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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数字国家背景下的协商民主范式创新与社会参与路径研究”( LJKMＲ20221531)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很好地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和特点，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展现了中国民主的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可能:“云场景”融合协商民主参与空间，“云传播”整合协商对话传导形态，“云知识”激发协商主体认知潜能，这些要素都为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数智协商民主从全链条角度畅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导渠道，从全方位角度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空间，从全覆盖角度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度。数智协商民主的建构与发展，需要及时回应数智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建立健全数智协商民主的配套体系，面向社会培养数智协商能力与协商文化。

［关键词］大数据;人工智能;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应用领域，也是最能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领域。近年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协商民主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本文所说的数智技术，是指在第四代工业革命背景下，将图、文、声、像转化为信息数据和智能语言的现代加工、储存、分析和传递技术，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是该技术的重要内容。“科技+协商”的数智协商民主，是未来协商民主创新的必然趋势之一。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参与形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数智技术的进步为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国家和社会也开启了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新跃进。数字化的核心是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为数据数字，而数智化的核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打通原来的数据“端到端孤岛”，结合智能场景为协商主体提供价值、服务需要和解决问题。因此，数智协商民主是在数字协商民主和网络协商民主基础上的深化发展，它建立在深度学习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为回应智能社会的大众需要提供平台，也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提供数智化的手段。

所谓数智协商民主，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党和政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建构智能数据库、搭建智能协商平台、提供智能协商场景，让不同协商主体在智能网络环境下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社情民意进行协商、沟通和讨论的新型民主形态。数智协商民主不仅能够激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资源，而且能够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些生动的实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详细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持续拓展和深化数智协商民主研究。

首先，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而言，学界关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发展。有学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这一角度，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制度优势［2］;有学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属性出发，运用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主体、客体三维框架对这一命题进行学理解释［3］，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也有学者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合一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的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4］，探索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本质的体现、民主标准的明确以及民主建设的完善。

其次，就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的研究而言，学界关注了如何通过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凸显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价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诠释，深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5］;有学者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同层面出发，分别探讨了协商民主在全链条、全覆盖、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在广泛性参与式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在平等性包容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制度功能［6］。

再次，就数智技术与民主政治而言，智能文明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7］，数智协商民主成为协商民主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学界关注的前沿主题。有学者以信息时代为背景，考量数字协商民主的变革性特征，包括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协商主体关系的均衡化、协商信息的数据化与综合化以及数字协商形式的多元化［8］;有学者从新媒介角度出发，探讨新媒介赋权给数字协商民主带来的诸如“群体极化”“精英民主”“智能极化”等问题［9］;有学者探讨数字时代的协商民主创新，旨在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协商、多元共识、制度化路径可以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发挥正向有序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实现从网络民粹向网络民主的转变”［10］;也有学者从数字协商民主自身的特色优势与行政价值出发，探索数字协商民主实现的可能性、风险及其规制路径［11］。本文拟从数字到数智的技术变革特征出发，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角度探讨数智协商民主的应用背景、价值优势、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以期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

 

从数字到数智，体现的不仅仅是词汇的改变，更体现了社会经济与政治行为模式的转变、国家治理重心的迁移和社会治理机制的调适。数智技术的融入，将改变协商民主的议题产生、宣传动员、对话互动、决策落实机制，引发协商民主场域、过程和内容的整体性变革。数字协商民主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将多样性空间中的利益主体联结起来，数智协商民主立足于信息处理的数据化，强调激发协商主体在智能应用系统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协商体系的智能化升级。与数字协商民主不同的是，数智协商民主更加倾向于创造虚实结合的智能化参与空间、拓宽多元化的信息传导形态、打造全民共享互动的智能数据库。“2021年，我国已有193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接，建立了数据共享‘大通道’。”［12］在这样的背景下，数智协商民主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新方向。

从数字到数智，意味着从技术的数字化革新演变为人与技术的融合式发展。当今媒介触角遍布线上线下，智能化产业成为社会公共设施，数智技术实现了人、机、数、物的互联互通，同时改变着协商民主的参与形式，为协商参与者提供了基于智能网络的远程协商场景，即“云场景”。

“云场景”的应用将参与协商方式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使社会交流加速摆脱以往单向线性的方式，呈现出上下交流、横向联动、多方联动的一体化交往格局。“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实现人民的利益。”［13］传统的协商民主是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实现的是协商主体的多维空间参与，而“云场景”将人与智能技术的互动纳入协商民主过程，极大地拓宽了协商民主的参与空间，提升了协商主体的感官体验。VＲ、AＲ技术所创造的情景模拟空间，能够成为协商民主的数智化应用场景，它既解决了参与主体广泛性同政治参与时空性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时间碎片化、研究主题长期性与实体平台限制性的矛盾，为协商主体了解协商议题、演练推导、多维交流合作提供了技术平台，成为远程协商的发展方向。在“非政府组织、商会、媒体、政策企业家等体制外行动者开始嵌入和塑造政策过程”［14］261的背景下，数字政协的建设及时回应社会诉求，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政策满意度，成为数智协商民主的先行先试典型。

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全面启动“数字政协”建设，基于数据集中和共享“一体化”协调发展理念，创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全方位覆盖政协机关办公、委员履职服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基层协商互动交流等方面的智能化平台。安徽省政协的“1238”整体架构的综合性网络议政平台，成为全国政协打造的省级政协信息化建设样板，安徽省政协建成全省政协履职数据中心、履职服务平台、机关办公平台、移动智能平台和8类数据库，涵盖委员履职、政协提案、社情民意、大会发言、会议、活动、政协信息和文史资料，推进政协履职的数据规范化和智能化运用。浙江省政协放大“协商之治”与“数字之治”的融合叠加优势，全力推进数字政协建设，通过智能履职办公系统，开展移动端远程协商，打造将履职、协商、咨询、社交融为一体的数字政务平台。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数字政协向基层延伸，为社情民意的传导和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智能平台。杭州市政协利用智能手机App搭建多个云上“协商议事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协同互动，实时汇集热点民意，用数据分析功能帮助政协委员更好履职、服务社会。云协商为数字政协提供了场景应用平台，通过应用软件建立协商数字场景，将政协履职、协商议事、交流互动、资讯宣传、智库研究融入智能模块之中，保障协商主体在线上的学习交流、调研建言、履职服务。目前，“云场景”具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数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从数字到数智，代表着传播模式由社会信息化延伸至社会信息一体化。智能机器可以依靠抓取信息并根据既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进行文本生产，使信息在智能网络中呈现全程化、全息化、全员化、全效化的“云传播”形态。云传播是传收主体借助远程访问和可扩展的信息技术资源实现信息传导和社会交往的一种“多对多”传播形态，集成了内容、信息、社交、服务等各种功能，推动了社会话语表达的全程化、话语传播的全息化、参与表达的全员化、话语功能的全效化，推动社会信息形成了数据、内容、信息、图影一体化的开放融合形态。

话语融合催生“数据管理驾驶舱”的出现，通过数据管理驾驶舱能够将采集到的数据形象化、直观化和具体化，为政治决策提供辅助信息。在数智时代，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接驳打通了人、机、物、数之间的壁垒，基于数据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建构人机交互、人物互联、数智嵌入的数据驾驶舱成为必然要求。数据驾驶舱的问世让更多社会大众可以通过移动端和PC端使用智能技术，实现信息送达、深度分析、风险预警和决策辅助，从而进一步推动基层民意电子化、办公办事掌上化，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群众满意度，也为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信息传导的必需方式。数据管理驾驶舱将推动党对数据工作的统一管理以及各地方的协同联动，这必须以全社会数字档案的建立和党的数据信息机制建立为前提，形成党政领导、多级联动、有限开放的数据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协商主体通过提取数据、分析数据，并得出新的数据，通过数据控制端平台具体化展示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形象化表达。这也对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数据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将更加快速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从数字到数智，代表着业务数据化发展到数据业务化。在智能社会，数据之中的知识智慧得到极大激发，社会隐藏的认知盈余被开发唤醒，知识分享和协作成本大大降低，碎片化时间、碎片化知识被充分利用，形成以云计算为基础的通用巨型知识网络，即“云知识”。“云知识”让社会个体的意识和知识都得以激发，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质量。“云知识”有助于实现群体智慧的汇聚融合和应用价值的最大化，因为知识生产本身就是政治信息的生产和分享，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数智时代的云知识具有“去中心化”“多模态”等特征，体现了智能传播立体化的生产形式和场景性、社会性的传导方式。社会个体不仅是信息接收者和消费者，更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生产者，大数据和物联网将实体空间各类基础设施的连接转化为数字化的自主智能交互形态，打破组织、层级、领域、区域等边界，进一步推进社会大众在新的虚实结合的社会性空间和更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中与政府互动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体现在文字、声音、数据、图片和视频等形式，更是融入虚拟空间和元宇宙的现实关照中。其中，公共认知与个人见解将深植于智能产品之中，以网络社交工具为载体引领大众思想和行为。“云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本和认知方式，一方面具备较好的公共认知基础，凸显了信息的扩散强化效应和社会链条效应，使个体获取知识的成本下降，带来普遍意义上政治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彻底改变了个体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更有利于形成基于网络共享社区的“群体智慧”合力，使每个人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共同体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并且还在不断地改变各种规则、角色以及相互关系。金字塔式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向网络化的扁平化发展”［15］。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命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不懈追求。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来，协商民主的运行规范、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融合数智技术的协商民主，变革了以往的政治参与形式和设计方式，将更好地推动“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进一步提升协商民主的温度、广度和效度，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渠道和内涵。

全链条人民民主意味着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相互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人民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民情民智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确保党和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都能听见来自人民的声音，让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数智协商民主整合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将人民意愿以数据的形式更便捷地融入国家决策，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民主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数智协商民主可优化社情民意传输渠道，将数据分析传导机制融入全链条人民民主。协商民主通过组织参与者自由表达、公开讨论，吸纳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在不同层面上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从决策—咨询的角度，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基层协商是决策性协商，而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是咨询性协商。”［16］一方面，数智协商民主能够在保障全链条数据的基础上整合碎片化信息，运用智能算法提取分析海量数据，把各方面的社情民意有效整合，并从中提取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观点。这种参与形式不同于传统的线下政治参与，不受时空的制约和限制，发挥跨越层级体制和跨越地理空间壁垒的作用，形成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社情民意，畅通各种利益诉求融入决策的机制渠道。另一方面，数智协商民主能够吸纳更为广泛的参与主体，优化社会群体在全链条人民民主中的参与空间。人工智能信息传播的低门槛属性，让更多社会大众能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表达观点和获取信息，为不熟悉数据处理的网络用户提供访问和分析信息的方法，从而更好更快表达诉求。这有助于全社会参与党和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迅速掌握协商议题与协商实践的开展、落实与转化动态，把握政策执行情况，利用数智化手段强化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社会监督，促进公共领域发展、维护公共利益。

第二，数智协商民主可提升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提升全链条人民民主的咨政功能。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只有倾听民意、了解民意，才能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数智协商民主将极大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国家决策的积极性，促进决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数智协商民主具备自动化处理能力，为协商主体参政议政提供分析整合功能，为决策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撑，让数据更具有咨政价值。比如，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智能影像和语音识别整合优化社会信息，以人工神经网络代替人脑作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为政协委员参与协商提供辅助材料与数据支撑，同时人工智能决策自身欠缺的政治立场、人文精神与伦理意识会在具备以经世致用之才与爱国爱民之情的政协委员手中得以补充”［17］。协商民主实践中的人机融合，将更有利于发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有效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全方位人民民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体现在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项体制机制之中，旨在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数智协商民主的建构与发展，将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提升全方位人民民主的包容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一，数智协商民主能够优化协商主体结构，拓展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参与空间。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1031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权力运行的首要原则与根本特征。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具有全方位属性。数智协商民主所代表的“生态互联”“协同融合”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属性。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以相互熟悉的社区居民居多，民意覆盖范围不够广，而数智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包容性更强，也会吸纳更高层级和更广泛的协商主体，包括社会各界代表人士、新阶层代表人士、社会基层代表等，从而优化了协商层次。社会公共层面的协商民主议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信息不对称、民意感知不及时，以及协商议题出现不够精准聚焦的问题，数智协商民主的协商内容更及时精准、更接地气，即可上升到国家大政方针，也可下沉到基层具体事务。数智协商民主的议事效率更高、参与主体更广泛、双向沟通更加透明，以一站到底的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以往“社区传达”的中间环节，优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

第二，数智协商民主激发参与主体主动性，推动协商民主提质增效。全方位人民民主要求将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于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之中，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性。数智协商民主坚持党对网络媒介和数智技术的领导，也保证了社会大众在网络空间中的平等地位，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平等参与的统一。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理性的形成必须基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协商以个人独立的、审慎的理性思考为前提。只有借助公共理性，民主才能实现从聚合向审议的转变。如何将社会领域的大众协商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衔接起来，让社会领域的大众协商引导体制内的协商与决策，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渠道，数智协商民主能够深化参政空间，培育公共精神，提升社会组织的协商意愿，能够打破传统中心化的信息壁垒，成为政治协商与基层社会协商之间的有效补充，以国家形态协商民主与社会形态协商民主的有效融合来带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同之前的网络问政，如果政府部门不积极不主动，社会网络问政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而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将极大提升社会大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效能，倒逼政府治理创新，强化多元治理。

全覆盖人民民主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数智协商民主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扁平化”趋势，强化了协商民主自身去中心化、自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突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创造协同效应［19］，“既有助于打破传统治理结构的专业分工和科层制约束，有效实现资源整合和行动协调，又能够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性变革动力，提升公共价值”［20］，从而有助于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一，数智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社会多元共治。数智协商民主将多元主体尤其是具有不同生活经验与背景的公民通过场景模拟技术集合到一起，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保留了多元主体的意见，也包容少数群体的声音，坚持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国家秩序与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自组织秩序在数智协商中交汇互动，体现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我调适之间的互相补益。这既能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更大范围地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发社会各方治理力量的主观能动性和咨政专业性，优化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治理格局。同时，这也要求各治理主体形成具有专业角度、家国情怀与公共视野于一体的治理素养，能够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数智协商民主能够提供这样的平台，将各治理主体的专业经验和家国情怀与数智技术融为一体，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第二，数智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社会全要素协同共振。数智化社会打通信息流、知识流、物流，形成人、机、物、空间、场景的全链条串联，构成数据闭环和价值闭环，在虚实结合的社会性空间中达成理性共识，最终形成决策。在此过程中科技、经济与社会将高度共融，形成虚实结合的社会性空间，这种社会性空间特别适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是协商民主。渗透性、扩散性和虚拟性的数智生产力，将协商民主的实体形式与网络形式整合优化，推动实现党政体制、行业企业、社会公益与信息空间的深度融合，为社会各方面治理创新提供协同联通渠道。数智协商民主以数据融通和智慧服务为特征，激发新的民主管理和政府服务形态，推动多元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理念的形成，实现政府职能由分散向整体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从而有效推动政府各部门数据融通开放，推动政府服务形式向精准化治理和一体化治理转变，形成统一领导、高度协同、数智协商的治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21］当前，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变革提供可能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协商意识与参与方式。因此，发展数智协商民主需要党和国家及时回应数智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快速提升数智管理水平和应用水平，强化顶层设计、技术平台和制度规范建设，涵养数智协商能力与文化。

发展数智协商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也要充分考虑数智技术的自身特质和数智化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发展数智协商民主，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如果过度依赖数智技术，那么通过数据分析和数理模型得到的咨政建议，可能存在价值失范的风险;发展数智协商民主，要高度重视数据的公共性，防止个别企业对数据的垄断;发展数智协商民主，要警惕数据过度采集、数据利用率低、不同行业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不互通等问题。

第一，发展数智协商民主，需要应对数据信息的伦理风险。数智协商民主推动数据共享与公开，同时数据管理面临隐私信息泄露风险，这对数智技术的伦理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在个人和群体数据中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取社情民意，这是协商民主前期准备的必然步骤。在数据的传输、提取和分析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建议将得到整合凝练，而个人基本信息、兴趣、偏好容易在数据共享过程中向外界公开，信息公开将带来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需要进行隐藏加密处理。“同时，从个体角度看，人们日常使用的新闻服务和信息分发智能化算法伴随着造成‘信息茧房’的认知窄化风险”［22］，同质化推送内容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认知偏好、价值判断乃至协商共识。

第二，发展数智协商民主，需要警惕“数字霸权“和“数字鸿沟”。数智技术实现人、物、网的高度协同，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数智技术的决策辅助作用和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保障数智协商民主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西方数字民主中，数据操控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集团和行业巨头之中，一些大公司掌握着国家和政府都难以企及的重要数据信息，而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促进国家与社会的交流，而是通过掌握数据信息获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2016年特朗普团队在FaceBook投放了590万个视觉广告，将政治广告用智能算法推送给选民，以算法、数据分析进行大众心理操控，最终帮助其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一些资本通过创建数字平台来进行‘数据圈地’，少数成为平台巨头的科技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推特、微软等)通过垄断数据来集中资本，从而具有了难以撼动的竞争优势。数据垄断者甚至通过‘数字霸权’成为势力所及范围之内的‘无冕之王’，蔡斯称其为‘享受特权的精英’。”［23］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实质和分权制衡特点，导致西方国家本能地忽视社情民意的采集工作，他们认为只要利用数智技术就能提取社情民意，不需要通过民主机制强化国家与社会的沟通。

第三，发展数智协商民主，需要克服数智技术本领恐慌。一方面，在数智环境中多元主体的意见在智能技术中持续激发，这对党的数智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全面掌握对数智技术和信息数据库的管理主动权，避免负面信息混杂其中，影响党对社情民意的整体把控;如何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而不是少数技术超人和企业精英的立场;如何加强数智协商民主中的人机协同，优化“人机耦合”过程中的智能决策，避免出现未知的“黑箱效应”?这些都是数智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技术伦理问题，数智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都具有一个建构和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科研院所等单位承担着生产数据和整合数据的重要责任。数智协商民主的开展需要搭建公共数智平台，来完成基础数据的采集生成、整合开发工作，这需要社会各界在党的领导下共商共建。数智文化、数智素养和数智技术的普及教育亟待开展，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基础数据的共享开放和联动协同，避免存在基础数据采集不全、数据管理混乱、数据支撑不力，各自为政、联动协同不足，应用系统分散孤立、信息资源缺乏共享整合等问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享有广泛而持续的民主权利，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继承发扬了党的“跟人民商量办事”的传统。协商民主只有成为一种有序衔接、协同配合的健全体系，才能产生综合性效应，而数智协商民主能够将数字与智能紧密衔接、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紧密衔接、将民主政治的广泛性包容性与治理体系回应性适应性紧密衔接，能更有效地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让科技和民主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因此，要解决数智伦理的治理问题，推动健全数据共享体系与平台;要将信息数据基础建设进一步融入协商民主，为数智协商民主的开展建立基础数据采集机制、数据管理机制、数据支撑机制，在保障部分数据公开共享的前提下，对数据加以整合利用同时保护个人隐私;要激发全社会参与数智协商民主的积极性，提升社会大众的信息采集、分析整合和政治参与能力。

第一，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快推进关于发展数智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文件出台，将数智协商民主建设纳入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推进数据管理、数据使用、数据部分公开的相关立法工作，保障维护数智协商民主的开展。加强党对数智协商民主的领导，建立健全社会一体化治理机制，包括信息采集机制、数据管理机制、数据开放机制、数据监督机制，鼓励数智协商民主的科学研发、宣传动员和政策试点工作，推动数智协商民主的线下应用平台和线上虚拟平台建设的相关文件出台。在国家制度形态的协商民主中积极开展数智协商民主的试点工作，并通过选树优秀典型向全国范围推广，在社会公共形态的协商民主中鼓励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群众利用数智技术积极参与民主协商。

第二，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技术保障。数智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有必要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推动数智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设立国家层面的数智发展委员会，为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与运行提供政策支持。推动党和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单元、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基层群众更科学、更高效地利用数智技术，打通社会多方的数智节点，实现数智化社会治理。强化党对数据信息的统一管理，通过数字治理优化保障数智信息的价值导向、政治立场和信度效度。建立健全全域范围的数据管理中心，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健全智能数据库，推动数据互联互享、统一管理、开放得当，确保数据来源真实、有效、权威。鼓励智能企业开发数智协商APP及其各项功能模块，包括数据资源、用户服务、应用调度、信息交互和展示等内容，并实现数据的实时衔接联动，提升数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感。建立稳定的协商数据基础和智能平台，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数智协商民主，推动形成开放共享、平等互动的协商政治生态。

第三，建立健全数智协商民主的配套体制机制。将数智技术融入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在协商议题审定中，利用数智技术广泛搜集民意民情较为集中的重点问题，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了解某一主题的事由缘起、发展脉络、网络舆情、行为发酵等。在知情明政环节中，发挥数智技术的数据分析与决策辅助作用，带动各参政主体能够熟练运用智能技术形成既有科技含量又具人文温度的咨政提案。在协商成果落实与转化环节，将数智技术进行跟踪监督、网络追踪、民情反馈，优化协商民主的监督功能。利用数智技术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网格体系，提升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内的系统性、联动性和协同性，避免各协商主体的“单打独斗”。发挥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作用，联动区域内公务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利益相关者。发挥数智技术的信息资源优势、网络平台优势和智能分析优势，集成党建资源、民主资源、服务资源和社会资源互融互通，编织物理网格与数智网络的“双网融合”，形成本区域内事务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建立协商民主数据共享平台，将协商民主的实践信息录入数据库并进行公示，鼓励社会大众质询与监督，通过开放包容的有序政治参与夯实数智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

第四，面向社会培养数智协商能力与协商文化。要优化数智协商民主的发展空间，鼓励地方政府探索数智协商民主的自主形式，鼓励将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各类协商民主实践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进协商民主创新，坚持协商民主的供给侧改革，推进各层面的移动端协商民主APP开发。利用媒体宣传向全社会推广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便民惠民的数智协商技术，让社会大众能够在手机移动端和特定互联网情景中参与协商民主。培养一批能够熟练使用数智技术、精通协商技巧的人才，鼓励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随时通过智能终端“查看政协会议动态、资料和活动通知，利用碎片实践进行互动交流，并利用智能平台梳理交流意见”［24］326。提升社会大众对数智技术的应用能力，培育社会大众的数智素养与技能，引导社会大众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利用开放信息和智能手段进行大数据分析，以数智信息为依托进行定向定区域的调研，提出较有针对性的意见提案，为协商共识的形成提供数据支撑和智能基础。积极推动数智协商民主研究，面向基层社会进行数智技术和协商素养培训，提高全社会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关注民主过程，更关注民主结果;不仅关注民主程序，更关注民主实质;不仅关注代表的代表性，更关注民众的直接参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实践逻辑必然和理论逻辑应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之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实践。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民主权利，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民主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人大协商多渠道、多层次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政协协商团结凝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增进共识、建言资政;政党协商高效快捷，意见直达党中央、国务院;基层协商因地制宜、遍地开花，各类社情民意畅通传导到党和政府。协商民主各渠道协同发展，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数智协商民主将在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身份限制和信息数据限制直接表达利益诉求，及时便捷地参与协商民主过程。

在数智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协商民主的数智化建设已是大势所趋。从网络民主、数字协商民主到本文讨论的数智协商民主，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形式。可以说，发展数智协商民主对于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全国各地已开始推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数智政协建设成效显著。数智协商民主强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也加速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频率和效率，体现了科技向善、协商为民的核心要义。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的公共性和包容性与国家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议会中议员大多拥有资产阶级政党立场和财团背景，社会层面的呼声和意愿很难达到国家决策层。这不是偶然现象，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协商民主的固有藩篱。中国的数智协商民主，从制度保障到技术支撑、从程序设计到价值特点，无一不体现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无一不体现党和国家实现良政善治的价值旨归。数智技术推动社会系统进入自适应、互组织的有序状态，数智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通过高度统一的政治参与体系来实现协商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不仅提升了作为整体性治理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提升了社会自组织能力与治理成效。数智协商民主将以更具包容性的平台引领社会大众有序参与政治，以更具整体性的多元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以更具过程性的理性调研开展协商实践。因此，数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形态，也是未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作者：郭一宁，男，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