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近代中国所走过的百年历程既是一部伟大复兴史，也是一部伟大斗争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中，“斗争”二字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就曾在党的七大上将党的哲学称作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1]316。至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2然而，这里讲的“斗争”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是为了争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斗与争抢，那么“斗争”何以被称为“伟大”、新时代又如何能够坚持“伟大斗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该秉持大历史观向青年一代讲深讲透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为例，尝试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曾经的“两个变局”与“伟大斗争”之关系，来讲清当前的“两个变局”与“伟大斗争”之关系。1938年，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交织的重大变局——从国际形势来看，德国吞并奥地利，实现慕尼黑阴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兵东北与苏联对峙，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从国内形势来看，一边是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一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国抗战危、机并存。历史是一面镜子，映射着过去与未来，因此深入剖析1938年前后的内、外斗争，是帮助学生理解“今天”的一把钥匙。回溯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可知“伟大斗争”不应仅看到其火热表面，更应把握其冷静内核——“坚持斗争”是由党的根本立场决定的，而“能坚持斗争”是以其视野和方法为支撑的。只有全面把握斗争的立场、视野和方法，才能理解何为曾经的“伟大斗争”，以及“伟大斗争”对于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远意义。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当时最显著的两对矛盾，而这两对矛盾又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在这两对矛盾基础之上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解放斗争也是如此。在1938年的变局中，“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有两条相反的道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投降屈服，一是继续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的胜利”[3]151。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前线战事不断失利，民族解放斗争似乎已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同时国共合作已然达成，民间救亡团体也不断出现，民族解放斗争又似乎出现转机。但中国社会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并未消弭，统一于抗战目标下的合作也非亲密无间，阶级解放斗争的未来尚不明朗。该以何种立场面对斗争？对于民族解放有放弃与坚持两类态度，对于阶级解放也有暂缓与坚决之分。

放弃“斗争”，是国内曾出现的一种危险。这一危险的出现，与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和国内弥漫开来的失败氛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日本同时使用军事和政治的手段试图瓦解中国的抵抗，一边节节入侵，战火深入中国腹地；一边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自1937年以来已陆续扶植伪蒙疆、伪华北和伪华中等伪政权，还随着战局变化不断加强诱降力度，分化国民政府，终在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完全投降于日本。国民政府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奉行抗战主张，蒋介石在1937年7月发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33的庐山谈话，主战之情看似十分昂扬，但在同时，国民政府却还希望英美等国居中调停，希望控制战争烈度，并未开始真正的“全面”抗战。毛泽东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不久后即指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5]13在上述事情的背后，是各股政治势力为维护自身地位或加强自身力量的谋划，在野势力谋求掌权而彻底投降，掌权势力害怕动摇统治而有限抵抗，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放弃“斗争”。

暂缓“斗争”，是党内曾出现的一股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与当时国共二次合作达成、国内形势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如何实现统一战线？如何在国共合作抗战御辱的前提下处理国共关系？这是摆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自国共开启合作抗日谈判后，党内即有暂缓“斗争”、接受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对此，党早在1937年4月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白区工作会议等重要文件、会议中强调要反对这种倾向，毛泽东特别指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混同不同的阶级、党与政策）”[6]9-10。这一思潮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不断发展，如张闻天所指出的：“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7]488这一思潮以“统一”为关键理念，具体表达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的国家军队”等等，主要强调军队的“统一”，群众组织的“合法”等内容[8]381。党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结合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经验，对于这一思潮的表现和危险作了深入刻画：“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9]763在暂缓“斗争”的思潮的背后，是部分党员在局势变化中未能以辩证法思维正确认识现实。立场不稳，思想动摇，是暂缓“斗争”这种危险倾向的实质所在。

坚持“斗争”，是党在变局之下作出的伟大决定。在1938年的变局中，党坚定地与放弃“斗争”、暂缓“斗争”的倾向作斗争，即与毛泽东所指出的“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10]391-396作斗争。首先，党坚持持久作战、抗战必胜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先后在1938年的两部重要军事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敌我优劣、战争进程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10]515的最终结论。其次，党积极推动国民党坚定抗战决心，在1938年多次公开称赞国民政府的抗战举动，积极支持国民政府走向民主、发动群众的各项变化，如毛泽东致国民参政会的贺电中所写的：“当此抗战周年，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再接再厉，誓驱强寇，而敌人进攻有加无已之时，国民参政会集会于武汉，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凡在国人，庆喜同深。”[11]527最后，党还注重保持自身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指出：“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0]539阐释了独立性是坚持斗争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就没有合作，没有独立就丧失革命的前途的深刻原理。

面对1938年的内外变局，放弃“斗争”和暂缓“斗争”似乎都有其表面的合理性，前者根据当时战局失利、敌我力量悬殊等现实因素，“理智”地认为放弃抗战最合时宜；后者根据维护统一战线、团结力量进行抗战等客观要求，“合理”地认为暂缓阶级斗争最为恰当。在如此情形下，党能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斗争的立场，没有随之动摇而失去方向，殊为不易。正因如此，党才能在抗战变局中显现出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才能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党之所以能够正确判断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实际状况，对于抗战局势、战争策略作出科学分析，对于国共关系、党的发展得出清醒认识，进而在争取抗战胜利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离不开党在斗争中所具有的开阔敏锐的斗争视野和科学有效的斗争方法。

斗争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对问题的认识深浅，则反过来会影响斗争的目标定位与策略选择。斗争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发生在广阔时空领域中诸矛盾凝结和爆发的核心点，是历史传承与时代问题的交汇点，不单单是表面所简单反映的多方争斗。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以开阔的视野对于历史进程作出的深刻洞察。在1938年的抗战变局中，时局的发展尚不明朗。从世界历史来看，一边是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越来越激烈，另一边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和平力量的增强；从中国历史来看，一边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边则是民族觉醒空前进步。抗战将通向何处？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变局当中的中日斗争，虽然表现为军事之争，但根植于历史潮流。抗日战争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斗争的一部分，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和未来中国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即着眼于建设来分析抗战的历史前景。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因自身的阶级属性与斗争历史，一贯以世界反西斯运动的视角分析抗日战争。毛泽东以辩证思维思考世界局势，认为“目前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10]474，指出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迫使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将会不断地参与到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大，战争的痛苦越来越深，而这也在激发着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成长，预示着“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10]476的到来。而中国战场在当时世界战局中最为激烈，中国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大贡献不言而喻。其次，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所负的民族传统与历史使命，一直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定位抗日战争。早在1936年9月，党根据团结抗日力量以进行抗战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1]95，后在国共二次合作达成时，将抗战与建国联系在了一起：“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7]551这一重要判断源自对于抗战以来中国内部力量变化的判断，在进行抗战的历史任务下，人民力量迸发出来、政党力量重新聚合，中华民族处于团结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9]585总之，坚持斗争就通向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放弃斗争就倒向更多战争和民族压迫，中国抗战对于建设中国与保卫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变局当中的国共斗争，虽然表现为舆论之争，但根植于民心之向。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然建立，抗战建国的目标基本成为国共之间的共识，但具体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却还是国共之间的斗争的重要问题。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阐释、实践，是当时国共争论中的重要内容。总体上，中国共产党将三民主义阐述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9]627。其中，对于“民主”一义，党坚持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明确指出：“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9]632，认为这是人民盼望的新政权形式，也是符合孙中山遗愿的国家形式，顺应人民需要与历史发展。党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实现民主共和国，还在实践中践行民主主义的承诺，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根据地等地的建设进程中实践民主。对于民生一义，党重视改善群众日常生活，刘少奇总结了这一工作的具体标准：“一方面要认定民众生活有改善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民众改善生活的要求和运动服从抗日战争，服从统一战线的利益。”[12]229党开展减租减税、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具体斗争，为群众提供了物质保障，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真切地让群众感知到组织的作用，同时也维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了此前口号过高、脱离群众的“左”的错误。此外，党也在强调三民主义的阶段性，如《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强调：“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9]475三民主义不能取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未来中国的最终走向。党阐释、实践三民主义，并不是维护国共合作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深思熟虑，正是如此，毛泽东才会在1938年5月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时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建立民主共和国后要迈向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5]71，才会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强调要像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9]628。总之，如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所指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9]761抗战对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变局中所着眼的斗争视野。对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党没有简化为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从实现世界和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潮流进行深刻分析，明确了进行斗争的伟大意义。对于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党没有虚化为简单的舆论冲突，而是从人民关心的政治解放、经济改善的愿望出发，用准确的理论和踏实的工作进行斗争。着眼于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使得党在1938年中洞察变局之机遇所在，赢得了不止于一城一池、一言一语的历史胜利。党对于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的思考，初步描摹了未来中国的样貌，指出了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内在联系，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作出了理论探索。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立意高远、布局宏阔，有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开阔视野。

面对复杂的变局，必须进行有方法的斗争。着眼于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的斗争视野指明了未来的总体方向，但进行具体斗争还需要更为科学可行的斗争方法。不足和过火，是斗争当中常常出现的两种状况，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中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既损害了革命，也损害了革命的力量。探讨更好的斗争方法，成为当时党的重要任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1938年的抗战变局中，党实现了重整再出发。一方面，大批革命分子在抗战洪流中向党靠近，党也适时地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的组织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党相继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总结了斗争经验。在这些经验基础和现实准备上，党总结出正确的斗争方法，既为斗争提供了可遵循的原则，也为斗争划定了合适的边界。

坚持党的领导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要原则。斗争是一场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不仅仅是回应外部冲击的被动反应，更是直面问题的主动出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坚持党的领导却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党在检视过往斗争经验时，指出了对于此前曾有的放弃领导权、空谈领导权的错误。张闻天这样总结关于领导权的斗争经验：“不是在纸上，而是只有在艰苦的工作中，才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13]143一方面，党在统一战线的新框架下争夺领导权，尊重、拥护国民党在抗战当中的总的领导权，不以空谈“争夺领导权”而影响统一战线的稳固，但同时坚持掌握对于革命武装、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如坚持陕甘宁边区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任职，坚持党在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等方面的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党在具体的斗争中切实实现领导权，毛泽东在苏区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实现领导权的四项方法：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斗争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发展共产党队伍并增强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14]262-263。在此方法指导之下，党改进群众工作方式，避免“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使群众自觉自愿地服从党的领导，也使党能站在群众前面引领队伍前进，实现了建设与人民血脉相连、不可分离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要求，重新厘定这一方法的实际意义，避免了实际中斗争不足而宣传上过火有余的问题，实现了有效的斗争。

团结斗争力量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原则。斗争的完成不是消灭，而是克服，斗争是将对立一面转化为己方力量，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团结斗争力量。在1938年“团结御侮”的斗争中，团结却是不容易实现的。刘少奇在国共合作的实践进程中指出：“共产党人不要为某些朋友一时态度的好转而表示过分的乐观，同时也不要为某些朋友一时的拒绝合作而表示悲观失望。中国过去的历史决定这种合作不是那样痛快和顺利的，同时中国现在的历史又决定一切抗日的党派必须走向合作。”[12]251尽管在合作当中出现了国民党解散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3个救亡团体的冲突，出现了与《大公报》关于鲁南战役是否是“准决战”及抗战是否是持久战的争论，但党还是站在维护抗战大局的角度，力求实现团结。一方面，党以极大的耐心通过拜会、采访、座谈、致信等多种交流方式，反复申说、解释、阐明党的立场和政策、抗战的局势和前景。如在延安的毛泽东在1938年中就相继会见了梁漱溟、诸述周等民主人士，王公达、舒湮、邓静溪等记者；在国统区的周恩来开展了更加多样的交往活动，多次拜会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出席汉口文化界座谈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等重要场合，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统战组织。另一方面，党以斗争求团结，在召开国民参政会、解散救亡团体等事情上，党或以温和建议或以坚决抗议，对于国民党军事动员、政治改革、经济调整等事提出建设性批评[11]529，对于国民党压制民主自由、破坏团结抗战提出坚决、严重的抗议[15]。同时，党重视独立自主地发展斗争力量，组织游击兵团，创造抗日根据地，增强实现团结的现实基础。在团结斗争力量的实践中，党形成了“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9]629“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干”[9]642等重要工作原则，实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的目标。团结斗争力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而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信心，重新厘清这一原则的真正含义，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底线，避免了陷于孤立或是暂缓斗争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团结。

实现自我革命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保障。进行斗争需要强有力的斗争主体，同时斗争也在塑造斗争主体，进行伟大斗争既需要实现自我革命，也在推动着自我革命的发生。1938年是党的组织规则、工作规范建设之年。党相继就党员发展、党员管理发布决议、通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以及由刘少奇所作《党规党法的报告》等一系列重要的规章制度。对于具体的工作规范，党也尝试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如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这一长期困扰党的实际问题上。刘少奇在总结华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如“一切比较负责公开的工作的同志，不要兼任党内的秘密工作”“公开工作同志、不要去介绍同志入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9]526。1938年也是党培育干部、锻造队伍之年。党着重强调共产党人骨气修养，如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就多次向干部、学员讲课，着重阐述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对于信仰坚定、长期苦干、革命到底、不怕牺牲、注意修养等内容进行了阐述[16]221、224、231、233。党也适时地调整了干部政策，陈云对此简明概括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9]557。这几条要点都是针对此前干部政策当中的关门主义、惩办主义等“左”的错误进行的改进，强调了要批评但不要打击、要教育但要着重于纠错、要敢于用人并善于用人等重要事项。通过完善党的规则规范、培育合格干部，有效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规范了党内生活，保护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党的斗争能力。

坚持党的领导、团结斗争力量、实现自我革命是党在1938年的斗争历程中秉持的斗争方法，厘清了斗争的原则与边界，有效地避免了斗争中容易出现的不足与过火问题，使党在变局当中，实现了真正的领导权，有力地团结了各个方面的斗争力量，同时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有效地增强了党的斗争能力，使之得以在变局中成功突围，获得胜利。伟大斗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能在变局中不断打开新天地。

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独特之处。作为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关键线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伟大斗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不易讲好、但必须讲好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文所述之“1938年”，其实是我们党的百年斗争史的一个切面：首先，党面对日益危重的民族危机和不断变化的国内矛盾，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其次，党着眼于世界潮流和民心所向，以深刻的历史理解力与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指明了抗战未来方向，勾画了民族复兴前景；最后，党进一步厘清了斗争的原则和边界，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了各阶级的斗争力量，并开展了伟大的自我革命；而这些也反过来，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反对投降、坚持斗争的伟大立场更加坚定。

内嵌于“两个一百年”复兴之路上的“1938年”，更是当下的一个镜鉴。如今，我们再一次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深刻变化，走到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走到了以伟大斗争应对“两个大局”的历史关头。因此，以大历史观来贯通百年前后的“伟大斗争”，或可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亦可让学生更辩证地认识现实，进而主动将“小我”与“大我”联系在一起。这个教学案例是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更新教学设计的一个尝试，它以大历史观来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的重难点，以大历史观来分析百年来党史国史的演变机理和发展规律。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而其指导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党的创新理论的新观点、新成果加入课程教学内容，更在于从方法论上，以党的创新理论为鲜活的历史精神，在党的创新理论的观照下组织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叙事，以大历史观的方法讲清过去、现在与未来，发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独特课程价值。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以大历史观来重新审视、综合研判、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改革创新，是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共同责任与使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