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价值判断是研究的一种理想状态，要使之完全体现在研究中并不容易。很多学者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研究对象，导致研究不仅偏离了历史事实，而且误导公众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文化优越感在欧洲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精英人士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即使欧洲人对本地区或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在逐渐弱化，但偏好肯定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心态。

以“穿越世界变局的历史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对这个开放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历史研究并不只局限在故纸堆里，正如上海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所说：“关于世界史研究与当代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话题。当今世界的变化之大，使我们不得不回到世界历史去寻找这些变化的根源。当代世界的大问题，都是世界历史某一部分的延续。”

不公平的体系

世界秩序是会上热议的话题之一。英美国家兴起之后，世界秩序并不公平，各国在国内可以形成一种所谓自由权利蓬勃发展的共同观念，在对待其他弱小民族的时候，却不能展示这种观念的好处和优越性。这种不公平的体系又引出一系列古老和久远的问题。例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城邦的崩溃正是由于，它在国际体系中不追求城邦内部实现的这种自由，而是欺凌弱小，奉行强权政治，正因如此，国内公民对于尊重自己权益和他人权益的观点就会遭到侵蚀和破坏。对于英美这样的国家来说，当它们在国际秩序中不能公平对待他者，那么其国内的自由和权利理念会不会受到冲击呢？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认为，一战结束时是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最高的时期，也是其国际地位最高的时期。除了这两个“最高”外，它还有两个“最”，那就是对外矛盾和国内矛盾进入最激化时期。最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国际地位与最激烈的内外矛盾同时出现，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这仅仅是日本曾经的特例，还是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的现象？事实上，在当时的世界上，日本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乃至西班牙法西斯的上台，都是有一定底层基础，其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一战后日本国家转向及其走向战败的这一历史教训，是我们审视当今右转中的日本社会的一个历史坐标。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在目前世界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疑虑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找到演进根源和规律，进而指导未来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黄仁伟认为，新航路的发现，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改变各大陆之间的隔离状态，只是改变了欧洲人对地球的认识，从而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征服一系列古老文明。这是世界史的全球化萌芽阶段，或称为“全球史”的开端。无论是从经济角度区分（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发端）还是从政治角度区分（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向世界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为发端），抑或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冷战导致的制度冲突和对抗为标志的两个阵营式的全球化，都无法从全要素角度描摹出整体的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由此获得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全球化是由正反两个方面构成的。负面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负面要素呈上升趋势，虽然尚未主导全球化进程，但是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和危机。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新现象，它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首先发生和发展。这一轮全球化的财富流向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以后，其利润不完全回到发达国家，甚至大部分回不来了。由于这种财富转移，西方国家社会稳定的两大支柱出现了动摇，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基础都削弱了。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造成社会福利体系的难以维持和中产阶级的状态恶化。这是二战后相当长时期资本主义所没有的现象特点。

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广大中产阶级出现不满情绪。在全球化、网络化条件，它甚至可以改变主流舆论。发达国家的当权者为了选票而接过这些诉求，上台后不得不加大砝码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结果是不断加深财政危机。黄仁伟回忆，基辛格曾经对他说：“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就是财政危机。”

此外，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使三大文明圈之间的文化冲突变成了三个圈内的文化冲突。大量难民进入欧洲，在欧盟内部发生了直接的文化冲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新的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又是英国退出欧盟的重要原因。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把失业问题、外来移民、医疗保障、贸易赤字等社会经济压力，一并归结为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目标。从特朗普上台以及欧洲的一系列“黑天鹅现象”中，都可以找到逆全球化和国内社会不满的内在逻辑。现在的全球化问题，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找到原型。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本来是局部的问题，现在突然放大成全球性的问题，成为世界潮流发生逆转的重要因素。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当代世界深刻变化，如果将其时空范围延长到世界历史领域，就可能追溯其根源了。

历史学者要把本位主义减少到最小

“鉴往知今”是中国治史的一个传统，但如何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对历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王晓德谈到启蒙时期的大学者雷纳尔。雷纳尔出版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美洲的著述，在当时影响极大。雷纳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谴责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犯下的罪行，但他是以完全否定美洲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把美洲描述为一个退化的大陆，以强调欧洲殖民主义在海外的“邪恶”，美洲的动物和人都成为欧洲人追求自由的牺牲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雷纳尔差不多是在想象中构建了美洲形象。另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德波，也是启蒙时期研究美洲的大专家之一，写了一本同样很有影响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思考》，也完全是在想象中描述美洲。这两个学者在启蒙时期影响非常大，但最终在历史长河中被冲刷得难觅踪影，原因之一就是其研究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判断。

“穿越世界变局”必然涉及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研究。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者应该摈弃主观的价值判断和个人的好恶，客观地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的理想状态要完全体现在研究中并不容易。很多学者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研究对象，导致研究不仅偏离了历史事实，而且误导公众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文化优越感在欧洲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精英人士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即使欧洲人对本地区或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在逐渐弱化，但偏好肯定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心态。这种心态会导致普通人潜意识里存在着对其他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偏见，对于看到那些我“优”他“劣”的描述，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欧洲文人对美国的负面描述对公众美国观的影响要比正面描述大得多。普通老百姓一方面在消费美国文化产品中获得身心上的愉悦，另一方面却对美国并没有多大好感，其中一个原因显然是受到这些对美国负面描述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只有在研究中把文化本位主义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让历史研究“穿越世界变局”，正确地引导公众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