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08 年的霍乱是目前可查晚清渝城发生的第一次烈性传染病，引起了地方的广泛关注。试图摆脱“地方性事件”的解 释框架，将此次大疫置于晚清中国大变迁的背景以及重庆———中国内陆开埠城市的特征中思考，希冀通过细腻考察 各方力量对这起霍乱的态度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勾勒出晚清重庆城地方权力的运作以及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进 而展示这座开埠口岸复杂的社会生态，以深化对近代重庆城市以及晚清中外关系问题的理解。
“霍乱”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极早，并不是 近代的舶来品。《灵枢·五乱》篇就有载 : “乱于肠 胃，则为霍乱”。 ［1］248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谈 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 答 曰:此名霍乱。霍乱自吐下，又利止，复更发热 也” ［2］1132 。中国早期文献中所载的“霍乱”，多指胃 肠炎一类的疾病［3］28，与今日所指的烈性传染病有 所不同。现今意涵上的霍乱( Cholera) 主要指由霍 乱弧菌引起的急性消化道传染病。 ［4］109目前的研究 多认定是在清嘉庆年间，经海路由印度半岛传入中 国。 ①此后很快成为对国人生命健康产生极大威胁 的烈性传染病。 目前关于清代霍乱的研究，多见于北京、天津、 上海、江浙等地②，关于内陆腹地的发生情况较少考 察。以上地区的关注和探讨自有其重要意义，然而 学术研究不可能仅停留在一定的地方或区域。笔者 通过对“巴县档案”的爬梳，发现 1908 年重庆城发 生了一起牵动各方关注的霍乱症，且隐含了丰富的 文化意义，为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能。因此，本 文以此则档案史料为文本，再钩沉其他有关文献，围 绕这一议题展开多角度的探讨，不当之处，敬祈各位 方家斧正!
一、 1908 年的霍乱与地方政府之互动 1908 年渝城的霍乱症，从衙门的告示中知晓传 染源并不在本地 : “照得下河一带，现有时疫流行， 渐渐传入县境” ［5］ 。据此，可大胆推测概因川江上 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导致爆发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疫 症逐渐传入了重庆境内。至于具体是什么地方? 经 进一步考察发现，极有可能是汉口。 英国记者丁乐梅在20 世纪初曾往西部游历，途 径湖北汉口时，在游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 “在 1908 年夏天，不下28 个外国人死于霍乱，当地人的 死亡数量更是不计其数。” ［6］9丁乐梅留下的记载中 强调的时间和季节都与档案反映的情况基本吻合。 故而笔者推测此次霍乱极有可能是由汉口传入渝城 境内的。这当然是与重庆坐拥两江，水上交通运输 网发达的因素休戚相关。尤其是到了近代，随着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在打破区域间的地理阻隔，沟通各 方人员往来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传染病的跨区域 流行。所以说，便利的川江航运，给重庆带来商贸发 展机会，也带来了疾病的危害。 “档案”关于此次疫情的应对办法记载较为详 细，从中可窥见，为了预防此次疫症的蔓延、扩散以 及医治感染人群，各级地方政府的长官果断采取了 一系列称之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 一) 检查船只，遮断交通 作为一种烈性的肠道传染病，得此病者顷刻毙 命，异常危险。学者张大庆统计1840—1911 年对中 国生命健康威胁最大的烈性传染病，霍乱高居榜首， 流行频度达 45 次，平均 1． 5 年就有一次，其次才是 鼠疫、天花等。 ［7］19极大的“杀伤性”和“高死亡率”是 霍乱的主要特征。西方学者研究 19 世纪直布罗陀 霍乱症时，也指出，“作为臭名昭著的最致命的传染 病之一，剧烈的呕吐和腹泻快速脱水致使一个人在 数小时内毙命” ［8］96 。疫症发生不久，巴县衙门就派 出差役等人员到境内各处不时巡逻查看，发现异常， 立刻上报，以便对疫情进行防控。为了阻止传染源 的扩散，保障渝城百姓生命健康，川东道台下发札 文，要求县衙即刻派人到大佛寺的下游设置排查点， 检查过往的船只是否载有患病的人员以及因此病故 之人。若有，“务令其即在下游起岸”，不准其继续 上溯，更加不准上岸，以此减少危害程度。 ［5］ 大佛寺筑于重庆最早的水运码头———弹子石 上。而弹子石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南岸，与朝天门 隔江相望，有大量人员会由此进入重庆城。所以，此 处设防可以限制病源携带者的活动范围，防止祸延 多地。 本年刚赴任的巴县知县吴以刚接到道台的文札 后，即刻责令衙门差役到大佛寺附近检查来往船只 情况。同时，吴知县明令 : “上下游来往船只内，如 有患疫病人，不准靠泊码头，以免传染，如违重究不 贷。” ［5］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对来往船只人员检查以 及水路交通线一定程度上的封锁行为，实际隐含了 检疫隔离制度的影子。当然不能藉此推断重庆已引 介并推行了具有“近代”特征的检疫隔离制度。一 般而言，此类活动的开展，都会由“隔离所”“检疫 所”类似的机构组织来负责。如时论言 : “防疫一事 本为卫生起见，例在口岸设一验疫所，以防传 染”。 ［9］5496从档案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重庆并无 此类机构，而地方政府的做法，应该是属于传统的避 疫手段，尚不涉及检疫这一近代的卫生制度。不过， 通过这一举措可作进一步思考的是，所谓的“近代 化”并不一定都是西方文明带来的，也可能是中国 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 就本例而言，可以想象人们一旦意识到此种方 式的有效性，极有可能会逐渐推广并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卫生检疫制度。况且，近代中西接触、交往，是 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不存在一种文明的进步全 由他国文明引导。梁其姿教授甚至有谈到，“许多 被认为具备‘近代’特色的制度、态度其实早在前近 代的中国就已出现”。 ［10］120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渝城作为西部商业中心， 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十分依赖长江这条“黄金水 道”，为了防止时疫的蔓延，通过行政力量强制阻隔 交通、限制人员往来的做法，无疑对本地经济发展有 阻碍影响。尽管在档案中并未有相关内容的体现， 我们却可以臆测针对地方政府的强制行为，极可能 引发渝城及外地商贩的抵触情绪，政策是否得以很 好落实，值得商榷。 ( 二) 设局延医，医治病患 鉴于南岸王家沱地方已有不少百姓感染，除去 预防措施采取外，治疗活动更是不可或缺、紧迫的。 作为六品的江北厅同知郭钟美建议在疫情预防的基 础上，更宜考虑“治疫之方略”，为此采取了在警察 分局下面成立防疫卫生局的办法，试图通过专门的 机构做到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患病轻者进行诊治救 护。 ［5］仔细考量这一新式机构，实则为清末新政的 革新影响。 清末国家内外交困，中央政权摇摇欲坠，时人指 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 ［11］8527 1901 年1 月 29 日，清廷发布改革上谕，标志新政的启 动———“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 三纲五常，昭如日星之照世; 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 妨如琴瑟之改弦。” ［12］460这一场改革几乎涵盖社会 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卫生尤其在卫生机构设置方面。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朝廷谕令京师及各省一体举 办巡警部。巡警部内设有五司十六科，其中卫生一 科“掌考核医学堂之设置、医生之考验给凭，并清 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 ［13］。“三 十二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下辖“一卫生司，掌核办 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原设之警保 司卫生科事务并归办理” ［14］8791 。毫无疑问，国家从 制度建构层面确立的医疗卫生机制，会对地方相关 组织建立起到推动作用。渝城设立的防疫卫生局正 是晚清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变迁的体现。 渝城设立防疫卫生局，“添延医士”多名，聘请 有专业知识的人来主持医疗活动的开展，并且拟定 章程六条，以实现医疗机构的规范化运转。 ［5］档案中还较为详细地说明了防疫卫生局设立在选址上的 周全考虑:一是选择新城“地广人稀，空气较好” ［5］ 的地带。这主要关系到空气与疾病关系的问题。人 烟稠密之区，不仅不利于病症的医治，还容易滋生瘟 疫。比如，有论断曰 : “人聚一处，易染急疫” ［15］244 。 鉴于霍乱极强的传染性，地方政府在卫生局的选址 上，尤其注意选择人烟稀少之处，从而可以阻滞疫情 的蔓延，以减少人群的感染。此外，“空气较好”，多 指其清新与流通的畅达。王有性在《随息居霍乱 论》就强调，“霍乱痧胀，流行成疫，皆热气病气，酝 酿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门窗勿闭，得气有所泄 也”。 ［16］20二是所选地址必须与官署相近。毗邻官 署，可预防“照料无人”等问题的出现，这就利于对 病情随时观察以及病患的医治。不论是从“防”还 是从“治”的角度来看，倡议设立的卫生机构可谓良 苦用心。 渝城成立的防疫卫生局是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 的重大事件，如伍连德所说，“我国往时疫病流行， 从未闻有防御之者，该次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 树公共卫生之基础，厥功甚伟” ［17］ 。 此外，“防疫卫生局”这一专门机构的设置，很 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渝城传统的医疗空间。“因为中 国人自古并没有把病人委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的传 统，中国人的治病程序是以家庭本身为单位，病人身 体的治愈是依靠外请的医生，但护理程序的最终完 成是在家庭空间中实现的。” ［18］14即传统的医疗单位 是以“私家”的形式而非“公共”的形式出现。而当 下的做法，是运用行政权力将病患“圈定”在一个特 殊的、封闭的公共的空间中医治、护理。这一变化， 体现出的是渝城简单的物理空间到复杂的社会空间 的转换———行政力量通过对民众“身体”的规训、控 制，达到集中基层权力，整肃社会秩序的目的。当 然，依靠行政权威可以调动各方力量，却不失为疾病 防、治的有效措施。 ( 三) 施银救济，全人性命 除了专门机构、组织的设立外，治疗活动的很好 开展，还不得不依赖充足的资金。政府通过经济手 段应灾是一种传统且有效的方式。比如，光绪二十 二年( 1896) 三月初六日，洪岩厢失火，延烧花户五 十六家。衙门鉴于居民惨遭回祿，无屋棲止，捐出银 两11250 文，以示赈恤。 ［19］对于这次由长江下游引 起的霍乱，县令吴以刚发布晓谕称: 访得到王家沱地方，现有一种时疫……现 由本县捐钱发交该处首人，凡遇贫苦下力并无 亲属之人得染此症……一切用费皆在本县捐钱 项下动用，事后开报，倘有不敷，准首人续 领。 ［5］ 病患的医治、殁者的埋葬，皆需经费的支持，这 对于下力为生亦或无业游民来讲，是难以甚至不可 能负担的。正如明人林希元所述，“时际凶荒，民作 疫疠，极贫之民，一食尚艰，求医问药，于何取 给”， ［20］除自生自灭外，旁无他法。清代也不例外。 这次突如其来的时疫，县衙确立了“一切用费 皆在本县捐钱项下动用”的原则，甚至指出“倘有不 敷，准首人续领”。通俗讲，相关花销不设限制。具 体操作上，先由无力医治的贫民自己提出请求，然后 再由负责地方治安的保正主持调养、医治等手续的 办理。至于费用，由保正向县衙承领，也可由保正先 自行垫付，后通过凭证随时到县衙领取。总之，衙门 主动承担了此次霍乱诊治的全部费用。 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从正印 官的收入来看，清代巴县知县，属于正七品，年养廉 银1000 两，俸银45 两。 ［21］卷6《职官》， 229与其他多数省份 比较，巴县知县的薪水是相对较低的。 ③此外，在光 绪年间，巴县衙门甚至因支出较大，不敷开支，将银 两转发殷实妥商生息，以维持日常开销的事迹。 ［22］ 所以说巴县衙门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清末 新政繁兴，更是需要消耗大量经费。难以想象的是， 在本次疫情防治中，衙门却是以一种“独占”的方式 作用其中。 除采取以上三项措施外，吴知县还将霍乱的相 关情形以白话文的形式编演成六字告示，下发各处 周知。内容上，包括霍乱的患病症状、应该采取的防 治举措以及百姓日常饮食、清洁卫生需要注意的事 项等等。 ［5］这类通俗性的舆论宣传，不仅对于安定 百姓惊恐的情绪有积极作用，更利于卫生知识的普 及。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将 管理者的防疫观念、方式逐渐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 活中，对群众卫生习俗、心态意识的重塑起到一定的 作用。 概括而论，渝城的这次霍乱，牵动了从道台到府 衙、县衙、直隶厅一个地区几乎所有的行政机构，他 们在预防、施救的过程中，采取了系列应对办法。尽 管无法得知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无疑这些措施是 利于疾疫的防治以及地方医疗防疫体系的形成。 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措施作进一步思考，我们能从中窥探出一些时代特征来。我们看到地方行政权 力对地方医疗卫生的强力干预，取代了传统的寻求 与民间力量合作的方式，体现出地方行政试图将医 疗卫生制度化为衙门日常事务的趋势。 因为，一般而言，地方发生灾难，基于财力、影响 力以及儒家理念等多方面因素的思忖，行政机构往 往会借助地方绅矜、商贾等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 长期以来，官绅合作已是一种常态。早在唐代，兖州 出现重大饥荒，知州崔立年便“富人出谷十万余石 赈饿者，所全活甚众” ［23］230 。有清一代渝城亦如此。 同治九年( 1870) ，渝城太平、太安两厢发生瘟疫，死 亡甚重，当时即由巴县衙门与行帮谭福旺、马芳贵等 协同救治。 ［24］相关例子不一而足。 反观此次霍乱的发生，未见任何绅、商的影踪。 所有的救助措施，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操办。首先， 经费上，“医药、掩埋、监守、巡兵、伙夫、杂役”的花 费全部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衙门凭借“一己之 力”负担起一切相关开销支出，不曾动员其他社会 力量参与其中。这同前面提及的官绅合作方式完全 不同。其次，机构建制上，也并未出现往常整合社会 力量，号召绅商设立相关救助组织的情况。 ④而是在 作为行政机构的警察分局下附设防疫卫生局，进行 疫情的防控。 这一变化，当是与清末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 息息相关的———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出现国家行政 权力不断下渗和扩张的趋势。此外，尤其需要指出 的是，重庆作为近代的开埠城市，西方势力是不能轻 忽的存在，在本处疫症中扮演了异常活跃的角色，值 得高度关注。 二、西力的挑战与合作 前文亦谈及重庆城“水陆交冲，地当孔道，巨商 大股，较省城尤为繁盛” ［25］，尤其是“随着 16 至 19 世纪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以及内河与沿海航运路线的 日渐扩大，长江上游地区更大程度地被长程贸易网 络所卷入”，“重庆的商贸中心地位日渐显著”。 ［26］317 因此，在近代西力对外扩张、殖民的进程中，重庆很 快成为了西方列强竞相逐利的场域。 晚清以降，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身份 各异之人不辞万险纷纷来到长江上游及重庆，或游 历，或考察，或搜罗情报，不同程度地服务于本国的 对外扩张政策。英国人更是依凭光绪二年的《烟台 条约》率先取得了“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 特权［27］。1890 年3 月 31 日，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 异” ［21］卷16《交涉》， 502。1891 年 3 月 1 日，重庆海关成 立，重庆正式开埠。重庆成为了英国在中国获得的 第20 个通商口岸，被英国人认为是“位于中国最富 庶和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 ［28］410 。1894 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强迫大清签订 《马关条约》，重庆成为中日马关谈判中，日本得到 的第一个通商口岸。 ［29］308 “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 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 一律享受”。 ［30］151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和英帝国一 样，取得了开埠重庆的特权。得益于“一体均沾”的 原则，各国领事纷纷东来，后经勘定重庆南岸王家沱 为租界地。 ［21］卷16《交涉》， 506重庆华洋萃集的城市面貌由 此形成。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次疾疫流行之 处即为王家沱地区。 巴县知县吴以刚发布的告示清楚表明，“重庆 南岸王家沱地方时疫流行”，“其病状或呕、或泄、或 两脚发麻”，“异常危险”，“居民连日染患时症，死去 已有七人” ［5］ 。作为租界所在地，毋庸置疑，西方各 国必然对此投以高度的关注! 当疫情出现时，法国领事就派本国檏医士，且邀 德国的阿医士协同前往王家沱进行实地查考。凭借 专业的医学知识，两人得出了一致的意见，确认本次 时疫为霍乱症，“传染易滋、危险万状”，立马向领事 汇报了详请。 ［5］值得一提的是，邀约阿医士之举，概 因德国对霍乱的认知和防治在当时世界上尤其深 刻。德国人罗伯特·科赫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 一次发现了霍乱弧菌，并第一次提出了霍乱预防法， 成为病原细菌学奠基人并摘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 学奖。 ［31］ 各国领事得知这一讯息后，纷纷向负责守城之 官的川东道台致函，要求设法预防和医治。兹摘引 法国领事白达致川东道函如下: 檏医官暨德国阿医士同往考查，确系霍乱 症。地方不知此病危险，□死去后未掩埋，亦多 施治□瘟之法，将来恐不免蔓延……窃查霍乱 症亦名“麻脚瘟”，传染极快，异常危险。敝国 人于此症查验极严，诚以一经感受，虽有灵药亦 难□功。……敝国兵船亦防备周密，绝不虑其 传染。惟念该地居民无知，而罹此灾情殊可悯、 可亲，仰贵监督慈祥恺悌、胞与为怀、布陈所知， 可否转饬地方速照以上所列之法施治，使其不 能传染，消患□形，则贵监督之迭□□民容有涯涘。查时疫流传为患□烈，故各国于防疫之法 皆极其备求。现王家沱地方既有此项时疫，应 该新执事派人劝谕民间，俾设法预防，以免传染 □□。 特此敬请 升安不具 名正具［5］ 与此同时，川东道的陈道员又收到了来自各国 在渝的领事代表———英国领事费理伯的致函，费理 伯函称: 今岁天时不正，疫疠流行，一经传染，颇难 救治，是以泰西各国重视此症，如临大敌。今重 庆为通商巨埠，人民虽多，知识未开，……此症 传染，中医束手无策，徒令死亡相继，贻害地方， 一时不能净尽。敝领事忝居领袖，为各领事代 表，现已商请本国樊医士预筹防治之法，列单进 呈。请烦贵监督出示晓谕……务须严防疫症， 勿使传染，并广布治法，以期人寿同登，地方安 靖。 ［5］ 由上可见，两份“致函”表达意思相同: 第一，强 调此症危险万分，稍不注意即死亡相继，要求地方政 府加强管理;第二，西方各国对此疫的防治十分有经 验，出于对渝城百姓可悯、可亲的考量，提供了防治 方案，要求地方按照他们的办法开展施救活动。 倘若我们就文字表面所呈现的信息来理解，无 疑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鉴于重庆目前的 医疗水平无法治愈，各国又对渝城人民怀有同情之 心，因此提供具体的医治办法，转交重庆地方政府照 办，以图实现“人寿同登、地方安靖”的目的。然而， 当我们从一个大的历史观，或者说结合时代背景分 析，不难发觉，西人的言行实则包含了在知识领域对 中国的挑战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色彩。 自1840 年大清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后，王 朝逐步经受了西方文明方方面面的挑战，从军事机 制到国家政体，再到文化层面，中国的医学也未能获 免。丁福保在《历代医学书目》序中喟叹，“西人东 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未有 之奇变也” ［32］249 。在近代，西人对中医的偏见言论 十分常见。 莫理循曾讽刺 : “没有哪个英国医生比得上中 国医生的从容自信，他们凭着这种自信，诊断他们并 不明白的各种病症。当中国医生把他并不了解的草
药放进他更不了解的人体内时，如果看到不幸的后 果，也并不比他的西方同行遇到同样情景更加惊慌 失措，他抽身而退，言简意赅地总评道‘须知医之与 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 ［33］161再如，英国人丁 乐梅也对中国的医学嗤之以鼻，“蹒跚而行的老中 医仍然继续着他那邪恶的营生，毒害着容易受骗的 人们”。 ［6］51 就此事件而言，西方领事笃定“地方( 重庆) 不 知此病危险”，“亦无多施治此瘟之法”。各国驻渝 领事官代表费理伯为了说服重庆地方政府采纳自己 的意见，在行文中直白地表达出西方防治此症的信 心与能力，“敝国人于此症查验极严”“各国于防疫 之法皆极”“敝国兵船亦防备周密，绝不虑其传 染”。 ［5］ 渝城作为华洋杂居，霍乱又是传染性极强的疾 疫，洋人的“绝不虑其传染”未免有自大之嫌? 西方 膨胀的自信以及对中医治疗能力的质疑和否定，尤 其是武断地认为，“中医束手无策”，“徒令死亡相 继”的论断，充分显示出的是西方医学的霸权主义 倾向。当然，这种“医学霸权”的态度以及中西医二 元对立的论述，与西方医学在病因解释、病疫防治技 术的发展密切关系。16、 17 世纪时以解剖学、病理 学为基础的西方医疗技术获得了较快发展， 17 世纪 甚至被视作西方医学的革命世纪。 ［34］72 －74到19 世纪 更是取得长足发展。在1883 年之前，西欧国家已经 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传染病防治机制，并基本控制住 霍乱的大规模暴发。 ［35］ 据此，可以结论，近代西方的医学支撑着西人在 华人面前的强烈优越感。这从技术层面看，是西医 对中医的歧视与偏见，而“中医偏见、歧视”背后折 射出的更深层次的是“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已 有部分研究成果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了论说，指 出近代西人认为，传染疾病暴发的根源是华人不讲 卫生，华人社会是疾病蔓延的温床。 ⑤此外，学者罗 芙芸亦曾谈及，对西方人而言，他们自信在医学理论 和疾病控制上的优越性是西方区别于东方的主要特 征。 ［36］76 由此可论，西方在知识领域的优越感，种族偏见 态度，更是与其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不无关系。近 代疾疫的流行并不单是关乎医疗技术本身的问题， 尤其是霍乱、天花等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及进一 步流行、蔓延，会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安静稳定、经 济的发展。对于在渝的西方人来讲，以上问题都是极为在意之事，尤其是经济层面的考量。 近代重庆增开为商埠，意味着被正式纳入世界 市场之中，“商品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进出口贸易 的数值猛增”，“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洋货分销网和 土货购销网开始形成”。 ［37］31仅以重庆进口的洋货为 例，光绪十七年( 1891) 重庆进口洋货“按市价估算， 共约关平银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二十七两” ［38］第17册， 33， 第二年( 1892) ，“进口洋货按市价估算，共约关平银 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四两” ［38］第19册， 110，呈现 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迅速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 汉口的第四位销售中心” ［39］282由此，看到的是重庆 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反之亦然。 因此，重庆港作为西方列强在中国西部的一个 重要转口港，是列强在华殖民网络的重要据点，重庆 的稳定和繁盛直接关系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关系 到他们的对华殖民政策。 另外，重视渝城百姓的身体健康，也是进一步殖 民、掠夺渝城“人力资源”的体现。随着对华贸易的 深入发展，劳动力成为外国人掠夺的一个重要的、有 价值的资源。外国商业性机构在华的纷纷设立，提 出了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西人认为“中国工 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工价，实非美国工人 所能自给” ［40］921 。渝城就有不少华人在外国洋行、 工厂做工的情况。 ⑥试想，霍乱在渝城的大肆蔓延， 定会引起人员逃离的情形，这样就会导致渝城经济 萧条景象的出现。故而，西人对渝城百姓生命安全 的“关心”和“重视”，笼罩在浓厚的“殖民主义”历 史语境中，打下了深深的殖民主义烙印! 考察西人采取的救治行为，是与华人政府合作 的方式展开。各国领事不仅向重庆当局提供西医的 防治方法，还将他们对霍乱的认识转换为文字，名为 《霍乱症论》，随函一并提供给川东道，要求道台出 示晓谕“转饬地方，速照以上所列之法施治，使其不 能传染”。为何西人不直接开展对华人的救治工 作? 究其缘由，文章认为主要是渝城地处西南内陆， 风气较晚开通，百姓对西方的事物普遍较为陌生，不 了解西方医术，无法信任西医，甚至对西医有恐惧、 反感。晚清重庆城各种类型的频繁的华洋冲突，中 外之间嫌隙日重，便是明证，导致西人不敢擅自行 动，开展合乎西人要求的科学的医疗活动。且充分 认识到华人百姓对“皇权”的信服，转而借助中国传 统的行政权威，以便间接地实现他们的文化霸权和 控制在渝经济利益的目的，实现进一步殖民化重庆的企图。此外，这也与西方在渝的势力不如上海、香 港等地强盛相关。 灾荒救济属于地方官的“分内”之责，也是权力 所在，洋人更是无权干涉。针对本次渝城的霍乱，面 对英国、法国等西方势力较积极且强势的介入姿态， 重庆地方政府又作何反应? 是排斥亦或不理睬? 令 我们吃惊的是，档案反映出地方行政的态度是完全 采纳了意见，认为“英领事交来预防之法，尚切实易 行”，要求下级政府照洋人提供的办法来开展施救 行动。 换言之，从地方政府的态度反映出的是西方知 识作为一种隐形的权力对近代中国的挑战与冲击是 成功的。这算得上是一个饶有趣味且值得探讨的话 题! 为什么会成功? 究竟是西方在渝势力渗透的成 果表现? 抑或重庆地方政府懂得主动利用西方医 学，以维持地方稳定的能动性特征? 窃以为，后者的 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晚清渝城与洋人通商数十载以来，中国 人尤其是生活在华洋杂居之地的官员更多认识到了 西方在众多领域的优势，因此不再简单地盲目扞格， 对于西方文化的“染指”，给予接受与认可; 另一方 面，清代的四川地区亦饱经动荡。同治元年石达开 入川、咸丰年间李兰起义及光绪二十七年四川的义 和团运动，都使得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秩序严重失 序。对地方执政者而言，社会稳定当是首要的考虑。 此时洋人的态度及行为恰好可以作为维持社会稳定 的力量加以利用。 故而，在此疫中，我们看到在洋人发起的挑战面 前，华人政府并不处于对立面，而是配合与认可的姿 态，看似不合“常规”的行为，实则蕴含了内在的逻 辑性。当然，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华人政府的权威加 上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对此次霍乱的防治能起到 很好的遏制作用。 三、小 结 疾病与人类相伴随、无处不在，疾病问题“并不 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体验、 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 建构”。 ［41］IV文章以清末重庆的霍乱为例，以防治措 施为切入，考察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运作、权力介入以 及中外关系等问题，进而揭示出近代中国开埠城市 的社会变迁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 经研究发现，重庆的地方行政牢牢控制住霍乱 的防治权，不再借助民间社会力量，体现出渝城地方 行政职能扩张的趋势以及医疗卫生由传统的个人行 为向公共的卫生行政转变的倾向。这与时下国家内 外交困，维护统治秩序，实现行政权力在各方面建构 的目的相关。除此之外，作为华洋杂居之地，清季重 庆城笼罩在一张复杂的中外关系网络中，面临着外 来力量的强势冲击与介入，反映出清末渝城复杂的 社会环境。当然，冲出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 着机遇，近代西方的先进文化会对中国地方社会的 发展产生刺激与促进作用。江北厅同知郭钟美在呈 给知府的禀文中就谈到“洋人”对他们的影响，“敝 厅民牧忝司，岂能默然不动?” ［5］我们看到，洋人面 对霍乱的态度、行为刺激了地方行政的竞争意识，甚 至可以说还包含了朴素的“民族意识”“自强意识”， 通过积极的介入疾病活动，彰显守土之责与权! 综上观之，本文对 1908 年重庆霍乱的关注，并 不仅在于考察地方对疾病的预防与治愈的能力，也 在于探讨晚清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张以及西力在对华 扩张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的影响等近代中国面 临的重大时代问题。 ［责任编辑:杨和平］
注释: ① 如罗尔纲，范行准，陈胜坤等人皆持此种观点。此外，美国学者麦克尼尔也指出，“1818 年间，正在印度北部边境打了好几仗的英国军队， 把霍乱从他们设在加尔各的指挥部带走，送给他们的尼泊尔和阿富汗敌人。更猛烈的是海路传播，船只在1820—1822 年间把霍乱传到锡 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大陆、中国和日本。”( ［美］维廉 H．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 ． 余新忠等，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158 页) 后来的研究者也多延续这一认识。 ② 相关论文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 2001 年第 2 期; 彭善民《公共卫生与 上海都市文明( 1898 －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史学月刊》， 2014 年第3 期;［美］罗 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等等。 ③ 直隶、湖南、甘肃和云南等省，最高可达到1200 两。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北、福建、广东和广西九省，甚至超过1400 两。见瞿同祖《清 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1 页。 ④ 比如，清同治五年巴县知县黄檏委托至善堂首士代办保节堂。民国《巴县志》卷17《自治》，《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 册，成 都: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524 页。 ⑤ 相关研究请参见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 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4 期;崔文龙《德国 在胶澳租借地建设规划中的卫生措施以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德国研究》， 2008 年第1 期。 ⑥ 此种情况的大量存在，还是诱发渝城华洋纠纷、冲突的重要因素。相关问题可参见惠科《巴县衙门与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研究( 1876— 1911) 》，西南大学2018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1—63 页;惠科《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南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