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党内外公认的“统战大师”。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结合西北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策动组织横山起义，给西北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习仲勋亲自策动和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反蒋武装起义。习仲勋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保证了横山起义的成功举行。

1945年10月，刚走上西北局书记岗位的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他立即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确定把陕甘宁边区北线作为统战工作重点。他认为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杂牌军”，与蒋介石、胡宗南有矛盾，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之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关系，利用他们与蒋、胡的矛盾，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一边共同反对内战。习仲勋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加强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随后，习仲勋派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刘文蔚带着他的亲笔信北上榆林，与他的同乡、老同学胡希仲联系，了解榆林驻军上层的情况，特别是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通和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的动态。根据胡希仲的建议，习仲勋决定把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策反的重点放在胡景铎身上，并派师源去横山县城东北的波罗堡面见胡景铎。

按照习仲勋的部署，1946年整个夏天，从绥德到波罗堡，西北局围绕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人入党。与此同时，由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开展的这几项工作，为横山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也异常紧张起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在胡宗南大举进攻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准备北线战役，用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1]。

习仲勋深知毛泽东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并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7月1日，他在延安花石砭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集中讨论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在榆横地区的统战工作已取得了成效，以胡景铎为首的进步力量已经表明了坚决反蒋和积极靠拢我党的态度，在其部队里已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组织和发动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加上我们把接应工作做好，起义成功的把握很大。会议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三套行动方案，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工作，以策应横山起义。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巩固的基础上开展国民党区的工作，提倡高树勋运动、曹又参运动，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意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2]

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呈递了关于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习仲勋立即到绥德检查战前准备工作，并指示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带上他的亲笔信去波罗堡会见胡景铎，传达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商议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13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胡景铎率部从波罗堡等地起义。至21日，响水堡被攻克，北线战役胜利结束。

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是，5000余国民党官兵在胡景铎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极为宝贵的回旋余地。又一个结果是起义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成了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在后来进军大西北的时候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在解放战争中立了不少战功。习仲勋指出：横山起义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景铎将军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3]

对横山起义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当时就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4]。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5]

二、把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小河口会议决定，从前线回到后方主持工作。他把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强调要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及时发现和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和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但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偏差，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被损害，一些地方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乱打乱杀，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习仲勋在调查中发现，极左错误蔓延造成一些地方农村阶级阵线混乱，破坏了解放区的稳定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1947年8月7日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强调，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习仲勋指出：“今天统一战线的范围比过去更为广泛，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及中间分子更靠近了我们，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政策、卖国政策，使他们都破产了”；“我们对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采取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发展进步势力的方针。”[6]

1947年12月，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纠正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偏向。习仲勋在会上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土改情况，为党中央及时纠“左”提供了依据。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于1948年1月2日，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干部和土改工作团员200余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习仲勋指出：“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7]1月17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防止右，同时要反对‘左’，在我们快胜利的时候或者胜利以后最容易犯‘左’的错误”；对“左”的偏向“这次土改如果不纠正，再过半个月就会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左’下去，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定会失败。”[8]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陕甘宁边区实际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习仲勋经过详细调研全面了解情况，还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1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3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土地改革应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的观点，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毛泽东将习仲勋函电批转全国各解放区，从而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巩固新解放区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明确党在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习仲勋于7月14日致电毛泽东，结合统战工作对新区工作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习仲勋认为：“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他建议：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新区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在新区要重视统一战线政策，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9]。中共中央同意习仲勋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于7月24日将此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于7月19日召开，至8月4日结束。习仲勋在会议报告中提出，新区工作的关键是解决好土地问题，对此他从统一战线角度解释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10]习仲勋要求新区工作“打击面要缩至最小”，“必须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一个矛盾，争取任何一个可以同情我们或者中立的人”[11]。

习仲勋高度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恢复与发展边区经济以及新解放区土改中的作用。他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重要作用，在边区的建设中有其功绩。边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不做反革命活动的，都要团结并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12]习仲勋结合新解放区土改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新判断：“知识分子党员对建立农村党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新解放区知识分子如果思想改造得好，“应在其中吸收一批表现好的入党。”[13]习仲勋带领西北局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的作用，促进了西北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党组织的迅速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领导榆林和平解放，创造西北地区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榆林方式”

解放战争后期，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对陕北重镇榆林的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二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在军事围困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迫使二十二军于1949年6月1日起义接受和平改编，榆林获得和平解放。

1946年10月胡景铎部横山起义后，习仲勋和西北局及时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对驻榆林国民党部队统战工作的可行性，认为“今天做榆林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条件都对我们有利”，表现在五个方面：（1）胡部起义以后，榆方失去了五分之一军队，四分之一地盘，三分之一人口，国统区人民的负担加重了；（2）胡宗南部八十三团空运榆城，使榆方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表面化；（3）二十二军中下级军官对邓宝珊、左协中的幻想逐渐在消逝，故多愿与我们来往；（4）胡部起义的事实以及我们优待起义官兵和俘虏的政策，大大的震动了榆方中下级军官；（5）解放区扩大与向前推进了，各种可资利用的关系也较过去多，更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因此，习仲勋和西北局决定对榆林的统战工作“仍以军队为中心，巩固与加深已有的力量和关系，并利用新区与榆林军队众多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发展新的力量，特别应加强榆方军队在新区的家属工作”[14]。

1947年8月和10月，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两次榆林战役，榆林守军伤亡惨重，士气不振。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对榆林解放制定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西北军区命令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和游击队、民兵，开始对榆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长期围困。1948年夏，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率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移驻包头，马鸿逵也将协防榆林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两个团调回宁夏。榆林城内只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二十二军军部及下属的第八十六师，共5000余人，徘徊踌躇，等待观望。习仲勋和西北局为了彻底粉碎榆林守军的幻想，使其及早下定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决定对榆林继续采取力争和平解决的方针，多次派与左协中有亲戚、部属、学友关系的罗明、田子亨、李含芳、郝登阁等人到榆林作说服疏导工作，在政治上进一步争取其上层开明人物，孤立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影响教育下层官兵，同时由榆林军分区部队继续围困榆林城。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多方争取，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榆林各界群众和广大官兵迫切要求和平解放的强大压力，这些都使得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等守军将领开始认真考虑和平起义问题。榆林和平解放的条件日臻成熟。

1949年2月，左协中表示愿意和谈，内部一部分军官酝酿起义。二十二军主任秘书孔芳亭作为左协中个人代表，秘密到镇川与中共榆林工委谈判，以试探共产党方面对榆军的态度。2月15日，习仲勋和西北局电示榆林工委，指出正式谈判需二十二军派出高级军官为正式代表才能按常例进行，并向孔芳亭提出左协中首先要履行的三个条件：（一）“真诚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听共产党指挥”；（二）“逮捕徐之佳等首要特务分子”，“为整个和平解决榆林问题扫除障碍”；（三）“释放赵通儒等一切革命政治犯”[15]。由于榆军内部意见不一，2月起义流产。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习仲勋又派胡景铎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榆林，督促左协中派代表进行谈判。左协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幻想彻底破灭，于5月初派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军部军务处长鱼勃然、军部谍报科长张旨晟、军部秘书雷无尘等4人，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延安谈判。5月5日，习仲勋和西北局致电党中央，请示与二十二军和谈事项，说明和平解决榆林问题的理由：“一则我们一个相当时期内尚无可能抽出足够兵力解决榆林问题，如榆林问题获得解决则宁马势必撤出三边，而伊盟亦可早日解放。二则得以和平完善地接管榆城，减少破坏。三则对榆左这样与我有10多年关系的军队，如果解决的适当，政治影响会更好些。”[16] 6日，习仲勋接见榆林4名谈判代表，阐明党的统战政策，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中共方面谈判代表团由张经武（西北军区参谋长）、曹力如（西北局秘书长）、李启明、朱侠夫、罗明5人组成，遵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条款精神，从5月10日起，与榆林和谈代表团开始第一轮谈判。

5月20 日，西安解放。习仲勋认为榆林和平解放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22日派出以曹力如为全权代表，朱侠夫、罗明为代表的西北军区谈判代表团进入榆林城内，直接与左协中等举行第二轮谈判。为配合谈判斗争，习仲勋又调动警备二旅进至榆林城郊，与围困榆林城的榆林军分区部队、伊克昭盟军分区骑兵团会师，榆林城外解放军兵力达到8000余人。在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左协中等与曹力如于5月29日在《榆林谈判协议》上签字。6月1日，榆林守军正式起义，榆林和平解放。根据和平协议的精神，原国民党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委。

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17]，在西北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独特的榆林方式。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在这种和平解决方式中，每一协议，都有斗争，麻烦很多。因此保卫工作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工作也就更多。这种情况，也就要求我们加强保卫工作，而非减弱。”[18]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19]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守军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四、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

新中国成立后头3年，习仲勋主政西北。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为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习仲勋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0年1月10日，习仲勋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我们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一样，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习仲勋说：“今天统一战线的基础，非常广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各民族人民和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到各地各级政府中来，分担负责工作，这就是统一战线政权或联合政府。”他要求共产党员“和各方面的党外人士密切地互相团结起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为贯彻共同纲领和建设大西北的事业奋斗。”[20]1950年7月7日，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克服过去在情况比较单纯的“小天地”中养成的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适应变化了的工作环境，把现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21]。

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西北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要求大家克服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的5种错误看法：一是“把他们当花瓶和摆设”；二是“怕民主党派在群众中有了威信而夺取领导”；三是“把民主党派当作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四是“因为某个党派中出了坏分子和个别反动分子，就说它是反动党派”；五是认为“他们既是一个党派，就不需要我们管，而要他们自己去管”。习仲勋告诫大家：“中国这样大，我们过去依靠统一战线把蒋介石打倒了，今后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没有统一战线也是不行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光靠共产党匹马单枪就很危险。”[22]

对如何加强和党外人士合作，习仲勋提出了许多极具操作性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讲成绩，也讲缺点；讲好的，也讲坏的；正确估量，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将来可以办而暂时办不到的就讲清道理，老老实实，才能提高党的威信。”其次，“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我们要撇开这两种偏向，采取正确态度。”第三，“为了使党外人士在大小会议中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保证与会者的热烈情绪，必须约束党员干部在会议中做到：不乱讲，讲必有效；当讲者必讲，不当讲者不讲；讲必有准备并力求讲好。”[23]第四，“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24]习仲勋强调，“我们的原则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应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力求做好。”[25]

为进一步加强和党外人士的合作，习仲勋对广大统战干部提出3点要求。第一，要“重视政策，研究政策，不要怕麻烦”。他说：“我们今天就是干的麻烦事，不麻烦就不行。麻烦就是革命工作，我们就要以麻烦取得胜利，怕麻烦就不会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具体地说，麻烦就是我们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表现。”第二，“原则要坚定，策略要灵活”，“对一些党外人士的团结要耐心一点，对这一些人的错误应当批评斗争，好的地方应当表扬。今天我们的同志还都不善于和这些人团结，原因就是我们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觉得和这些人合作不合作都可以，因此今天的倾向是‘左’，不是右”[26]。第三，“必须帮助各民主党派进行工作”，“帮助他们发展”，“还要帮助他们训练干部，给他们办党校”。他说：“如不帮助他们发展，那些人会流落在各民主党派以外，我们更不好管理”；“我们要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实现呢？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去管理，去领导他们，这对我们更有利。”[27]

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方法和要求，对纠正当时西北地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认识，提升统一战线工作水平，加强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西北局先后聘请了许多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翙、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知名民主人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省长或副省长。各地区和各市县，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主政西北期间，习仲勋结交了许多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马腾霭、邢肇棠，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还有张治中、傅作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28]习仲勋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频繁，讲形势，谈工作，肝胆相照，以诚相见，建立了长期的友谊，成了真挚的朋友，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习仲勋在统战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胸怀和风度，使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处理大政方针的果断，为人处事作风的谦虚、谨慎、细致、全面，赞不绝口，内心倾服”[29]。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邓宝珊一次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30]

五、从西北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民族统战工作

从西北地区实际出发，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西北的绝对重要性，认真做好以民族问题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特色。习仲勋以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民族统战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重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各项工作中注意照顾各民族特点和民族团结，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700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在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局面后指出：民族问题“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31]；西北地区“如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名词即不足存在”，“如说西北有特点，则此特点为民族问题”，“西北环境的安定和今后的建设，都是搞民族工作，这是一项极繁重的政治任务”[32]；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好民族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和敌人竞争”[33]。

正是基于对民族统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许多工作都是依据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基础进行的”[34]。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搞好民族团结，习仲勋提出了做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思路：一是“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照顾当地人数较少的民族”；二是“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三是“正确地对待宗教问题，确实尊重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四是“一切工作切实照顾民族特点”[35]。习仲勋强调：“要加紧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少数民族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在各少数民族中真正培养起一批共产主义干部，那民族问题就稳定了。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时候民族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习仲勋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着重培养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二是把各民族地区社会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训练。”[36]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民族工作“谨慎稳进”的总方针，习仲勋提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37]。习仲勋认为：“宗教问题只能在社会、教育、经济、政治条件完全改变后才能慢慢转变，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命令的办法来强行让人家不信。当少数民族的觉悟尚未提高时，不能过急，要善于等待他们觉悟，但是积极的等待，革命的等待，绝不是机会主义的等待，绝不能脱离群众，急躁也是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也不能犯狭隘民族主义的毛病。”[38]习仲勋指出民族宗教工作不能犯急性病，“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39]。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据此，习仲勋和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坚持团结争取上层的方针”[40]，主动团结上层人物，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勋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强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上层分子，先通过他们，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对进行群众工作十分有利”[41]。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

通过团结争取上层，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妥善解决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叛乱问题。对这些叛乱事件，习仲勋坚持民族团结和平解决方针，在军事上适当地防止事态发展，主要在政治上积极进行争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中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协助。在处理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问题时，习仲勋注意发挥回族上层人士马震武、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的作用，使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为平息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叛乱，习仲勋先后17 次派人争取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终于争取其真心投诚。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42]

争取广大少数民族基本群众，是习仲勋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1950年底，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习仲勋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的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43]习仲勋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甘、宁、青、新4省陆续建立贸易专业机构211个，组织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食粮。”[44]西宁的藏族群众解放前用100斤羊毛换1块砖茶，解放后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45块砖茶，他们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各族人民歌颂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六、结束语

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不断开创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促进新中国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领导西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为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简介：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

Xi ZhongXu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ecretary in XiBeiJu  for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Liang Yuelan Yuan Wuzhen

Abstract: Xi ZhongXun dur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of XiBeiJucombining the reality of the northwest region, seriously implement ing the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of hard and effective work in the united front.He organised an insurgency HengShan,adhering to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policy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leadingYulin peaceful liberation,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the victory of thepeople's war of liberation. He and Patriotic Democrats swornbrothers, actively carry out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ork to establish and consolidate the people'sdemocratic regime, set up new social order,carry on a large scale of economicdevelopment lying a good foundation. Xi ZhongXun lea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of northwest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reflecting his  perfection leadership , meanwhile,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period has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Key words: Xi ZhongXun; The central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XiBeiJu; The united front; Ethnic and religious

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习仲勋：《<横山起义>序》。李凤权：《横山起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3]习仲勋：《<横山起义>序》。李凤权：《横山起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5]《国民党驻横山部队起义》。《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陕西境内）》，陕西省军区政治部1984年编印，第10页。

[6]习仲勋：《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7]《边区群众报》，1948年1月8日。

[8]习仲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敌人、巩固自己》。《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第6页。

[9]习仲勋：《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5页。

[10]习仲勋：《关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11]习仲勋：《争取任何一个可以同情我们或者中立的人》。《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12]习仲勋：《边区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愈加团结》。《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3]习仲勋：《应吸收好的知识分子入党，主动争取地方人士》。《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14]《西北局讨论榆林（横）特委工作记录》，1947年1月4日至6日。陕西省档案馆，29号全宗，第10卷。

[15]《西北局致刘（长亮）吴（岱峰）朱（侠夫）并报中央电》,1949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第435卷第1号。

[16]《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与国民党二十二军进行和平谈判事向中央的请示电报》，1949年5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解放》上卷，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17]《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与国民党二十二军进行和平谈判事向中央的请示电报》，1949年5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解放》上卷，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18]习仲勋：《加强保卫工作》。《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

[20]习仲勋：《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8页。

[21]习仲勋：《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22]习仲勋：《在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0页。

[23]习仲勋：《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24]习仲勋：《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25]习仲勋：《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26]习仲勋：《把政策和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2页。

[27]习仲勋：《在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0页。

[28]《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29]《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30]《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

[31]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32]习仲勋：《西北工作的特点是做好民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

[33]习仲勋：《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4]习仲勋：《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5]习仲勋：《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2页。

[36]习仲勋：《在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37]习仲勋：《关于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

[38]习仲勋：《西北工作的特点是做好民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39]习仲勋：《对西藏工作的几点意见》。《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40]习仲勋：《在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41]习仲勋：《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战线》。《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42]齐心：《忆仲勋》。《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8日。

[43]习仲勋：《稳住各民族，吸引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44]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年1月至10月工作报告》。《西北政报》第2卷，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