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的今天，思政课在教学生态、教学手段、教学活动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顺应智能教育环境、操控智能教育工具、引领智能教育方向的人工智能素养，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教师人工智能素养议题逐渐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重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美国等多个组织和国家陆续发布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相关的指导文件和政策。随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教师”这一角色本身，面向“高校思政课教师”这一重要角色的人工智能素养研究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当前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实践为基础，结合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特性与育人使命，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框架，既能够为提升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也有助于回应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什么”“如何教”“为谁教”等重要问题。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认知素养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认知素养并非局限于教师对人工智能的纯粹技术认识，而是将技术认识融通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高校思政课教学特质之中的专业性认识。认知素养是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基础，也是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政课的先决条件，其对于教师人工智能应用素养的获得与价值素养的培育起到牵引作用。以提升意识形态认知为落脚点，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认知素养体现为“意识—思维—知识—认知”这一从基础到高阶的人类认识事物的递进过程。
1.人工智能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的认识重构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意识是教师主动学习、运用人工智能的认知前提，强调教师对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的整体性认识与积极性认同。由于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本质上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塑与优化，培养教师的人工智能意识首先需要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意识框架，这个框架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要素，即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的影响。
从主体维度看，思政课教师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自身角色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教师把握自身在人机协同体系中的核心定位，同时明确教师作为思想引领者、价值传导者、情感沟通者的教学主导地位，以及人工智能作为协助完成学情分析、课程设计、资源整合等基础性工作的教学辅助工具的本质属性。教师既要自觉强化从知识传授到智慧引导的主体性意识，又要主动克服“技术至上主义”带来的技术恐惧及其对教师主体性的消解，建立终身学习的自我更新意识。从客体维度看，思政课教师需敏锐把握人工智能时代“00后”大学生认知特点、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教师自觉提升数字学情诊断能力，善于运用智能工具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增强对学情的敏锐感知度，同时警惕“去中心化”“人机交互”等带来的教学失序风险。从介体维度看，人工智能技术一定程度上为思政课提供了丰富媒介和多元手段。对此，教师要形成对各类智能工具的理性认识，坚持内容为王、技术为用，始终将智能工具作为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而非本体，明晰其智能化、沉浸式等功能的优势和应用边界。从环体维度看，思政课教师要积极适应人工智能技术所建构的虚实融合的教育环境，运用教育生态变革的宏观视野深刻把握线上线下融合、现实虚拟交织的新型教育生态，在备课、授课、评价等教学环节和教学场景中主动植入主流价值“锚点”，挖掘人机协作的教学契合点。
2.人工智能思维：批判性、底线性与迭代性的有机统一
面对数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思维更新是教师形成人工智能认知素养的必要条件。这一思维是在技术思维的基础上，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意识形态工作要求所形成的多元化思维体系，核心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规律、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包括批判思维、底线思维和迭代思维。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思政课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基础。
批判思维是首要品质，它要求思政课教师理性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与局限，尤其要对其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例如，认识人工智能在创造性思考、情感共鸣、价值观识别等方面的局限，避免技术中心主义；审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否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据轻育人”等错误倾向；分析算法背后可能隐匿的资本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等价值预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系统性批判思维，包括对算法决策进行伦理审视、对生成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对使用边界进行合理化评估、对价值偏见进行系统化识别等。底线思维是政治保障，它要求思政课教师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必须坚守基本原则和不可逾越的边界，牢牢守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安全底线。具体包括确保数据安全，防止学生数据泄露或滥用；警惕算法推荐可能形成的“信息茧房”对主流价值观的稀释；防范智能工具携带的西方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侵蚀等。迭代思维是动力，它要求思政课教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主动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教育需求的变化。在认知上，不断跟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探索大语言模型、具身智能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可能应用；在方法上，不断优化“人机协同”教学模式从而适应技术发展和学生反馈，通过“实践—反馈—调整”实现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在素养上，将人工智能学习与运用视为持续的动态过程，将人工智能学习纳入教师专业发展终身体系。
3.人工智能知识：从获取、融通到创造的发展演进
作为认知素养的物质载体，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知识并非技术研发型知识，而是以思政课教学实践为指向的应用型知识。这种知识的习得遵循“知识获取—知识融通—知识创造”的演进路径，这一路径能够帮助教师实现从基础认知到综合应用、从专业知识到跨学科融合、从模仿应用到创新创造的知识提升。
知识获取是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知识体系的起点。在知识获取阶段，教师需要了解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知识如智能教学平台、学情分析系统等，思政课专属的人工智能应用知识如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系统、思政课智能评价体系等。知识融通是思政课教师将人工智能知识与思政课教学专业知识有机结合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教师要实现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融合，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存的跨学科知识体系。一方面将人工智能知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包括备课环节的资源检索、课堂实施的教学智能体运用以及教学反馈的智能评价系统操作等，形成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色的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结构。另一方面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引领人工智能知识的运用，促使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始终契合思政课教学规律与育人需求。两种知识的融通，使人工智能知识成为提升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工具。知识创造是思政课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过程中形成新知识、新方法的能力。在知识创造阶段，教师要积极实现人工智能应用者向创造者的角色转变，探索创新性的智能教学模式，在教研实践中生成新知识。要通过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的互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代际传承与规模化应用，在此过程中彰显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智慧主体与教育创新者的不可替代性。
4.人工智能认知：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风险
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其重要目的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特殊育人使命决定了其人工智能认知素养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知识层面而达到意识形态认知的高度，即对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解，包括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以及对人工智能可能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意识。这种素养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的增强，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尤为重要。
思政课教师应全方位认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人工智能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技术的开发设计、教育应用、生成内容等多个方面。例如，人工智能的开发理念、运作逻辑、数据植入等通常蕴含着设计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导向；人工智能在教育场域的实践方式、互动模式、评价指标不同程度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即时信息也蕴含着特定的文化预设和价值观念等。高校思政课教师要认识到人工智能绝非价值中立而是承载价值立场的技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发展方向与价值导向进行学理辨析与有效引领。在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思政课教师应预判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引发的风险。例如，算法偏见可能导致价值偏差，信息泄露可能引发安全风险，信息茧房可能导致狭隘认知，人机交互可能削弱师生情感联系等。在此基础上，思政课教师要主动提升其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包括风险识别、分析和应对，认识到思政课课堂即意识形态阵地，时刻警惕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此外，还要辩证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制，采取有效对策防范化解风险，从而避免陷入“技术黑箱”导致的认知盲区，全方位强化高校思政课意识形态的引领效能。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应用素养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应用素养是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品质，是教师将人工智能认知素养转化为教学与研究实践的能力，也是评判教师人工智能整体素养的重要尺度。同认知素养一样，应用素养也并非纯粹的技术实践能力，而是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立足思政课教育教学实践的整体应用能力。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多元场景的适配性应用早已成为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体现，人工智能素养实现了从工具导向到场景融合的跃升。由于思政课教师主要承担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职责，其人工智能应用素养的核心便应聚焦教学工作与教学研究两大场景，形成兼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应用素养体系。
1.教学工作场景应用：从学情分析到教学反思的全流程赋能
教学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核心工作。人工智能在思政课教学工作场景中的应用应贯穿于教学准备、教学实施与教学评价全过程，覆盖学情分析、设计开发、教学交互、教学反思等主要环节。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工作场景中的应用素养体现为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各教学环节，提升整体教学质量与育人成效。
其一，学情分析场景。学情分析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的起点。人工智能助力快速采集多源数据并高效分析学情信息，对学情进行精准画像、监测和诊断。思政课教师可通过“行为画像”的构建方法，结合实时追踪技术、知识图谱技术，遵循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原则和隐私性原则，推动学情分析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其二，设计开发场景。教学设计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工作的核心环节。教师要善于运用智能工具进行课程的开发设计，重点提升三个层面的能力，包括：精准备课能力，能够利用智能工具分析教材重点难点，自动匹配教学资源；内容生成能力，掌握多模态内容生产技术，能够根据教学需要生成多样化的教学材料；质量保障能力，教师要对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进行严格审查，保证生成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切性。其三，教学交互场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利用合适的数字化设备、软件、平台等工具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活动、创设动态场景等，引入智能助教，打造立体的思政课课堂。其四，教学反思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在思政课中的应用使得课堂场景具备了智能感知、智能收集和智能分析的能力，教师要利用技术对教学环节、教学呈现、教学对话、教学机制等方面进行实时分析和动态调整。特别是反思课堂的真实性和深度，以保证思政课的理论彻底性、信仰坚定性和思想穿透性。
2.教学研究场景应用：知识管理、学术写作与校本教研的多元支持
教学研究是面向现实、探索未知、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撑。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应用素养在教学研究场景中的体现，核心是聚焦知识管理、学术写作、校本教研三大环节，运用人工智能全面提高研究效率、创新研究方法、创造研究成果。
其一，知识管理场景。知识管理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的基础支撑。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参与并介入知识管理过程，变革了知识管理的趋势，思政课教师可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知识管理流程，构建思政课教学研究领域的智慧知识库。在信息获取阶段，运用人工智能的智能检索快速定位所需资料；在知识存储阶段，整合和分类文献，提升研究效率；在知识运用阶段，可利用智能推荐发现文献资料的内在联系，进行知识创新，激发研究灵感。其二，学术写作场景。学术写作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的重要面向。要注意学术写作场景下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问题，必须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提升科研创作效率与规范性的“协作者”而非“替代者”，捍卫学术主体性与思想原创性。思政课教师可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语言辅助工具，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语法纠错、格式规范等常规工作。同时可以将人工智能视为交流对象，与其进行观点碰撞与多角度论证，批判性地吸收有益观点。其三，校本教研场景。校本教研的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一般的教学教研不同，校本教研以解决本校教学实际问题为主要目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课前，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快速模拟评估机制预测教学效果，促进课程设计精准化完善；课中，教师可以利用语义理解和知识关联等功能充实教学内容，并通过智能录播系统对课堂进行分环节录制；课后，教师可以利用结构化提取、语义分析等技术解读课堂数据和生成智能建议，缩短课程优化的迭代周期，提高教研转化效能。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价值素养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价值素养是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依托与伦理准则，是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灵魂，它直接关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方向与效果。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导向性，这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师运用人工智能不能只追求技术效率，更要坚守价值导向与伦理规范。换言之，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既要涵盖技术应用、伦理规范等通用要素，更要关注政治引领、意识形态辨别等特殊要素。人工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师面临“为谁而用”“用在何处”“如何用好”的价值挑战，其人工智能价值素养是一个涵盖价值观念、安全意识、伦理责任的复合体系。
1.立德树人价值理念：技术运用的价值导向
立德树人是思政课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价值理念。教师在运用智能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教育的本质规定和思政课的育人使命，以“以人为本”价值导向规范技术使用，从根本上规避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负面效应，将立德树人贯穿于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创新的全过程。
其一，树立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观，明确价值前提。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必须协调的基本关系。工具理性注重效率、精准与可控性，人文价值则关注意义、情感和人的发展。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清醒认识到技术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数据只是参考，人的发展才是标准；效率只是外在指标，教育过程的丰富性和体验性更为重要。教师还可通过教学智能体实时监测教学场景中的技术越界行为，让思政课教学始终落脚于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认同。其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凸显价值标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教学模式是立德树人价值理念的实践导向，它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必须以促进学生成长发展为出发点。例如画像技术的嵌入使每位学生的认知情况、价值倾向和课堂表现得以数据化呈现，但也容易将鲜活的个体量化为冰冷的数据。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现实需要选择适宜的技术工具和应用方式，关注技术应用对学生情感体验和价值形成的实际作用，同时提升对画像系统的理解能力与决策能力，关心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避免陷入“只见数字不见人”的误区。其三，实现思政引领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价值旨归。思政引领与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是人工智能价值理念的核心要义。如今，虚拟仿真、智能建模、数据可视化等手段创新了思政课的呈现方式和叙事模式，但也容易导致教学割裂化、浅表化和表演化。因此，教师必须注重技术应用的教育性，使人工智能成为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有效载体，朝着既满足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需要，又契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和成才需要的方向努力，让技术手段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意识形态安全观念：技术运用的政治底线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价值素养尤其强调教师意识形态安全观念的提升。由于思政课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教师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风险防范意识，确保技术应用朝着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方向发展。
其一，深化人工智能意识形态考量并明确边界。思政课的独特定位决定了其人工智能应用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思政课教师要坚守政治底线，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强化价值引领，使技术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避免因技术使用不当而削弱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保持自身的判断力与育人敏感性，既善用算法，发挥其在识别热点、实时感知、分析舆情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又避免因过度迎合学生需求而产生算法依赖，使价值引导发生偏移。其二，加深对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政策体系的理解。关注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治理政策体系是思政课教师职业敏锐性的体现。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政策文件，为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划定了政策边界、明确了工作要求。思政课教师应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准确认识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布局与治理要求，将政策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同时，结合思政课教学案例、校本红色资源等内容，主动参与校本化和专业化的思政课案例库、语料库和智能体建设。其三，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方式。习近平指出：“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的重要目标。思政课教师应坚守主导地位，利用思政智能体、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技术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坚守教学话语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以生动创新的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
3.公平安全伦理规范：技术运用的道德防线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伦理问题，如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泄露、教育公平削弱等，这些问题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同样存在。“尤其是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不断强化，及其法律和道德主体资格的日益凸显，这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发挥积极效用的同时，也极可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不可忽视的主体责任危机。”思政课教师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者和人文价值的实践者，有责任遵守公平安全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筑牢技术运用的伦理防线，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有序运用。
其一，落实促进教育公平与反歧视责任。反歧视原则要求思政课教师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主动避免因算法偏见而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在人工智能应用背景下，个性化分析与教育歧视仅一线之隔，促进教育公平与反歧视责任首先表现为警惕人工智能偏见风险。由于设计偏见、数据偏见或算法偏见，人工智能可能输出带有能力偏见、性别偏见、种族偏见等歧视性内容。思政课教师需对人工智能工具保持审慎态度，主动进行公平性评估与校正。在运用智能评价系统时要注意检查算法是否存在基于特定因素的偏见，例如在分析学生学习数据时要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和分类，在尊重学生差异性的基础上对教学设计、方法、案例等做出相应调整。其二，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责任。数据隐私保护是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政课涉及学籍信息、成绩信息、教学文档、学习行为等隐私数据，面临着隐私保护与个性化教学的矛盾。思政课教师应遵循知情同意、目的特定、安全保障等原则收集隐私信息，并主动利用“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技术防范病毒入侵、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其三，承担面向人民福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增进人民福祉是人工智能伦理的核心指向。思政课教师的人工智能伦理责任，也应指向对人民整体福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远关切。这要求教师深入考虑技术应用的社会效益，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超越个体与短期的技术效用，积极思考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伦理议题。
（文献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