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社会心理服务、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数据服务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杨根乔指出，在抗击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过程中，一些网络信息铺天盖地真伪难辨，一些领域负面舆情此起彼伏，致使一些民众陷入焦虑、惶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侥幸、恐慌、围观、猎奇等负面社会心态。因此，必须着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借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好的做法，强化党组织领导、部门协作和社会参与，构建以普遍服务为前端、监测预警为中端、精准干预为末端的社会心理健康全程服务链，充分发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功能。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在疫情防控中为群众提供近距离的心理服务工作。搭建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强化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依托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或具备条件的社会服务机构，为疫情防控提供心理援助服务，预防和减少极端行为发生。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和具有积极社会心态的志愿者，针对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分类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心理困惑与矛盾；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服务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完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心理健康科普宣传网络，强化对疫情和病毒的科学认知，不断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素养。

摘编自《光明日报》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逄锦聚认为，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创造的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这些规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有益贡献。首先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中国经济理论，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是顺应世界潮流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也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是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为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潮流，揭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呈现的新特点、新形式，回答了如何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编自《人民日报》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认为，这次疫情迅速传播带来的压力提醒我们，面对未来的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要更多依赖新技术和新信息源，才能最终达到服务于全社会以及所有城乡居民的效果。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次疫情灾害，重新建立起面向全社会的数据服务体系，改革传统的数据搜集方法，建立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中心，以用户数据源为基础的真正的大数据系统。把政府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平台融合，从只针对政府的服务，转向针对全社会的服务，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危机。对于手机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来说，通过整合数据源，真正地放大了数据利用渠道，从企业自身的需要和满足社会责任的需要，使得长期被沉淀甚至浪费的数据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在数据全覆盖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和社会服务机会。一些有能力提供数据服务的企业，则可以利用这次数据整合进行深入研发，建立新型的社会公众服务和商业服务的数据信息平台。

摘编自《北京日报》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富、崔海雷表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迫切需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第一，坚决破除制约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第二，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完善区域互助机制。要鼓励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和共建产业园区等合作平台。第三，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等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加快内外联通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建设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第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使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五，完善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城市群的作用。促进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充分发挥城市群对激发新动能、塑造新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经济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汪亭友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学术界围绕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取得广泛共识和有益成果。尽管如此，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厘清的问题。第一，需要运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探究确立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要在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深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第二，要按照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与要求，坚持、巩固并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进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完善宣传思想、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能力。第三，加强重大风险挑战等问题的研究，增强坚持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牢牢掌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断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四，认真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体系。

摘编自《天津日报》

（光明网记者 郑芳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