，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名创教材还主动对标国际课程标准，如英国剑桥国际课程和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在教材内容与结构上实现高度兼容。在规模化输出阶段，与目标国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了教材的国际市场。如新加坡数学教材已被纳入美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为未来教师提供学习和应用新加坡数学教学法的机会。同时，出版社还通过与各国教育部合作，组织全球教育会议和高层学习交流等方式，增加新加坡教材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兼容阶段，情境转化与文化融合为教材的文化适应性提供支撑。如名创中学数学教材在采用享誉全球的新加坡数学教学法的同时，结合目标国内容引入货币换算和城市规划等生活化案例。近年来，华文教材在内容构建上不断突破“母语教学”的狭义范式，尝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新加坡本土与其他多元文化元素，以增强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可理解性与接受度。
四、对我国教材“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教材作为国家知识体系构建与意识形态传递的重要载体，其治理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直接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教育话语权的塑造。新加坡教材制度从依附性治理迈向国际化输出的转型经验，可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背景下推进教材“走出去”战略提供多维启示。未来，我国应构建以国家事权为制度根基、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文化内核、以传播共同体为关系桥梁、以数智技术为能力支撑的四维联动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内容原创、组织协同与技术保障的协同推进，助力中国教材从本土规范治理向全球化品牌输出战略转型。
（一）锚定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属性，建立全流程监管体系
从新加坡教材治理经验来看，坚持国家意志在教材编写中的主导作用，保持政府对核心学科教材的高度控制权是保障教材意识形态安全与质量标准的核心机制。事实证明，中央集权的教育系统在推动高质量教材开发与优质教育成果转化方面展现了显著优势。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同样需立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明确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本质属性，构建覆盖“编写—出版—审查—选用—评价”的全流程监管体系，确保国家对教材工作的战略引领与规范管理。
在教材编写环节，应依托国家级教材研究机构和专业智库的学术支撑，汇聚高水平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组建专兼结合的教材编写团队，尤其在三科统编教材编写过程中，要明确体现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教育理念和知识架构，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教育发展要求。在教材审查环节，应建立涵盖政治导向、利教利学、学术质量、文化适配、技术适切等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教材内容的智能化敏感信息筛查系统和溯源管理机制，确保教材内容始终体现国家意志，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与现实问题。在教材选用环节，建立科学灵活的“分级分类”供给机制，以国家课程教材目录为基本依据，结合区域教育发展差异制定动态教材使用清单。同时，强化中央财政的专项补贴政策，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优质教材资源在欠发达地区的精准投放与普惠共享。在教材评价环节，健全教材使用监测与评估机制，可建立三科统编教材使用情况常态化监测平台，通过抽样调研、课堂观察与在线数据分析等多元手段，系统追踪教材课堂使用情况、教师满意度和学生使用效果，定期开展教材使用评估，为教材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二）深植中华文明基因内核，打造“中国系列”原创性品牌教材
从新加坡教材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来看，文化主体性与学术原创性的深度融合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教育品牌的核心路径。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把握中华文明基因内核，依托原创性知识生产范式的系统重构，培育兼具文化标识性与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教材体系，为全球基础教育改革贡献具备文化厚度与价值高度的优质公共教育产品。
在文化深植层面，我国应着力做好对中华经典文化资源的传承诠释、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首先，积极推动“用经典”，即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深入挖掘以“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经典史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通过系统编排使其有机融入教材体系。其次，适当灵活“改经典”，以当代话语体系与世界教育改革需求为导向，对经典文本进行加工提炼，将传统的文化符号、伦理价值和生活智慧与现代教育价值观相融合，创新表现形式和叙述方式。再次，倡导尝试“造经典”，围绕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与文化创新成就，开发出体现时代风貌、兼具中国气质的全新经典内容，构筑具有世界认同感的“中国叙事”。在学术原创层面，应立足中国基础教育实践特色，聚焦数学、中文等优势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国际教育领域逐步形成中国知识标识和学术话语权。在品牌塑造层面，可借鉴新加坡教材国际化传播“核心标准保留、框架弹性适配”的营销策略，在保持中国核心课程标准基础上，根据目标国课程体系与文化特征灵活调整教材内容与表达形式，实现对国际教育体系的柔性嵌入。在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教材开发中，选取全球共通的伦理与跨文化交流等议题，引入中华文化中的普适价值与哲学智慧;在面向“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教材开发中，则可突出经济合作与社会治理等现实议题，以更务实和亲近的角度体现中国经验与智慧。
（三）构建教材国际传播共同体，增强教材全球嵌入能力
新加坡教材国际化的成功实践表明，教材的全球传播与有效落地，需要政府、出版社与高校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与深度互动。我国教材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应以政府为统筹核心，以企业为执行主体，以高校和智库为学术支撑，打造制度规范、空间开放、关系稳固的“教材国际传播共同体”，实现从单向内容输出到深层关系嵌入的转型。
首先，建立政府主导的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为教材国际传播提供制度保障。教育部可联合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等部门制定教材国际化认证和评估标准体系，积极推动与目标国的课程标准互认机制，通过制度互信打通海外市场准入壁垒，为教材国际传播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推动与目标国本地机构开展战略合作。我国出版企业可借鉴新加坡名创教育出版集团的成功经验，通过与海外本地教育部门、学校及出版机构合作，共同开发符合当地需求的教材产品，推进教材版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并协助政府系统化设计教材国际传播矩阵，创新教育外交模式，利用国际教育展会、教师研修项目、跨国文化交流活动等多元渠道，多维度讲述“中国教材故事”。再次，高校、科研机构与智库应积极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增强中国教材的学术影响力。高校与智库在共同体建设中应发挥自身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优势，依托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等平台，组织专家系统分析目标国的教育政策、文化背景及市场需求，助推教材产品更精准地适配海外教育市场。
（四）强化数智技术赋能支撑体系，创新教材国际传播范式
新加坡“学生学习空间”数字应用平台通过数字化资源的系统整合、师生互动的在线化支持以及教与学的动态监测反馈，显著提升了新加坡教材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与接受度。我国教材“走出去”战略应创新教材国际传播范式，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国际传播中的赋能作用，构建涵盖内容适配、师资培训、效果监测的系统化技术支持网络，推动中国教材高效融入目标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生态。
首先，着重打造集教材资源整合与动态适配于一体的多语种智能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依托该平台构建精细化的多语言教材资源库，系统性提升中国教材与目标国课程体系之间的精准匹配和智能推送能力。其次，建设虚拟教研与元宇宙沉浸式教师培训系统，助力海外教师深入理解中国教材的教学逻辑、教育理念及文化内涵，提升教材在课堂实践中的适用性与执行效度。再次，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教材传播成效监测与反馈机制，通过实时采集教材使用过程中的师生反馈与教学效果数据，形成数据驱动的闭环反馈系统，为后续教材内容的在地化修订和传播策略的动态调适提供实证支撑，推动中国教材国际传播实现精准化供给、智能化适配与内涵式发展。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26年第1期）
近年来，新加坡开启了以价值观教育为引领的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逐步构建起衔接大学预科、中学、小学的德育课程体系，分析这一体系的价值导向、学习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策略等，能为我国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借鉴和思考。2011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要建立“以学生为本（student-centric）、以价值观为导向（Values-driven）的教育体系”。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andCitizenshipEducation，简称CCE）一直被作为整个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核心之一。2014年，新加坡教育部开始实施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分别颁布中学和小学的CCE课程标准，继而于2016年颁布大学预科（Pre-University）的CCE课程标准。至此，三份课程标准共同呈现出一个贯穿大中小学并逐层衔接、循序递进的德育课程体系。
一、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下的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
美国新品格运动的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大多认为，几种价值观和美德共同发挥作用将能奠定个体的良好品格。新加坡CCE课程标准的制定者也持有相同的取向，认为拥有坚定价值观的个体在生活中将会表现更出色，生活更和谐，懂得关怀他人。“换言之，学生能够拥有坚实的基础以抓住未来的机会去寻找成就感和获得成功。”在国家层面上，培养每一名学生的优秀品格和坚定价值观，能塑造有责任心的公民，铸就国家的未来。“一个具有良好品格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新加坡公民，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这些核心价值观指引学生明辨是非，帮助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并认清自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引领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源自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家庭价值观、新加坡21远景以及国民教育信息（具体内容如下表1所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主要体现了新加坡社会各界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人们进行社会生活实践尤其是践行若干价值观的重要场所；新加坡21远景以及国民教育信息则体现了对新加坡国民的期待和对国家发展的愿景。
考量“新趋势和世界走向，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环球化和科技发展”，面向各级学校，新加坡的公民与品格教育提出了尊重、责任、坚毅不屈、正直、关爱与和谐这六项核心价值观念，将之视为“21世纪素养框架”的核心，更是“品格的基础、提供行为指南”：一个能肯定自我和肯定他人的人，会尊重自己和他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了解他对自己、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应尽的责任，并满怀爱心，全力履行职责；一个坚毅不屈的人拥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挑战时不屈不挠，并具备勇气、乐观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一个正直的人会坚持自己的道德爱心与同情心，并为改善社会和世界做出贡献；一个重视和谐的人寻求内在的快乐，提倡社会团结，并重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的精神。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还强调了核心价值观和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也称为“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内在联系。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可归纳成五种相互关联的技能：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管理、负责任的决定。学习这些技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控制情绪、关怀他人、作出负责任的决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地应付生活中的挑战”。社交与情绪管理教学的指导原则中指出，核心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为，个体行为必须立足于价值观，否则会导致目的和行为的不连贯；在稳固价值观基础上，有着社交情绪管理技能的儿童，将能显示出良好的品格和公民素养。公民意识、环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在未来活跃于社区生活，具有社会文化敏感度和认知度、国家与文化认同感以及环球意识。
二、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的一体化建构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将适合本国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念融入课程目标当中，主要运用了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内容整合的方式设计大中小三个学段的课程结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作为衔接大学预科、中学、小学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主要基于身份、人际关系、抉择三个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概念，延伸出不同生活层面的关键性问题。具体的课程教学中，强调运用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及多样化的评估工具和策略，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及“怎么做”，使他们掌握技能的同时更通过行动与反思深化价值观。
（一）课程目标：凸显价值观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以“传递价值观和培养技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品德的公民，并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总目标。围绕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再结合社交情绪管理技能，新加坡的CCE课程标准中统一将8项学习成果作为具体目标，再分学段制定关键阶段成果，构建了一个衔接大中小学的课程目标结构。
结合表2呈现的内容可以发现，在编排方式上，成果1至4依据个体品格塑造的要求，学习成果5至8则遵循公民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身份认知、文化觉识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等”。八项学习成果的文字表述中或直接点明了“正直”、“尊重”、“坚毅不屈”等价值观，或将若干价值观具体化为相应的个体品格与公民素养，在内容侧重上，尤其强调了责任和尊重这两项价值观，里克纳曾论述：“这两项价值构成普遍的公共道德的核心”，“尊重意味着认真对待某人或某事的价值”，以尊重为基础所延伸出的责任“强调我们关爱他人的肯定性义务”。关键性阶段成果以简单通俗的语言表述了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应逐步达成的目标，也是对相应价值观的理解、践行要求。小学和中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同情心、好奇心、创造力和探究精神，强调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学生学会承担家庭以及社会责任；同时也明白自己在打造国家未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学预科生侧重创新进取，学生能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价值观的基础上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沟通说服能力，“在课程辅导活动和学校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在更广泛的社区中通过发起活动来践行公民身份”，最终长成为贡献新加坡社会的公民。
（二）课程结构：多维式整合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课程设置，主要运用了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内容整合等方式以达成不同学段课程的衔接，呈现出了一个有主、有辅、有序的“一体化”课程结构。纵向维度上，大中小三个学段均设置了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作为核心课程衔接始终，校本课程和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面向中小学开设，同期水平课程（CohortLevelCCE）和定制学习经验（CustomizedCCELearningExperiences）是为大学预科专门设计的课程。横向及内容维度上，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主要围绕与个体品格发展和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领域设计相关内容，实现不同学段的递进和衔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不同教育阶段的具体目标，合理设置、调整不同学段乃至年级的德育相关课程或课程内容。
小学、中学阶段开设的校本课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学校依据现有条件设计与学校愿景相符合的课程，可以利用周会进行相关的教学，也可以根据学校价值观开展相关的课程；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的内容则根据学生年龄发展阶段特征有所调整。具体到小学阶段，级任老师辅导课程强调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的学习，主要由级任老师通过有意义的互动游戏活动与学生培养感情，课程内容包括网络健康、教育与职业辅导、自我防卫的内容，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实践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并强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五、六年级学生必修的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其主要内容是性教育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性是人格的基本部分，树立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
与小学相较，中学阶段不再专门开设级任老师辅导课，但这一课程中的网络健康、教育与职业辅导内容则纳入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当中。为此，新加坡教育部还分别颁布了《中学教育与职业辅导课程标准（2014年）》和《中学网络健康课程标准（2014年）》，作为相关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
面向大学预科阶段设计的品格与公民课可依据课程大纲所设定的“推进新加坡发展”（MovingSingaporeForward）、“与众不同”（MakingaDifference）、“为未来做准备”（BeingReadyfortheFuture）三个领域进行授课，也纳入了教育与职业辅导、国民教育课程、价值观行动计划与思考、性教育、网络健康等课程内容。同期水平课程涉及学校价值观课程、体验式学习、周会、个体或领导力发展课程、职业招聘等延伸课程；定制学习经验主要是同期水平课程中未包括的，有助于实现品格与公民教育目标的学习经验，如学生领袖的领导力培养、网络健康学生大使计划等。
（三）课程内容：“生活中的关键问题”
作为衔接新加坡大中小学德育的核心课程，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的内容设计首先择取了身份、人际关系、抉择三个概念。身份认同感与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有关，有研究显示，一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会影响个人的决心，因此，价值观有助于加强身份认同感。发展良好的身份认同感可以让个体清楚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以及独特性。人际关系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学生在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更易于接纳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确立身份和志向；同时，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本身和他人所造成的影响，明白自己对周围人的重要性。一个人所做的抉择反映了他的品格及价值观，也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抉择能够帮助学生把价值观付诸行动，即使是在面临压力和考验时，都能做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据此，新加坡CCE课标中界定了三大概念重点并设计了相应的首要关键性问题。中小学阶段，这些首要关键问题的设计意图在于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三个概念“是什么”、“为什么”；在大学预科阶段，问题设计侧重让学生结合个人的信念、目标和价值观，他人的利益乃至社会的福祉思考“如何做”，做出自主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中小学阶段，新加坡CCE课程内容主要聚焦三大概念，以生活为半径，依据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六个层面延伸出了相应的关键性问题。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围绕这些递进式的“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展开，并参考课标中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层面所例举的生活情境设计相关活动，让学生更好地建立对自身和社会的正确认知，于日常生活当中践行价值观。
如前所述，“推进新加坡发展”、“与众不同”、“为未来做准备”三个重点领域提供了大学预科CCE课堂的探究主题。这些主题内容的设计同样呼应着身份、人际关系、抉择三大概念及其衍生的“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如“新加坡身份”主题下设的话题“新加坡人的核心”、“新加坡身份是什么?”即是“身份”概念在国家层面关键性问题的深化。对于“新加坡身份”的探讨又与对价值观的理解和践行紧密联系：“探究今日新加坡社会成员所展示的价值观和态度，这些价值观和态度与过去的不同和相似之处；这些价值观和态度如何为新加坡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四）教学与评价：注重学习过程
品格与公民课程的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习的过程，强调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及“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技能，通过行动与反思深化价值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用适当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判断和抉择能力，注重引导学生针对具体情况展开分析、判断，确定自己行为的各种依据并为之负责，将自己个体行为的道德依据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
如中小学常用的叙述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兴趣选择各种文化故事、英雄故事或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加以讲述，学生也可以讲述亲身经历或自编故事，重点在于教师综合与拓展个别学生的观点、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引导学生在讲述或思考故事的过程中辨识自己的想法、信念和价值观，帮助学生了解实践良好价值观的重要性。大学预科阶段，情境和案例研究则能使学生将自己的知识应用于真实的问题中。学生在某些情境中扮演问题解决者的角色，教师注重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各方的情况、感受和利益，了解情境所描述的问题和事件背后的因素，进而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培养应用于其他亲身经历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
评估是学习和教学的重要环节，有效地使用评估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建构主义理论主张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并建议学生参与评估过程。”自我评估给予学习者自主权，学生参与评估自己的作业和监察自己的进度，学习为自己设定目标；教师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使学生学会自我省思和独立自主。同侪评估是形成性评价的一种，学生学会彼此给予反馈，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并以非批判性的方式与同学沟通。教师评估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教师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应清楚了解学生所要达到的目标，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所要解决的困难，并在各方面为他们提供改进的建议。
三、关于我国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讨论
德育是一个前后贯通的系统化过程，只有各个学段德育形成有机衔接、有序递进的教育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德育的整体育人功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下，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划德育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关于课程目标结构的构建、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有机整合、课程教学及评价的科学实施，可以联系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一）加强顶层设计，德育课程目标的体系衔接
德育课程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中，课程目标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价值观在课程目标中的转化，是德育课程有序衔接和最优整合，进而发挥整体性功能的首要条件。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当中，围绕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行为习惯、健康人格和心理品质等领域，尝试设定了“适用于所有普通中小学”的德育总体目标和学段目标。与新加坡公民与品格教育所设定的课程目标体系做一比较可以发现，新加坡CCE课标贯穿了各学段尤其是大学预科阶段，目标表述更为具体清晰，有机结合了相应的价值观和社交情绪管理技能，尤其体现了“品格教育与公民教育并重”的设计原则。
尽管《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初中和高中阶段分别提出了“培养公民意识”和“增强公民意识”的目标，《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也对“公共参与素养”做出了详细的界定，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公民教育思想在当前的课程实践以及新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但‘公民教育’的完整概念和明确表述还没有真正进入德育政策设计的范围中。”德育课程目标的一体化构建，应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而这一引领功能的发挥有待进一步厘清价值观与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健康人格、心理品质等领域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原理、机制。此外，公民教育是当前世界的教育发展趋势，德育目标的一体化设计可以适当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清晰界定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意识和技能，将之明确具体地反映在各学段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德育目标当中。
（二）遵循科学规律，德育课程设置与内容的有机整合
德育课程的开设及其内容设计应当是呼应社会发展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下的有机整合。结合当代中国中小学德育课程开设现状，可能的整合路径在于：纵向上，科学整合衔接小学阶段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学阶段思想品德、思想政治类课程，大学思想品德课、政治理论课等核心德育课程；横向上，合理设置中小学班会、社会实践、行规教育、心理活动和少先队活动等显性德育课程，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落实健康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各类专题教育，鼓励中小学探索开发优质德育校本课程，提升课程的德育合力。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是承载国家富强和民族兴衰重要责任的社会群体，应面向这一群体开设更多贴近其生活实际的，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前沿性的德育学科课程和专题教育，鼓励他们创新进取，更好地参与社区和国家建设，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
对比我国不同学段德育核心课程标准的内容设计思路，品德与生活课程“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三条主线和四个方面构成了课程的基本框架。三条主线是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四个方面是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动手动脑、有创意的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设计思路则为“一条主线，点面结合，综合交叉，螺旋上升”，其中的主线是学生的生活发展；“点”为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关系，“面”指的是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逐步扩展的生活领域。思想品德课程以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为基础，以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与自我、与他人和集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三组关系为线索，整合了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三份课标强调了以学生生活为基础，都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相应的重点或线索。但由于课程名称及侧重点的不同，在设计的逻辑上存在差异，这对不同学段德育核心课程在内容衔接本身上造成了难度，也是造成当下德育课程内容衔接中存在的机械重复、内容倒置、断裂缺失等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德育课程内容设计中，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设计逻辑，择取与学生个体发展密切关联并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核心概念，以这样的概念作为各学段德育课程内容的衔接“点”，并依据这些点在不同层面设计出对应的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并无固定答案，具有深度和广度，能够在学生后续的学习中重复出现，伴随他们道德认知、抽象逻辑思维等的发展以及教育教学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将能促进学生习得和深化相应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来应对日益扩充的生活范围。
（三）重视学习过程，德育课程教学和评价的共同取向
不同学段德育课程的教学和评价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衔接的基础，差异决定了分段衔接的必要性。如前所述，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策略和评价均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当下中国德育课程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与评价应进一步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切实帮助学生理解、选择、践行、反思和内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这是一体化衔接的共性所在。
具体学段的德育教学中，方法、策略以及评价方式的选择及运用则应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认知水平、接受程度的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小学阶段较多地运用说理、叙述、体验等方法，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可以更侧重合作学习、情境和案例研究。中小学生开展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的过程中，教师应侧重引导学生，协助学生设计明确的评估标准、程序和策略；而在大学预科阶段，则应鼓励学生自觉主动地运用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能更好地对自身乃至他人的表现进行反思和判断，促进自我发展，并对他人乃至社会发挥积极的影响。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2期）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人口少的国家，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难解的奇迹。成功的公民教育是新加坡能够迅速成长壮大的重要原因。如新加坡非常重视对民众道德价值观的正确培养。因此，我们国家能否平稳健康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核心思想观念，公民的道德伦理水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但是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同处于亚洲国家，同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和教育，有共同的儒家的文化根基。因而新加坡的公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和借鉴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内容、模式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要清楚这种教育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以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所启示。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直接目标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抵御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根本目标是造就良好的、有用的。背后的理念则是“必须使各个民族的后裔及其移民淡化对其民族的归属感，加强对新加坡本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
“公民”从法律意义上仅仅是民主政治制度下赋予其国民的一种身份，而真正的成为“公民”，需要具备正确的公民意识，同时具有相应的公民行动，最终成为理想的公民。新加坡特别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它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
1.国家意识的教育。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又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十分看中对公民认同国家的教育，因而新加坡政府也特别注重培植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心理上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并在这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
2.东方价值观的教育。所谓“东方价值观”，其核心就是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面对多种族的新家坡，李光耀倡导的并不是照搬照抄的中国的儒家价值观。而是进行了结合当地国情和特色的改造。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这个国家公民自信的源泉。用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公民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自信和爱国精神。他为新加坡确定的治国理念是“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来自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新加坡又颁布了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几乎每个民众都能背出这五个共同价值观，它们吸收了各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合理价值。总而言之，新加坡将传统的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现代化的阐释和运用，并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适合国情，并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现在形成的独特的东方价值观。
3.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新加坡独立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血泪史，也是生动的历史文化教材。公民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才能有知“根”的感觉。新加坡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历史和国情的教育，通过历史和国情的教育培养民众的忧患意识。新加坡还出版了《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这本书旨在用于国民忧患意识教育，通过真实的国人的历史和经历，培育其民众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二、新加坡公民教育的途径
1.学校教育。学校开设道德教育的课程，将道德教育寓于各科的教学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2011年，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曾表示，要推广“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课程，在公民教育方面，要做到：“第一，我们的学生应成为忠心耿耿的公民，对新加坡有很强烈的归属感，为国家利益、防卫与安全献身；第二，他们应关怀别人，愿意尽己所能改善别人的生活；第三，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尽力促进社会凝聚力与种族和谐；最后，对社区、国家及全球课题，应有能力作出反应，并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在的品德情感，决心、责任、爱心，这些是无法测试的，但是这些却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唯一检测的标准是如何把这些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
2.家庭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教育非常注重家庭教育这个途径，“家庭为根政”是政府对家庭功能的总体描述。新加坡竭力维护三代同堂的家庭和大家庭制度。在大家庭制度中，兄弟姐妹互相扶持与支持，共同承担家族的事务和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代同堂的家庭正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是政府在采取措施鼓励大家庭的存在。在大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接受长辈教育和家庭规矩的熏陶，保持大家庭的传统，可以有效的发挥家庭的教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功能。因而，家庭教育这个途径是新加坡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3.社区教育。新加坡希望通过社区服务计划，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荣誉感，增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由小到大，由社区到国家，一点一点的形成认同。社区服务计划主要采用一些敬老，助残，募捐，睦邻友好等活动实现。社区服务作为升学的参考项，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安排不同方式的社区活动。针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李光耀还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他在年国庆献辞中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先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的价值体系”。
三、新加坡公民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新加坡公民教育中的有益因素，要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其中的新元素，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借鉴中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新加坡公民教育给我国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了文化观的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这些都提示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机的结合，汲取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精神力量，比如在传统教育的内容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求“爱人”和“忠恕”；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上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生态伦理问题等。
2.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道德建设是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道德建设的稳定性、可调控力和强制力都很弱，需要法律的支撑。新加坡的文化人认为“儒家理念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给儒家理念加上制度因素，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也就是说，新加坡是用东方的理念，加上西方的手段，实现了国家价值观的落实。在实际中，新加坡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以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其公民教育集宣传说教与防范惩罚于一身，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楷模。新加坡政府为了推行孝，政府规定人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选择与父母同住会有一定的奖励，用国家政策推动孝的实行。李光耀认为，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热爱国家。在一个家庭中，晚辈可以从长辈那里获得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优良文化传统。
3.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加坡重视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践行价值观。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定的课外活动，如加入学生社团、参与社会服务等。学校也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参观禁毒展等。新加坡非常注重开设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各种学生社团进行实践活动和服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使之内化为道德观念，形成道德素质。我国也要重视社会实践在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重视劳动实践的作用。劳动实践可以让人们真正的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劳动的乐趣，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形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等美德，最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可以培育人们丰厚的情感，那种对土地、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亲近感。
总之，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包括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启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5年第37期）
经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和韩国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两国的道德教育更为世人所称道。我国与新加坡、韩国一样，都曾受到外国的侵略和压迫，都有东方儒家文化的背景与文化根基，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因此，研究新加坡和韩国德育的特点，借鉴其成功经验，对我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新加坡和韩国德育的特点
1.在德育目标上，注重民族精神的传递与弘扬
1991年新加坡政府确立了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调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大价值观。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是造就良好的、忠诚正直的公民，使年轻一代在个人行为品质、社会责任意识和忠于国家等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极力倡导一种既有别于其他各国又体现东方传统文化美德的、有新加坡特色的学校教育。
韩国学校公民道德教育实施民主国民教育，即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韩国民族精神为根本，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培养面向21世纪的富有民主精神的韩国人。从公民道德教育目标来看，“小学阶段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为主；中学阶段以内化道德规范，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为主；大学阶段则注重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形成道德自律”。
2.在德育体系上，注重道德教育的层次性和渐进性
新加坡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是“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全方位展开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注意德育内容的循序渐进，课程由浅入深”。如小学开设的《好公民》课，一至六年级依次以“个人”、“家庭”、“学校”、“邻居”、“国家”、“世界”为中心内容，有的放矢，范围逐渐扩大，在低年级阶段注重个人的自身修养、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学校方面的教学，而在高年级阶段则扩展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方面的教学，在学校德育中十分重视生活教育和公民知识的传授，由表及里，分阶段、分层次、系统性地展开教育。
韩国学校公民道德教育形成了完整的目标体系和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循序渐进的公民道德教育内容，注重由浅入深，从实践到理论。小学三年级到初三年级期间各年级的公民道德课都由“个人生活”、“家庭、近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四部分组成，呈现出放射型的结构模式，即以个人为圆心，逐渐扩展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
3.在德育内容上，注重儒家伦理道德与国民精神
新加坡一贯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强调社会准则、道德责任、种族和谐与对国家忠诚的教育，重视东方的道德传统和道德观念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以儒家伦理价值追求为基本精神，强调正直、忠诚、诚实、信任、同情心和责任感等人类的核心价值，同时吸取中国的儒家伦理、西方的科学精神和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注重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态度等三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的行为符合已形成的价值观。在东西文化交融中，新加坡深刻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尤其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在中小学里开设了儒家伦理课，如《好公民》强调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培养，《生活教育》在对学生进行社会教育的同时又进行道德教育，《儒家伦理》讲授儒学大师的修身与生活、五伦及仁、智、勇、义、礼、信等道德规范，并出版道德教育的通俗读物，其中收录了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道德故事，这些对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起到了积极作用。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政府一贯强调社会准则、道德责任与爱国教育，特别注重“国民精神”教育，即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和民族复兴的责任，确立民族主体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理想。儒家文化给韩国以巨大的影响，韩国遵循儒家主张，认为“通过个人修养的自我完善过程来协调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个体的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最根本保证。从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韩国学校德育已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学生个人道德修养，以促进社会安定和社会现代化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仁”、“礼”的修身思想已列为韩国中小学至大学德育的主要内容，其要求学生形成基本的道德礼仪，如自尊自爱、尊敬师长、友好待人，重视家庭和睦和孝悌思想，逐步培养“泛爱众”的集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其要求学生掌握家庭、邻里和学校中所要求的道德准则和各种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可见儒家思想已全面深入了韩国的基础德育。
4.在德育方法上，注重创新“三位一体”德育模式
新加坡教育面向世界，在引进西方较为先进的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构了一套适应本国青少年发展需要的德育方法，如文化传递法、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丰富多样，“一方面坚持通过开设道德课，向学生讲解系统的道德伦理知识；另一方面强调将德育目标贯彻到学校全部课程的教学和各项工作中，并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全方位实施道德教育的格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化的德育网络，充分调动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营造公民道德教育的大环境，切实提高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新加坡除了正规学校开设德育课程外，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活动和社区服务活动，为学生提供大量道德实践机会，使公民教育成为全社会都关心并参与的大事；除课堂讲授外，还采用讨论、讲故事、现场参观和义务活动等方法，并普遍开展“五个E工程”辅助活动，即榜样（example）、阐述（explanation）、规劝（exhortation）、环境（environment）、经验（experiment），以提高德育效果。
道德教育课程是韩国学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在继承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合理因素的同时，积极引进各种有益的理论加以创新，建构新的公民教育方法，主要有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教师可采用讲述、辩论、唱歌、角色扮演、参观、游戏、实践等方式及充分利用视听教具以加强教学效果。韩国学校德育十分重视对青少年成长的培养工作，从点点滴滴抓起，强调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相结合，使学校、家庭、社会的德育紧密结合，建立“三结合”的综合德育体制。除德育课外，还充分发挥各科教学活动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在坚持系统的道德知识教学的同时，非常注重实践活动的开展，把活动引入课堂，配合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接受相应的教育，在活动中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培养学生辨析问题、道德推理及将道德抉择付诸实践的能力。
二、两国德育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
新加坡所开展的以视野开阔、立足国情、求同存异、强调特色为总体特征的德育，使新加坡的德育成为世界德育的典范。韩国建立了行之有效而又运转良好的公共法则和制度，形成了讲卫生、重清洁、有礼貌、守时守法守秩序等良好习惯和社会风气，这与韩国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社会，我国要有目的地借鉴两国的德育经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1.加强传统教育，传承优秀文化
我国德育的目的是培养“四有”公民，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教育，强调对祖国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德育内容贴近生活，强化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基本道德品质。
（1）要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它博大精深，其中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财富，其核心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道德要求培养了许多有人格魅力的优秀人物，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对当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应重新审视和阐释传统道德教育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弘扬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养学生团结友爱、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高尚情操。
（2）要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建立开放型的学校德育模式，兼容古今中外学校德育成果。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道德教育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循的，我们要结合我国国情，努力吸收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时代，更应该让学生在开放的社会中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不断提高认识，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传承各国的优秀文化，包括先进的德育经验。
2.重视发展规律，教学循序渐进
过去，我国的思想品德教材忽视了学生的发展规律，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偏难偏繁偏深，曾过分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和政治目标，无视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而对学生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脱离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忽视了公民基本道德素质的培养，期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伟人或道德理论家。此外，过去的教材在小学阶段提倡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学阶段提倡社会主义教育，在大学阶段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却加强最基本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颠倒了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教育效果自然不明显。因此，当今我国的德育必须遵循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规律，根据系统性、层次性、递进性的原则，做到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首先要从德育的基础层次抓起，扎扎实实地进行公民社会公德教育，向学生传授一个合格公民必须遵守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帮学生养成最基础的良好行为习惯，然后再进行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
目前我国的德育教材是以学生的心理、道德、法律、国情教育和成长中的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内容为框架来组织的。在小学阶段掌握了一定的思想品德知识，养成了较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上，学习中学的思想政治，接受心理品质、法律常识、社会发展常识和基本国情的教育，“进一步培养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帮助我们养成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树立崇高理想，增强社会责任感”，这种德育课程的设计及德育活动的安排，注重德育的生活化和人性化，关注学生的成长需要与生活体验，尊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规律，丰富学生的思想情感，它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有助于循序渐进地提升其思想道德素养。
3.强调中国特色，创新教育方式
新加坡把包括学校公民道德教育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新加坡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让全体国民团结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其目的在于培养“新加坡人”。我国也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在学校德育中强调中国特色，培养“中国人”。在学校德育中，既要重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吸收传统道德中合理的价值观念，并加强国情教育，提高学生对现有制度及政策的认同感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又要结合时代的需要，吸收东西方先进的道德理念和教育方法，增强时代感。
学校德育的目标是向学生灌输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过去我国传统的德育方法是讲授法，特别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和发展。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考笔记，某些通过考前死记硬背知识点而考出优异成绩的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表现却令人失望。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加强道德实践环节：上课时，授课教师可以把学生置于一定的教学情境中，或讨论或辨析，或参观或访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指导学生认真看待现实问题，培养学生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发展学生的道德思维，提高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基本的思维模式，以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考试时，除了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有些地方也采取开卷考试，或答题或撰写小论文，旨在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活学活用，提高思想觉悟。这些做法都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
4.提倡养成教育，理论结合实践
养成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遵守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和反复经受锻炼，养成一定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的教育，它既包括正确行为的指导，也包括良好习惯的训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学生道德认识的基础，也是学生思想道德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没有养成教育就不可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只有通过引导学生参与道德实践，才能使他们在道德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道德理性的认识。新加坡和韩国的德育，强调学以致用，教育学生把学到的道德规范用于日常言行中，培养有道德的公民。
以往我国的道德教育偏重理论知识的落实而忽视行为的训练和养成，造成了一些学生道德言行脱节，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多注重用说教、灌输的方式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虽然是必要的，但却忽视了对个人良好习惯的教育培养。而一个人道德品质的确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于一点一滴的养成。只有注重养成教育，才能使德育具有根基；只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所以我国要改变“重教轻育”的做法，提倡养成教育，重视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培养，因为“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通过理论灌输和环境影响相结合，采取多种途径形成教育合力，以取得最佳效果；通过把德育课程教育与各种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增强其务实性；通过履行道德规范，反复经受锻炼，让学生养成基本的道德行为和习惯；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学生提升生活经验，促进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品德的形成；通过参与和实践，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知信行实现统一。
（来源：《教学与管理》201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