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论断，凸显出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组织团体开展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具备哪些要素，满足何种标准？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党史梳理与功能分析。

党史研究多以呈现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调查研究经历、思想为主。例如，有学者详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社会调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功能分析研究更多聚焦于调查研究工作在党的政策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例如，有学者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农村调查置于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土地政策中，对其起源、过程、功用予以考察。还有学者以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例，说明了其对于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意义。有研究分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治理功能，指出我们党以此实现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以及对农民的改造和动员。

调查研究具有特殊的知识生产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将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至30年代的调查研究工作置于“近代中国的知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条历史脉络，考察其起源；通过与同时期其他组织团体的社会调查进行比较，分析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在初成时期的认识论基础、知识立场、分析方法、目标取向的发生学原理及鲜明特质。

19世纪以来的百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屈辱不仅表现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体现为“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的知识困顿。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西力东进”，也是“西学东渐”；不仅是政治力量的竞争，也是知识类型的交锋；不仅是现代化在地理疆域上的扩张，也是现代知识在文明版图上的延展。因此，如何在社会危机频发的情境下促成现代知识在中国本土的生长，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课题。

在经历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晚清变法等一系列知识改良运动失败后，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运动为现代知识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了一条可选路径：将建基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论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从真实而具体的现实中重新寻找现代化方案。由此，社会调查开始成为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类组织团体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准备工作。通过社会调查运动传播开的认识论方法论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行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用“社会事实”重新发现中国：社会调查与中国现代知识基础革新

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知识，而“科学”与“理性”是现代知识的核心要义。知识现代化进程源自西方，首要任务是对传统知识体系“祛魅”：现实行动凭借的不是来自彼岸世界的“神谕”，而是经由科学理性之力“解码”后的自然规律与经验事实。19世纪以来，“低组织化”状态一直是中国现代化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低组织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意味着现代知识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传统中国的知识类型，既缺乏对社会事实的记录，也没有形成支撑现代化发展所需的知识生产与管理体系。“中国以往的历史多半是朝代兴亡的记载，少着重民间生活的事实。所有的一点也是零零碎碎，且不甚可靠”。缺乏准确事实记录的情况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领域司空见惯，以至于“日言变法图强，而政治穷败如故，教育颓废如故，实业荒落如故，社会凄凉经济衰败亦如故”。

虽有学者提醒，“格物致知”和“穷理知天”等传统知识表达与西方现代知识理念有相融相通之处，中国内部知识发展也早已为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做好了准备。然而，传统政治秩序衰败加之内外危机频发，中国社会无法为内生性现代知识发展与渐进性知识改良提供和谐稳定的环境。对此，罗兹曼（Gilbert Rozman）指出：尽管清代中国拥有广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但没有被高度加以系统化和标准化，没有超出个人私相传授的传播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将西方知识的技术之“用”嫁接在中国传统知识的认识之“体”上的机械尝试。然而，一旦在接纳西学的轨道上受挫，那么到底是返归传统知识体系的德性修炼还是摒弃乃至摧毁固有知识资源以促成知识类型的新陈代谢，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20世纪初，一种旨在通过呈现经验事实并服务于大规模工业化的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社会调查方法开始引起了中国本土知识人士的关注，并逐渐被接受为理解和观察中国社会的恰当手段。在本质上，这就是对中国社会现代知识资源“低组织化”的回应。

一方面，社会调查运动是一场以批判传统知识基础为开端的认识论革新。在传统知识体系中，主导社会行动的最高准则是“经史子集”中的论断与典故以及圣人关于“修齐治平”的言说。此种以“天命”“道德”为依据的知识难以满足现代化需要。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强调以理性之力改造物质世界，因而也就需要追求社会事实、发现客观规律，以便促成大规模社会化生产；这不仅是知识存量的扩充，更是将现实的客观规律当作社会行动的准备工作。须要指出的是，社会调查运动在批判传统知识的同时仍延续着传统文化中经世主义的关怀。只不过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的失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知识体系中培育现代要素与依靠“中体西用”接纳表层现代知识的改良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现代知识资源匮乏的“低组织化”困境；一场以客观事实为首要依据、重新理解和发现中国社会的现代知识革新，才可能促成扭转中国的颓势。

另一方面，社会调查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立足具体实际生产现代知识的路径。相较于“全盘西化”的盲目照搬与“中体西用”的机械嫁接，社会调查强调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诸如统计学原理等社会科学方法将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克服现代知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正因如此，20世纪初开始，一些国外学者以科学系统的社会调查重新发现中国的尝试，恰好满足了本土知识界力图以“赤裸裸”的现实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的愿景。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开展社会调查、以经验事实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认识前提，已成为知识青年的普遍自觉。这一时期不同组织团体纷纷投身社会调查。据统计，1927年至1935年间，国内大小规模社会调查报告共有9027篇，平均每年有1000多个，社会调查一时间蔚为大观。

社会调查在中国的猛然兴起，推动了以社会事实作为行动依据的现代认识论从经院论辩走向广袤田野。在知识谱系上，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便可认作对20世纪初期社会调查运动精神的一种继承。

（二）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认识论基础

在谈到调查研究工作时，毛泽东曾指出：“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这一论断表明，“客观事实”或“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首要依据。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将尊重客观事实表述为“实事求是”，认为这是关乎“党性的表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更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与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运动有重要关联。从时间上看，社会调查运动在中国勃兴的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受大兴社会调查之风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深刻意识到，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就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具体言之，社会调查运动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在思想上，社会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直接依据，因为“唯物史观的意义，旨在获取全部的真实”。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下明确定义：（1）“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2）“是”即“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3）“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并认为获得实事求是态度的途径在于“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调查就已经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体验唯物史观真理性的重要途径。1917年，回国不久的李大钊便和一班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宣称：“本会以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随后，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邓中夏、张闻天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加入其中。该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宗旨：（一）实际调查，（二）叙述事实，（三）应用科学。与此同时，受到20世纪初社会调查运动的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晚晴所谓“变法图强”仅声势浩大，内里多空洞，缺少人生实际；“中体西用”的知识改良仅是思想上的“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因而须要“踏着人生实际说话”并“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青年时期毛泽东对于各种主义和学说“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是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各类问题。1919年，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罗列出涉及财政、教育、劳动、女子、实业等150多项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并强调“问题研究者，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信》中也提及：“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在行动上，社会调查运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若没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范式和知识行动，革命和改革将徒劳无功。由此，以呈现社会事实、解决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的社会调查方法，无形中满足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的知识追求，以及“‘根本解决’（李大钊语）、‘急进革命’（陈独秀语）、‘刻不容缓’（毛泽东语）”的行动愿景。随着社会调查运动不断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诉诸社会调查、认识中国实际的知识行动。

1917年至1919年，李大钊围绕北京人力车夫、唐山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等展开社会调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一批青年学生对北京贫民开展深入调查，写成《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一文，发表在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此篇调查报告不仅详尽描述了北京贫民的生活惨状，更在最后提出“这些贫民，并不是懒惰不愿做工，实由社会组织不良，叫他们无路可走”这一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的论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更是社会调查运动的积极响应者。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四次前往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调查；1925年春，毛泽东在韶山休养期间，对当地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革命开展了细致调研；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开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社会调查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促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接受了以事实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代认识论，而且令他们可以在亲力亲为的知识行动中体验马克思主义之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意义。由此，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将发现社会事实、研究实际问题当作开展革命工作的必要前提。

（三）现代统计方法：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知识资源管理

1931年，毛泽东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一项规定：红军各政治部每到一地，地方政权机关都要逐乡去填写人口和土地两种统计表格，通过“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毛泽东对统计工作的重视，意味着标准化知识生产管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主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支撑。因此，在现代知识资源极度匮乏的过渡时期，应用现代统计方法，实现对于大规模经验事实的量化、记录、分析和管理，就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而紧迫的任务。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对统计方法的重视和运用，可以看作20世纪初社会调查运动兴起背景下现代统计学原理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结果。

“统计”一词的确切含义既不是传统知识体系中关于社会事实的零散记载和片面描述，亦非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呈现，更不是依靠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生产的虚假信息，而是对于社会事实进行“整齐归纳，纲举目张，得以比较观测，稽往佂来，以供设施之依据”的标准化整理与综合性量化。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现代统计方法逐渐成为官方与民间知识团体生产现代知识、获取社会事实过程中的必要知识生产工具。1903年，浙江、江苏、湖北等地的留日学生同乡会，最早尝试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1906年晚清政府的宪政编制馆奏请在各省设立调查局，各省之下又纷纷设立调查机构，下设商贸、民生、政务、学务等条目，专职负责履行调查统计之责。此外，作为宪政改革的准备工作，清政府从1908年起决意进行全国人口调查，以期通过独立的计量框架获取现代统计学意义的人口数据。这场政治社会试验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科学与理性的方式实现对政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认识。及至北洋政府与民国时期，现代统计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得到进一步深化，官方机构、高校、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各类力量都开始广泛运用统计方法开展社会调查。

现代统计方法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应用，一改传统知识体系中关于经验事实片面与模糊的记述，使大量社会事实与数据信息得以通过一种计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被生产、获取和管理。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工作对于20世纪以来现代统计方法的学习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行动者与机构设置两方面。

从行动者角度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社会调查时已经将运用现代统计学视为一项必要工作。具体言之，现代统计学以样本推断总体状况与将社会实际抽象量化为数据信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的常用方法。李大钊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修过统计学课程，较早意识到现代统计方法的功用。1913年至1919年，在对青年自杀问题的研究中，他使用过包括西方学者、日本警视厅以及中国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的大量统计数据与材料，并将之与调查材料相结合，以实际的经验事实与统计数据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现代统计学普遍运用到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中。1924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对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数量、行业、地域分布等情况予以统计估算，以马克思主义视角与翔实的数据驳斥了“怀疑无产阶级力量不足”的观点，认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都在不断壮大，并终将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领袖。此外，李立三、罗章龙等人也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分析和研究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方面，仅以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为例，包括寻乌县城的商业状况、人口成分、各地主阶层和各农民阶层的经济状况、土改中的分配标准等问题，均被量化为翔实的数据。《寻乌调查》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具有重要作用，表明“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完全可以用作党观察和估计总体形势与制定方针政策的样本。正如毛泽东所言，“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从机构设置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统计机构几乎伴随着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机构话语中，“调查”与“统计”的组合十分常见，甚至在很多语境下被等同起来，如“调查和统计”“调查统计”“调查与统计”等。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20年9月，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书信中就提出：“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统计机构的设立更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22年9月，粤汉铁路工人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内设调查部，负责调查统计工人运动的基本概况；1923年1月，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会设立调查部，专责调查统计农村和农业的基本情况；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设立调查统计机构，并将相关职责写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会章》：工会每月应将人口、会员数、职业情况、病况及罢工情况等造具统计册，并调查罢工事实之经过。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群团组织中设置了较为完整的调查统计机构，基本形成了功能完善、上下贯通、纵横交织的信息统计网络。

概括起来，现代统计方法的使用，使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具备了现代知识生产与信息管理功用。通过调查与统计，中国共产党得以更加准确掌握真实情况、分析实在问题，并以此作为制定重大决策的知识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力图解决近代中国现代化困境的组织团体而言，都要确保其知识基础兼具改造社会的“现代之力”与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之用”。早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知识生产路径，很好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第一，就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入阐释，为中国共产党剪除现代化发展的“痈疽”提供了科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自觉性以及将劳动者和生产者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立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基调，也为其“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改造愿景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中因地制宜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推动落后农业国的现代转型、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进程，创造性发展出了如“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等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知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知识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不仅改变了中国现代知识的既有构造，而且改变了现代知识在中国的后续发展。

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现代知识在中国本土的生产，也是一种知识立场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充分吸收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知识现代化的普遍要素，更在知识生产的对象、方法与目标上有着其他任何组织团体都不具备的鲜明特质：不仅囊括社会各阶层，更面向工农群众；不仅慈悲怜悯，更诉诸阶级动员；不仅具有理论周延，更强调实践行动。

（一）面向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目标群体

在知识结构层面，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获取和生产知识。因而，作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对工农群众的关注。

20世纪初涌现的大量社会调查不仅意味着调查者对中国社会不同领域问题与情况的关切，更暗含了不同组织团体对中国现代化方案的理解与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对于工农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的关注与体察，远超同时期任何一类社会调查。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中国共产党这里，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劳动群众既是知识生产的源头，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英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言，以人民群众为知识生产的首要指向，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也符合建构现代国家、重塑中国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产阶级属性成为最彻底地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的学说。这种“彻底性”表现为：不仅对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生产者与劳动者有着深刻同情和理解，更将其视为创造一切价值和开展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恩格斯在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诚恳地说：“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予公正的评价……还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维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不再是服务于某种学说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被观察的客体，而是理应受到尊重的社会进步力量。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和纲领上继承了无产阶级立场，更将之运用于观察社会实际与理解国家命运前途的调查研究。诞生伊始，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就聚焦于工人和农民等底层劳动者群体，将工农群体视为希望。反观20世纪以来的其他社会调查，多为陈述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现状的“统计型”与“描述型”调查。虽有专门的“苦力”研究，但所占比重并不高，且多以职业群体分类为视角，未过多关注其苦难的根源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比如，《汉口之“苦力”》的作者视码头工人为汉口劳动界最苦之人，但却将这归因于“暴饮暴食”“穷则生盗”“懒惰成性”“嗜赌如命”等不良生活习惯和文化弊端。这类调查得出结论的依据多来自劳动年鉴、农村经济调查、国民生活水平调查等“二手材料”。

相比较之下，无论在立场上还是行动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都截然不同。在安源，为调查煤矿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毛泽东与工人同吃霉米烂菜，亲身体验背着煤筐、趴在地上如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在海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彭湃换下干净整洁的西装、穿起粗缯大布，摘下西式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皮鞋、光着脚板，在与贫苦农民的共同劳作生活中开展调查。通过面向工农群众的社会调查，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深刻认识到“在他们（工人和农民）身上蕴藏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并充满自信地提出：“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中，工农群众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不再仅仅被当作学术研究和观察的抽象客体，而是被视为解决社会危机和解放中国的主体力量。

（二）为劳苦大众发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

20世纪初，社会调查开始被各类组织团体视为社会改良与现代化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多将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单纯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落后。然而，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调查却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将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症结聚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不仅表现出对旧社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惨状的深刻同情，更充斥着以解放劳苦大众、改造社会的实践诉求。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创造性引入对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分析，从而发现旧社会“人吃人”的根本社会关系。

1941年，毛泽东在回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时指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里，毛泽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过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在于现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关系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那么，对中国而言，此种剥削关系主要出现在农村而非城市，表现为地主对佃农和贫农的压榨。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各类组织团体围绕中国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尤以卜凯（John L. Buck）组织的两次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最为系统和全面。1921年至1925年，卜凯组织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师生对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的经济生产状况进行调查；1929年至1933年间，卜凯团队围绕土地使用问题对22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和38256户农家进行调查。这两次农村调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卜凯提出中国农村贫困根源在于资源短缺、经营方式与生产工具落后，因此，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大农场生产方式才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卜凯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表了当时的知识界乃至政界的认识，如认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原因仅仅在于生产力不够先进或几千年封建小农文化的“劣根性”；仅有的对于农民生活境况的调查，也至多诉诸“悲天悯人”的慈善观点。对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先驱的陈翰笙批评道：“直到现在，中国的农村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相比之下，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问题上更强调农业落后与农村贫困的社会结构根源。

第一，用经济地位或生活水平重现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研究农村问题的第一步，是以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为划分，重新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以经济地位详细划分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及其地位。由此，从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中，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经济关系的阶级呈现而非“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才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核心。

第二，注重分析不同阶级间的剥削关系。与同时期农村调查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没有停留在同情和慈善，而是试图通过阶级分析揭示复杂而残酷的剥削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相较于欧洲工业社会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中国社会因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更具复杂性。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中国的剥削细化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三种形式，揭示出中国农村“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陈翰笙指出了“地主阶级”的复杂成分：“中国的农村实际上是由地主及其相关势力所控制的，税收、警务、司法、教育等国家权力统统建筑在地主权力之上，贫农遇有租税不能交纳时，便受到监禁及严刑拷打。地主与富农，利用小农之贫困（由于缺乏土地），而双管齐下地放高利贷与经营商业。”可见，在中国农村，所谓“地主阶级”实则兼具收租者、商人、盘剥重利者、行政官吏四重身份，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掌控着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

由此，通过经济状况和剥削关系的阶级分析法，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能够指导实践的重要论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既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也是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根源。阶级分析法的“经济地位→剥削关系→革命策略”关联，构成早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逻辑。此种关联随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划分“敌人”和“朋友”的首要依据，进而促使发现“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的劳苦大众身上蕴藏着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能量。

（三）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知识取向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话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全部认识论可以被理解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生产取向既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抽象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自身使命与改造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客观需要。这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知识体系有重大缺点，这要求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方案须以一整套现代知识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又使任何一种外来的现代理论与学说必须有一个社会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过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自形成伊始，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知识生产取向了。

获得知识和理论必须通过对事物和经验的抽象，没有抽象便难以构建起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同时，抽象的知识也应能够还原历史并指导实践，否则，脱离实在经验的抽象知识也仅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在于，并非仅仅以“范畴”和“概念”取代现实的人的活动，而是把现实的人的活动当作知识和理论每一步抽象的源头和起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经院式的教条，也不是书斋里的思维游戏，更不是单纯的政治宣传，而是崇尚改变世界、能够还原历史、足以指导实践并以人类解放为志业的知识行动。

马克思主义秉承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旨在去除范畴逻辑先在性对于源初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与感性交往（即生产力）的遮蔽，它不是从范畴层面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力图呈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在此种规定下，中国共产党将面向劳苦大众的知识取向与阶级分析的知识方法置于解决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现实图景，并将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理论知识富有创见地运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社会改造和政权建设，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知识行动体系。相比之下，同时期其他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调查，或困于抽象的知识范畴，或流于社会事实的记录和描述，又或囿于缺乏改造现实的政权力量，难以建立起“源于实践而又归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机制。有学者在对国民党政府调查统计史的研究中发现国民党绝大多数社会调查结果难以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得到表达。可见，社会调查一旦与政治行动脱轨，只会沦为粉饰太平与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必要方法，更是解决问题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举措。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形成政策实践的知识生产机制就已经初具形态。毛泽东围绕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或以政策法规直接发布，又或作为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发现，再或通过会议讲话向全党传达。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调查与党的土地政策、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路线等重大决策之间有着十分确切的转化机制。此种联系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着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决策的前置环节，更是一种基于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内容的社会动员与知识展开。其客观原因在于，革命否认现实势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国际指示、政治行动路线置于土地问题与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机械运用于中国社会。由此而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性质、复杂的革命形势与苛刻的外部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根本取向，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进程。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投身调查研究工作的初衷，旨在回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从根本上厘清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初成时期的知识基础，既为言明一段历史，更意图关照当下。百余年前，史家笔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意指中国社会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对“新知”的呼唤。习近平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他向全党呼吁要练就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统计分析”“走进基层、问计于群众”等百余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投身调查研究的知识生产经验依然清晰可见、历久弥新。

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知识基础的内涵和形成过程，至少能够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作为一套知识结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由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要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立场方法、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互作用、综合而形成。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方式，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精髓在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地认识世界；拜人民为师、为群众发言、解决民之所急所盼所需。第三，作为一项知识行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得以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在于将实践综合生产的知识理论直接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行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构建起知识与政策间的互助互进关系。

（作者简介：李亚丁，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