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诞生180周年。这部未在作者生前正式出版的手稿，如今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奠基之作，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系统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相关卷次的陆续出版，围绕《形态》的文献编辑、文本性质、思想断代，以及"费尔巴哈"篇的地位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热点。在此背景下，重温《形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精髓，更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钥匙。

一、超越观念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

《形态》的理论工作始于对当时支配德国思想界的哲学形态的彻底批判与清算，体现为对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信徒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

一方面，《形态》指出，德国观念论传统将现实世界视为抽象概念、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的外化与演绎，将活生生的历史归结为观念的自我运动。这实质上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思维方式：它误将思维的产物当作存在的本源，用逻辑的构造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讽刺地比喻，这如同认为具体的苹果、梨子来源于头脑中抽象的"果实"观念而非现实中的果树一样，完全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种哲学虽然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却将其局限于精神与自我意识领域，完全无视历史运动的真实基础，即物质生产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形态》同样指出，费尔巴哈虽将哲学从思辨天国拉回感性大地，但其唯物主义仍是"直观的"。他将人视为被动受自然规定的感性对象，将社会与历史简单归结为自然进程的延伸，未能认识到人通过实践对自然和社会的能动改造。在他眼中，感性世界仿佛是一种直接给予、永恒不变的静态呈现。例如，一棵樱桃树只是一个被静观的自然对象，而马克思指出，这棵树本身便是几个世纪以来商业、迁徙等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因此，旧唯物主义尽管抓住了客体，却遗失了使感性世界得以生成和变化的主体方面——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动力与规律。

由此可见，无论是沉湎于抽象思辨的观念论，还是停留于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都因其超历史的、抽象的本体论预设（无论这个被预设的对象是物质还是精神），而无法真正把握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历史现实。《形态》正是通过对这两者的批判，实现了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

二、新世界观的奠基

在彻底清算旧哲学的基础上，《形态》系统阐释了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基石在于，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人类历史与社会结构。它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客观过程，强调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观念或精神的自我运动决定社会存在。

在《形态》看来，历史的前提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或"自然人"，而是"现实的个人"，即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的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为了满足衣食住行所需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它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永恒基础。

由此，《形态》揭示了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形成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也必然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引发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这一过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出发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上层建筑的形成与变迁。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并非独立存在的超越性王国，而是现实生活在观念上的反射与回响。

这一历史观最终指向革命的实践与共产主义前景。历史规律并非外在于人的机械铁律，而是在既定物质条件下，由现实的人通过实践创造和改变的。因此，在《形态》中，共产主义被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其条件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普遍交往的形成，这两个条件可以消灭旧式分工，实现人的自由联合与全面发展。

《形态》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和历史性的彻底贯彻，完成了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型。这一变革不仅宣告了旧哲学的终结，也为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使哲学的任务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变世界"。

三、理论启迪与现实透镜

180年后的今天，重读《形态》绝非简单的学理回顾。其蕴藏的理论力量贯通历史与当代，为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审视当代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参照。

在理论层面，《形态》有力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有助于我们抵御各类片面与教条化的解读。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还是将其倒退至脱离历史的抽象人本主义，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矛盾与总体性为核心的辩证精髓。《形态》所呈现的思想图景，超越了后世学界对其解读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它既拒绝将历史规律等同于无主体的自然法则，也拒斥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将"类本质"或抽象伦理价值作为历史的先验尺度。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规律"是僵死的教条，而脱离具体历史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人的解放"会沦为空想。《形态》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实践为出发点，将对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奠基于对历史社会的科学分析之上，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这就为我们今天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根本指引。

在现实层面，《形态》能够帮助我们穿透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表象、把握其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所作的有限调适；金融资本与股份制在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资本特殊利益"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幻象；而中立化的数字技术则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催生出数据垄断、算法控制等新型异化与控制形式。这些变化并未消除，反而以新的形态积累并深化着资本主义矛盾，使资本主义原有生产关系日益显现出历史局限性。这正是《形态》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在当代的延续。

总之，《形态》作为一部历久弥新的理论经典，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持续有效的科学分析方法。在新时代重读《形态》，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经典，更在于通过激活其方法论精髓来把握时代、回应现实。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版带来的文献新发现与解读新挑战，我们更应立足扎实的文献考据，回归文本及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在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脉络中把握其思想精髓。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