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各类传染病大肆流行。流行最广的是鼠疫，建国前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另外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还有麻疹、天花、霍乱、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面对各类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集中力量办大事，防控察北鼠疫。新中国在初始的一穷二白中奋进，唯一可依赖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爆发鼠疫，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决策迅速、统一领导的优势，迅速部署防控鼠疫。一是制定紧急措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布置实施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封锁隔离、管制交通等紧急防控措施，体现了科学防控的理念；二是统一领导协调地方。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经常办公制度，任命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等领导协调地方防疫机构。三是寻求国际援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政府支援药品并派遣防疫队协助应对鼠疫，受到苏方援助。在各方努力下，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但经此一役，新中国薄弱的防疫状况暴露出来，着眼现实、统筹全国的卫生防疫方针亟需制定。之后，卫生部先后在1950至1953年召开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新中国卫生防疫方针，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具有重大意义。

上下一心齐动员，战胜血吸虫。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转化为巨大的社会动员优势，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党员和党组织，这是年轻的新中国能够战胜任何敌人的根本制度优势。建国前的40年间仅江西省就因血吸虫病毁灭村庄1315个，死亡326656人，建国初期全国患者多达1200万人。1953年9月16日，沈钧儒向毛泽东寄呈了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毛泽东回信称：“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自此，大规模的血防运动在各疫区全面展开。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流行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毛泽东闻讯后欣然命笔，写下两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诗《送瘟神》，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血吸虫病斗争的坚韧不拔精神。

常抓不懈促文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是以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参与、军民联合为特色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首先，爱国卫生运动缘起自1950年代。可追溯到“细菌战”爆发后，各军区效仿志愿军开展的防疫卫生运动。1952年12月2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爱国卫生运动”一词，目的包括：一是中央号召粉碎朝鲜战争中美军对东北等地实施的“细菌战”；二是新中国疫情防控、巩固政权、提高民族自信心的现实需要。抗美援朝结束后，爱国卫生运动转向除四害、讲卫生，改善农村卫生状况成为主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了纠正和反思；70年代则以“两管五改”为任务，以粪便、水源管理为抓手，着重治理厕所、畜圈、水井等疫病传播渠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新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改善卫生环境、提升全民卫生文明水平成为主要任务。十一届五中全会发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爱国卫生运动被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20世纪9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步入创建国家文明卫生城市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重要方面。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指出新形势下爱国卫生运动配合“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倡导个体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将爱国卫生运动看作其中重要一环，以实现健康强国的目标。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大疫情防控能力得以提升，特点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执掌政权，从局部执政走向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对局部疫情的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社会秩序维护能力大大增强，如察北鼠疫防控过程中调拨东北解放区防疫人员支援疫区。第二，制定方针，从区域防疫走向全国一盘棋。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疫情防疫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适用于国家治理的卫生防疫方针。如血吸虫疫区建国初期遍布长江以南所有省份，两湖地区灾情严重，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需要跨省治理、通盘考虑。第三，集中领导，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持续坚持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以顶层政策指导为驱动，兼顾卫生防疫和精神文明，真正体现了党中央集中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