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源于如何进行西方革命引发的策略之争，即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反映到理论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关于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反思和追问。就历史条件来看，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矛盾与危机叠加、调整与修复重合的时代。首先，经济结构层面形成了与生产高度社会化相适应的寡头垄断格局，资本的生命周期获得相应延展；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分化了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工人贵族”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凝聚；最后，资本的支配方式由直接的暴力镇压转向隐蔽且柔性的意识形态操控，如通过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等营造的“虚假需求”和“符号消费”，牵引主体的兴奋点和关注领域，从而达到殖民生活世界和维系政治统治的目的。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不仅未能把握上述变迁，反而将革命期许寄托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解读，但强势的决定论立场终究无法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错位。随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西方共产党内的部分理论家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符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环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以关注文化上层建筑领域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

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学术传统，并试图由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层面入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策略。面对资产阶级宣扬的物化意识、西方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决定论思想，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意识的发育程度直接关乎革命成败，而革命行动应当采取以文化心理革命为基础的、包括政治和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性策略。这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职能，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人的自主意识，扬弃资产阶级的总体异化和总体统治。

革命策略的差异折射出哲学观的不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性质和功能等都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具有现代特质，是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新型唯物主义哲学。据此，我们应当从近现代哲学的断裂点出发，将其阐释为一种以社会历史为内容，强调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辩证统一的主体实践论哲学。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功能不在于探究世界的不变本质或抽象的形而上学规律，而是要求在扬弃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二元论世界观的基础上，通过回归主体实践活动开辟的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感性领域，揭示资本的物化逻辑，找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道路。相较而言，第二国际由于受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设定为决定论式的理论形态，其最大特点是将历史规律混同为统计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忽视了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与此同时，这种解读模式由于脱离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不仅难以反映出历史辩证法的批判价值属性，也无力对抗资本物化机制以及作为结果的革命意志倦怠，从而陷入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窠臼。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耕革命道路的本土逻辑，注重从资本生产技术变迁和东西方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中引申激进的意识形态战略，体现了较强的批判意识、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这三类意识对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审视当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消费主义和生态异化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如何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革命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既构成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形成和展开的问题轴心，也暴露出其在实践论层面的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基于这一问题，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理解模式，前者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主要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二者虽然在超越近代哲学的知识论路向、弘扬马克思的批判性哲学传统以及凸显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批判等层面有共性认知，但具体到叙事理路层面，则存在历史与结构、一元与多元、实践与理论、必然与偶然的视域分野。简言之，在人本主义学者遵循马克思早期文本中蕴含的黑格尔因素，提炼一种足以引申行动逻辑的主体意识之际，阿尔都塞却在马克思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断裂”处阐发了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一方面借由“理论实践”和“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等命题避免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侵蚀，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共时态原则和结构因果性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诠释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的矛盾机制。但鲜明的反主体和反历史色彩终究使阿尔都塞在历史变式中寻求不变之努力流于理论独白，而阉割了实践论取向的激进话语也只有在“偶然相遇”的神秘氛围中方可自洽。

经历1968年“五月风暴”的洗礼后，作为思潮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显颓势，但外溢的理论张力依旧渗透于新老左派整合与突围的复杂图景中。随着资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弹性且灵活的后福特主义，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叙事都无力驾驭资本纷繁的历史地理景观，它们或是倚重流行的社会思潮以维系理论的激进姿态，或是修正马克思的论证细节以确保话语之“不妥协性”，又或是干脆放弃解放诉求而空余个性化的时尚期许。例如，我们既可以在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发端于卢卡奇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细化阐释的技术理性、消费主义和文化价值观批判，也能够在蕴含多元旨趣且偏好边缘叙事的后马克思主义中，发现葛兰西的“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身影；至于晚期马克思主义青睐的身体、文化、空间和解放政治等议题，则同样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和列斐伏尔开启的“空间转向”存在互文性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版图，看作以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为源，经由“历史—结构、时间—空间、实体—话语、阶级—个体、建构—解构、解放—解脱”等张力结构统摄与形塑的结果。由此看来，如果缺乏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学术自觉，既难以在思想史视域中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状，也极易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传播史和效应史形成误判，从而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时代意识与世界眼光。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当代国外左翼思潮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历史背景下，准确把握其问题意识与理论张力，不仅有利于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总体性的理论定位和得失评价，同时对于在辩证视域中探究国外左翼前沿思潮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