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这一重要论断将文化确立为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力量根基，揭示了文化在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从文化维度审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笔者从锚定文化方向、厚植文化根基、开拓文化实践进路三个方面，系统探究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指向，力求为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以新的文化使命引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新的文化使命为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确立了文化方向。在焕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过程中，思政课以文化涵育为基本路径，从中华文明根脉中汲取精神养分，积淀文化底蕴；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思政课以创新姿态主动参与新的文化要素的创造，彰显文化创新担当；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思政课以鲜明的文化立场引领社会价值取向，以自觉的使命意识筑牢青年的精神根基。
1.在焕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过程中涵养思政课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在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将自身发展路径确立为唯一标准、持续挤压非西方文明的深层挑战。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将中华传统智慧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化为能够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活的文化资源。正因如此，彰显中华文明的当代生命力成为紧迫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对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思政课必须自觉融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积淀自身的文化底蕴。然而，当前部分思政课教师将中华文明传统智慧窄化为单纯的传统文化知识讲授，其教学往往止步于让学生学习经典名句、了解节日习俗、记住思想流派等。这一做法割裂了中华文明传统智慧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学生既难以把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也难以理解文明传统如何转化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为此，思政课教学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着力揭示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引导学生准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与未来指向性，从而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
2.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彰显思政课的文化创新担当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文化繁荣不是既有文化成果的简单叠加，而是以创新回应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而且关涉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时代要求使文化创新成为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当前，部分思政课教师将教学过程简化为既有文化结论的单向灌输，学生只需要记住既定结论即可完成学习任务。这种做法把本应充满探索精神的文化创新降格为对既有文化结论的被动复述，使学生的个性化见解难以得到表达，学生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的地位无法充分彰显。为此，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借助线上线下平台将课程作业转化为文化创意实践，创作能够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文化作品，使学生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从而彰显学生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的地位。
3.在巩固文化主体性过程中坚定思政课的文化自觉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实践中展现出的自主判断、自觉选择与自由创造的能力与状态。它既非对他者文化的盲目依附，亦非拒斥交流的文化隔绝，而是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意味着一个民族摆脱了文化的依附性，获得了跨文化交往中的精神自主性。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必须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坚定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涵盖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从国内维度来看，思政课教学要帮助学生构建起基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认知框架，使学生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时，能够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析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论根源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其旨在消解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从而切实提升学生对多元文化信息的理性辨识力和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抵御力。从国际维度来看，思政课教学必须有效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当前，西方文化霸权凭借其话语主导权、媒体传播力与学术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文化等级秩序，试图消解其他文化的独特价值与话语体系。思政课教学要着力培养学生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国际交流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价值及其世界意义，从而在跨文化互动中坚定文化自信，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垄断。
二、厚植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根基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思政课筑牢贯通古今的历史根基；革命文化植根于党的奋斗历史、凝结为精神谱系，经由时代诠释与实践转化，使学生在认知、情感与行动中实现信仰内化，为思政课夯实信仰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经由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完成从政治话语向学理体系的转化，为思政课提供回应时代问题的思想武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别从历史、信仰与时代三个维度，共同构筑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根基。
l.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思政课筑牢历史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精神标识与价值追求，为思政课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色。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哲学思辨、价值追求与道德实践中积累的思想文化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作出精辟概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重要元素并非仅仅属于过去的历史存在，而是作为文化基因持续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它们通过代际传承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能切实构筑思政课的历史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遵循：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思政课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讲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与自由人联合体、群众史观、人与自然和解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的内在契合；第二，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萃取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因子；第三，不能局限于对传统格言、名句与历史典故的简单学习，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与发展，创造出符合时代特点的新范畴、新命题和新原理。
2.对革命文化的时代诠释与活化传承为思政课夯实信仰根基
革命文化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精神品格，为思政课夯实信仰根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淬炼而成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构成了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然而，这一精神内核并非悬浮于抽象观念之上，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载体予以呈现。革命文化深深植根于每一位革命英雄的生命实践之中，生成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艰难考验之中。这些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赋予革命文化情感温度和历史厚度。在此基础上，革命文化进一步凝结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伟大精神成为不同历史阶段革命文化的具体载体。植根于真实历史、依托于英雄人物、凝结为精神谱系的革命文化为思政课夯实了信仰根基。
革命文化要真正转化为思政课的信仰根基，必须经由时代诠释与活化传承的双重路径，使学生在认知、情感与行动中加以内化。一方面，思政课必须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与当代青年的文化需求，对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时代解读与现代表达。革命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其话语体系与当代社会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需要揭示革命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实质，如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对理想的坚定坚守等，将革命精神与当代青年的价值困惑相关联，将革命话语转化为当代青年可理解、可共鸣、可接受的话语，使学生在理性认知与情感共鸣中真正将革命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底色。另一方面，思政课应通过实践教学，将革命文化的信仰根基转化为学生的切身体验。通过组织学生瞻仰革命遗址、探访革命旧址等，使其在历史现场直观感受信仰的力量；通过引导学生排演革命主题情景剧、拍摄革命主题微纪录片等，使其在主动创造中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通过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革命老区支教活动等，使其在服务社会的行动中自觉践行革命传统。
3.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为思政课提供时代根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实践智慧，为思政课奠定回应时代课题的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代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步的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始终与党的理论创新同向共进。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拓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养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等原创性范畴，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与价值追求，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视野与思想深度，也拓展了思政课的时代根基。
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是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思政课时代根基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一方面，思政课需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体系化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丰富，若不进行体系化梳理，学生获得的只是零散的知识点，难以形成整体性认知框架。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要素，按照其内在逻辑整合为自洽的理论体系，揭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思政课需要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学理化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是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呈现，其蕴含的重要命题也通过政治话语加以表达。思政课教学若仅仅停留于政治话语层面而缺乏学理转化，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则难以得到有效训练。因此，思政课教学应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深入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增强其理论解释力与思想感召力，从而真正转化为学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在深化以文育人中开拓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文化既是育人的内容，也是育人的方式。思政课作为以文育人的重要载体，其内涵式发展应超越对文化资源的静态挖掘，在实践维度探索以文育人的具体进路，不断提升思政课以文育人的质量。
l.以文化叙事重构思政课话语体系
话语是连接思政课教师与学生的中介，承担着阐释理论、建构意义与传递价值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思政课教学的亲和力。“叙事是人类各民族最古老和最基本的文化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它。”文化叙事以文化元素为基本单位，通过建构具有价值指向的情节来组织话语内容、转换话语表达方式。在思政课话语重构中，文化叙事需要从叙事内容、叙事方式与叙事视角三个维度协同推进。第一，在叙事内容上，实现从文化元素的简单叠加向文化话语的有机重构转变。当前，部分思政课教师对文化元素的运用多停留于对经典名句、历史典故、文化符号的简单引用，这种简单引用既未能揭示文化元素内在的理论意涵，也未能使其与理论命题形成有机的逻辑关联。思政课教学应以理论命题为主线，将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为意义连贯的话语序列，使文化元素不再只是作为理论的“例证”，而是成为理论展开的内在脉络。例如，讲授“以人民为中心”时，不应止步于对“民为邦本”等经典名句的引用，而要从历史演进角度揭示传统“民本”理念与“人民至上”价值立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这一文化叙事赋予思政课话语以文明连续性的逻辑，使学生在贯通古今中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历史根基。第二，在叙事方式上，要以故事化表述代替抽象化言说。当前，一些思政课教师多采用概念、特征或内容、意义的教学逻辑，这虽然有助于保持理论教学的清晰性与严谨性，却难以引发学生真实的情感体验。故事化表述则以具体人物的生命历程、特定事件的历史细节、历史场景的生动还原为载体，将理论命题融入可感可知的情节脉络，使其获得具象化的意义呈现。思政课教学应通过情节推进、冲突设置与情感融入，使学生在文化叙事进程中生成对理论的认同。例如，讲授“长征精神”时，不是抽象概括其内涵，而可以以一位战士在生死考验面前的抉择为线索，在情节推进与情感冲突中展现理想信念如何从动摇走向坚定，使学生在对个体命运的共情中理解长征精神的实质。故事化表述以情节承载理论，使抽象命题在文化叙事中获得具体呈现，从而提高思政课话语的亲和力。第三，在叙事视角上，实现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的转化。当前，一些思政课教师多采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宏大视角，虽然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总体逻辑，却难以触及个体的生命体验。思政课教学要以具体人物的生命历程、家庭的生活轨迹或社区的发展变化等为叙事单元，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微观呈现，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整体面貌。例如，讲授“改革开放精神”时，可聚焦一户家庭从“凭票供应”到“电商下单”的消费方式变迁，通过三代人生活细节的对比，使宏大命题获得可触可感的经验基础。微观叙事并非消解宏大叙事，而是以个体经验丰富理论内涵，使思政课教学话语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现实鲜活感。
2.以文化场域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
教学空间作为思政课教学的物理载体，承载着构建情境、触发体验与生成意义等功能，直接影响教学的感染力。文化为这一载体注入价值符号与情感线索，使其成为能够唤起学生情感共鸣、传递价值取向的文化意义场域。基于此，需要引入文化场域概念，从实体延伸、虚拟沉浸与虚实融合三个维度对思政课教学空间进行重构。第一，在实体维度上，实现从“教室中心”向“开放文化现场”的延伸。当前，思政课教学空间主要以固定的教室和讲台、整齐的座位为典型样态，“教室中心”虽然有利于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却难以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性认知。要将思政课教学空间从教室延伸至承载特定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现场，如校园内的校史馆、图书馆、艺术博物馆，以及校外的社区、企业、乡村等。这种延伸旨在引导学生从间接的文化符号认知走向直接的文化场景体验，使学生在现场互动中生成对文化的直观感知，进而引发情感共鸣。例如，讲授“脱贫攻坚精神”时，可将教学空间延伸至曾经的贫困村、产业帮扶基地或易地搬迁安置点，组织学生实地走访驻村干部与脱贫户，使学生真切体认脱贫攻坚精神的力量。第二，在虚拟维度上，实现从“多媒体辅助”向“文化沉浸”的转变。当前，不少思政课教师借助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手段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却仍停留于“观看”的表层体验，学生难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文化沉浸感。思政课教师要善于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技术，重塑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构建可进入、可感知、可对话的文化体验空间，使学生在技术营造的沉浸式环境中增进情感认同。例如，讲授“伟大建党精神”时，运用VR、AR等数字技术复原中共一大的会议场景，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亲历代表们的激烈讨论，感受会场内外的紧张氛围，体会建党时刻的历史分量。需要注意的是，沉浸式体验不能为了追求感官效果而降低理论深度，而要以文化场景的感官模拟强化历史真实感，进而深化理论教学。第三，在融合维度上，实现从“线上线下相分离”向“虚实共生”的转变。当前，思政课线下教学空间与线上教学空间未能有效贯通，学生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体验。要打破线下教学空间与线上教学空间的界限，构建课前虚拟预习、课堂实体研讨、课后虚拟延伸的完整学习链条，使文化育人贯穿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课前，通过虚拟场景引导学生初步感知文化场景，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课堂上，围绕虚拟体验开展对话式研讨，将学生的感性经验升华为理性认知；课后，在虚拟场景中进行交流反思、成果展示与拓展研习，形成持续的意义建构。
3.以文化评价优化思政课教学评价
评价是思政课教学的核心环节，具有诊断成效、反馈改进与驱动发展的作用，直接影响思政课建设方向。文化赋予思政课评价以价值引领，使评价从“评知识”转向“评素养”、从“评结果”转向“评过程”、从“评客体”转向“评主体”。为此，要将文化纳入评价核心指标，从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与评价主体三个维度系统完善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第一，在评价内容上，实现从知识记忆向文化理解的深化。当前，思政课教学评价主要以对理论概念、历史事件、政策表述的记忆为主，侧重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而对文化认同等深层素养的考查相对不足。文化评价应将文化理解纳入考核框架。深度理解层面，考查学生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文化现象；价值认同层面，考查学生在情感态度上对中华文明的归属感；行为表现层面，考查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践行状况。第二，在评价方式上，实现从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的延伸。当前，思政课将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在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难以反映学生文化素养在学习过程中的动态发展轨迹。应在保留结果性评价的基础上引入过程性评价，通过课堂讨论记录、课堂主题演讲、课后社会调研等方式评估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展现的文化理解深度、价值判断能力与创造性表达水平。第三，在评价主体上，实现从单一教师评价向多元主体协同评价的转变。当前，思政课评价的主体主要为任课教师，学生处于被动接受评价的地位，辅导员、班主任、家长等其他育人主体的评价意见极少被纳入评价体系。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共同体，形成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全面评估。在学生层面，开展自我评价与学生互评，使学生在反思自身成长的过程中深化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在校内育人主体层面，将辅导员纳入评价主体，侧重考查学生在“第二课堂”的文化表现。在家庭层面，吸纳家长的意见反馈，关注学生在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文化素养表现，将评价延伸至学生的日常生活空间。
（文献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