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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转向及深远影响

2024-06-04     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     作者: 冯莉 谢晓川

与18世纪和19世纪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不同,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物质利益。而马克思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在现实的社会问题上,不仅仅是因为在《莱茵报》所从事的时政写作让他不得不关注“物质利益”,还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马克思不再以“财富形成的秘密”而是以“财富带来的困境”为导向,拒绝未经批判地直接接纳英国和法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预设。这种批判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对论证策略的选择,也预示着其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
一、引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的现实问题
同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一样,要追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也必须“借助历史之遗存来接近‘过去’本身,追溯和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防止“‘看不到’‘看不全’和‘看不真’的问题”,即对马克思早年政治经济学起点的研究必须从更丰富的历史信息、更广阔的思想史视野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内涵出发来重新审视马克思早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
(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什么?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因私有财产权保护范围的定义引起的争端以及《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对私有财产破产问题的论述所展现出来的现实社会问题是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动因。此时,“物质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困境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莱茵地区可以直接目睹的社会现象,是他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的否定性经验。正是这种否定性经验促使他去寻找与其所熟悉的哲学传统不同的理论视野,以便能够在时事新闻评论中更准确地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批评普鲁士莱茵当局、特别是莱茵省当局的政策。
由此,马克思直指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制度:林木占有者的本性是“愚蠢庸俗、斤斤计较、贪图私利”的,他们不仅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进行重罚,而且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给予惩治。实际上,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行为,而贫民捡拾枯枝这一习惯源于所有权的不确定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私有财产,而不是独占者的特权。惩罚这一千百年来“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把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做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只是再次印证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阶级本质。
对“私有财产”的分析使得马克思找到了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私有财产本质上体现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是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建立在剥夺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基础上的关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权维护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共同意志,还体现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它实现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且是资本能够持续获利的机制。林木盗窃案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关系。可见,从政治、法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并进而完成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进展逻辑的基本理路。
(二)国民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阐释了什么?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坦承:“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国民经济学是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它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并试图阐明资本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从而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普遍的,但是在斯密的成名作出版之后,这个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于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斯密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来源和原因,认为正是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经济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实现了巨大突破,资本主义才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是永恒的,只要改变一些阻碍它发展的人为的不自然的社会经济措施,它就可以永远发展下去。无疑,这为急于为自身“正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无限的财富积累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展现了以资本为社会权力的时代的来临。
但是,国民经济学的“伪善性”和“犬儒主义”也由此暴露出来,因为同样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却把“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放逐在国民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使其成为“游荡的幽灵”。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仅仅是为了谋生,工人只是“劳动的动物”,是“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社会财富的增进与“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同时存在。而问题是,国民经济学并没有深入阐释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所追求的社会最富裕状态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反而“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把本应需要深入推论的问题假定为“历史事实”而罔顾当前的经济事实。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这为马克思明确了自身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
(三)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马克思在回顾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过时说,当时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对立,虽然“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不能付印,但是“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即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此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基本形成。面对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经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马克思的“问题”的解决无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但此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尚处于起步阶段,换言之,从揭示“财富密码”的研究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青年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现“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应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争论乃至批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条件。较早地,马克思在其《巴黎笔记》中不仅详细摘录了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私有财产权和市民社会,这是马克思哲学转向的开始。因此,在《莱茵报》时期,虽然马克思仍然在德语世界的法学和哲学传统理论框架下来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是他已经开始关注德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并由此开始接触和了解近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从1844年起,马克思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到1883年因病去世为止,他为世人留下了两部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著、多篇政治经济学论文与演讲文稿,以及数量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草稿、笔记和摘录。
因此,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向就会发现,先前的“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即劳动为资本家带来了财富,但是为工人带来了赤贫。这就使得如果不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那么就不能弄明白“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弄不明白资本主义的财富与贫困同时产生的真正原因。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生转向的思想诱因
马克思从现实出发展开研究并发生思想转向的诱因是多重的,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亨特在剖析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时所说的那样,绝不可能是马克思本人的“孤独的反思”。具体而言,在1843年至1844年,除了传统解释中强调的影响马克思理论转向的三个因素——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也是推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因素。甚至可以说,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勾连起“物质利益问题”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环节。正是这种法国理论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与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领域。
一是来自法国理论的思想触动。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经由莫泽斯·赫斯等人的文章和相关的新闻报道接触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特别是它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所有制的论述。对于马克思来说,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视角恰好能够让人们进一步认清德国社会的危机及其根源,但是德国的部分革命派,特别是倾向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人们,都不愿意在法国理论所开辟的视野中去深入思考社会危机的根源,他们既提不出任何药方,也不去做任何尝试来解决问题。而马克思显然与此不同,经过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一系列写作和思考,他已经认识到了旧有理论的局限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马克思开始将目光转向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并力图反省其中蕴含的“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
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主要围绕“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这一历史哲学命题来建构自己的新理论。它特别重视以社会生产为论题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大规模地吸收和改造近代以来的诸多政治经济学理论,并糅合19世纪的新理论和新发现,为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理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这为马克思接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提供了思想上的桥梁。法国的理论也改变了马克思看待普鲁士和现代欧洲各种社会问题的视角。以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社会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以社会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现象为核心的一系列的人的失序和社会矛盾冲突问题。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不仅仅将社会问题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将关于社会问题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构想看作它们建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革趋势的历史哲学和推动社会革命的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让青年马克思看到了作为社会问题中心的无产者以及无产者要改善自身处境的潜在革命诉求。同时,马克思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社会问题视野与他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进一步结合在一起,从新理论出发来分析劳动者的贫困问题以及贫困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危机问题,这构成了马克思关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理论动机。
二是对英法德“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参考。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为例,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文章和著作:“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有着深入接触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式经历的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是“私经济学”,“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和重商主义理论一样,除了“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之外,没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进行丝毫研究。因此,国民财富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由此,资本主义越发展,矛盾就越尖锐,为私有制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越“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掩盖其所陷入的矛盾。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德语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阅读没有局限于上述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不过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言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及德语政治经济学对他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的影响,而是着重强调他和恩格斯殊途同归地走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德语地区左派思想阵营中流行的哲学路径的批判。但是从他的《巴黎和布鲁塞尔笔记本》所摘录的文段中我们至少可以确认,除了上述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作品,在1844年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时,马克思还阅读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等多位德语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是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间理解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模式和运转机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他从对社会现实之人的贫困和社会失序的关切出发进入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和德语世界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共有的价值立场,这一立场显然不同于英国和欧洲大陆那种推崇自由经济和商业繁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立场。
三、走向彻底批判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虽然马克思通过法国的理论已经意识到近代欧洲各国普遍出现的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及工业化有着必然的关联,但是他并未接受法国理论的分析路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策略。与19世纪40年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相比,马克思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动机。他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没有停留在当时德语世界流行的、从法国传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所给出的那些新颖但光怪陆离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论述之上。马克思非常敏感地看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旧哲学的要素会对要求革命行动的理论本身产生不利影响,即对人们用新科学和新方法来理解与分析社会问题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干扰。于是,马克思在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近现代国家政治理论和政治历史所进行的不断的理论反省,以及后续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与青年黑格尔派所作的一系列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的理论论战中,为自己从旧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充分准备。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导向转变
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坦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没有先在价值立场的单纯科学研究,而是一种为“武器的批判”服务的“批判的武器”。他自觉地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归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光谱中,明确承认他的研究路径深受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承认经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批判与改造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他开启自己的研究有着导向作用。在马克思这里,社会的主体不再是“意识”这些“思维存在物”,而是作为“类”的成员的“人”。当然,这并非割裂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本质上反而是一种“内生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论追问,旨在追求无产阶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哲学的实现’。”
与斯密等人的价值立场相反,马克思更多地关注劳动者在各种经济形势中面临的工资与生活困境:“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下,国民财富的增长与社会大多数劳动者的幸福之实现是相互冲突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冲突的根源仍然在于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自身所隐藏着的抽象之人的规定:“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
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马克思看到的是忽略和遮蔽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抽象规定,而在斯密这里,马克思看到的是切割和分裂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抽象规定。因此,在对“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论述中,马克思在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视角与立场后,始终力图在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中发现资本家、地主等经济存在者被某种抽象规定切割和分裂的现实存在状态。对抽象规定的这种抗拒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将自己的理论关切定位于市民社会以及社会中的现实之人密切相关。只要不脱离这种作为社会普遍大多数、作为社会现实性的现实之人,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就一定能够让新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或者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扭曲的现状和抽象的理论给人带来的桎梏。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变革
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是随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实政治的批判而不断深入的。虽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规划即人的解放是其恒久的思想主题,但在他看来,要解决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方法论变革始终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向。这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它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或者说,只有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向才能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随着社会科学取代哲学以及近代社会背景下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相互交融和分离,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出现了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分歧。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古典(庸俗)经济学的方法并没有触及社会现实领域,它所讨论的只是事实之间的恒常性联系。因而在前提上,古典(庸俗)经济学的方法只能是对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权力的实证。其方法的问题不仅在于以“自然”取代“历史”进而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而且在于在本质上无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在强调历史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历史的展开过程属于必然性领域,而必然性的尺度来自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
由此,马克思抛弃了之前所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剥除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以头立地”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而赋予其唯物主义的内核。“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任何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看法和结论都“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因此,必须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幻觉,从普遍的物的关系中揭示出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就实现了主题转换,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构成了通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厦的三把钥匙。这对于划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具有本质意义。
(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价值导向的转变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使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也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诞生。马克思认识到,只有发现被物与物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对具体的经济事实和资本逻辑进行深入的描述与分析,才能对其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决定历史和政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国家就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家正是在对物质利益的绝对占有中才实现了资本的统治。但是马克思同时认为,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统治者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但“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方式来消灭的,而是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对资本的进攻不能仅限于经济领域,也不能“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否则革命必然遭到最终的失败。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和劳动斗争时强调,必须抓住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本质、核心和规律:“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并不是否定“为提高工资所做的努力”,而是需要一方面“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继续尝试“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另一方面在“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中要“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说,日常的斗争和“更大的运动”都必不可少,既不能局限于日常斗争、夸大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也要致力于实现“更大的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的出版为标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日臻成熟。他毫不讳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也毫不避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机,认为工业化的大发展最终挖掉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它生产出自身的“掘墓人”,带来的只能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显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与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同,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物质的力量”,这是由“人的本质力量”推动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从思想上武装工人阶级,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对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转向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对“财富带来的困境”的探索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革命的历史科学被建构起来,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现实力量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崛起。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颠覆性破解,也是马克思用来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的总钥匙,同时,也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下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向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列宁从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和俄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入“第二次飞跃”。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这一判断不仅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而且在辩证否定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基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列宁提出,必须要“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并进而“到达共产主义”。也正是基于对过渡阶段的认识,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显然是由实践促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1931年,苏联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一次使用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阐明了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1954年,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统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本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二)当代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基本方法和理论进路。冷战结束后,一方面,资本再生产以和平的方式席卷全球,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组织化思想在“全球化”的庇护下达到顶峰,金融寡头的垄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垂死性”“过渡性”及其“阶段性繁荣”的共存是其当前及之后发展的典型表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而垄断资本主义展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劳资冲突持续存在也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固有产物;另一方面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等在导致底层社会极端撕裂的同时使其快速“多部落化”,这又实质性地消解了无产阶级的团结。而解决问题的钥匙必须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去寻找。正如部分左翼学者所认为的,只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实行“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救援计划”,才能最终“挽救资本和旧世界”。但这样一来,问题的解决始终是“死结”,因为一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是实质性地解决了资本主义本身。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指向。
(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第一次在实践中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魔咒,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实现了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明显加快了脚步。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性实践,并使之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由此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构成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纲领在当代中国的自主化探索与经验转化,其理论基础与价值定向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本质界限与原则差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也反过来印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力。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它解决了政治经济学为谁服务和为谁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使之成熟,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断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体系建构的重大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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