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莱斯（以下简称莱斯）师承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从20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生态问题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笔耕不辍。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其早期的“自然·需求·科技”批判理论启迪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生态问题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莱斯的学术领域拓展到环境风险管理、全球生态治理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就。2023年，李哲对莱斯进行了访谈，就其近60年的学术探索、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以期为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全球生态治理等提供学术借鉴和现实观照。

一、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责任

李哲：莱斯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据我所知，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并认为您是这一“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1](P475)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多年来，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什么？

莱斯：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从1972年出版第一本专著《自然的控制》（这本书最初是我在赫伯特·马尔库塞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到《生态自治》（《自然的控制》2023年再版序言）和《加拿大与气候变化》，我一直致力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并强化生态批判的视阈。我在1990年出版的《科技的掌控》中就明确提出，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隐性线索。因此，几十年来我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思路可以概括为：力求以多样的方式展现生态批判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性，从最初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到最近对全球生态正义的反思，我的生态批判理论从不同视角出发，相互呼应、互相补充，最终强化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论点。

在《自然的控制》中，我通过研究“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意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控制自然应被重新解释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命运由自然掌控。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自然事件，都构成了人类不能抗拒、不可左右的现实世界。但随着17世纪现代科学的到来、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逐渐发现，科学地理解并掌握物质与能源两者之间的循环运动关系，能够指导人们运用自然力拓展自身能力、达成自身的目标。最重要的是，随着机械设备的愈发复杂精密和以化石燃料为代表的新型能源的广泛使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似乎是自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即通过尖端科技，人类便可以轻易地实现对自然的“掌控”，并享用由丰富自然资源所创造的各类商品。在我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广泛的社会矛盾的一种可见的指示器。它是以自觉的形式努力代表有动机的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因此，我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揭穿了其作为资本主义基本意识形态的本质：它是资本主义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

在后来的《科技的掌控》中，我重点研究了“科技偶像”观念的现实表现与生成语境，揭示并批判了社会普遍性盲目崇拜科技的背后，实则是资本主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对公众进行的误导。考虑到当今工业化社会高强度市场架构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依赖于无限度提高物质产品的消费水平，我认为，意识形态转型已然刻不容缓。全社会亟须一种具备一定解释力的，随着社会现实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适应社会变化并与之前的社会形态有所联系，又能引导当今社会的价值观。但是，直到近些年，仍然有人没有意识到，在现代科技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人类已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些代价会通过多种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核战争和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等。这表明，我们必须将对自然领域的关注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基本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也在以威胁人类生存的方式警示我们，现代科技发展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会威胁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其他此类威胁还包括基因改造和发展超级人工智能）。如果此类生存威胁中的任何一种成为现实，人类一个多世纪的所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成果都有可能毁于一旦，甚至可能重返前现代社会。这是我长期致力于探讨人类、科技、自然如何实现和谐共生的原因，也是我后来撰写《科学的祭司》等乌托邦小说的动力所在。

李哲：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您认为当前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存在哪些理论局限？

莱斯：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有重要社会理论，其基础理论基本上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它们采用广泛而深刻的视角解剖历史事实；二是它们致力于建构一个理想社会（虽然有时被称作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将社会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通过阐释社会发展规律揭示其必然走向；另一方面蕴藏了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愿景，憧憬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维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无疑是敏锐深刻的，但其仍然存在着局限性。首先，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描述的往往只是可能性或理想性，而非必然性。这样的学术理路带有人本主义色彩，当然这与整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不无关系。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分析的科学之维，在它们那被弱化了。美好的未来社会是无法“自行”到来的，相反，它必须在理想社会愿景和正确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去实现。其次，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在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在指导、推动或影响社会实践方面同样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不难看出，它们虽然在对生态问题根源的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逻辑本性有较为彻底的批判，但是一旦涉及现实解决方案，革命性就变得不那么彻底了，一些方案表现出明显的乌托邦主义。最后，在我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想保持生机活力，就要持续不断地关注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地结合社会新问题创新其观点、调整其发展方向。就当下而言，鉴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新兴而紧迫的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然成为社会理论进步的重要内容。综合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需要将已有的社会理论与当前全球面临的生态挑战以及我们向往的美好未来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李哲：您的《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限度》（1976）两本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我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您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风险管理，展现出从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研究到对现实社会展开实证研究的转变。请问您学术研究方向的转换是基于何种考虑？

莱斯：答案很简单。理论本身是研究者回应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等现实问题的基础，但研究者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马克思主张哲学要走出书斋，从“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转向考察人们的现实生活，使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从而要求“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P433)恩格斯也有过类似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664)也就是说，扎实的概念是进行社会分析不可或缺的起点，但它无法单独完成全部的变革任务。这一点的最佳证明还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0章中的“工作日”一节中找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经验细节。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深刻启迪。就我个人而言，为了验证我早年在自然、科技和人类需求方面理论工作的有效性，我需要将我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现在有责任的大国或发达经济体正在努力解决的实际环境问题上。至于如何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我需要通过研究风险管理来进行验证。

1994年至2001年，我在风险管理领域著书三部：《风险与责任》《疯牛和母乳》《风险之屋》。这些著作详细解析了各类风险管控案例，小到包括植物调节剂风险、杀虫剂风险、疯牛病风险，大至全球变暖风险等。这些案例无一例外地表明，几乎所有环境争议的深层原因都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在这些案例中，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专家和媒体均试图低估或转嫁风险至其他欠发达地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普通公众亦力求规避风险，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沦为风险的主要承受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之前的理论工作。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涌现，环境问题备受关注，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登场奠定了现实基础。

同时，我的第四本关于风险管理的著作《金融业的末日循环和其他风险黑洞》 继承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力图揭露金融资本的阴谋。这本书回顾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指出此次危机源于寡头金融机构对整体经济的操控，而政府在危机中的干预措施仅局限于保护寡头利益。所以，金融危机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影响是差异化的，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与不平等现象。简言之，我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服务于社会批判理论，我的学术初衷从未改变。

李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始终贯穿于您的学术研究，可否请您更详细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您的学术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

莱斯：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将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研究相结合的观点，代表着一场社会思潮的革命。我们今天之所以还需要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虽然具体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特别是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剖析当下社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生前向公众展示的并不是他思想的全部。有些极为重要的、在他生前未被出版的作品，直到他逝世后，于20世纪才被发现。其中有两部尤为突出，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原件于1929年首次出版），另一部是马克思始终未完成的鸿篇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直至1939—1941年才出版德文版）。而后，马克思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基于一种新的方法论写作了《资本论》三卷本。《资本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以纯理论分析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增添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分析的细节。

于我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借鉴与吸收，始终都是我历史性分析现实的坚实基础。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辩证法观念，一直是我开展并深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想，持续引领我探索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道路。总的来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现实问题时，必须充分理解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不仅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要理解上文提及的两本著述。这些书籍都很深奥难懂，即使现在进行阅读，要真正理解它们也需要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与学习。幸运的是，我的导师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我的引路人，他带领我学习了十年。马尔库塞教授给我上的重要一课是——无论什么理论都不能被视为“定论”，归根结底，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下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平台或是基础。因此，立足生态维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就成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责任。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何在

李哲：刚才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了您早期的三部重要著作紧密围绕生态主题，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构成了您独树一帜的资本主义“自然·需求·科技”批判理论。其中，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学术起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能否请您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莱斯：“控制自然”是我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概念。在我看来，“控制自然”观念推崇任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目标的生产活动和科技发明，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真实意图，即通过掌控、掠夺自然资源来实施对人的控制与剥削。然而，最初我并没有直接认识到资本主义是通过“控制自然”来控制人类的。我最开始关注到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存在两种肤浅的理解，一是普遍把环境问题视为经济问题导致的，二是相信发展科技就能实现对自然的完全控制。我不仅无法认同这些观点，甚至认为这些都是谬论。因此，我试图挖掘这些错误认识的源头，并尝试打破人们的认知局限。在这一过程中，我主要考察了马克斯·舍勒的控制学理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马克斯·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批判理论。经过研究，我发现，人们对“控制”“自然”“技术”这三个概念有所误解。其一，关于“控制”，人们往往只看到控制所带来的新的科学知识和资源利益，并将之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人们并未意识到控制目标（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使用技术这一暴力控制手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关于“自然”，由于资本刻意隐藏了直观自然在感性、主观、情感等方面的价值，因此人们误以为日常生活中只存在供人们科研的科学理性建构中的自然，而忽视了直观的现实的自然。正是因为这种对个体在面对自然时所应获得的感性体验的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其三，关于“技术”，人们常误认为，依赖科技进步便能构建并步入一个理想社会；然而，技术的异化其实是导致社会冲突产生及加剧的关键推动因素。这意味着，人们一直信奉的“控制自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编造的谎言，即资本营造了一幅全社会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控制自然资源，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迈向更先进时代的美好图景，事实上，资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实现对人的支配与剥削。

基于此，我在揭露“控制自然”背后的资本企图后，致力于从理论上重塑这一意识形态，以期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我认为，人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突破传统思维的基础。人们应尊重自然法则，审慎地利用外部自然资源，同时关注人类内在的自然属性，从而维护生态平衡和保障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二是社会各界有必要重新评估技术发展路径，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标来充分发挥技术的积极作用。三是挖掘“控制自然”意识中的解放力量，重新理解“控制自然”。人们应努力将人类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可控范围，促成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使人类在和谐的生态环境中自由地享受自然与科技所带来的福祉。

总之，只有摒弃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推动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李哲：您试图从“人的需求”维度探索商品拜物教的发生机制，通过揭秘人们“需求异化”的过程，为商品拜物教勾勒一个“更为准确的形象”。[4](P100)您提出，人们应该进行需求批判，并建立全新的“需求—满足”体系，以建设一个既能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又能确保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从而摆脱商品拜物教对人的控制。您认为除了批判商品拜物教以及被异化的“人的需求”之外，当前还应当从什么方面进行批判？

莱斯：除了批判商品拜物教以及被异化的“人的需求”之外，当前还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批判。理由如下。

“商品”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因此分析商品需要挖掘市场进行物品交换的社会环境（物品交换也可能发生在以物易物、赠送礼品的场景中，但这时的它们不能被视为商品）。极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被视为一种商品，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商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商品拜物教”改变了商品交换的特征：使用价值会因“时尚”“声望”等消费者非理性的考量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曾经称之为“市场偶像”的现象。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展现出了众多优势，尤其是通过“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著名理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它也因为导致公民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巨大而声名狼藉。近年来，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忧心忡忡的程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倡导的理想承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相去甚远。当下，超级富豪拥有占地面积广且数量庞大的房产地产、众多的游艇、私人飞机，以及世界各地最昂贵的商品，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实际需求。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限于富豪们，很多人会因为他人在特定领域拥有更奢华的财富而深受影响，进而陷入无休无止的消费竞争中。这种社会性的大规模消费竞争进而加剧了剥削，不仅包括人对人的剥削，也包括人对自然的剥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人道的，歪曲了人们对商品的认识，扭曲了人们的需求体系，是使地球深陷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不可能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最后形态。

李哲：您认为，“科技偶像”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意识形态根源，并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请谈谈您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前些年，您将现代科技细分为两类，即发明性科技与变革性科技。如何理解这两种科技在发展上的失衡致使现代生态问题日益严重？

莱斯：毫无疑问，“科技偶像”观念是诱发生态危机的又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进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即科技发展本身具有绝对正确性；人们普遍认为科技是神圣的，同时误以为利用科技来控制自然便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我将上述“科技偶像”的外在表现总结为“四假象”，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推动“科技偶像”成为社会基本意识形态的幕后推手。因此，在构建消费社会与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受到资本主义“科技偶像”意识形态的驱动，进而对科技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从而顺从资本主义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要求，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科技、获取利益。有鉴于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科技偶像”观念，转变为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面对“科技偶像”，我认为存在两个维度的超越理路：在政治实践层面，人们需要进行科技风险管理；在意识形态维度，人们应构建以“关怀哲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

在此基础上，我后来提出了发明性科技与变革性科技发展失衡的理论，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十分重要，并且在未来会变得愈发重要。因为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时刻提醒人们必须作出改变。随着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界的控制，人们迫切需要对人的欲望进行调控，以确保这两种形式的控制能够实现协调与平衡。“变革性科技”要求，现代科技不仅需要把握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还应具备治理现实社会的能力。具体地说，“变革性科技”应着力推动实证性推理、累积性知识增长、假设性检验、严格方法论发明等方面的发展，同时推动它们在开放、公正的社会公共领域中扎根。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应该重视并大力发展“变革性科技”，使其发展理念与现代政治体制目标保持一致，这些目标包括保障平等、保护民权、维护法治等。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预言，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选择。现实证明了这则预言是完全不可信的。实际情况是，世界政治具有多样性，不同政治制度的目标迥异，政体之间竞争激烈。由于制度竞争的结果难以预测，变革性科技的发展前景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我曾在著作《自然的控制》结尾处引用沃尔特· 本杰明的话，认为“不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做统治自然的能力”，人类技术的本质是“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5](P172)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深入研究对比发明性科技与变革性科技后，我愈发明确了这一观点，即人们应该通过合理规范发明性科技的发展并推动变革性科技的发展，来合理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全球生态治理路在何方

李哲：您一直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合作以推进生态风险的系统治理，特别是要尽早推动民众认识并处理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生态风险，从而避免陷入无法估量的“风险黑洞”。您的新书《加拿大与气候变化》与气候风险管理有关，以“小切口”映射“大视野”，力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建言献策。这本书已经在加拿大出版，不久也将在我国出版中文译本。请您分享一下您在这本书中所作的理论创新，以及您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见解。

莱斯：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常常在实践中遇到难题。学者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构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境，导致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考虑到这一现象，我希望我的理论能更具现实针对性。于是，我特别关注了全球亟待解决的气候变暖问题，并提出了具有较高实际操作性的系列建议。《加拿大与气候变化》便是我最新的理论成果。该书的重点在于对气候治理方面的公共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另外还对截至2022年的世界气候治理形势作了评估。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献浩如烟海。只有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才能使这一研究具有价值与意义。因此，我遇到的挑战在于找寻一种新颖的分析方法，以使我对全球变暖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缺陷的分析切中肯綮。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我找到了两个逻辑上并行的理路并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分别是：（1）从1950年至今，气候科学学科的演变历程；（2）从1990年至今，根据气候科学的研究成果，各地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历程。通过比较研究，我发现科学家们自1990年便开始警示各国政府，人类必须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不能任由排放持续增加。多年来，科学家们未曾改变警示的内容，甚至言辞愈发尖锐，但温室气体的实际排放量仍在不断上升，预计至少持续至2030年。

由此可见，全球同步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难度极大，人们很可能难以避免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鉴于此，我认为，人们必须充分认识以气候危机为代表的生态风险，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风险管理。比如对于气候问题，我们应该立即采取减排措施来缓解危机。如果不杜绝这些生态风险，自21世纪末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开始，数十亿人口与整个工业文明将有可能时刻处于危险中。此外，这些研究对于审思全球生态正义、推进全球生态治理都具有启示。

李哲：气候问题是当前生态问题中最严峻和最紧迫的。您在2020年提及，如果现在限制全球碳排放，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将面对“三个不公平”，基于此，您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减排，帮助的第一步是完成《巴黎协定》的历史承诺。但是，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控碳方面应起到关键作用，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在您看来，中国应该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

莱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回避历史碳排放的不公平、忽略国家之间能源利用效率差异的不公平、无视贫富之间人均碳排放迥异的不公平。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就人均排放量而言，中国仍低于所有发达经济体，而累积（历史）排放量则更低。当然，在涉及气候变化时，如何保证国家之间的公平公正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且难以处理的问题。例如，“现在的排放量与历史排放量相比，哪个更重要”等问题直到现在也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我相信的是，从2023年依据《巴黎协定》进行气候变化总体盘点开始，中国可能会自愿选择在世界舞台上承担领导责任，并将持续25年之久。此处我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依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兼具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征，且未来将走向发达经济体。世界银行的“人均GDP”[6]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7]等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我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仍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当下，全球减排面临一项复杂的挑战，即尽管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成功减少了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然而，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自身的经济增长需要，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产生并排放温室气体。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认识十分深刻，并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减排成就。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合理运用《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甚至足以引领全球。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由于欧盟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历史联系并不密切，其自身未必具有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潜质。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可能性相对更低。自1997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以来的25年里，该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在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而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所以，只有中国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

《巴黎协定》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根据排放数据，我们可以确定“主要排放国”依次为中国、美国、欧盟成员国和英国（欧盟和英国总共包含28个国家）、印度、俄罗斯和日本。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合计约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上，这六个集团，而不仅仅是中国，都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要明确的是，中国无须比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李哲：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自此，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在生态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莱斯：毫无疑问，中国近些年在生态治理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承诺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所作的承诺对全球团结起来进行生态治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生态问题是气候变化。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控制，整个世界都将面临灾难性风险。据我所知，中国政府认可这一判断，已经作出了碳减排国际承诺，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来应对气候风险。具体地说，中国政府承诺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据我了解，中国政府早已开始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同时一直在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其中涵盖风能、太阳能（光伏照明）、水能、生物质能等；中国政府还在努力减少燃煤电厂温室气体排放，并致力于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与运用、推动植树造林工程等。所述措施都旨在降低整个经济体的碳排放量，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根据《巴黎协定》的条款，2023年进行了第一次气候变化总体盘点。其实在此之前，世界各国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制定一项具体且能够付诸实践的、用以在2030年前稳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计划。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在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会议（COP28）上，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展现出了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决心。我相信，这将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健全与进步，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请允许我在采访的最后做一点补充：本次访谈涉及我多部著作中不同的研究主题，从1972年我的第一本著作问世，一直延续到50年后我的新书发布。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内，我的观点可能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的阐释，因为没有一位学者希望自己的理论被限制在唯一一种权威版本的解读中。我相信，经过半个世纪的洗礼，理论会得到检验与发展，并在经历沉淀后变得更加完整，同时具备更多的研究价值。

（受访者简介：威廉·莱斯，男，1939年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总督功勋奖获得者（2004），加拿大女王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渥太华大学麦克劳克林人口健康风险评定中心顾问。曾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1999—2001），先后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等知名学府。著有《自然的控制》《满足的限度》《科技的掌控》等代表作，其多部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访谈人简介：李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