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本研究的出发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是：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探索历程，在比较分析中考察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两条路径及其内在统一，进而尝试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这些问题包括：（一）马克思恩格斯以不同方式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我们该怎样理解作为这一转变结果的唯物主义？（二）最初面对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恩格斯各自坚持怎样的问题导向，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变革之间有着怎样的理论关联？（三）在马克思看来，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593页），那么这“另一条道路”具有何种特殊性，对于我们丰富唯物史观的理解具有怎样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理解直接相关。有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解，就会有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阐释。客观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重心是围绕“青年马克思”问题展开的。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公开出版为标志，“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的争论或明或暗挑战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开始，经第二国际到苏联早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叙事模式。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争论进一步嬗变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的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古斯塔夫·迈耶尔最先打开“青年恩格斯”这一问题域以来，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考察便同“青年马克思”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伴随“青年马克思”问题讨论的深化，“青年恩格斯”问题日益凸显出特殊的理论价值。走向唯物史观的两条路径及其内在统一，构成我们今天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阐释的重要的思想史支撑。

在马克思为数不多回顾自身早期思想发展的论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1859］）。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莱茵报》时期遭遇“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到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决心解剖“市民社会”，进而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得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总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回顾并未涵盖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全部细节。例如，《神圣家族》就未被专门提及。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总结宣传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留下了《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等作品，对马克思和自己的早期思想探索进行了说明。与《序言》（1859）相左，《卡尔·马克思》一文并没有论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而是专门提到了《神圣家族》。

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异，显然不能被简单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一方面，这是由两篇文章的写作意图所决定的。与《序言》（1859）概述马克思“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不同，《卡尔·马克思》旨在向大众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传略，因此介绍公开发表的著作更为妥当。另一方面，在《费尔巴哈论》单行本序言中，恩格斯还曾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6页）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形成史理解的关键问题，即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中的作用问题，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唯物主义转变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明确提到：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同上，第275页）而“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同上，第295页）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判断，经过普列汉诺夫、梅林、列宁等理论家的研究和阐释，从第二国际到苏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在前者那里，费尔巴哈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回到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苏联马克思早期文献遗产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主导性的思路正是这样一种“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叙事逻辑。1924年，《形态》手稿被整理发表出来时，大卫·梁赞诺夫最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神圣家族》“现实的人道主义”到《共产党宣言》“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推进。1927年，《手稿》第三笔记本的主体部分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起公开问世时，它之所以被“误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也是同研究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颇为吊诡的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却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伴随《手稿》的公开出版，出现了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争论或“两个马克思”争论。利用《手稿》阐发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这样一种理论思潮，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了顶峰。悉尼·胡克就曾将其描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然而，这样一种过分关注《手稿》、片面强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思路，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同时也无法获得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充分支撑。因而，当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伊泽尔曼、拉宾、巴加图利亚等人围绕马克思早期思想和著作展开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就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讨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后，这一思潮就逐渐归于沉寂了。

1970年，吕贝尔发表了《“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前隐含在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话题背后的，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始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的讨论所承接。客观来说，就像“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讨论激发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推进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推动了恩格斯思想研究的开展。1995年前后，以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为契机，国际学界形成了一个恩格斯思想研究的小高潮，并逐渐形成了两个话题聚焦：一是晚年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二是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

就前者来说，因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传播中的特殊地位，讨论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以及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和概括问题。其二是以“自然辩证法”为焦点的，有关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及其与马克思关系问题的争论。其三是对恩格斯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评估问题。就后者来说，“青年恩格斯”的讨论因为相互缠绕的两个原因呈现出特殊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无论是主张“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批判这种观点，都必须对恩格斯自身的思想发展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作出说明。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研究中涉及到的诸多理论问题，结合“青年恩格斯”的考察可以得到进一步回答。

简单说来，由“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争论所提出，并因“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而愈发凸显，亟需回到“青年恩格斯”的考察来回答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马克思1843年达到巴黎后，恩格斯1842年底前往曼彻斯特后，分别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该如何把握这一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该如何理解这一过程中唯物主义术语的转义？恩格斯早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可以为我们打开新的视域。

第二，按照恩格斯的概括，马克思一生实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对照马克思自己的回顾，第一个伟大发现又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的。以“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即《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为切入点，比较《大纲》与《手稿》的异同，可以为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形成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第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他一样的结果。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出发，回顾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完整准确地把握青年恩格斯基于调查研究，研判工业革命历史意义、揭示无产阶级历史地位、批判抽象原则的探索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拓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时代阐释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进而制定唯物史观的过程。根据《序言》（1859），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得到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则从另一条路径得出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写作了《形态》手稿，达到了“自己弄清问题”的主要目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3页）因此，就唯物史观的确立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形态》是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标志。但是，就唯物主义的转变而言，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等文献中多次强调了自己的方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截然相反，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专门强调了唯物主义转变的意义，特别是费尔巴哈曾经起到的解放作用，但无论是在概念界定上，还是在文本依据上，唯物主义转变都存在着许多亟待澄清的理论问题。

从第二国际到苏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以概述的方式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之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却对1843到1844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转变的细节缺乏充分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占有情况的客观限制。我们知道，克罗伊茨纳赫时期和巴黎时期的马克思、曼彻斯特时期的恩格斯，都经历了急剧的思想发展和变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形态》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至关重要的文献，直到1930年前后才公开问世。更进一步，在这些文献中还存在着“唯物主义”术语的不同用法。这就给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考察《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可以发现：在1844年初之前，马克思主要是在贬斥甚至是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例如，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中，面对“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以贬义的方式使用了“下流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者”等说法。从批判私有财产出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仍然在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意义上来界定“唯物主义”这个用语，出现了诸如“粗陋的唯物主义”“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之类的表述。

到了写作《手稿》时，马克思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开头部分，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4页），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同上，第324页）只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转变。他是这样说的：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一年之后，马克思在《提纲》中则开始明确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阐发“新唯物主义”了。

之所以发生上述转变，最直接的原因是马克思前往巴黎寻求德法理论上的联盟，接触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潮。更进一步，这又同马克思在理论上探索人的解放，思考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走向密切相关。对此，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这样回顾到：当时，“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5页），而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则“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换言之，对于1844年的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与法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他关注唯物主义、接受唯物主义、阐发唯物主义的直接原因所在。那么，在此过程中青年恩格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恩格斯最初对“唯物主义”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与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下流唯物主义”用法十分类似。在1840年2月发表的《时代的倒退征兆》、1842年初写作的《谢林和启示》等文章中，恩格斯只是偶尔提到了“唯物主义”，但也都带有否定的含义。有趣的是，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致格雷培的信中，还手绘了一幅名为“高贵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人物漫画。画中大腹便便的现代工商业资本家形象，恰与马克思笔下的“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相吻合。即便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大纲》，仍然对“唯物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恩格斯说：18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3页）但是，在1844年初完成的《英国状况。18世纪》一文中，恩格斯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第一次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恩格斯看来，“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其表现就包括“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同上，第527-528页）；以唯灵论为原则的德国哲学革命和以唯物主义为原则的法国政治革命，必定通向一场更广泛的革命、更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即社会革命。

结合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青年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术语的使用也存在一个从类似“下流的唯物主义”的贬义用法到将唯物主义和社会革命关联起来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发生在他1842年底至1844年8月旅居英国期间。一方面，恩格斯此时已经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影响转向了人本主义，并在同样持人本主义立场的赫斯影响下，走向了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在社会革命道路的探索中，通过考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在“利益和原则”关系的分析中，发现了经济事实的历史决定性作用。英国和法国18世纪以来兴起的唯物主义，因为同时具有批判宗教神学和关注经济事实双重属性，便不仅进入了青年恩格斯的理论视野，而且成为他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

概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在马克思撰写《提纲》，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阐发新唯物主义之前，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拒斥“下流的唯物主义”到关注、化用“18世纪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转变。当然，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样，我们便不难回应思想史上出现的关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中地位和作用的辩难了。

从费尔巴哈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虽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提到《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在1845年之前费尔巴哈更多把自己的哲学观点称为“人类学”“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并回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例如，费尔巴哈在1845年6月《维干德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谈〈基督教的本质〉》一文，就强调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同一性哲学家”，而“是共同的人即共产主义者”。（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第23页）瓦托夫斯基则在费尔巴哈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仅仅指出费尔巴哈为青年马克思提供了唯物主义是不够的；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从人的感性出发的辩证法；即便在19世纪50年代，费尔巴哈认可并接受了摩莱肖特的生理学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出发点仍然是感性。（cf. Wartofsky, pp.18-21）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两位革命者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既不是简单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不是径直走向了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是在进行宗教批判斗争和寻求哲学革命现实道路的进程中，开辟了一个从物质利益和经济事实出发，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新论域。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作中，在恩格斯曼彻斯特时期的著作中，他们对“唯物主义”的探索和阐释仍然受到人本主义的羁绊。但反过来说，这不是恰恰印证了恩格斯晚年的判断：正是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吗？或者用《神圣家族》中的话说，“费尔巴哈在他第一次坚决地站出来反对黑格尔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页）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克服了这一羁绊，开始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着手制定“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了。

在本节的最后，笔者尝试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转变以及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总结，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唯物主义”概念的不同用法作一个简单辨析。换言之，当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转向时，应当自觉区分四种不同的“唯物主义”术语。前三种分别是：（1）“下流的、粗陋的唯物主义”；（2）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3）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所获得的科学世界观。此外，结合19世纪下半叶工业资本主义以及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还可以找到第（4）种唯物主义的理解，这就是以毕希纳、摩莱肖特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以及以“经济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阐释。恩格斯晚年专门批判费尔巴哈，写作《费尔巴哈论》就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回顾中，紧扣时代，澄清错误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探索历程，本身既是一个在时代声音的共鸣中，思想融合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时代问题的把握中，理论变革推进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在《序言》（1859）中所提到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得到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唯物史观。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秋，马克思围绕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多本《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包括《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春，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不久后，就写下了“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同年4月初，马克思已经向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的恩格斯叙述了大致已经完成了的唯物史观。（参见阿多拉茨基主编，第48页）因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便成为我们考察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主要依据。其中，《手稿》构成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文本。

基于《手稿》的文本形态和思想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种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手稿》中存在着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和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两条线索，虽然在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提出并运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解释私有财产这一“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的事实”，但是在第二和第三笔记本中，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展，这种人本主义的逻辑趋向弱化，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逐渐增强。当然，围绕这一观点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讨论并澄清的问题。比如青年马克思最初接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思想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何发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等等。考虑到马克思在《大纲》发表后开始与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又曾专门进行摘录这部著作，并称赞它“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我们有理由期待：参照《大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作用。

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略早一些。1843年春夏，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阅读了约·瓦茨、托·卡莱尔、约·韦德、沙·傅立叶等人的著作，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到1844年1月中旬，恩格斯应赫斯之约为《德法年鉴》撰写了《大纲》。在《大纲》中，恩格斯概述了国民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史，得出国民经济学建立在私有制（私有财产）基础上这一结论。在他看来，“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而“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6、449页）依据国民经济学有关生产费用三要素的说明，恩格斯具体探讨了私有制基础上三大阶级即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和垄断的结果，分析了供求关系变化、人口问题、社会分化、人的相互奴役和堕落、科学和机器的影响等问题。

客观说来，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国民经济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麦克库洛赫的影响，未能准确区分斯密、李嘉图在价值理解上的差异，仍然从抽象的实际价值与交换价值，或者说生产费用与效用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价值概念。同时，《大纲》仍带有强烈的青年黑格尔主义哲学色彩，行文中经常渗透出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及隐性的人本主义立场。举例来说，在讨论生产费用的要素时，恩格斯坚持“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同上，第458页）在论及价值这种“原初的东西”和“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二者之间的颠倒关系时，恩格斯还专门引证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并强调“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同上，第452页）在论述竞争的结果时，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关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因为“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同上，第468页），以及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人。恩格斯自己后来也坦然承认：《大纲》“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9页）

当然，从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出发批评《大纲》有点不尽人情，这也并非我们的本意。我们更关心的是通过比较《大纲》和《手稿》，特别是二者写作方式和理论观点上的异同，更为具体地微观地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探索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于新世界观萌芽的理论意义。

首先，从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过程来看，《大纲》从私有制、商业和价值出发，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述，并分析私有财产基础上竞争所导致的不合理现实，体现了青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和理论较为全面的把握。与之相比较，《手稿》第一笔记本直接分三栏展开写作，讨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有点“另类”了。实际上，马克思这么做是有明确的理论意图的。从第XXII页开始，马克思基于三大阶级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基于劳动和资本的对抗，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解释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便提供了一种从哲学方法论出发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更进一步，考虑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发现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秘密是“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同“道地的私有财产”即地产之间的含混和折中，结合《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私有财产基础上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批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私有财产批判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是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结，而且是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人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完成。

其次，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发现来看，如前所述，提出“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前提和原因，本身已经是对国民经济学的一种哲学批判，但是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又写作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立足文本研究成果，这一部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非一个完整独立的文献，在写作过程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作为青年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第（6）个要点出现的。在这里，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为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打算对《现象学》和《逻辑学》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2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则是同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第（7）个要点［私有财产和需要］以及［增补］［分工］等片断的写作交叉完成的。作为其理论成果，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它“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同上，第320、332页），只不过，黑格尔将“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的“特定概念”和“固定的思维形式”作为抽象过程的环节联贯起来了。（参见同上，第333页）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明确意识到：面对诸如“需要”这样的经济学范畴，国民经济学内部也会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是争论，而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不同的阶级，又有着不同的感性需要。换言之，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人的需要本身也不是一个固有的抽象存在，而是同特定的对象、生产方式，或者说经济关系内在关联在一起的。

这样，在《手稿》第三笔记本的最后，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提纲》第六条的影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只不过，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中，在“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状态中，特定概念范畴与思维形式背后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被掩盖了起来，甚至以神秘主义的方式被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在这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局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的理论地平，已经开始呈现在青年马克思的面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恩格斯较早地接触到政治经济学问题，《大纲》也启发并影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手稿》的写作，但是就“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走向唯物史观这条理论路径而言，青年恩格斯在理论上的敏感性和思考中的深刻性显然不及青年马克思。当然，这一差别的产生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恩格斯在完成《大纲》之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事实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验研究上了。这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便是1845年上半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对这一著作，马克思给出了高度评价：“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593页）

对于走向唯物史观的这“另一条道路”，恩格斯自己在晚年是这样描述的：“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32页）

基于上述描述，我们尝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在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会面之前，他们所取得的“一致意见”，用前者的表述就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用后者的表述就是“经济事实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844年夏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共同工作”就是撰写《神圣家族》，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一致意见”的取得、“共同工作”的开展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法国的唯物主义实现了理论的交汇，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重要一环。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1844年两位思想家身上仍或隐或现地折射出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印记。这种印记甚至在《神圣家族》中仍有所体现。其后，《提纲》和《形态》才明确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方法进行了批判和清理。那么从雷让斯咖啡馆的会面到布鲁塞尔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走出人本主义，走向唯物史观的呢？

上文已经分析阐述了《手稿》中新世界观的氤氲。相较而言，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是围绕《状况》的写作而发生的。立足该文本以及恩格斯1844年回到巴门后与马克思的通信，我们倾向于认为：青年恩格斯对人本主义的克服，首先得益于他对工业革命这一当时最大的经济事实的考察，并在他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和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观察中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这一转变，还可以在他论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对概念范畴抽象性的批判中得到直接的印证。

与《大纲》从私有制基础上的商业和竞争分析引出机器和工厂制度叙述方式不同，《状况》是从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观察出发，完整地勾勒了工业革命，进而说明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历史地位。这样一种分析已经不满足于从“清醒的哲学”出发，而是着力从清晰的“实证历史科学”出发，批判“醉醺醺的思辨”了。首先，青年恩格斯对工业革命的进程、工业革命之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清晰的说明。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状况》一书是最早在工业革命概念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的著作，这是恩格斯的一个开拓性成就。（参见霍布斯鲍姆，第93页）其次，恩格斯有力地证明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典型形式。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的典型地方”。“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8页）对此，列宁评价到：“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第91-92页）

对于工业革命的系统分析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考察，也推动了恩格斯有关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实践的思考。在恩格斯刚刚达到英国时，秉持的是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哲学共产主义观念。因而，恩格斯在1843年曾拒绝了持空想共产主义观念的正义者同盟的邀请，而对同样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欧文主义抱有好感。随着研究的推进，在《状况》的准备过程中，恩格斯开始更加重视经济事实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更加关注英国宪章运动中不同阶级之间政治诉求的差异，而对欧文式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原则的抽象性”，及其持有的“抽象的人”的观念进行批判。恩格斯曾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则是“如此抽象”，“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71、472页）不无巧合的是，当恩格斯在1844年底1845年初写作《状况》时，还在同马克思关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通信中提到了关于“抽象的人”批判的话题。

1844年11月，回到巴门的恩格斯读到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随即致信马克思交流观点。在这封信中，他专门提到了概念范畴的抽象性问题。在谈到费尔巴哈时，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顺带着，恩格斯还对赫斯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所以他也就因过于抽象而无法通俗地写作”。因此，“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言，“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29-331页）结合上文对《手稿》第三笔记本的分析，青年恩格斯对概念范畴抽象性的批判，既同青年马克思显示出“意见完全一致”，同时也具有“另一条道路”的独特性。这就是从工业革命的经济事实出发，在经济关系中理解工人无产阶级的现状和未来，进而反思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强调从实践出发，批判拘泥于抽象概念范畴的唯心主义。这种超越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或者物质生活关系出发的，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也是历史的、批判的。

综上所述，尽管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学术兴趣不尽相同，并且在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经过了不同的路径，但是二者身上却体现出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以人的解放为崇高理想目标，在社会现实及其历史运动的探寻中克服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确立唯物史观。具体说来，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是在青年黑格尔派宗教和政治批判的纷纭中，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尝试将其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构建“真正的人道主义”。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和工人阶级状况研究的推进，二人从不同的路径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经济事实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抽象概念的神秘主义。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晚于1844年便已开始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了，并在1845年春天共同着手新世界观的制定。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不仅实现了哲学方法的变革，而且将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实践内在结合起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理解基础上推动了新的理论形态建构，实现了理论话语的变革。与此同时，我们也越发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的思想转变，特别是他们走向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探索，本身是一个既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又勇于解放思想、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重新回顾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探索和实践经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青年马克思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和疑惑，更加系统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