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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方法与理路

2018-08-20     来源: 文化自信;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     作者: 王刚、马孟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历史新征程中,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成为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历史维度:三个“讲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讲清文化自信的源与流。
(一)讲清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之源和发展之脉
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中国人拥有绝对的文化自信。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文化繁荣,产生了诸子百家,著名学者黄摩崖称这一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头颅。经过秦汉到唐朝,中国文化发展空前繁荣。在唐代,因国力强盛、政策开明,统治者鼓励对外交流,中国文化随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外来的宗教、艺术、物产等也大量传入中国,大唐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鲁迅所说,从唐朝的文化观念可以看到当时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又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3]事实上,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上至历朝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拥有绝对的自信。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不仅赋予封建君主专制以正当性与合法性,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而且这种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即不断同化周边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在鸦片战争中,“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4]自古以来的“中国中心主义”被打破,内生的文化自信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越来越不自信。当时的有识之士在侵略者一声声炮响中幡然醒悟,开始面对现实,反躬自省,积极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和思想,以重拾文化自信。然而,由于这些学习未能触及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源,变革也好、革命也罢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作为指导思想。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界经历了分化与颉颃,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实践与思考,提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即建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建立了符合时代特征和革命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立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之上,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深化。“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调整并改进原有的文化方针,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迎来了文化事业发展的新高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等,旨在为文化发展、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铺平道路。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成果突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话语权日益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
(二)讲清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人却以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西欧的理论,与中国文化存在地域和民族差异,并以此为由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企图动摇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信仰。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讲清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一,就其可能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相融性。一是就价值观而言,提倡家族本位观念的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特点之一即注重家庭本位,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家族中,个人命运与家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这就使得早期先进分子能够借助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列宁主义,在强调集体主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观念更为接近。[6]
二是就政治观而言,接受传统民本思想的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厚的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君舟民水”的君民关系思想等。伴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发生了转型,但其中的民本精华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增强。这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就社会理想而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7]就历史观而言,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反抗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掌握这一“工具”后,中国共产党便用它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
第二,就其必要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失序问题和不自信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有助于破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序问题。文化失序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的现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8]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9]失序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二是马克思主义有助于破解中国文化不自信的问题。在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中,中国人民积极向西方列强学习,但换回的却是先生打学生的不公平待遇,这个心境夹杂了怯弱感和卑屈感。在这一境遇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它告诉中国人现阶段看似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行将灭亡的制度,并号召人们推翻它建立一个优于它的新社会。这一理论重新点燃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文化信心。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力的文化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10]
(三)讲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蕴
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华文化,有利于正确处理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当前,文化交流在不同利益的主导下逐渐演变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趋势。这些摩擦与冲突对我国文化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文化信仰的冲击;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掌握自身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对西方文化本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这有利于我们在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中确立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第二,坚持和发展中华文化,有利于应对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西方文化是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化,无论是国际话语权还是国际影响力都超过中国文化。近年来,西方强势文化正借助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媒体以及网络优势等大规模地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旨在引发新一轮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华优秀文化是历史上不同民族在长期交融中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思维、价值、习惯等,是一种理想与情感的有机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
第三,坚持和发展中华文化,有利于化解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机推崇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试图取代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同时,借助新兴媒体丑化马克思主义,诋毁中国共产党,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当前,我国遭受着一定范围的文化安全危机。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克服这一危机,维护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协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逐步掌握文化话语权。
二、理论维度:三个“回答”
在理论维度,需要回答文化自信的方向、方针和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方向决定道路,方针指引路向,原则影响行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
(一)回答文化自信的根本方向,即巩固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二为”方向
朝什么方向前进、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一旦方向错误,就会犯根本性或颠覆性错误。因而,明确文化自信的“二为”方向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和根本问题。“为人民服务”是从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来说,文化要为“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服务,就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服务”;[11]“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从文化的性质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来说,文化要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国防、军事等各方面的根本需要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深刻体现了党和国家文化建设的性质和目的,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选择。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为谁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着自身特殊的政治目的,因此文化的性质和服务对象至关重要。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2]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为谁服务”的思想,提出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即“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4]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事关现阶段文化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可以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反映了我国文化建设的规律,不仅决定了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性质,而且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15]
(二)回答文化自信的基本方针,即立足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坚持“双百”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从新时代文化发展看,“双百”基本方针对于坚定文化自信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持“双百”基本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现实依据。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双百”方针写入宪法以来,“双百”方针就以其强大的法律效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巩固了文化自信的“根基”。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各项文化建设成就突出。就基层文化建设而言,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娱乐设施逐渐完善,工作队伍有所壮大;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并且在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纳米材料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对外交流而言,我国现在基本建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
第二,坚持“双百”基本方针,正确解决思想领域的分歧与争端,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重要动力。在文化领域,由于文化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势必产生一定的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矛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双百”方针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标准,即鼓励观点持有者或开展自由讨论加以解决,或通过实践予以解决。开展讨论或进行实践能够实现不同思想的碰撞、交流,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充足动力。一方面,能够促使争论双方更好地认识到自身观点的优势与劣势,促使原有的观点愈加清晰与深刻,形成真理性认识;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新思想、新观点的产生,丰富文化成果。
(三)回答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则,即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是发展文化的方针和方法,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原则和策略。就其本质而言,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6]因此,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第一,坚持“古为今用”,即从历时性角度强调应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精粹,坚持为“今”所用。我国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构成了当今文化自信的基础。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过时的成分或糟粕的东西,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7]“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进而“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18]即“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了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
第二,坚持“洋为中用”,即从共时性角度强调应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坚持为“我”所用。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发展建立在主动学习和充分汲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面对西方文化,存在“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即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就“学什么”而言,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和长处我们都要学,“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19]就“怎么学”而言,不能坚持“排外主义”理念或采用“盲目搬用”方针,一方面,应“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另一方面,“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20]即对于他国文化,我们应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吸收有价值的部分,同时摒弃陈腐消极的内容。
三、实践维度:五个“坚持”
坚定文化自信,根本在于实践。党的十九大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从实践维度就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重大部署,为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增强文化影响力
话语体系,即思想理论和知识的表达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并掌握话语权的基础与前提。坚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21]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
第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现阶段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社会经济也在不断进步与提升,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一元多样”的态势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遭遇其他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等的挑战,这些思潮旨在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或瓦解我国经济基础,严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22]
第二,在话语体系建构中增强文化自信。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但西方话语模式仍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但由于一部分人缺乏文化自信,“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西方话语,习惯于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在现实中常常削足适履,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23]习惯照搬西方的理论话语模式解决本民族的问题。这些问题冲击着中国人对本国家、本民族的信仰,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他信和文化自卑,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此,我们应该在打造和创新理论话语、转化和完善文化话语、借鉴和改造外来话语的前提下,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话语根基。
(二)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凝聚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保障,是凝魂聚力、团结亿万中国人民的核心动力。
第一,强化教育引导。教育者要根据受众性质和特点的不同,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比如,针对普通群众,应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用他们的高尚人格和感人事迹感召群众、带动群众;针对广大青年学生,应鼓励他们树立崇高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积极争当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第二,注重实践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落到实处,归根结底在于实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24]为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认同它、践行它,必须在实践上下功夫,如可以借助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或结合传统纪念活动,开展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活动,以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增强保障能力。各种保障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一是增强经济保障,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物质保障;二是增强政治保障,如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律体系等,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政治氛围;三是增强文化保障,借助一定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社会覆盖面,提升国际影响力;四是增强社会保障,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社会保障具体制度等,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坚持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文化认同力
思想道德建设是推动社会和谐、实现经济与社会文明同步发展的重要课题。坚定文化自信,应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第一,就个人而言,应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提高个人修养。良好的品德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是个人长远发展的前提。一方面,要培养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即内心的梳理和内在的觉悟,“性”即万事万物品质与特点的统称,“德性”共同构成了我们的道德品性。另一方面,要增强自律。自律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增强自律,必须夯实思想基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成长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准则规范自己,遇事不跟风、不盲从、不迷信,并且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善于自我剖析,做到自我监督和自我激励。
第二,就家庭而言,应注重家庭美德培养。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子女能否养成家庭美德在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品格和家庭氛围的影响。这就要求父母:一是在与子女相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个人的行为习惯和言谈举止,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二是要强化个人的家庭责任感,尊老爱幼、团结家人、关爱邻里等,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子女形成家庭美德提供示范;三是要结合家庭特点,打造合适的家庭交流平台,如借助微信、QQ等新媒体工具关心子女生活学习状况,关爱子女心理问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
第三,就国家而言,应推进社会公德建设。一是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的典型示范作用。通过宣传和报道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个人和感人事迹,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二是要健全道德规范机制,包括评价导向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等,借助于道德的约束力,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四)坚持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文化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25]要实现精神强大的目标,必须把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摆在突出位置,走文化强国之路,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
第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构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第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作为维护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工作队伍,面向全体人民,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文化服务;二是政府要通过政策鼓励各种文化企业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三是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第三,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在文化领域,不应绝对以意识形态划分文化性质,只要对我国文化建设、人民文化生活有利的经验和成果都应该加以利用。一方面,鼓励优秀文化“引进来”,对于国外先进文化成果,应有选择地引进、消化和吸收,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去”,多渠道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条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五)坚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生命力
所谓“创造性转化”,主要针对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根据时代要求和时代特点进行改造,通过赋予全新的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激活它的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主要针对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补充、扩展或完善等方式,增强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以下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近百年来,人们关于应注重传统文化还是注重现代文化争论不休。比如,上世纪20-40年代在关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出现了全盘西化思想和东方文化主义的激烈争论,支持者或从工具理性出发认为要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推崇西方文化,或从价值理性出发捍卫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然而二者都没有指明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向。应该注意的是,在文化领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相互区别与碰撞,又相互融合与对接。其中,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础,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应将传统文化置于现代文化的对立面。从文化历史脉络来看,若抛弃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若离开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难以获得长久发展。
第二,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不管是“创造性转化”还是“创新性发展”,都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进行改造,其中,继承是基础,创新是方向。以“忠”为例,在封建社会,“忠”强调“忠君”,即忠于封建君王,带有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而在新时代,“忠”侧重“忠诚”,即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忠诚于民。
第三,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的关系。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内容总要借助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形式总表现一定的文化内容。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应不断丰富文化内容,拓展文化表现形式。比如,通过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增强自身文化的原创性生产和创作,推进文化形式创新。同时,根据不同文化所面向的不同主体创新文化表现形式,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文化,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发挥文化引领思想解放、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和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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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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