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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融入课程、落实到教科书，是目前多国基础教育研究的新热点。新加坡小学《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是核心素养融入的成功范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核心素养融入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发现核心价值观素养在教科书中居主导地位，其核心价值观编排呈现了循环性、螺旋式、顺序性的特点，以及显性与隐性结合的呈现方式，对我国核心素养融入教科书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加坡教育部出版《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开启学校教育改革，率先推行将核心素养融入学校教育。南洋小学作为新加坡小学教育第一梯队的绝对名校，在此次教育改革中表现突出，在核心素养融入学校教育改革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并借鉴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政策理念和南洋小学核心素养改革的实践经验，探索核心素养融入我国学校教育成为题中之意。

从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认知水平和倾向的问卷统计以及澳门中学生高等教育升学地的变迁来看，“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已经深入澳门青少年心中，其国家认同感清晰、真诚、普遍。澳门“爱国爱澳”教育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指向的教育政策，包括历届特区政府所确立的“爱国爱澳”教育主线、建立以《公民与道德》课程体系为基干的“爱国爱澳”教育内容、构筑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多部门共同营造良好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澳门“爱国爱澳”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澳门的“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创造安定、和谐、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坚定不移坚持“去殖化”教育方针，将“爱国爱澳”教育作为澳门教育工作的主线；三是坚定不移依靠国家做好“爱国爱澳”教育工作；四是坚定不移走全社会齐抓共管、做好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工作之路。这四点是澳门教育界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的经验，也是香港教育界亟需学习和汲取的经验。

战后70年间日本的教育思想有其特定的逻辑与脉络。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的影响下，使用《民主主义》等教材，体制化地推行民主主义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形成，日本走上保守主义道路，保守化倾向在历史教育领域体现为回避侵略历史，历史教科书问题因此出现。世纪之交，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日本学界和政界日渐高涨，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将战后初期日本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逻辑转换为“国民国家主义”逻辑。官民共谋的“教育修宪”行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瓦解了《日本国宪法》。

战后初期，日本根据美国占领军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和广大国民关于实行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废除了战前以军国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进行了继明治维新以后两次大的教育改革，史称第二次、第三次教育改革。在战后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中，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章认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特色主要是“注重对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注重对道德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三个方面。

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其独特的教材制度建设之路，根据教材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澳门中小学教材制度的演进历程可概况为放任期的“自由制”、过渡期的“校本管理”、回归初期的“有限认定”和规范发展期的“制度初建”四个阶段。澳门回归20多年来，教材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发了多套优质本地化系列教材；确立了一纲多本、统分结合的教材编写体制；开展了教师研习计划及教材培训；完善了爱国主义教材体系。历经多年实践，在教材制度建设中，澳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坚持行政主导，统筹推动本地教材开发；依托内地教材建设资源，协同推进教材出版；健全教材管理制度，提升教材建设的规范化水平；注重多元主体参与，构建教材管理的互动机制。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是基于一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在心理、宗教、血缘等方面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趋向，对本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文化认同是指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对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可和接受。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高层次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凝聚力量，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民族认同是香港国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国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