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对于货币问题的探讨大多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立足《资本论》第一卷中《货币或商品流通》章的分析，区分货币的不同职能，强调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逻辑过渡。其二，依托《巴黎笔记》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的内容，强调货币是交往异化的中介。然而，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直面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问题时，似乎难以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同时，在这两个维度之间，除了可以通过货币拜物教批判加以关联外，似乎缺乏内在的理论呼应。回到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马克思1850年在伦敦重新开始经济研究工作时，最先关注的恰恰是货币、信用、流通问题。考察《伦敦笔记》中关于货币问题的研究，既为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从早期对交往异化的讨论到《资本论》中商品流通分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线索，也为我们深入理解《资本论》的写作过程和方法本质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还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问题，研判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最新变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正如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P414)这一时期，马克思重新进行经济研究工作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850年至1853年写下的24本共1 250页的《伦敦笔记》中。

按照张钟朴先生的划分，这24个笔记本的写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0年9月、10月到1851年3月，马克思写了《伦敦笔记》第Ⅰ至第Ⅵ笔记本和第Ⅶ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货币、信用、流通问题。第二阶段从1851年4月到5月上旬，马克思写了《伦敦笔记》第Ⅶ笔记本后半部分到第Ⅹ笔记本，主要研究的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原因，即围绕李嘉图体系解体所发生的争论。第三阶段从1851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马克思写了《伦敦笔记》第Ⅺ和第笔记本，主要研究的对象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问题。在最后一个阶段，马克思写作了《伦敦笔记》的第Ⅻ到第笔记本，研究的内容包括农业问题、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工人阶级状况、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文化史和妇女史、印度问题，等等。

那么，马克思在重新进行经济研究工作之初，为什么首先从货币、信用、流通问题着手呢？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实践斗争以及革命失败之后的理论反思中去寻求问题的解答。

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返回德国，在科隆筹备出版《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5月底至1849年5月，《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经历波折，刊出301号后停刊。1849年8月，马克思前往伦敦。1850年3月，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但是同年11月底，《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便终止了出版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此过程中，一个突出而紧要的问题就是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

1848年革命爆发之初，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从资产阶级革命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持一种乐观态度。面对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最初也更多是批评资产阶级的背叛，并专门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理论。随着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逐渐得到克服，资产阶级统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在1850年11月完成的《国际述评（三）》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P596)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通过分析革命之中以及革命之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现无产阶级实践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3](P139)

这就表明，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时候，首先直面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1848年所爆发的那场革命，以及这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从1847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正因为危机与革命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那么危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时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这就成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关注的第一个话题。与之相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到底处于怎样一种经济关系，随着危机的缓解和普遍繁荣的出现，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变，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这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关注的第二个话题。相应的，无论是说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运行的规律、解释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的爆发，还是阐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质，都需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本质给出系统的批判和澄清，因此对于李嘉图体系解体的研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关注的第三个话题。

具体到《伦敦笔记》中，围绕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货币、信用和流通问题的考察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地租、工资和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中，第三个话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李嘉图体系解体过程中若干争论的分析上。已经公开发表的《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笔记）》《反思》，可以被看作是上述三个话题讨论所形成的代表性成果，体现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写作前期的主要理论推进。以围绕《皮尔爵士银行条例》（简称《皮尔法案》）的争论为标志，货币、信用、流通问题构成了危机爆发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焦点，《伦敦笔记》的研究从货币问题开始，直接服务于马克思在到达伦敦之后关于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以及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换句话说，对于货币、流通、信用问题的考察，构成了马克思反思1848年革命，“再从头开始”经济研究工作的现实起点。

作为第一次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47年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带有其后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这场危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1846年开始的以欧洲马铃薯欠收和美国棉花减产为代表的农业危机；随后，1847年初在欧洲主要国家出现了金融恐慌；紧接着，1847年秋天，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全面爆发，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进入萧条状态。

1849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状况》的文章，形象地描写道：“危机终于在1847年9月爆发了。信用扫地了。精力消耗尽了。英格兰银行不援助国内的银行；这些银行也停止了对商人和工厂主的信贷。银行家和出口商开始限制自己同大陆的交易，而大陆上的商人也开始对欠了他们债的工厂主施加压力；工厂主自然竭力想靠批发商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批发商则压榨小店主。每个人都力求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摆脱困境，而商业危机的灾难也就逐渐震撼了全世界，从伦敦西蒂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4](P387)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对危机的发生，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将其归结为货币和信用政策上的失误，并试图在流通范围内寻求危机的原因以及用货币政策来制止危机的手段。在危机爆发前后，英国经济学界围绕货币、信用和流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1844年通过的《皮尔法案》在1847年危机中的作用，争论的双方则是奉行休谟—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通货原理”派和遵循托马斯·图克和富拉顿的货币理论的“银行理论”派。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高度关注并大量引用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即《经济学家》杂志成为论战的主要阵地。而时任《经济学家》的主编詹姆斯·威尔逊是“银行理论”派的坚定支持者。

用马克思的话说，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用他的银行法来实现纸币流通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纸币流通额的增减将完全遵循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而增加和缩减；这样，按照他及其拥护者的说法，今后就永远不会有金融危机了”。[5](P475)《皮尔法案》体现的是“通货原理”派的观点，遵循的是李嘉图所坚持的“货币数量论”。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看法，从休谟开始，“货币数量论”尝试提供的是一个金本位制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马克思在1851年2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言简意赅地给出了一个解释：“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假定实行纯金属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入，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6](P175)

这种观点一方面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货币中的社会劳动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又认同货币的流通量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看法。这样一来，李嘉图在货币问题上不仅背弃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货币的价值由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所决定，而且将所有形式的货币都简单归结为贵金属，或者说黄金本身。因此，在遵循“货币数量论”的“通货原理”派那里，货币就被拜物教化了。一方面，从抽象的买卖双方的一般均衡假设出发，货币的价值被归结为流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深入社会生产过程，去探寻市场价格的形成以及货币在资产阶级工商业活动中所承担的不同职能时，货币却又被简单理解成“金银条块”。

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中所提到的那样，“19世纪的商业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面对）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对策。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1](P577)

以图克和富拉顿为理论圭臬的“银行理论”派，对“通货原理”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图克认为，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错误的，并且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货币的量取决于价格的变化，但是价格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货币的量。在此基础上，“银行理论”派区分了作为货币符号的铸币和纸币，以及作为信用货币的银行券。受其影响，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研究中开始明确区分“货币的两种职能：（1）充当交换的工具（2）作为将来付款的对象。而固定一个标准作为最后的标准是最本质的事”。[7](P268)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最后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不能是货币本身，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7](P272)

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信用货币的论述，可以看到，货币作为交换的工具和作为将来付款的对象这两种职能，本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的不同层面上，作为商品交换和资本竞争的中介而存在的。这样一来，所谓的货币本身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或者用马克思在《反思》中所提到的话来说，“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8](P159)相应的，在《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的开头部分，当马克思评论斯密时，专门对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认：在《伦敦笔记》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仅搞清楚了“通货原理”派和“银行理论”派争论的实质，而且进一步澄清了1847年资产阶级工商业危机的本质以及货币政策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断定的那样：“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货币流通的调节，会更加加深当前的危机，就像1847年那样。”[6](P176)

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货币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具有不同的职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这些职能和角色的分析，不能仅仅将货币作为“交往的中介”加以抽象的分析，也不能仅仅从货币的自然属性（金银条块）出发给出直观的判断，而必须深入生产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中去进行。另一方面，当银行券作为未来付款的对象时，这种信用货币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身生息的货币，其背后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相应的，流通中出现的货币或信用危机，既不是缺乏货币也不是信用不足，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自身矛盾展开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反思》手稿中，通过区分货币的不同职能，首先论述了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与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二者的区分，并强调“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8](P154)“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8](P156)“主要问题始终是商品即资本本身不能兑现。”[8](P158)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展开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开始清晰地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分析逻辑，已经在马克思的头脑中开始孕育成型了。

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仅在货币、信用、流通的分析中，进一步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通过货币不同职能的区分，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视域。这就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货币制度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的分离，而且包含着货币与资本的分离。对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分析，或者说从货币的考察走向资本的批判，揭示资本关系在货币关系中的表现，便构成了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的对象。这也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进一步关注地租问题和利润率下降解释的争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以及李嘉图体系内在矛盾的直接出发点。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货币、信用、流通问题的研究在直接的意义上回答了如何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马克思在批判“通货原理”派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借鉴“银行理论”派的基础上，澄清了货币的不同职能，发现了货币问题争论背后的“资本本身不能兑现”这一经济事实。一方面，这体现了马克思将在经济研究工作中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中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为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地批判考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制定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聚焦马克思《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初步的讨论。

第一，《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的研究，较之马克思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穆勒摘要》中关于货币的理解，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推进。

巴黎时期的马克思，受赫斯影响，主要是从交往中介异化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的本质的。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来解释私有财产的非人本质，并在国民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了异化劳动理论背后的人本主义方法的逻辑困境，开始走向“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唯物史观，但是在货币问题的理解上，马克思并没有给出过多的讨论，甚至在很多论述中将货币直接等同于资本，或者说是在经济事实中奴役人的抽象物意义上来理解货币的。即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马克思对于货币作用的理解仍然主要受到李嘉图的影响。从《伦敦笔记》开始，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为《资本论》中货币问题的讨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货币不同职能的分析，特别是其中的作为商品“交换的工具”和流通中介的货币，以及作为“将来付款的对象”或资本实现的手段的货币的区分。

第二，《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的写作过程、叙述方式和方法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虽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直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事实的过程中，同时在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时期已经出现的庸俗经济学相竞争的意义上，货币问题是马克思必须首先关注并解答的一个复杂难题。基于此，我们才会发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之初，马克思专门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巴师夏和凯里的观点，写作了关于危机的笔记。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最先写作的是《货币章》。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马克思在《商品》和《货币》“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9](P554)

其次，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进程，特别是从“六册计划”到“三卷四册”计划的调整，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重新撰写第一章《商品和货币》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货币部分构成了《资本论》辩证叙述方法的重要一环。但是作为“商品—货币—资本”辩证展开过程中的一环的货币理论，并非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货币理论的全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具体展开，货币问题在《资本论》的总体结构中同样得到了具体的讨论。例如，《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信用货币的考察，本身就不能简单套用《资本论》第一卷中货币或商品流通部分的相关说明来加以理解，而必须在生息资本的环节上加以说明。这些分析都可以在《伦敦笔记》中找到直接的思想缘起。

最后，就马克思自己所提到的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枢纽，即体现在商品二重性中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来说，我们可以在《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一个直接的思想资源。这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通货原理派”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二重属性的混淆。简言之，一方面，承认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其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又将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看作货币价值的决定。可以说，对于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这一区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金融资本条件下的货币问题，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第三，正如1847年危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典型意义，伦巴第街的银行政策对于当代货币主义理论家和金融分析者仍然可以产生灵感启发一样，《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的研究，对于研判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深入把握金融资本的当代转型，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受主题和篇幅所限，我们尝试以金融衍生品的分析和考察为典型个案来说明这一问题。

所谓金融衍生品本质上是一种证券或合约，又被称为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个基础类型。金融衍生品的所谓“价值”依赖于标的的变量，其主要的标的有大宗商品、货币、资金、股票等“资产”。对冲和投机是金融衍生品的两个基本用途。从广义上说，投机也包括套利。按照理想状态，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为了在市场波动中对冲风险，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金融衍生品反而放大了市场波动，导致各种投机现象的出现。正如当代西方左翼经济学家所普遍揭示的那样，金融衍生品的大规模使用，本身是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或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相关的，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又同金融衍生品监管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该如何对待金融衍生品或金融衍生工具呢？

考虑到金融衍生品直接以合约形式出现，依赖于货币表现的资产价格的变化，我们可以尝试回到《伦敦笔记》中关于货币问题的研究以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加以考察。在那些如“造火箭的理论”一般令人头晕目眩的金融衍生品术语中，“资产”和“价值”是两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概念。在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过程中，所谓的“资产”应当被理解为“转型”了的各种具体的资本形态，而所谓的“价值”在《资本论》的语境中实际上所具有的内含是“使用价值”，即保障资产获利或对冲风险意义上的作用。只不过，在金融衍生工具的体系中，一切都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保证具体资本形态的利润率水平、对冲风险的作用，往往被抽象地看作是它的价值，或者说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所能带来的收益。相应的，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标的物的“资产”价格，由于也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资本的利润与商品的价格杂糅在一起，作为资本结果的商品越来越直观地表现为资本的前提。

正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克提出的“真正竞争”概念所例示的那样，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围绕商品价值实现展开的竞争和围绕资本剩余价值实现展开的竞争越来越复杂地纠缠在一起，难以辨明。这就为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透视金融衍生品本身设置了多重障碍。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货币职能的不同区分，对于我们破解这一难题，把握金融衍生品或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工具还是作为将来付款的对象，都是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职能。这些职能的获得并非完全是由货币自身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过程所决定的。就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和问题来说，对于货币的不同职能的理解必须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来进行。今天，面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也必须在总体的生产过程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加以说明，把握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避免对其的拜物教式理解。

综上所述，重新回顾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关于货币问题的考察，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完整历程，把握《资本论》的写作过程、叙述方式和方法本质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分析金融衍生品的本质和作用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如马克思那样，“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构成了理论工作者共同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也有理由期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将进一步展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魅力。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