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随着南京失守及日军大屠杀，一方面江南城乡秩序的崩解达到极点，另一方面地方秩序之重建也以本地民众为中心并在各方势力参与下艰难展开。相较激烈的对敌作战，“秩序重建”是相对隐晦的主题，却也可能是更基础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抗战”的目标，也是“抵抗”的手段。毛泽东就对彭雪枫（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说，“我们武装有剿匪安民的责任，首先要恢复政权，委放或改换县长区长，恢复抗日秩序”。自此出发，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亦可视为沦陷区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关节。因而，以“秩序重建”视角重审敌后民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的抗战，不仅能凸显民众武装“自生成”的逻辑，还可在微观层面将地方性因素融入江南抗战整体叙事之中。本文无意全面讨论此问题，仅以江南东路一个普通小镇为视点，观察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在该区秩序重建中的不同角色、诉求与互动。

以江南东路为视点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当前对新四军江南抗战的讨论偏重以茅山为中心的京沪路西地区，东路的研究相对薄弱；二是江南东路地区不仅关涉新四军“向东作战”的顶层设计，还是地方党组织与正规军两套组织体系在江南地方社会相遇、碰撞、交融及互联的典型区域；三是东部战区档案馆藏有一批涉及江南东路抗战的核心史料，尤其是当年中共苏常特委关于江南东路地方武装发展的长篇报告，为从微观层面观察基层秩序重建提供了重要窗口。本文顺着这些史料提供的新线索，以无锡梅村为中心，探讨抗战前期江南东路地方秩序在不同力量参与下次第构建的历史进程。

一、 沦陷前后江南东路城乡秩序的翻覆

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苏常特委负责的区域，大体包括太湖以东之“苏州、无锡、常熟、江阴等县”，因其位于京沪铁路东侧，又称“东路地区”。这是战前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经济上“仅次于上海及其他大都市”。军事上，“有江阴要塞和常熟的福山炮台”，“无锡、苏州等地筑有钢骨水泥的国防线，它是当长江和京沪铁路的第二道门户”。因其经济发达、形势紧要，一直为各方重点关注。即使在沦陷之后，不仅日方在该区遍设据点，国民党也尝试重建其军政组织系统。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党组织在该区沦陷近一年后秘密进入，新四军则于1939年5月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至此。当年不论上海党组织还是新四军，到东路后最初稳固的立足点都在无锡梅村。

梅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市镇。1935年《东方杂志》有专文介绍，说：“（该镇）离无锡城东南25里，地当伯渎河中流，每天有汽船直达无锡和苏州，有人力车接连锡仓路直达无锡（将来还要行驶汽车），交通尚称便利，附近5里之内，全是农田，港河交错，地土肥沃，农产品大多由此集散”。镇上住户约500家，人口3000人左右，商店40余家，商团1支队。当地共产党人陈枕白谓，“梅村镇的街道成丁字形，一划在（伯渎）河的北岸，即北街”，“有居民20余家，谢、计、毛、华、陈五姓，开着点心店、杂货店、盐店和石灰砖瓦店”，南街即是丁字形的一直，东有一条梅花浜，“宽度与伯渎河相仿”。梅村便是在两河交点上聚居起来的。

从历史上看，东路素称“财赋之区”，近代又得风气之先。后常驻梅村的共产党人了解到，“（该区）每年的出口以米、丝、面粉为大宗，进口大都以工业原料和日常需用品居多。在商业方面来讲，除去城区的大商业，单就农村中的小市镇而言，它的商业就很发达。五里十里就有一个小市镇，每个市镇都有很整齐的商店”。工业也极发达，尤以轻工业为最。各县城遍设面粉厂、丝厂、纱厂、蚕种制造厂等，计400余家。雇佣规模在一二十人到四五十人的小丝厂，“在农村中很普遍，差不多大一点的村庄就有一家”，“特别是无锡县比较多些”。重工业方面，无锡有小规模的翻砂厂，可制作新式农具如碾米机、打水机、打稻机、棉花机等。

在沦陷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担心无锡的工商业体系为敌所用。当获悉“无锡丝厂均已为敌利用，完全开工”时，认为是“我抗战最大之耻辱，亦是最大之失败”，要求第三战区特别加紧无锡游击工作，使“各工厂不能复工”，“已开者应使其无法维持，立即停业”。后更严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督责东路游击队限期断绝京沪铁路，“将无锡各工厂破坏，至少要使其秩序与交通不能恢复”。

因靠近长江、太湖、阳澄湖，整个东路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水田种稻，旱地植桑，一年两季，极少荒年。收入分配上也“不像华北那样苛刻”，地主和农民关系总体尚好。家庭手工业也发达，江阴农村几乎每户都有织土布的木机，苏州、无锡则有织渔网、打丝线、织花边、织袜等副业。民众谋生相对较易，因而有“江南人不当兵”的传统。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突破长江防线，其第十六师团在白茆口、浒浦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后兵分两路，合攻无锡。国民党军队随即放弃锡澄防线，一部沿京沪线撤向常州，主力则向浙皖赣边撤退。11月25日，无锡城破。据说陷落前几日，“无锡已成真空地带，城防由川军临时接管，沪宁路还在零星步行撤军，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散兵，满街都是”，“百姓在潮涌般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逃难，兵慌马乱，难以尽述”。日军在侵入城区后，烧杀抢掠，“繁华街道，尽成瓦砾”。

国民党军队由淞沪战场撤退时，“秩序非常混乱，遗弃武器遍地”，“东北军檀自新部在苏锡一带抢劫人民财物”，“敌人的烧杀队和汉奸流氓疯狂似的抢劫、烧杀、强奸，凡是沿交通线二三十里路附近的村镇，都被烧掉，人民有未及逃走者均遭惨杀”。与城区相比，梅村所遭破坏相对较轻，为逃难民众和溃退散兵提供了暂时栖身之所。

与梅村类似，“苏州南边的木渎和光福镇一带、无锡南边的南方泉和许舍里一带、常州南边的漕桥和雪堰桥一带，沿太湖边的乡村集镇，都被各城市逃难的市民住满了”。此时乡村基层组织显示出相当顽强的生命力。陈枕白说，沦陷后“乡村集镇的旧组织未受大的影响”，城里居民逃难至此，“大都找亲戚朋友关系解决食宿”，乡保甲长“还起着一些作用”。即便“城市里逃难下乡的流氓地痞”，也因“乡下物价便宜”，容易谋生，“盗窃打劫等事没有发生”。相比城区的一片狼藉，此时乡镇地带人口聚集，甚至出现“临时繁荣”之景象。

撤至乡间的国民党军队溃散伤兵，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乡村地方社会所容纳。当日“沪宁东路两侧各县的四乡八镇，都有散兵游勇潜伏着”，“乡镇里地富大户分别把散兵收留着”。不少“中下级军官各自带着三二十人，选择庙宇、祠堂等公房集中住着”。梅村“因不在官塘大道，鬼子兵走不到”，“有十几个散兵躲在镇上泰伯庙内”，“占道房居住”。这些官兵持有武器，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在散入乡村后，很多就直接参与地方秩序的重建之中。

1938年春节前后，东路各城区陆续出现“地方维持会”之类组织，一面号召市民回城营业，一面发放救济粮。逃难在乡的中小商人，为继续生活，开始回城复业。在此形势下，“居民的心神也逐渐地安定下来，城里有了社会秩序”。但充满悖论的是，此时乡村秩序反趋于恶化了。陈枕白回忆，当逃乡市民返城后，乡村保甲长却不敢行使职权了，“出现盗窃、掳人勒赎的骚动不安的混乱恐怖气氛”，“乡下成无政府状态”。

城乡秩序翻覆之际，“帮会”组织似起了消极作用。中共苏常特委说：“这个区域的青帮势力很普遍，差不多一般的人都在帮，特别商人在帮的多，因为怕他们的敲诈，有了‘老头’了就是有了靠山。” “老头”是青帮头目的俗称。这些帮会中人，回城后进入“维持会”中做敌探、翻译、伪警之类工作，却反过来“勾结乡镇上的帮会中人物”，对在乡地主、富农及较富有者敲诈勒索，一时横行乡里，演成“新生的土匪”。乡村地区自此陷入极度“混乱时期”，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之久。

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曾特别指出：“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农村经济命脉，受着帝国主义侵略总崩溃后的强有力的证据，特别因为国家政权撤退，日寇侵入，而乘机窃发，而特别活跃。”关于此期乡村秩序崩溃情形，特委报告写道：“敌人三五成群到农村中来寻女人、捉鸡和掠夺财物，流氓土匪汉奸到处活动，游击队互相残杀争夺地盘，向人民要捐要粮，扰得群众不知所措。白天怕鬼子和汉奸，夜晚怕土匪和游击队，彻夜枪声不绝，一切都处于恐怖和无政府状态中。”在应对持续不断的公开抢劫与绑架勒赎过程中，东路地方社会逐渐走上了“半军事化”的武装自卫之路。

首先是各村村民不堪“土匪”骚扰，设法收购枪支，组建初步的自卫武装。如锡东白丹山唐埂村村民赵建平，就“同唐云鹄、方国良等一起收买十余枝步枪、两枝短枪，成立了防夜队”。1938年初，陈枕白回到梅村后发现，“街上成立了防夜队，有十几个人，分两班巡防”，“附近乡村里，强家桥、张巷、万巷、吕巷、河北的土埝下、陈四房、新华村等，也都成立了防夜队”。常熟青年医师任天石在塘桥组织的自卫队，“白天各自生产劳动，晚上则集中巡逻放哨”，“确实起到了防范盗匪骚扰，保卫家乡的作用”。

这一时期，大刀会在江南日渐复兴并成为乡村民众武装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其头目多为“封建地主”，以防匪“保卫家乡”作口号，与各村防夜队自卫队功能相似。西撤的国民政府也发布公告，鼓励沦陷区民众成立各级抗敌自卫组织。后为规范各区民众武装，军事委员会还颁布《战区及失陷地区国民抗敌自卫计划纲要》，要求“全国各战区包含业已失陷之地区，一律组织国民抗敌自卫团，发动全民抗战力量”，“国民抗敌自卫团概取属地主义，冠以某省市区（专员区）县名称，利用爱乡观念，发展国家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整合，类似防夜队、自卫队、大刀会等“半军事化”组织在东路各村镇纷纷成立。后为对付大股匪徒与日军侵扰，各村单独的“防夜队”开始寻求联合，组织更大范围的“联防队”或“联防大队”。在“联防队”组建过程中，“旧有的乡保甲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大的联防队”大体相当于“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区的范围”。当“联防大队”开始组建时，就需要地方实力人物出来担任中坚，以资号召。梅村强家桥村的强学曾，就是东路地方实力派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 梅村的地方实力派、民众武装与秩序重建

强学曾（1906—1950），无锡梅村强家桥人，出身地主家庭。据说，其伯父强卓仁是梅村唯一的大地主，有良田千亩，另在“东亭镇开设丝厂”，本人“亦颇具资财”。强氏早年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后从江苏省保安队干部训练所毕业，曾任区团长、分队长、联防主任等职。自1929年起先后出任无锡香泾乡乡长、梅村商团分会长、香平乡乡长。战前强氏所创办的梅村商团武装“有团员30余人”，曾“聘请教练官，教习团员使用枪枝射击等技术”。

无锡陷落后，强学曾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筹建地方武装，并策划将梅村周边的几个“防夜队”联合起来。1938年2月，他召集各村代表在梅村小学召开联防会议，“到会十四五人”。此次联防的范围，包括“南面整个荆福乡，西面香平乡，东到安乐桥，北面朱园乡，西北苏团桥钦家里，以及梅村本镇在内，周围大约有二十里左右”。后议定队伍名曰“梅村自卫联防大队”，以7人组成“防务委员会”，强学曾为主任兼大队长。“防委会”下设办公室及四个处，“强嘉生负责经济处，强福康负责卫生救护处，陈枕白负责宣教处，万钟粟负责总务处”。队部设在强家桥义庄，梅村设联络处。大队下设3个分队，“梅村镇上为第一分队，有队员七八十人，梅南第二分队、梅北第三分队各有队员六七十人”。队员“绝大多数是本地青年农民和少数失业职工与失学青年”，“大队部与中队长，有少数是帮会分子，多数是小知识分子”。

在大队内部领导和下层的关系，“不是本家即是亲戚或是同学，或是青帮中的什么师傅徒弟”。故联防大队虽具有现代军事组织的某种形式，实质仍是以家族、亲戚、师徒、同乡等社会关系为纽带，并以自卫为导向的半军事化组织。据时人观察，“强学曾部队的组织，除了原有的一部分商团武装和搜罗的一些流氓、散兵”，“主要是靠收编了像唐埂村和东园乡那样的乡村自卫队”。赵建平在白丹山创办的“防夜队”，就把全部武装交给了强部。

在经济关系上，“防夜队”时期的队员基本是不脱产的农民，仅“供应一顿晚餐”。大队成立后，有了“脱产的专门搞地方治安保卫工作的干部与队员”，经费问题就被提上日程。梅村自卫武装最初的经费来源有二：一为农民交纳的田亩捐，“因此时不纳粮，不交租”，一为“集镇上商店交纳的营业税”。营业税按营业范围大小，“每月缴纳税款，田亩捐规定每亩每月交纳一升米，直接向耕田农户收取，如果种的是租田，则在租米项下扣除”。后来“还在各交通要道以及河流要道设有税卡”，在经费管理上，“收入不是统筹统支，而是各队有不同的收入，各自独立的干部和士兵的待遇”。

有了经费保障，枪支弹药也较易筹集。据说，当年“数十万溃散在沪宁东路铁路两侧各县的中央军，丢弃的枪支弹药，不可计数，各地防夜队都能搜集收购到长短枪枝”。开始时步枪每支10元，短枪每支20元，子弹3分或5分一粒。农民及孩子们常常能在茅草岗里、荒坟墓地、河塘鱼池不断捡到枪支。陈毅后来谈到，“中央军撤退时丢下了十几万支枪，大部分为鬼子、伪军、青红帮拿去，人民拿得很少，这时我们失掉一个好机会。”梅村联防大队组建之初，恰遇到了这个“好机会”。当上海地方党组织进驻梅村时，就注意到强部武器简直“非常之好”，不仅有“中正式步枪、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关枪、金陵造的重机关枪、自动步枪，各式各样的枪都很齐备”。

梅村队伍拉起来后，曾进行初步的军政训练，如“上政治文化课，练习射击”等。队员在其中接受了初步的抗日救亡思想，也掌握了基本的射击技术。三个分队还曾联合演训，“这样，听到鬼子兵、伪军下乡来骚扰，大家就能够抵抗杀敌，不致慌张了”。需要强调的是，梅村武装基本是“自卫”导向的，而非以“抵抗杀敌”为目标。但也正因如此，梅村自卫联防大队之组建为失序的地方社会逐渐确立起一个重心来。以此为支撑，其他社会事业也开始了初步的重建。

首先是基础教育系统的恢复。当时日伪控制区“沿交通线的据点，以及各城市中的中小学校，都恢复开办”，“教职员大都旧有者”。梅村近郊个别乡村小学教员迫于生计，也“想接受县里伪教育局的领导”。为对抗敌伪教育系统，陈枕白等“揭出抗日教育的大旗”，从“防委会宣教处”中专门拨出经费，资助各村小学的复校。

他们先从梅村开始预备复学，次第扩及周边。后为统一领导大队控制区域的中小学，专门设立“无锡东南区教育辅导处”，对复课小学加以资助。当时有些小学不在大队控制范围内，也表示愿意接受辅导处领导。教育辅导处遂于5月中旬决定，“不分地区，只要愿意接受辅导处的领导，一律发给补助费”。在此政策支持下，“全区大约五十多所学校”实现了复课复校。6月6日，各学校在吕巷荆村小学联合举办教师节纪念大会，宣布成立“无锡教育协会”，以陈枕白为主任。至此，梅村周边基层教育系统基本得以恢复。此外，其他社会组织如妇女协会、职工联合会、农抗会等也相继筹建。

约在同年6月间，为应对日伪军频繁下乡，梅村自卫联防大队“因时度势”，改称“无锡国民抗敌自卫大队”。考虑到当时正是国民政府颁布《战区及失陷地区国民抗敌自卫计划纲要》并号召沦陷区组织“国民抗敌自卫团”之际，“无锡国民抗敌自卫大队”之名，应是“抗战”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在东路乡村社会的回响。

此时梅村自卫武装已发展到500多人，“有两个大队，每一个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个班，每个班的人数三个的五六个的不一”。此外还设“司令部、政训处以及各处”，看起来很齐备。不过，在稍后到来的共产党人看来，梅村武装仅有其表，组织化程度不高。在编制上，“二个大队的人数，实足算起来一个大队的人数都不足”，队员们“每天除去吃三餐饭的时候有人在部队中，其余时间，所有人员都在外面茶馆酒店，赌钱吃酒”。大约也是出于“自卫”的缘故，大队基本没有主动与日军“打过仗”，且“听到敌人要下乡来的消息，大家都把枪埋藏起来”，“化整为零各人分散荫蔽，等待敌人返回据点后，各人把枪取出，又在街上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

作为扎根地方的实力人物，强学曾在“自卫保家乡”的地方政治活动中，既能与各方势力合作，又适当保持独立色彩。当国民党人邵南骥到梅村，准备在此重建无锡县政府之际，强同意接受其“一科科长”之任。在他的队伍中，也有像陈枕白、李哲先等失去组织关系的本地中共党员担当要职。但当国民党系统的“忠义救国军”前来拉拢时，为保持相对独立，未接受其番号。

当时梅村周边较成规模的队伍，还有“后宅鸿声里一带的邓本殷部，甘露南北桥的杨忠（字小南）部，安镇后桥的朱冰蝶部”，“人数均在三四百人左右”。邓本殷是大革命时期的粤军将领，邓部号称“江浙游击军第一纵队”，共3个大队，“每个大队一百二三十人左右”，队长和队员多数为原游散于苏常太三角地区的中央军。朱冰蝶战前做过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为青帮骨干。沦陷后，利用帮会组织广收门徒，形成势力。杨忠部活动于苏锡常交界处的甘露及吴县虎丘一带，“骨干分子多数是帮会中人”。邓部驻“梅村东十里”，与强学曾联络较多。1938年九一八纪念时，两部曾开展联谊活动。朱冰蝶部与邓、强二部实力相当，强、朱“曾结拜为金兰之交”，大致相安无事。但朱、邓两部因防地相接，常闹税收纠纷。总体上看，三部在梅村周边相互制衡，构成鼎足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在东路地区沦陷后的大半年中仅无锡即先后涌现39支自卫武装，队员约2500余人。这些蜂拥而起的地方武装，有着诸多称谓，如自卫队、游击队、大刀队，“或者就叫某某人的队伍”。他们占据一块区域，就开始“抽捐纳税”，“相互吞并，争夺地盘”。规模稍大者，设有司令部的组织，如副官处、军需处、参谋处、政训处等，小的部队就一个队长，下设中队、分队、班等。这些以“自卫保家”为宗旨的民众武装，虽常因税收、地盘等问题发生火并，但整个江南东路地方秩序之重建也在这些势力间缓慢展开并维持脆弱的平衡。这让沦陷的东路表现为“抗战后的奇形”，即“青帮、流氓、土匪多，汉奸伪军多，游击队多，妓女多，烟管多，茶馆、饭店多、澡堂多”。有些游击队“学习了过去军阀的作风，在群众中作威作福，欺压群众”，“白天是游击队，夜晚即是土匪”。陈毅说，在江南沦陷区“民众对（有些）游击队的厌恶恐慌心理，达到异常程度”。

截至1938年夏，东路各游击武装虽互有联络，但基本“独立为王”，不相统属。迨至初秋前后，少数地方游击队开始“到处找友军搞联系”，“取得相互支持”，寻求“编为一个系统”。这类寻求系统化的地方诉求，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民党在江南敌后组建“游击武装”、加强区域控制的国家目标。当时新四军因组建未久，国民党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获得了迅速扩充的机遇，仅1938年至1939年春，“忠救”就从2个支队2000余人扩展到7个支队21275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诉求也为中国共产党深入江南东路组织民众、重塑地方秩序提供了关键契机。

三、 中国共产党重构江南东路秩序的努力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东路一度也曾轰轰烈烈。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日趋稳固，此区的党组织基本被摧毁。因而，在该区沦陷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组织的中共活动是缺位的。陈毅曾谈到，“‘八一三’之后，新四军还未成立，我和项副军长都还在山上。如果上海党及八路军办事处马上动员进步青年、文化人下乡来打游击”，“则两年前江南就是我们的了，但上海党把这些机会放过去了”，“这是江南工作中的一个大损失”。

陈毅的批评未必完全合理，但沦陷初期江南东路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薄弱，大体也是实情。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始于淞沪会战的尾声中重建，且最初主要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方针开展城市工作。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又将大批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动员到大后方去，留在本地的党员仅百余人。直至次年5月，中央才明确表示，“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我们活动的中心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没有敌人的广大的乡村，被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工作，应服从广大乡村的游击战争”。

正是在此战略转变背景下，江苏省委京沪外县工委决定筹建京沪线工委，负责苏锡一带的组织重建。稍后，京沪线工委进一步改组为江南特委（又称“苏常特委”），以林枫为书记，李建模、王承业为委员，王还兼无锡县委书记。又过了数月，王承业才带着上海商业印书馆的鲁乃铭等以“难民身份”抵达锡北“东房桥朱家”。王本打算借朱松寿部在无锡北部立足，但因该部已被“忠救”五支队袁亚承部收编，才将工作重心转到无锡东部之梅村。

在陈枕白的认知中，上海党组织真正介入梅村始于1938年10月。7月间常熟陈震寰（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曾函告陈枕白，谓：“沪宁东路各县与浦东、松江等这块三角地区内，约有20万左右的游击队，据我所知，共产党还没有派人来领导。我最近派人到上海去，打了个电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派人到江南领导这里的游击队，如果错过机会，怕会被汉奸来收买，或被国民党反动派收编。”陈枕白复函一边说明“无锡地区游击队的组织情况”，一边表示自己也在寻找组织，却未得要领。直到强学曾、邓本殷两部共同组织的九一八纪念会上，他才见到党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派到邓部的联络员陈达。但陈达表示他只负责在“邓本殷部搞地方游击队工作”，“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另有人来搞”。

直至10月，中共地下联络员钱子祥才找到陈枕白，并安排王承业到梅村小学与陈见面。在王、陈初次会谈中，王为陈恢复组织关系，陈则介绍王住在“德仁里巷阿金家”。中共无锡县委就此“落户”梅村。县委的使命，首先是在东路重建党的组织系统，开展民众武装工作。王承业的思路也是清晰的。第一步是继续为李哲先等“失联党员”恢复组织关系，第二步是争取强学曾部走出“自卫”藩篱，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对于甫入东路的无锡县委来说，争取强部有不少便利条件。如强部领导班子中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李哲先”，政治部则由陈枕白等老同志掌握，以及强学曾本人所表现出的开明作风。

不论是时人观感，还是后来回忆，共产党人对强学曾都有不错的印象。苏常特委报告将强描述为“比较进步的士绅”，谓其虽表现出“封建和保守”色彩，但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是“爱好名誉”的。锡北地下交通员陆富全回忆说，当时大家有个共识，“强虽是地主出身，但还是有点正义感，拉起的队伍主要是为了保家安民，没有搞打家劫舍”。强学曾对共产党的联络也有积极回应，曾多次强调部队要积极“吸收抗战人士”。后来在无锡负责财经工作的朱如言也认为，“强学曾即是地主武装领导人中比较开明的一个”。

针对强学曾及其部队特点，县委制定了灵活的统战策略。重点从强氏本人“爱好名誉这方面，找机会替他做名誉，取得他的信任”，“中下级干部都是青帮分子，重义气，我们拿义气同他们联络感情”。在下层，“利用封建组织结拜兄弟等方法”，“取得他们的拥护”。在统战初见成效后，王承业便动员上海、苏州、无锡城区党员、职工和知识青年陆续加入强部，作为政工骨干。

这批来自城区的青年骨干，至少包括“第一中队指导员李尧生、第二中队指导员陆静波、直属中队指导员张振华、政治部姚家礽等”。他们到来后，一方面以其全新的知识与经验，“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建立各种制度，俱乐部，会报讨论会，读书会，识字班”，“各个连队还办壁报，每天不断地贴到各个村庄和要道口”；一方面按照中共武装工作传统，要求部队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为坚定强部官兵抗战“意识”，地方党组织主动策划了针对敌伪的作战行动。一是策划袭击“无锡南门外黄泥桥”日军据点，锻炼官兵胆魄。他们“跑到城内侦察敌情和布置袭击计划”，“动员卅名战斗员，带了三挺轻机枪，在一天夜晚进行袭击计划”。当晚因天气原因无法通过铁路，仅“将机枪向无锡旗站据点打了一阵枪，在城内的同志挂起国旗，散一些传单在街上”。虽未能“杀伤敌人”，“倒给敌人一个恐吓”。结果，“我们这样一做颇得领导人的满意，因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兴趣”。其二是策划刺杀已投伪的朱冰蝶，“瓦解了朱部的伪军”。这些行动都坚定了强学曾的抗战决心，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们的同志相商”。

在此形势下，地方党组织向强学曾提议组建基干武装、编制主力部队。其具体办法为，“将不能脱离生产的战斗员使他回家从事生产”，“把能够脱离生产的人改编为几个队，加强政治教育，而另外组织训练自卫队作为后备军”。然后集中资源“编制一个大队作为主力”，开展正规军事训练。后在编制主力过程中，“因各种客观困难”，仅“成立了一个中队”，“只有十八枝枪，队长指挥员内共廿多个人”。地方党组织“就拿这十八条枪作为基础”，从各方面设法扩大。在中队成立第十天，当邓本殷部与日伪军“在大墙门”作战节节失利之时，地方党组织抓住战机，带领中队“趁敌人集合休息时，突然给它一个袭击，杀死敌人六七名，而将敌打走”，取得了初战胜利。这种主动出击，不仅“得到领导人和其他部队的钦佩”，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提高了所有部队的战斗情绪”。

在类似对敌作战行动中不断积累的经验与影响，逐渐确立起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威信。江苏省委稍后谈到：“我们已开辟了很多的工作关系，建立了某几个地方的工作基础，特别是无锡和常熟，能在艰苦和复杂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部队，并在政治上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至次年5月，这个直属中队扩至80余人枪，袭击过几次日寇据点。除基本部队扩大成地方党组织掌握的主力外，在其余部队中也发展了党组织，并“派去了政治指导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影响下，强部“整个部队的质量和战斗力纪律都提高了”。苏常特委后来在报告中说，随着这支主力部队的建立及发展，“我们的力量占了优势”。

这支不事生产并以对敌作战为目标的“主力部队”之创建，是梅村地方武装从半军事化的“兵民合一”走向正规军事化的重要转折。随着这支部队走向敌后抗日战场，梅村地方秩序重建的主题也从“自卫保家”逐渐转向“抗日救亡”。此后东路地方党组织继续扎根基层社会，一方面“利用农民所懂得的东西和适合的东西去组织他们，逐步地向他们灌输新的抗日内容”，“使抗日工作与改善群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一方面又致力于建立健全各种“抗日”名义的领导机构。

12月上旬，在地方党组织推动下，“无锡各界抗日联合会”在梅村小学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揭出“抗日”大旗。当日有30多人出席大会，参会者包括梅村的农民协会、青年协会、市镇职工会、教育协会、民锋社、立社、人社等民众团体代表，时任国民党无锡县长毛木君也派秘书参会。“抗联会”成立后，组织常务委员会，陈枕白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中共无锡县委随即在“抗联会”建立党团，以陈枕白等四人为党团成员。通过“党团”，县委实现了对“抗联会”的领导。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县委又在“抗联会”专设“战地服务团”，将来自上海、南京能歌善舞的青年“编组成一支能单独活动的队伍”。全团20余人，下分歌唱、舞蹈、宣传、组织、总务五个组，分头搞活动。凡强部“所控制的地区和友邻地区”，如邓本殷部、甘露杨忠部都去宣传，“农村里沸腾起来了”。陈枕白任校长的梅村小学，则由县委规定为党的对外交通联络据点，“传递来信和接待来人”。小学生也发起成立儿童团，开展“站岗放哨”等工作。1939年春节前后，原住常熟东塘的中共苏常特委书记林枫、宣传委员张英等都迁来梅村。自此中共苏常特委也落户梅村。

3月间，在中共苏常特委统一组织下，开始“分散部队在梅村镇各乡组织与训练自卫队”。到5月各乡“成立了自卫中队”，且各自都有“一个脱离生产的流动自卫队小组，人数约四五十名不等”。总共“第一期训练好的有一千多人”，并“成立了一个自卫大队，直属司令部”。除梅村强部外，在无锡接受苏常特委组织整理的队伍，还有“江浙游击军约五百余人”，及隐蔽在“忠救”十支队的第五中队朱若愚部、第九中队陈凤威部。在苏州，有“杨小南部队约四百多人”，“孔祥章部队约三百四五十人”。常熟则“有人民抗敌自卫队约千人左右”，江阴有“朱松寿和刘景林部队约五百余人”。

不过，这种不断扩大的影响也日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如东路各武装系统内原有的“CC分子”首先对中共地方党组织发起挑战，“忠义救国军”经常造谣梅村镇是苏区赤化了。而随着东路武装“抗日救国”观念的增强，日军也改变了此前置之不理的态度，转而采取了较大力度的“扫荡”。另一方面，东路地方党组织的干部主要是“上海的革命工人职员和学生知识分子”，“常不免把上海工作的作风机械的移植到东路来”，却“不熟悉游击区工作”，以致造成工作上的错误，使工作受到损失。考虑到东路“斗争日益走向尖锐化”的新形势，苏常特委感到要“坚持京沪路线东段游击战争”，“必须有正规兵团来掩护我们猛力向前发展”。这就是新四军三支六团叶飞部以“江抗”名义东进前江南东路沦陷区的缘由。

四、 新四军东进对江南东路地方秩序的影响

1938年4月，第三战区在江南方面给新四军指定的作战区域，大体“以孙家埠为起点，一路经苏浙皖［边］越沪宁路中心之苏州，内至长江下游之江阴；一路沿长江东下，经江宁、镇江至江阴”，对新四军进出东路并无限制。8月6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甚至计划亲率“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侦查敌情。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国民党开始对新四军入东路设限。10月23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电告中央，“我军向苏锡挺进，别动队与六七师在该处阻止我军”，“别动队几次进击并公开反对我军，遭我打击”。后冲突扩大，三战区遂将新四军作战范围限定于“丹、镇、句容、（南京）、当、芜、南陵、繁昌等”县内。这是新四军不越路东之由来。

然而，敌后游击险恶环境又要求足够的回旋空间，否则容易被敌分进合击。1939年3月，二团王必成部在丹阳白兔镇就遭到日伪军2500余人围攻致伤亡惨重。为突破限制，周恩来在皖南军部为新四军确立“向南防御、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向东作战”即是越京沪线东进。4月初，陈毅参加军部会议回江南后便决心派叶飞率六团“向东作战”。为避纷扰，六团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即以地方武装名义东进。因沿途有地方党组织配合，六团很快越过京沪路，于5月8日抵达无锡梅村附近。

得到新四军东进的消息后，王承业等即去与叶飞接洽并交换关于东路工作的意见。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吕平提议，可先用“抗联会”制造声势，“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欢迎大会”，“宣传新四军东进的伟大意义”。王随即返回梅村发动群众。稍后欢迎大会在梅村小学举行，“到各界代表与群众学生等五六百人”，“这是梅村镇上空前的一次群众集会”。从地方党组织的本位视角看，新四军主要应是帮助地方武装“走向正规化”的。但在新四军方面，东进前叶飞领受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东路“人、枪、款”，“相机建立根据地”。

从“人、枪、款”角度看，“江抗”最先聚焦于“人”的方面，即对无锡及周边各路武装进行再改编。在苏常特委帮助下，“先后改编的，在无锡方面有梅村镇无锡国民抗敌自卫队和江浙游击军以及杨小南（忠）部队，共编为一路，共计3个支队，改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司令为强学曾”。江阴常熟方面，有朱松寿部队和人民抗日自卫队编为第五路，朱松寿为司令。在梅村，强学曾对加入“江抗”并无异议，“只是在存留原部数额上还有一些保留态度”。吕平回忆，“我直接去做强学曾工作，他抽大烟，我们坐在烟塌上跟他谈话，给他个‘江抗’四路司令的职务，争取他的武装编入了‘江抗’”。其他部队大概也都经类似一番会谈，大都同意编入“江抗”。

此次收编使“江抗”获得了极大扩充，武器也有空前改善，“平均每个连队有轻机枪6挺，每个支队有重机枪一挺或二三挺不等”。为进一步收集“人、枪”，“江抗”于6月初展开了针对“忠救”十支队的“缴械”行动。关于此战详情，陈毅在9日致军部电中说：“三日晨，已将忠救军（周）正刚分两个直属大队解决，仅逃走一部分。缴获重机四挺，轻机廿支，手提式步枪约300余，小电台一架。另反正一个中队，人枪百余，轻机六挺，参加我军。”经此一战，“忠救”十支队大部溃散，其六中队严公伟部编入“江抗”二路，五中队陈凤威部编为“江抗”独立支队。

“缴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于6月中旬先令“忠救”副总指挥杨蔚“将十支队收容整理”，并会同五支袁亚承、六支包汉生部，布置于江阴、无锡线对“江抗”严密防堵；另饬“忠救”总指挥俞一则率二支及第六十九师一部向江阴方面推进。中共苏常特委报告说，当“忠救”各部在东路陆续集结与“江抗”对峙时，“双方谈判划分地区活动，并相约打仗比赛”。因杨蔚等表示愿率部“攻击铁路线敌人据点，要借道我们地区梅村镇”，“于是我们将部队运动至苏州和常州方面，一部由苏州向上海近郊活动”。此为“江抗”自梅村继续东进的一重因缘。

继续东进的另一重因缘是陈毅及皖南军部的推动。6月9日，陈毅就东进战略报告军部说：“东进部队基本上已完成任务，已令迅速解决袁（亚承）部并速东进创造根据地，准备与管部打成一片。计划用大力争取苏州、青浦、嘉善一带造成主要根据地。以一个支队在苏无路道两侧，一个支队在常熟、江阴、太湖、长江边活动。”继续东进第一战便是6月24日夜袭浒墅关。此战以零伤亡全歼据点守军，令“江抗”在东路名声大噪。战后主力迅速转至常熟太仓境，指挥部移阳澄湖北之东塘。

在东塘，“江抗”又收编了苏州胡肇汉、陆巷周嘉禄等地方武装，队伍继续扩大。稍后，何克希（时任“江抗”副总指挥）、吴焜（时任“江抗”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员）率部分主力先期东进昆山、嘉定、青浦地区，7月上旬抵观音堂与青浦地方抗日武装顾复生部会合。7月20日，叶飞率其余主力自东塘出发，21日抵嘉定，22日转青浦，与吴焜、顾复生会合。自此“江抗”联合上海各郊县民众武装连续打击日伪军，产生重大影响。其自身也进入极盛期，从东进时1000余人，一路收编发展到6000余人。

但这些成绩背后也隐伏着诸多危机，主要是整编后新老部队间的不协调。如以强学曾部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在编入“江抗”后，大部离开本乡随主力东进。这是新四军以实战提升地方武装作战能力的基本路径。但因这些武装整编未久，官兵与地方社会血脉相连，尚难适应长期流动在外的连续作战环境。加之乡土、家庭观念重，“各个部队（都）有要求开回原地活动和发展，引起了领导干部对地方干部的不信任”。在此情势下，“江抗”总指挥部为稳定军心，常采取“撤换地方干部”的办法。问题在于，这些干部多为“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或是创造者”，“撤换”不仅令他们“苦闷”，也影响凝聚力，“使部队发生逃亡现象”。

另外，地方武装基于“自卫保家乡”之初衷，自有其组织逻辑，故改编时都曾要求保持独立建制。但“江抗”总指挥部在处理新老部队差异时常采取“编散”办法，即当个别部队有不满情绪时，将其官兵拆散到主力中“以老带新”，或干脆“缴掉这些部队武装”。如邓本殷部编入“江抗”，“战斗员情绪很高，自以为当了新四军非常高兴光荣”。但后来为彻底解决不协调问题，指挥部“忽然下命令缴枪”，“在缴枪时，这部队的战斗员相反地叫起口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影响极端消极。被缴械官兵，有些“在外当了土匪，危害地方”。

更麻烦的是，“缴械”事件因邓本殷的“投诉”，很快传到第三战区及国府高层，引发强烈反弹。顾祝同等得悉“江抗”就是新四军后，很快把对“江抗”的方针由“收抚”改为“防剿”。为利于“防剿”，杨蔚率“忠救”在无锡梅村组织“路南指挥部”，袁亚承则在江阴祝塘设立“路北指挥部”。“忠救”集大兵驻梅村后，“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捕杀我们工作人员”。

因后方不稳，加之日军也于8月上旬分别增派第十五师团步兵一中队，第十七师团步兵半大队、轻装甲车队、迫击一中队，以及第二十二师团步兵二中队、山炮一中队、轻装甲车队，在宝山、嘉定、青浦对新四军实行报复性“扫荡”。叶飞遂决定将主力撤回无锡。8月24日，“江抗”大部退至嘉定望修镇，26日抵达太仓陈家湾。9月初，因回向“无锡梅村、黄棣一带”时，被“忠救”所阻，乃转向江阴进军。转进时，先头部队在“澄锡间之璜塘”与“忠救”发生对峙。双方谈判不成，便在鸿山等地“打了几仗，打成个相持局面”。

9月10日，俞一则计划集合各军“驰赴江阴督剿叶匪”，请三战区拨派一两个团的兵力东援。稍后，俞氏集中了“忠救”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等支队共计4000余兵力，围堵“江抗”。9月24日，“江抗”也集合6000余人在江阴周庄与“忠救”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激战终日”，“（忠救）第五支队第三大队及第六支队第一大队损失甚重”。这就是“顾山之战”。经此一役，“忠救”损失3/4的部队，仅“剩1000余人集中在无锡西膠山一带”。“江抗”同样损兵折将，尤其“激烈残酷的战斗使一些新收编的地方游击队产生动摇”。

在此期间国民党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严令撤回路东正规部队。军部则要求陈毅到东路调解两部冲突。陈先于9月29日到江南行署与冷欣（时任江南行署主任）会谈，后到路东与叶飞等商定“江抗”西撤事宜。为顾全大局，“江抗”总指挥部于10月中旬决定“将大部分部队带往江北扬中县整理”。随行的地方武装“有的编散”，“有的编给了新四军主力”。这一举措彻底打乱了东路各项工作的节奏。特委报告说，“这些部队都是地方党创造起来的，仍需要这些武装回去坚持那些地区与掩护地方工作的发展”。随着大军西撤，“忠救”乘机侵扰，日伪军也不断下乡，遂引发“地方秩序大混乱，群众充满着失望情绪”。

10月26日，项英电告中央：“顷接陈毅电，惟知‘江抗’已西移到扬中管区整训。固由于‘江抗’本身许多问题与西移时后路被‘忠救’与六三师截断，可（也）是‘江抗’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这是从新四军江南抗战全局界定西撤的“失策”。失去了武装系统的支撑，地方党组织在梅村也陷入“四面楚歌”之境，苏常特委、无锡县委只得仓促东撤常熟。地方党组织对“江抗”全部西撤的不满，不仅长期存在，还曾以各种方式向上级申述。直到1941年，陈毅在苏北接见江南代表时还谈到，“关于江抗西撤，东路的同志很多不满意，认为江抗不走东路工作才有办法，西撤了对东路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江抗”在与“忠救”严重冲突形势下的全军西撤，自有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大局的苦心，甚至对后来向苏北发展还至关重要，却也破坏了东路民众武装的“自生成”系统。11月6日，中国共产党虽以滞留东路的30名伤兵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但正如司令员夏光所言，“新江抗虽有名义，但是无部队，无武器弹药，无通讯设备，无作战地图”，工作万分困难。而困难的关键是缺少东路地方社会的支持。这种情况直到次年3月谭震林（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入路东才趋好转，并最终以苏常太、澄锡虞为中心开启苏南抗日根据地之筹建。但那时梅村已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了，东路敌后的秩序重建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通过前文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民众是战争链条上最终的灾难承受者，也是最初的秩序重建者。沦陷之初，他们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纽带，借用保甲、团练等组织形式，走上以“自卫”为主导的半军事化道路。这些组织形式可能是“封建的落后的”，但秩序崩解之际，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由于源自民众对“秩序”的基础需求，它们的生命力又是顽强的。“为了生存，民众武装在政治上大多游离于灰色地带，可塑性极强。既可以是国共抗日武装发展的生力军，也可以是伪、匪的重要来源，在江南敌后常为国、共、日、伪四方争取之对象。

其次，不管是上海地方党组织，还是新四军，在沦陷的东路都有个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初到江南东路的地方党组织，有其组织优长与理论优势。他们一面利用民族矛盾开展统战工作，巧妙地将自身组织结构嵌入到地方武装系统之中；一面强化“抗战”的意识形态引领，促使地方秩序结构从“自卫”主导转向“抗战”共识。这些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地方的社会影响，也提升了地方武装的组织化程度。但基于“抗战”共识的秩序构建也打破了此前的势力均衡，以致内外斗争日趋激烈。

新四军是由原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演变而来的，经历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锤炼，其六团叶飞部东进前还在路西与日伪历经百战，是可以帮助东路地方武装实现某种程度的“正规化”的。在理想条件下，正规军、地方党组织与民众武装相互配合，以“游击战”为中心形成良性互动，在江南敌后进一步巩固基于“抗战”共识的新秩序也是可能的。但东路国共两党磨擦持续升级的大形势，未给新四军留下多少从容调适的空间，以致各种矛盾牵缠纠结，最终不得不带着地方部队仓促西撤。缺少地方武装的力量支撑，地方党组织主导下的秩序重建显然也面临难堪之局。

进而言之，中共敌后抗战之所以始终强调“根据地”之重要，其实质似也在通过党组织、正规军与民众相互支撑构建起一个能够承载日常生活、对敌斗争及自身建设的区域新秩序。这个新秩序能否成功并可持续，或许是各区敌后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之关键。

（作者李雷波，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