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毛泽东何以成为现代中国伟大诗人、毛泽东诗词何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古典诗词高峰，研究其一生的作品非常重要。然而，研究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一位伟大诗人、青年时代怎样刻苦学诗的过程同样重要。若不了解毛泽东怎样学诗，我们对其作品的研究就会留下巨大空缺。从现在存留的文字材料看，《讲堂录》也许是毛泽东求学时期学诗学文的唯一历史见证。对于《讲堂录》包含的诗学内容，国内学界已有若干涉及，然而尚未发现学者对《讲堂录》包含的诗学内容进行专门研究。故本文对《讲堂录》诗学内容做一综合探讨，借此挖掘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怎样勤奋刻苦学诗，积学储能，为日后成为伟大诗人打下牢固的诗文化基础。

《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秋冬在湖南第四师范学习的课时笔记。他把笔记冠名为《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记录，也包括读书札记。与《讲堂录》合订在一起的前面部分，是毛泽东用楷书全文抄写屈原的《离骚》《九歌》，字迹工整而俊秀，共11页，与所做的另36页讲堂笔记合订在一起，可视为一个整体。《讲堂录》用的是九行纸本，直书，共47页、94面。《讲堂录》的记录包括修身、国文以及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等在内的有关学科等三大类。开头一篇无标题与时间（内容属“修身”），有标题或时间的12篇，其中标题为“国文”的5篇，分别是“国文”“国文一时”“十月初三日国文”“国文”（未标注时间，列在“修身”十二月六日之后），“国文集”（未标注时间，列在“修身”十二月十三日之后）；“修身”7篇（开头1篇未标题），标明时间“十月二十八日”的1篇有关科学常识（无标题）。有关“国文”的5篇记录，前3篇当是以讲堂讲授记录为主，后2篇应是以毛泽东自学的笔记为主。另外，《讲堂录》记录的修身课也包含了一些有关诗与文学的内容。

湖南第四师范的国文是袁吉六先生讲授的，从《讲堂录》中得不到他采用的教材信息；也许湖南第四师范初创，教员在教学方面选择的自主权较灵活，还没有像在第一师范学校教学那样计划性较强。从《讲堂录》的国文课记录看，内容基本上偏重诗文、诗史结合，兼涉人生哲理、修身及社会知识；由此可以推测，袁吉六充分发挥了知识特长，因自己善诗，亦通古今文史，故国文课的讲授诗意浓郁，授课将文史哲贯通，这让青年毛泽东从老师处获得大为有益的诗学知识。

笔者就毛泽东抄录的《离骚》《九歌》与《讲堂录》，分别进行研究并从九方面来表述，以整体把握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怎样系统学习、领会诗学理论。

一、青年毛泽东已开始研究屈原诗歌

手抄本《离骚》《九歌》弥足珍贵，是毛泽东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用楷书手抄的诗赋作品，亦属小楷精品。毛泽东抄写时，《离骚》题名为《离骚经》，题后列作者姓名屈平；《九歌》题后也列有作者姓名屈平。这很有可能是按照《昭明文选》抄录的，不过其他有关《楚辞》的注解都是用《离骚经》作为篇名。在东汉前期，国内典籍就已出现“《离骚》之经”的提法。

毛泽东抄录《离骚经》时断了句，并有简略眉批，做分段提要。这表明毛泽东不是在初学《离骚》，而是在研究，并将其作为经典诗歌记录之。毛泽东抄录的九歌很完整，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现在尚不清楚的是，毛泽东抄录、研究屈原的作品是在袁吉六指导下进行的，还是出于自发喜爱和自觉学习。从《讲堂录》国文课的记录内容看，有关诗文著作多是清末时期的，也许在1913年春季学期袁吉六讲授过从先秦到清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楚辞》，从而引发毛泽东对屈原诗歌的喜爱。手抄本《离骚》《九歌》及其简略提要，是毛泽东学习、研读、欣赏屈原诗作的最早历史纪录。此前，有关毛泽东学诗、写诗的传说，只是他人回忆与言传，甚至伪造。故作为研究毛泽东学习、研读古代诗词的墨迹纪录的手抄本《离骚》《九歌》，是研究毛泽东后来成为伟大诗人而学诗的基点，是别无可代的重要文字根据。毛泽东抄录的《离骚经》中有少量异字，经历两千年来的转抄，毛泽东使用的抄录本与其他流传著作相比，出现异字是正常的。从这些异字来说，毛泽东的抄录本更接近《昭明文选》选本。

自在长沙求学期间学习屈原诗歌后，毛泽东一生爱读《楚辞》，他对《楚辞》中的《离骚》情有独钟。从年轻时抄写《离骚》《九歌》开始，读《楚辞》就构成毛泽东精神生活一部分，常读常吟，愉悦精神。例如，1958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并且，毛泽东还曾赋诗吊屈原，他的一些诗作也隐含楚辞高雅的骚风。例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依稀可见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潜影。

总之，1913年秋手抄的《离骚》《九歌》，是毛泽东喜爱、学习古代诗词的最早记录，至少反映了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时研读古代诗词歌赋的丰富精神生活。屈原这位开创了“骚体诗”、有巨著流传于世的伟大诗人，对毛泽东的诗歌创作与发展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国文”记录表明青年毛泽东已领会较丰富的诗学理论

《讲堂录》中1913年10月下旬的“国文”记录表明，毛泽东自入读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学年始，已学习领会了较丰富的诗学理论。这次记录具体包括诗的美与雅、诗与情、诗的形式、诗与掌故的运用、诗题之提炼、诗的题材、诗与人的志向的关系等。

当然，毛泽东记录与整理的袁吉六讲授的国文课，不仅包含丰富的诗学及文学内容、清代诗人的简介，而且广泛涉及历史人物与掌故、地理名胜、人情风俗、古人至理名言。“国文”记录还包括历史上的文学学派、游程的记写等。例如，记录的学派有“桐城派”“阳湖派”。记录游程的记写方法具体有“随便记录，陶写胸襟，可以养气（指游程记）”“胜景、古迹、险隘、民风，以及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此处，毛泽东还记录了袁吉六讲到的一些清代有名诗人，如王又旦、王士祯、储雄文、吴伟业、王瀚等。

袁吉六引例讲授人物与诗交，旁征博引，使授课有血有肉。这对毛泽东大有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圈点过储雄文的《访朝阳道院》等诗，《讲堂录》后面的记录亦有细读吴伟业诗的情况。袁吉六在授课时亦涉及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司马迁、张良、魏禧，甚至连一些画家也有所提及，如王鹿台、王烟客等。袁吉六讲授的有关诗学的理论广泛涉及古人赋诗的知识、掌故，值得展开讨论。归纳其重要之点主要有四。

第一，记录的“绝诗者，律诗之半也”等语，涉及绝诗与律诗的关系，袁吉六只简略提到一种说法，且不论讲授的这一诗学知识是否偏执于一，但对毛泽东诗学兴趣的养成是有帮助的。老师引进门，毛泽东的相关研究则更深入，不是拘守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点滴知识。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诗作表明他并不拘守某一说。确实，绝句也有许多是不入律的，可对仗可不对仗，也有押仄韵的。毛泽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咏成的七绝，就不大讲对仗。

第二，记录的“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穷愁著书良有以也）”句，出自《韩昌黎全集》卷二十《荆潭唱和诗序》。原文是：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唐代韩愈的作品包括诗赋，毛泽东当时正在系统阅读。括号中的“穷愁著书良有以也”一语，可能是教员的讲解或是毛泽东的感悟。但毛泽东在欢愉、哀怨之词方面下了深功夫。他的《长征》诗能把艰难困苦咏成豪迈、“更喜”、“开颜”的篇章，1950年代与柳亚子的和词、与周世钊的诗歌互答，都是极好的“欢愉之词”。

第三，记录的“良乐求马，往往在天下人掉弃之区”句，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五班固《答宾戏》中“良乐轶能于相驭”一语。原注引项岱曰：“良，王良，晋人也。乐，伯乐，秦穆公时人也。轶，过也。王良善御马，伯乐工相马。”这里及其他授课涉及《昭明文选》的内容，对毛泽东影响较大，以至《昭明文选》后来成为伴随毛泽东终生的爱读之书。

第四，“衣裳裘马，言谈之间无人”。这里提及的衣裳裘马，与形容生活奢华有关。语出《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朱熹集注：言其富也。清代诗人嵇永仁的《百苦吟》其四十四“碎衣”诗云：衣裳薜荔未为贫，百结悬鹑耐几春。磨尽生平穷骨健，傲他裘马少年人。这里的诗教有助于启发毛泽东树立远大志向：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此外，记录的“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句，是《增广贤文》中的韵句。

这次课除记录了较多诗学理论外，还记录了一些精要哲理、警句，如“天下事物，万变不穷”“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大计者，以期鉴别官吏之贤否，而定行黜陟之谓也”，“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故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余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度量者，俊杰在位之意，非藏垢纳污之谓也。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度而后量，明辨而广交”。

由此可见，袁吉六把诗与文，诗与人，诗与历史、哲理贯通起来了，这奠定了毛泽东成为时代诗人的精神文化基础，使他与那些只会吟风花雪月的诗人有天壤之别。

三、“国文一时”记录学与行、学与思、学与修身的关系

“国文一时”记录较简约，内容颇精辟，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主要是学与行、学与思、学与修身的关系。

学与行是一体的：“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谨言慎行即是学”本之于《礼记·缁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其意是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之后，还有余力则去学习文化知识。论语的全句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先学会做有德行的人，再学习文化知识。孔子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是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即把培养学生的道德放在首位，书本知识的学习放在第二位，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行”是实行孝、悌、信、爱、仁诸事。此五事行好，有余力，则去学习文化知识。因为，为学与为人是一致的。“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见《论语·雍也》。进而，袁吉六加以发挥：“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孔子仅以好学称颜回，在于颜回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袁吉六认为这值得思考。

袁吉六强调人要以贤圣为祈向，真正有孝义廉耻，否则学有不足：“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栗〈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袁吉六以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为例，简略说明孝义廉耻与学的重要，以上诸生孝义廉耻各有不足，缘由都在学有不足。故德行与学识是一体的。

接下来的记录是学与思的关系：

“知觉类化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

“知觉”一词在《后汉书·杜诗传》中就已出现，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将其作为一个认识概念来使用；“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知觉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是认识的一种形式。类化在心理学上指由旧经验引发出联想，或应用经验的类似而能解释新经验。概括当前问题与原有知识的共同本质特征，将所要解决的问题纳入原有的同类知识结构，对之加以解决。这里，袁吉六讲述了知觉、类化、类比、宇宙事物息息相通的学习思考方法。

袁吉六还讲了开门求学、游历与知识的关系，目光远大，令人襟怀开阔：“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这里的记录，直接或间接涉及诗，如：“汗漫九垓”见之唐代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的“先期汗漫九垓上”典出《淮南子·道应训》。“汗漫”，意谓不可知，这里比喻神。“九垓”，九天；“太清”，最高的天空。记录的“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前句言及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高峰和主峰祝融峰，后句出自唐代杜甫的五律《望岳》，全联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记录的有关《游五姓湖记》，是清代牛运震所撰。这篇游记挥写自如、才华横溢，既叙述了官民同乐之景，亦讴歌了蒲郡太守周侯的政绩。袁吉六特地提到读《游五姓湖记》，显然认为它属佳作上品。他有感而发，说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巨子贤士相交。这里，袁吉六把学问、游历与同历史上有心为民的人物的神交贯通起来。

记录中有关《与翁止园书》内容，涉及三部书，亦涉及诗：“《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有关《与翁止园书》这段记录涉及三部文献：《与翁止园书》《红楼梦》《诗经》。《与翁止园书》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的书信，袁吉六谓《与翁止园书》是“戒淫也”。袁吉六还讲：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但不知他持何种道德观。他继而讲解：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如在深渊，若履薄冰”句见之《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次记录还包含选文、才与学、人才评价、修身等内容，如“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六条记录较简明，前两条有励志作用，选文编书贵切时令，才要胜今人，学要胜古人。第三、四条是对人物的评价，说天下无所谓才而有能雄时者，顺便提及三国鼎立时期的魏、吴、蜀国的英雄人物曹操、孙权、诸葛亮互为对手。人物受众人议论其实是受到尊重，但贤者往往为众矢之的。“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此语出韩愈的《原毁》。第五条记录事关修身。此处程子可能为朱子之误，朱子即朱熹，在《答王子合》一信中云：“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说也。”最后一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见《增广贤文》，从枚乘的《谏吴王书》演变而来：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

记录的这些内容虽大多是文，直接涉及诗的较少，但学诗的功夫在诗外，选文（入集）、求学、行事、修身、广游、尚贤崇善，与为诗之道相通，孝义廉耻与为人相通，且语言是诗化的。这也让毛泽东终身受益。

四、“十月初三日国文”记录“文、史、哲贯通”

“十月初三日国文”的记录简短，共8条353个字符，可能是毛泽东择要而记，授课内容贯通文、史、哲：

“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

“文章须蓄势　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也。”

“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做文写字　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俗话之演成，必经几多研究，认为合理而真，始克流传不朽，颠扑不破，此类是也。”

记录的第一条历史，有关伊尹心实大公、首倡革命的话语，对毛泽东立志有较大影响。袁吉六在后面还讲了伊尹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商初大臣，曾助汤攻灭夏桀，并佐卜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荒淫失度，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迎回复位。袁吉六称赞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第三条讲及的《书》即《尚书》，亦称《书经》，唐、虞、夏、商、周之史，分别指传说中的陶唐氏（尧为其领袖）、有虞氏（舜为其领袖）、夏后氏（禹为其领袖）、商（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国家）、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这也对毛泽东有影响，毛泽东喜读史书，后来还用诗咏史。

第六条《伊尹论》之任字是句，是称赞伊尹伐夏、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并言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也。这里提及《伊尹论》是浙江运河镇五杭人沈近思写的。沈近思在《伊尹论》中曾批驳魏禧关于汤“伐夏之举，出于伊尹之独断无疑”的观点，认为“汤之革命，应天顺人，除残去暴，救民于水火之中。何危何疑，而曰不敢辄发。况是时民之恶桀，……普天率土，莫不引领戴商，以劝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独断，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不在伐夏。”

第七条是讲古代天人合一的观点。其中“天视自我民视”一语见《尚书·泰誓中》。天命即理，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到人的拥戴就得天。

记录的授课文史结合紧密，如第二条讲作文有法，讲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可能借鉴了清代曾国藩的文学理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曾国藩认为此是“桐城家法”，他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一改桐城文的气单之病。曾国藩强调“为文全在气盛”“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他倡导作雄奇之文，矫正桐城派柔弱之弊。学者朱自清指出：“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朱自清的评价与袁吉六讲解的“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是相通的。

记录的第四条是袁吉六讲“文章须蓄势”，这也可能是受曾国藩的文学理论的启发。袁吉六借助地理、史实的例子，讲文章行文应像黄河出伏转注，千里不止，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他亦强调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即突出主题思想。

记录的第八条是把做文与书法相比较来讲授：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这也可能是受曾国藩启发。曾国藩云：“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实从熟后生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者，此也。”“为文之道，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这实质上是袁吉六概括的文贵颠倒簸弄之意，做文与写字方法完全不同，虽然文章与书法紧密相连。

这次课堂记录的具体内容包括历史、作文之法、人心与天命等，其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从讲历史人物入手，进而讲文章怎样作，事理天命怎样断，并讲到做文与写字的区别。为文与为诗之道相通，这些内容为毛泽东写诗时心怀天下、贯通文史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后来把“诗言志”作为座右铭。

总之，记录的这次涉及古籍较多的授课内容，扩展了毛泽东的史学知识，增益了他读书读史、做文写诗的智慧。

五、12月上中旬“国文”记录“自学诗文及其他佳作”

在12月上中旬“国文”的标题下，毛泽东记录了可能是在袁吉六启发下广泛阅读课外书籍时的笔记。与诗直接有关的主要是对清代诗人吴伟业《雪中遇猎》的研读。毛泽东记录的内容包括查核诗中的生字生词、地名、诗名及一些典故的意义。记录涉及诗中的本事、典故之类的有射雕手、北齐神武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梁园赋》，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等。

“敕勒歌　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的记录，表明毛泽东当时参阅了《乐府诗集》或《北齐书》。“《梁园赋》　相如作”的记录，可能是毛泽东所读资料的解释本身有误。《梁园赋》是汉初梁孝王门下诸游士所作的一组赋，又称“忘忧馆七赋”，为汉初咏物小赋，其表现形式、咏物方式、表现手法等接近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梁园赋》非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所作。毛泽东阅读时参考的文献可能有误，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能费时间读书。“闭门 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的记录，有关典故史有记载：《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表明高士生活清贫但有操守。晋代陶潜《咏贫士七首》之五：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这次“国文”记录较驳杂，其阅读还包括《孙子集注序》《农书》《西师意〈实学指针〉序》《日知录序》等。

毛泽东阅读的《孙子集注序》系魏源所撰。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者和思想家。毛泽东的记录没有诗词内容，但有不少警句名言，且涉及兵法。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谋功篇》）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对毛泽东日后兴师掌兵有重要启示，也为他以军事题材赋诗，成为马背诗人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在读有关农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时，也没有漏过其中与诗有关的内容。

毛泽东所读《农书》（实际上是《补农书下》，由张履祥在沈氏《农书》基础上增著）时，记录中与诗文有关部分包括：

第一，“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这里记录的《豳风》为《诗经·国风》之一，计七篇，包括《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豳风》产生于西周初期，反映周公事实颇多，为《国风》中最早作品。

第二，“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这里虽然不是论诗，但很重要。古人一直关心文与质的关系。《魏叔子文集》卷八《张无择文集序》指出：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对“文”与“质”关系的见解，涉及为文者的身份、立场、德行、见识、文采。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有这样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历来思想家、文学家对此提出过各种见解，并加以讨论。诗赋同样有“文”与“质”的问题。显然，毛泽东记录了一个重要的为文为诗的理论。

毛泽东在读《日知录序》时，记录了两句有关学文、评文的话，亦记录了诗人韩愈、柳宗元、杜甫。两句较深刻的话语是，“谈理要新，学文要古”“纸上工夫亦有浅深”。对韩愈、柳宗元、杜甫只是简略提及，称赞其诗是精品：“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毛泽东阅读的《日知录序》，是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其师的巨著《日知录》所专写。毛泽东对序中提及的郑樵等一些学问家加以考究，并摘录了序中赞颂顾炎武一段精彩的话：“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命——笔者注）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这段话精神营养丰富，有助于培育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情怀和一生好学的习惯，同时启发了他对行万里路的向往，毛泽东在三年后就以游学的方式行吟乡村。

此外，毛泽东称《通典》《通考》《通志》为三通，是“甚有用之书”。《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三百四十八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二百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这些知识把文史贯通起来了。

在读《西师意〈实学指针〉序》时，毛泽东也没漏过其中有关诗的地方。《实学指针》的作者西师意是日本人，自号金城子，曾师事吴汝纶。《实学指针》序由吴汝纶所撰。吴汝纶是晚清文学家、教育家，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

毛泽东记录了序中与诗密切相关的唐朝天宝乐工李龟年，评价何为妙文，及一句谚语，“李龟年　唐天宝乐工”“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

记录中的美谚“曲乎直乎，是吾国已”，首见斯宾塞著、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国拘》篇：曲乎直乎，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读过《群学肄言》。谚语不是诗，但近诗。

这次“国文”记录较驳杂，表明毛泽东无书不读，这也是在锻炼“功夫在诗外”的本领。

六、12月中旬“国文集”记录前部分：博览群书

国文集”的记录最长，约4500个字符，占《讲堂录》三分之一以上，内容表明毛泽东原本集中研读韩愈的作品，在开首记录韩愈的《浑州溪堂诗并序》，继而记录了研读《猫相乳》《进士策问十三首》《争臣论》《元和圣德诗》。但接下来又插记了《孟子》经（《孟子·梁惠王下》）；文（《朴学斋藁序》、魏际瑞的《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等书阅读的文字。这些插记的内容说明毛泽东在此不只是读“集”，还读了经、子等，故可先单独作一简述。

在“《孟子》经”的标题下（没有标明时间），毛泽东主要是对《孟子·梁惠王下》阅读的记录。

记录字句不多，仅五条。包括注中某些文字，除“好尽言”条外，均系录自《孟子·梁惠王下》：“睊睊胥谗　睊睊，侧目貌。”“流连荒亡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苛　可也，苛矣富人。”“招　音昭，取非其招不往也。音韶，盖《徵招》、《角招》是也。音翘，好尽言以招人过，此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思戢用光　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国家也。”这里记录简略，但也涉及诗与乐：

其中，“苛”，《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哿”。“哿矣富人”，语出《诗·小雅·正月》。

《徵招》《角招》，是古代乐章名。“招”，通“韶”。《孟子·梁惠王下》：（齐景公）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説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东汉赵岐注：“《徵招》《角招》，其所作乐章名也。”南宋朱熹集注：“徵，陟里反。招，与韶同……乐有五声，三曰角为民，四曰徵为事。《招》，舜乐也。其诗，《徵招》《角招》之诗也。”韶乐史称舜乐、舜韶，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音乐艺术。

再是，“思戢用光”语出《诗经·大雅·公刘》。

后面，在分类为“经”的名目下（没有标明时间），毛泽东有对《诗经》《孟子》《庄子》阅读的记录。与诗相关的有，“干戈戚扬　戚，斧。扬，钺也”。“干戈戚扬”语出《诗经·大雅·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干戈戚扬为古代四种武器名，后引申指战乱。

对《孟子》阅读的摘录不涉及诗词，对《庄子》阅读的摘录也不直接涉及诗词，但摘录的一些话语对毛泽东的诗意想象大有启发。其摘录出自《庄子·逍遥游》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原注中的文字有：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又何厝心于其间哉。”“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李鸿章——笔者注），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囗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这些摘录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诗意想象力，而且有益于他加深对大与小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他在庄子言论之后附加的对李鸿章事迹的评论、对孟子言论的评论，具体表明了这种辩证思考。庄子的思想对毛泽东一生的社会政治活动、诗词生活有着重大影响，他后来多次以“大鸟”“鲲鹏”入诗。

在分类为“文”的名目下（没有标明时间），有毛泽东对《朴学斋藁序》等书阅读的记录。分类为“文”，可能是毛泽东自己分的一个小类，意在深究作文之法。《朴学斋藁序》是清代潘耒所撰。《朴学斋藁》的作者为林佶。林佶是藏书大家，诗文兼擅，并通绘画与篆刻，乃清初知名文人，著有《朴学斋诗藁》《朴学斋藁》《朴学斋小记》等。

记录有文字涉及文章题材、文法与文材、文与质的关系：“经史百家，天人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运用，起伏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明季之失，在法不足。今人之短，在材不足。”“欿然不自慊。愈造深者愈自歉。”“故其文词清典雅，文质相宣，矩矱有余，而精义不乏。”“诚能殚精研思，穷高极远，贯天人以为学，罗古今以为资，譬若采木邓林，伐石南山，以就倕般之绳削，而千门万户，无不可营，出尚方之珍，罗水陆之品，以供易牙之烹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不鄙予而枉存之。”“魏伯子曰：大家之文，其奇处在至平，其密处在至宽，至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

记录的这些文字，结合文史之长短，议论“大家之文”其奇处之所在，因而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这段记录中有一句与诗有关：伐石南山句的南山，古山名，今之终南山。见《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

记录提及的魏伯子即魏际瑞，明清之际著名散文家，其作品被编成《魏伯子文集》（亦称《魏叔子文集》）十卷。此处摘录的为文、为学部分见《魏伯子文集》卷二《与周公书》。此段原文前有“愚窃以为”，后有“此体识之所以为大也”。摘录的这段文字是为文精髓，亦是为诗精髓。

这里接下来有对阅读《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的记录，没有专列标题，可能是一种延伸阅读。毛泽东记录阅读魏际瑞文章时核对了不少字词，有的加了注释，对之进行解释。

七、12月中旬“国文集”：较全面研读韩愈作品

在12月中旬“国文集”的标题下，毛泽东主要记录了对韩愈作品即《韩昌黎集》的学习与研究，内容丰富而庞杂，并夹记了其他一些书的阅读记录。《韩昌黎集》又名《昌黎先生集》等。唐代韩愈著，其门人李汉编。《韩昌黎全集》四十卷，卷一至七赋、古诗，卷八联句，卷九、十律诗，卷十一至十四杂著，卷十五书启，卷十六至十八书，卷十九书序，卷二十、二十一序，卷二十二、二十三哀辞、祭文，卷二十四至三十五碑志，卷三十六杂文，卷三十七状，卷三十八至四十表状；《外集》十卷，包括赋、歌、议、书、序、对、记、祭文、牒、实录、传、碑、联句、诗等；《遗文》一卷，包括启、状、疏、题名、联句等。

“国文集”标题下记录的首篇是对韩愈的诗作研读；后面多是对韩愈的诗赋研读，具体包括：

第一，《浑州溪堂诗并序》。《浑州溪堂诗并序》的序很长，诗为四言体。这里只略引其诗的开头与结尾几句：“有荒不条，河岱之间。”“溪有蘋苽，有龟有鱼，公在中流，右诗左书。”“无我斁遗，此邦是庥。”

毛泽东记录的是诗中一些较难的字词，数量不多，较简略，如“音萍，与蘋同，苹也，根浮水而生。”“苽　音菰，音菰，与菰〔同〕，雕胡也。”“无我斁遗，斁音亦，厌也。言无厌弃我也。”“螟螣蛑贼　皆蝗属。螟食苗心，螣食叶，蛑食根，贼食节。蛑或作蟊。”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认真研读了韩愈的这首诗。

第二，《进士策问十三首》。《进士策问十三首》是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领进士府试时所撰的试题，特点是每首以“问”开头。毛泽东阅读、钻研时，对原文第二、三、五、六首分别有记录，其中第三首内容涉及诗歌：

对第二首的记录文字是：“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韩愈原文“周之政尚文”前有“而”字。）

对第三首的记录文字是：“夫子序帝王之书而系以秦鲁，及次列国之风，而宋鲁独称颂焉。”

此句相关注释说明了诗歌礼乐在宋鲁独称颂的原因：“孔安国曰：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以为后世法，故录之，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而郑康成以为鲁得元天子之礼乐，故有《颂》。而《商颂》至孔子之时，存者五篇，而《夏颂》已亡，故录鲁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记录的第五首中的文字是：“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九合诸侯　九合者，谓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后的“九合者，谓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句，可能是毛泽东对有关书注释的记录——笔者注）“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贡其实欤？”（韩愈原文的“后代之称道者”之前有“而”字——笔者注）

对第六首的记录文字是：“孔子曰：居则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死者可作，吾谁与归？”“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

此处第一句与原文相比，更加简明扼要，并把原文中的夫子记成孔子。原文是：“问：夫子之言，‘盍各言尔志’”，“又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再是，第二句的原文是：“死者可作，其谁与归？”

韩愈的应试之作《进士策问十三首》虽是散文体，但他主张文、诗不分家，“以文为诗”。以上记录主要是摘录，也有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有关文、史、政知识丰富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

第三，《元和圣德诗》后序等文。对《元和圣德诗》的阅读没有标明题目，其记录有两句：“皆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记录的第一句见之穆修的《唐柳先生文集》后序。穆修是北宋文学家，曾亲自校正、刻印韩愈和柳宗元文集。他对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评价颇高。第二句见之《笔墨间录》。《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元和圣德诗》题注引《笔墨间录》云：此序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的编纂者是魏仲举，庆元六年(1200年)自编自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

第四，《争臣论》。毛泽东阅读《争臣论》也没标明题目，记录的文字共十四句。均系录自韩愈原文或原注中文字：“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争臣论》原文作阳子，即阳城（736—805年），唐定州北平人，曾任谏议大夫。——笔者注]”“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记录略去“昼夜不出，”——笔者注）六年乃无所不通。”“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韩愈原文为“忽焉”——笔者注）不加喜戚于其心。”“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孜孜矻矻　矻矻，劳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原文为“昏乱之国”——笔者注），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语见《国语·周语下》）“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传》（《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笔者注）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

《争臣论》虽不是诗赋作品，而是政论，引古之真人真事，借以发表意见，敢于面对现实，且评论对于君子居其位而未得其位形成的朝政不清，官员腐败等现状进行议论。主张以文为诗的韩愈，作诗也是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其诗、文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记录有关修德、好学、治国、明道方面的内容，对他把政治意识融入诗歌写作是很好的积淀。

在该篇中分类“《孟子》经”的前面，插有对韩愈《元和圣德诗》阅读内容的记录，但未标明诗名。记录共五个句段，包括注中文字，均系录自《元和圣德诗》原文或原注，如“我国东西两极端，时差四点十五分。西喀什噶尔，东乌苏里江。”“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文“勇”为“死”，见《黄石公三略·上略》。）“穰穰　众也。”“枷脰械手。”

毛泽东此处记录较少，主要是对地理、生字生词的解释。这可能是毛泽东一次短时间的匆匆阅读。

后面在该篇中分类“集”的小标题下，有标明对韩愈《元和圣德诗》阅读的记录。其他作品还有《改葬服议》《谏臣论》《书黄子久画后》《谢安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与诗、赋直接相关的记录是：

第一，《元和圣德诗》。韩愈辄依古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可谓巨制鸿篇。《元和圣德诗》的序较长，其诗的开头与结尾句是“皇帝即阼，物无违拒。曰旸而旸，曰雨而雨”“博士臣愈，职是训诂。作为歌诗，以配吉甫”。

此处记录文字仍然不多，仅百余，主要是弄清诗中的生字生词，如珪、陴、少府、帕、搜原剔薮。拄、耦等字词。

有一条记录较重要，涉及诗歌与礼乐的关系：“累累　音力追切。《记》：累累乎端如贯珠。妇女累累。烜威赫德，蹴踖蹈舞，掉弃兵革，私习簋簠。”

该记录中前半部分是对“累累”读音的注解，目的不是解释“妇女累累，啼哭拜叩”的本义，而是点明出处：累累源自“累累乎端如贯珠”一语，出自《记》。后半部分摘录的是韩愈诗中的句子。记录中的《记》指西汉宣帝时博士戴圣编纂的《礼记·乐记》，主要论述礼与乐和歌的关系。这间接表明，毛泽东已较多关注古代礼乐与诗歌的密切关系。韩愈的四言诗，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一生至少写过三首四言诗：祭祀亡母，祭黄陵，题《中国妇女》杂志。这三首诗的主题、内容都是十分严肃的。

在“赋”的名目下，是对《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斌》阅读的记录。这表明毛泽东在集中精力研读韩愈的赋作。

第一，《感二鸟赋》。记录的标题原样为“赋《二鸟赋》”，《二鸟赋》是《感二鸟赋》之名掉了“感”字。

《感二鸟赋并序》的序与赋都较长，共572个字符。

赋的开头与结尾是：“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

毛泽东对《感二鸟赋并序》记录的内容有四条，170余字，都与该赋及其注文有关：

“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李翱。呜乎，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记录的第一条是《感二鸟赋》并序中的句子，原文为：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毛泽东记录时，加以提炼压缩，表达更精致。

记录的第二条是魏晋时左思《咏史》诗中的首联，毛泽东在诗句后标明作者为左太冲：“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这可能是毛泽东对《感二鸟赋》有关句子引发联想而记下的。《感二鸟赋》有关赋句为：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韩愈作此赋时，心境与左思当时差不多，抒发的是一种怀才不遇、有志难展的苦闷。这一记录表明毛泽东对左思的诗赋很熟悉。

记录的第三条是《感二鸟赋》原注中欧阳修引李翱《幽怀赋》之句并评价韩愈的赋作：“欧阳文忠读李习之《幽怀赋》，以谓翱一时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是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欧阳子之论善矣。”

毛泽东在“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后面、“呜乎”前面记有“李翱”二字，可能是标记欧阳修评价李翱。

记录的第四条仍是《感二鸟赋》原注中引欧阳修评价李翱的文字。这一段是承续上一段的。毛泽东只是去掉了中间的“欧阳子之论善矣”一句，将记录单列为一条。该条后面的文字是：《感二鸟赋》盖所谓发于羁旅草野者，使其光荣而饱，忧天下之心，孰谓公一日忘耶？

第二，《复志赋》。《复志赋》也较长，约730个字符，其序及正文的开头与结尾句是“愈既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其辞曰：居悒悒之无解兮，独长思而永叹；岂朝食之不饱兮，宁冬裘之不完。”“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讼以成章。往者不可复兮，冀来今之可望”。

毛泽东对《复志赋》研读的记录文字约300，共12条，主要是摘录；摘录来自该赋序、正文及注文，其中包括：“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刘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生。”“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兮，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富贵之能当。”

第一条中，“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是韩愈序中原文，“负薪，贱者之称”句为原注的文字。

第二条是原注中的文字：梁刘孝标《辨命论》曰：“视韩彭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公此语事本《夏侯胜传》，而意取刘孝标论。

第三条是原注中的文字：夏侯胜谓诸生曰：“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毛泽东记录时将“夏侯胜谓诸生”置于后面。

第四、八、十一、十二条摘录的是《复志斌》中的句子，共五联：

“朝骋骛乎书林兮，夕翺翔乎艺苑。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嫉贪佞之洿浊兮，曰吾其既劳而后食。”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富贵之能当。”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句，亦有本作“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扬扬”。但诸本多作“阳阳”。《君子阳阳》是《诗经·王风》的一篇。

第五条是原注中的文字：扬雄《长杨赋》云：“并包书林。”《剧秦美新》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毛泽东记录时将《剧秦美新》四字置于其后。

第六条是原注中的文字：班固《宾戏》云：“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骋或作驰。毛泽东记录时将班孟坚《宾戏》五字置于其后。班孟坚即班固，东汉史学家，撰《汉书》。《宾戏》在《昭明文选》中题为《答宾戏》。“艺术”，《答宾戏》原文为“术艺”。

第七条是原注中的文字，源自《史记·张仪传》：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这对于韩愈的心境来说，是有针对性的。毛泽东记录时将《史记·张仪传》置于其后。

第九条是原注中的文字，《家语·儒行篇》：“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毛泽东摘录时将《家语·儒行篇》置于后面。

第十条是原注中的文字，《前汉·刘向传》：“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毛泽东摘录时将《前汉·刘向传》置于后面。

以上记录表明毛泽东的研读是比较深入的。

第三，《闵己斌》。毛泽东对《闵己斌》记录约300字，共有六条，都录自该赋正文或原注中的文字：

“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苏子瞻。”“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司马君实。”“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楚囚，君子也。语出《春秋》。”

记录的第一、二条是对《闵己斌》的摘录。

第三条是《闵己斌》原注中的文字：“苏子曰：‘古之观人也，……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毛泽东记录时，将前面的“苏子曰”置于句后，并改为“苏子瞻”。苏子瞻即苏轼，北宋文学家。此处引语见其《颜乐亭诗并序》。

第四条是《闵己斌》原注中的文字：“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乌知颜子之所为哉。”

这一条后面毛泽东补加的“司马君实”四字，与其开头的“光”，都是指司马光。司马光语见《颜乐亭颂·序》。毛泽东摘录句中的“志诏”“乎”，《颜乐亭颂·序》原文为“铭志”“哉”。“以三书抵宰相求官”，指韩愈于贞元十一年（795年）正月二十七日《上宰相书》，二月十六日《后十九日复上书》，三月十六日《后二十九日复上书》。宰相指赵憬、贾耽、卢迈。韩愈《与于襄阳书》有云：“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于襄阳，指于頔，字允元，时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第五条是《闵己斌》原注中的文字：“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尝答李习之书曰：……”《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毛泽东摘录时将“尝答”录为“常答”，“颜子”录为“颜回”，“其不亦难乎”录为“不亦难乎”。

第六条“楚囚，君子也”，见《春秋左传·成公九年》。楚囚，指囚于晋国的一个楚国伶人（乐官），晋侯与他对话时，他很讲礼义。晋侯把这些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晋侯听从这一建议，“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韩愈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是名篇，毛泽东研读时记录其中三篇。《别知赋》未见到记录，现无法推断毛泽东是否研读或怎样研读。

八、修身课亦记录涉诗内容

除国文外，毛泽东记录杨昌济讲授的修身课亦有涉诗内容。杨昌济善诗文，因关心国事后弃科举，转而赴日本、英国求学，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归国后选择教育救国之路。杨昌济学贯中西，授课内容多为中国传统经典名章、外国进步理论和有益范例，其意境高超，令人心胸开阔，气魄扩充；并且他授课语言表达十分讲究，诗化的文辞，文采斐然，或古朴典雅，或清新亮丽，情感真挚，扣人心弦。恩师杨昌济对毛泽东帮助很大，被毛泽东称为道德高尚的人。毛泽东的讲堂记录，都是有关立志、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追求真善美诸方面的内容。

杨昌济授课语句洗练、表达精确且富具诗意，从《讲堂录》开头一篇可见一斑：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不行架空之事福泽谕吉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师若真心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真精神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这类语言看似平淡，实则典雅，惜字如金，言简意赅；独具文采，如诗如赋，无半点说教之意。

当然，杨昌济授课内容中直接有关诗赋的不多，但也不能忽视，忽视了对毛泽东学诗的内容概括就不那么完整。例如：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修身课，毛泽东记录了杨昌济讲授的“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二。据该文所说，这32人按原文顺序分别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九渊、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因“程”包括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故实为33人。

所列这些圣哲，多善诗善文者。

修身课接着讲到范仲淹身世及其励志苦学，范仲淹不仅是良臣，也是大诗人。

修身课也具体讲到宋代学者陆九渊诗一般的哲言：“陆象山曰：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修身课还提及明代吕坤及其《呻吟语》。《呻吟语》是箴言体文集，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分为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篇。

《呻吟语》以儒家思想为基，兼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华，对人生、国家、宇宙有独到见解，对人自身的修身养性亦有独特看法。作者从自己的宦海沉浮出发，感受到人世间冷暖炎凉，实际上也是针对明朝后期的各种社会弊病提出兴利除弊、励精图治的主张。吕坤在序中言：“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语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惟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语曰：三折肱成良医。予乃九折臂矣！沉痼数经，呻吟犹昨。嗟嗟！多病无完身，久病无完气。奄奄视息而人也哉！”“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吕坤是以人之病而呻吟，推及社会之病也需医治，否则多病无完身。故该书所言主要关乎修身治国，处事应物，还有学问词章。《呻吟语》对人生洞彻精微，表述言简意赅，不仅是文以载道，也几乎是以文为诗，思想丰富，文质优美，有诗赋般的语言，其中还引述过一些诗。《呻吟语》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应该也会有较大影响。毛泽东在《贺新郎·别友》词中有句：“人有病，天知否？”他劝导不要“讳疾忌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治病救人。

修身课特别讲到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见之于曾国藩的《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其中“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具有启发意义。对于吟诗，曾国藩还这样说过：“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煅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对于曾国藩的书，毛泽东在老师影响下是认真读过的。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说：“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信中所说曾氏“杂钞”，即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还说：“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姚氏“类纂”，即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

十二月六日的修身课，毛泽东记录的文字可能会让他终身受益，一些精辟的句子的确如歌赋一般，“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

这段话综合了不少名句名言，有的与诗歌相关：

第一，曲弥高和弥寡也，即与诗歌相关。它源自战国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从这里引出成语曲高和寡。”

第二，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有关善恶标准、人生幸福。它源自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边沁之伦理说》：“边沁以为人生一切行谊，其善恶标准，子何定乎?曰：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準，俟诸百世而不惑。”

第三，“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有一种宏大气魄。它源自《庄子·逍遥游》。其完整句段是“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第四，守死善道一词，源自《论语·泰伯》。

这次修身课的记录中还有这样诗一般的精彩段落：

“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

这段话集古籍、时论之精华：

第一，独立不惧，遁世不闷。源自《易·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第二，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源自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较完整的表述是，“夫能铸造新时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为旧时代所吞噬所汩沈，抑其次也。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第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源自宋代苏洵《心术》：“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第四，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源自《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第五，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源自《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毛泽东听杨昌济讲修身课，记录了如此多语言精妙、思想深刻的段落，有双重受益：既陶冶了情操，坚定了意志；又学习了汉语，领受了诗文之教。

综上所述，《讲堂录》中的记录，只是毛泽东在长沙入读师范学校五年半时间内的极小部分，虽然不能窥一斑以见全豹，但反映了毛泽东学习文章、诗词章法的真实历史。

九、毛泽东较系统学诗与恩师袁吉六

毛泽东较系统学诗并研读韩愈的作品，是在恩师袁吉六指点和关怀下进行的。毛泽东好学且尊师，袁吉六对他特别器重，不时进行教导、点拨。如果说毛泽东是块良玉，那么袁吉六确有雕琢之功，使之成为大器。因此，简略说明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学习指导，才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毛泽东是怎样学诗的。

袁吉六“能诗善书，精通文史，行侠仗义，其铮铮铁骨，侠骨柔肠，深厚的才学，突兀的人格，为其短暂的生命氤氲了一种伟岸的底色，吐纳为一种流传千古的绝唱”。他“性甘淡泊，清贫勤苦，知识渊博，蔑视权贵，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体贴贫苦百姓的艰幸，一生对‘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者横眉冷对”。这是后人对袁吉六的公正评价。可能正是具有这种蔑视权贵、可贵的平民精神与品格，袁吉六方能成为毛泽东景仰的老师。

1913年初，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袁吉六应校长陈润霖之聘任国文教师。1914年3月，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吉六受聘为第一师范国文教师，为本科一部授课。刚好，毛泽东1913年初入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一同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编入本科一部第八班。

袁吉六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国文课至1915年，教毛泽东国文长达三年时间，对毛泽东学会写文言文帮助很大。袁吉六教学采取的方法是循序渐进，从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入手，渐及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大概。如此由浅入深，八班学生普遍受益。

袁吉六自己作得一手好古文，善诗，亦擅长书法，曾临摹颜真卿的楷书数十年不辍，其所书与颜体字字迹难分。袁吉六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善于因材施教。尽管在第四师范学校时他有一次要毛泽东重抄作文，毛泽东拒不抄写而顶撞过他，但他以仁爱之心与毛泽东谈心。袁吉六是毛泽东学诗的重要导师，且是在文学上让毛泽东受益最多的良师。

毛泽东酷爱文史，学习刻苦，文思敏捷，才气过人。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竞相仿效。在遇见袁吉六之前，毛泽东深受梁启超影响，写文章“半文半白”，袁吉六批为“报人手笔”。他对毛泽东说：“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袁吉六提倡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学习方法。他嘱毛泽东多读韩愈等人的文章，谓文章妙来无过熟，可通过熟读把握古代文学大家的为文手法。

听从老师教导，毛泽东到长沙卖旧书的玉泉街买了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集》。买回来后，发现里面不仅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袁吉六便把自己圈点、批注过的版本借给他。毛泽东两相对照，将讹误之处逐字校勘、改正，将破损页修补好，前后花了几个月工夫，逐篇阅读。袁吉六爱惜自己的藏书，从不借出，唯独乐意借给毛泽东阅读，并施教指点。

此后在较长时间内，毛泽东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开始较系统地学习韩愈著作与其他古典名著，其重点之一是关注诗学理论与为诗的方法与技巧，诗词曲赋后来成为他一生的至爱。

在教学期间，袁吉六同毛泽东谈过国学，谈过经、史、子、集四部，勉励毛泽东读楚辞、读《昭明文选》，读韩愈的著作，这是题中应有之事。这让毛泽东得以系统学习中国传统古籍经典，终身受益。对于国学，毛泽东在致友人萧子升信中两次提到过。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提道：“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这四部即经、史、子、集。在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提及购买四部：“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这两信，前一封写于袁吉六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但当年袁吉六是否面嘱过毛泽东读好经、史、子、集尚无文字实证。现在一些作品在讲到袁吉六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袁吉六与毛泽东谈话时，像小说般的叙事，“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汲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卷帙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源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第一部书就是《文选》”。然而，有学者对该作品中一些有背史实的内容进行了批评。

且不论后人如何通过再创作撰编出袁吉六与毛泽东良好师生关系的故事，但袁吉六慧眼识才，对毛泽东文章、诗词才能的开发确有特殊贡献。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赴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对红军官兵进行采访，毛泽东在陕北保安黄土窑洞里，第一次向斯诺完整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在谈及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曾这样说：“学校有位国文教员，学生叫他‘袁大胡子’。他嘲讽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手笔。他看不起我引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的文章半文半白。我不得已改变自己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古文文体。多亏了袁大胡子，倘若有必要，我在今天还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当然，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不只学会了文言文，亦学会了吟诗作赋填词。例如，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毛泽东抄赠过一首挽病逝同学易昌陶五言古诗；在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中，他抄赠了一篇“自讼”赋。这些诗赋格调高雅、展示了毛泽东志存高远，一心为国为民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特地派人寻找袁吉六的下落，后知悉恩师已于1932年去世，深为惋惜。为表达对老师的敬意，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特意邀请袁吉六的夫人、师母戴常贞到北京观礼。毛泽东得知戴常贞生活困难，便给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王首道写信，请省政府酌予接济。戴常贞患结石症做完手术，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400元钱，托周世钊带给她作营养费用。1952年10月，毛泽东得知地方政府决定为袁吉六这位名师重修墓地的消息，他应罗元鲲之请，亲笔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以作立碑用。毛泽东为袁吉六先生题写墓碑，这是所有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过的逝世老师中是仅有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袁吉六的道德、学识是由衷佩服的。

受业师袁吉六言传身教的影响，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勤奋读书、研习古文古诗及历史，练就了一身文功；他同时勤习字帖，后来终成大诗人、大书法家。毛泽东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己的学生成长为一代伟人、一代诗圣，袁吉六可笑慰九泉了。“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墓碑之侧石柱上的这副对联完全符合袁先生的身份与事迹。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