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为生动记录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学习时报采访了部分亲历改革开放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听他们讲述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探索者和见证者的珍贵经历，为读者呈现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报从今天起，将连续刊出“改革开放40年·亲历者说”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石广生，1939年出生。1986年至1993年历任外经贸部驻上海办事处特派员、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93年5月至1994年11月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4年11月至1998年3月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8年3月以后任外经贸部部长、党组书记。

采 访 组：陈思 吴青

学习时报：石部长，您好。从计划经济时代至今，您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请您谈一谈，改革开放给我国对外经贸事业带来的发展和变迁。

石广生：我是1939年生人，从6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一直到今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从事外经贸工作，亲身参与到国家的建设过程当中。我的人生经历也紧紧地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迁结合在一起，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亲历了中华大地由贫瘠变得繁荣。

这个巨大的变迁，是4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目标，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沿海城市，特别是南方沿海城市因为“三来一补”等尝试性的贸易形式开始快速发展，深圳和东莞的厂房大片大片地建设起来。广东的老百姓最早开始使用冰箱、彩电、录像机，年轻人开始玩收录机、游戏机、摩托车。中国人很聪明又很勤奋，很快这些进口产品我们自己都可以制造出来了。随着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渐向内地的大城市辐射，大城市又带动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到了1995年以后，内地老百姓也能感觉到经济条件好了，生活富裕起来了。

我们在初期经历了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个阶段很苦，有些人脑子转不过弯来，有些人又过于激进，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失误，“摸着石头过河”嘛。但是，当我们的基数达到一定规模，发展的脚步还能保持较高的速度的时候，中国所迸发出来的爆发力简直是势不可挡。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吸收外资还有很多争论。经过实践证明，相关制度建设也渐渐完善，我们开始接受并欢迎外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规模的壮大，外汇储备的盈余，我们已开始对外投资。现在的中国既是一个吸收外资的大国，又是对外投资发展最快的国家，既是资本输入国，又是资本输出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资本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的贸易额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解放初，我们的贸易主要靠猪鬃、茶叶、桐油等出口，现汇贸易仅十几亿美元；到了改革开放前，我们贸易额也仅仅只有206亿美元；现在，我们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4万亿美元。这个沧海桑田的变化，我们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

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力的表现。我经历过国家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只够花三个月的时期；现在我们的外汇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现在回头来看这4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但它一点儿也不虚幻，非常真实，它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拼搏奋斗出来的成果。

学习时报：您1998年任外经贸部部长，那一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是如何应对的？

石广生：1998年的形势很严峻，全国水灾、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GDP增长放缓到7.8%，出口增长仅0.5%，即使是这0.5%也是很来之不易的。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我当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寝食难安，我一直在思索，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保证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外经贸工作当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我在外经贸部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开会的时候对大家讲，各级外经贸部门要从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完成今年外贸出口的增长目标。外经贸战线的全体干部职工要以灾区军民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拼搏精神为榜样，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力保国民经济实现8%的增长。

我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部署了几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千方百计提高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和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我们一要靠提高商品的质量、档次，二要靠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些都来自我们自身的竞争能力。我们要求所有外经贸企业都要苦练内功，挖掘内部潜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二是要充分用好、用足现有的支持扩大出口的政策。国家在现有财力的情况下，为支持外贸出口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外经贸部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各级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地方性的鼓励办法和措施。各级外经贸部门要认真研究，指导外经贸企业和出口企业把这些政策用好、用实、用足，把这些政策尽快转变为企业的竞争力。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要为各类出口企业做好服务。三是坚决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深入开展打击走私、骗取退税和逃套汇的违法行为，保证、支持和方便合法出口，保证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转，维护良好的外贸经营秩序，推动外贸进出口健康有序的进行。相继建立了“关贸协作”“银贸协作”等。四是建立出口信贷制度和信用保险制度，发挥进出口银行和进出口保险公司作用。五是全面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教兴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六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调研，加大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力度，在双边经贸谈判中强调进出结合、收放结合，把我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开放商品市场结合起来。

这些部署后来都落实得很到位，再加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最终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安然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学习时报：世纪交替之际，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谈判到签字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请讲一讲您的亲身经历。

石广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开始了解关贸总协定，逐渐认识到它对发展我国经济大有助益，可以打开和推动打开我国大门，从而为我国开放创造条件。这时我们开始探讨申请“复关”以及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1986年，中国提出“复关”，当时的中国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着眼点主要是扩大出口、赚取外汇。1992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正在快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复关”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能为我国经济拓展空间和环境。

开放市场也定会有其弊，权衡其利弊，中国的判断，是利大于弊。利弊简言之：第一利，大大推动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二利，是中国有了条件参与经济全球化，避免了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资源、信息、市场、资本、人力，与全球同步快速发展。第三利，是我们可以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按规则办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参与制定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的规则。当时，世界上98%以上的国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如果我们不是成员，无论跟谁打交道都要被动地执行成员义务，却享受不到成员的权利。我们加入其中，就可以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充分维护中国的利益。

说完利，再来说“弊”，或者说挑战。第一“弊”，是开放市场，也就意味着让出一块市场，这对我们肯定是一个损失。但我们也有权利进入别人的市场。所以，这个弊是可以与利相互转换的。第二“弊”，是开放的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对中国企业的巨大挑战。然而，中国企业要生存发展，做大做强，早晚都要面对这个竞争。第三“弊”，就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上遇到的巨大挑战。计划经济下，政府习惯于直接管经济，管企业，管价格，什么都管。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的主要责任转换为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正确运用好各种经济调控的手段，间接管理经济。大量的外资企业进来以后，都要公平对待，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企业，这对政府是一个重大考验。

中央全面权衡了利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然是利大于弊的，而刚才讲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加深了我们的这个认识。在20世纪末，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是迫在眉睫。

1999年，中央决定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中美入世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的底线距离美国要价仍很遥远，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虚张声势地拍桌子，站起来对中国谈判代表团说：“你们的这个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加入不了世界贸易组织！”我立刻站起身，“啪”的一声把桌子拍得更响：“你记住，你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过去受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民族尊严面前，我半步都不会退让，但我当时面临最大的压力是怕谈不成。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谈好，那就是我的责任。我要守住底线，但分寸的拿捏很困难，硬话我得说，但还不能把人说跑，最后还要谈成。我对斯珀林拍桌子，对“铁女人”巴尔舍夫斯基瞪眼，把他们的盛气压下去，同时还要掌握好度，争取谈成。

当谈成了，完成签字仪式后，我离开热闹的签字会场，回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开始一幕一幕地回忆：我们到底是赢是输？是拿到的多，还是给予的多？连续谈判了六天六夜，我的大脑有点儿转不动了，但是一条条地梳理过后，我心里坦然了。

1999年底，我们完成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谈判，这为2001年中国最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奠定了基础。2001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中美又对多边未达协议的农业问题达成共识。

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1日晚，我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历届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科学决策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特别是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每项内容都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部长，能拍板的问题已经非常有限，有些重大紧迫问题甚至要经过国务院或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

我很幸运地赶上了历史的机遇，能为国家效力，既经历了艰难，也见证了成果。但是，我个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我作为部长，拿国家的工资，吃人民的粮食，我就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假如换个李部长或者是王部长，照样可以做好这件事，也许干得比我还好。为国家干事，干好了是我的本分，干不好是我的责任。

学习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起来了，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也在不断加大力度。您对援外这件事是怎么看的？社会上对援外总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声音，我们该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的看法呢。

石广生：对这个问题我主要说三点。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我们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随着时间的变化，援助的规模、方向和方式也都在发生变化。中国首先是受援国，在五六十年代，我们接受的援助很多，比如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项”等，对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捷克、东德对我们也有援助，帮助我们建设国营农场、发展机械工业等。同时，我们也是援助国。我们曾经帮助朝鲜、越南、古巴、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国家。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非洲国家民族独立浪潮的掀起，我们与非洲各国的交往增多，特别是周总理1964年访问非洲时，在马里发表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后，中国开展了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主要是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同时，我们对周边国家的援助也开始陆续增多。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主要成为援助国了，但还始终保持着受援国的身份，至今还有国际组织对中国的专项援助等。

第二，国际间的援助从来都是双向的。比如说，当初我们接受苏联的援助，同时我们也大量供应了苏联市场猪肉、蔬菜、水果等，这对苏联来说也是重要资源。我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但是这些国家在我们回归联合国的过程中，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都对我们给予了重要的支持。

第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援助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常态，大国小国都有，虽然形式数量不一样，但始终是广泛存在的。美国、欧盟、俄罗斯都有很多对外援助。即使是小国，也进行对外援助。比如，古巴对外给予了大量的医疗援助；朝鲜援助非洲，帮助种植水稻；越南也有很多对外援助，等等。大家都这样做，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自然也应该这样做。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相应的理念和风范，应该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这么多年，我亲眼看到援外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当然，对外援助也应与本国国力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式表现得更多元、更务实了，从方式上来说，不同的时期内容也有不同的变化。现在，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的方式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优惠贷款、正常贷款和投资越来越多。在政治上，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在经济上，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平等互利。

做好国际经济援助，有助于中国很好地在世界上树立和平、发展、包容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责任和担当。总的来说，援外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学习时报：2016年，国际上一些国家以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由，不执行中国加入WTO签署的第15条协议，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是如何应对的？

石广生：作为当事人，我主要重申三点：第一，第15条只是在判断是否倾销和确定倾销幅度计算某种商品价格时，可以用第三国相应的产品价格进行计算的一种方法，与所谓市场经济地位根本没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根本没有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是美欧等西方国家自造出了连他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是以政治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一些国家故意混淆是非，否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想否认你的产品是市场价格，这样就可以长期使用“替代国”价格，为不执行协议第15条寻找借口。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第15条，是中国接受的有关反倾销过渡性条款，明确规定了“日落条款”，即到15年后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即无条件结束，否则就是违约。中国严格、全面遵守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各项义务，各成员也必须兑现自己对中国的承诺，以维护国际条约的严肃性。第三，协议第15条到期后，中国企业将不再接受任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使用“替代国”做法。如果个别国家一意孤行，寻找借口，拒不履行第15条义务，中方不仅有权付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有权对他们不承担我们的相应义务。

简单地说：15条是什么？——判断倾销的一种约定方法。15条和市场经济地位是什么关系？——没关系。怎么办？——仲裁、反制。

学习时报：您对目前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怎么看？贸易摩擦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石广生：本来国际贸易中，有贸易就有摩擦，贸易越大，摩擦越多。过去我们为什么没有摩擦？因为我们的贸易量根本摩擦不起来，现在不一样了。

对解决贸易纠纷，世界贸易组织是有规则的，即平等协商，通过谈判解决纠纷，谈不成，就交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去裁定，大家都应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办事。但是现在美国的做法，不仅不按规矩办事，还以国内法代替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他国特别是中国大打出手，从根本上背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也违反了贸易摩擦的常规。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要平等、尊严和诚信。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应对：应对好，受损则少；应对不好，受损则较大。现在关键是把国内事情办好，任何的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不对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刚站起来，一些国家曾围堵过中国，企图把刚成立的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没能得逞；现在中国富起来了，他们又要围堵中国，让我们不能富更不能强，仍然不可能得逞。我们有信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会更富、更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习时报：您的一生为我们国家的外贸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见证了改革40年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展望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石广生：我已经年近80岁了，闲暇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经历，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目睹了过去的中国有多穷，也看到了今天的中国有多富、有多强。

有时候，你的人生经历会帮助你判断很多事情，让你能展望未来。

在非洲，我曾经目睹了世界上最穷的地方。在撒哈拉，广袤的大漠，死寂的沙海，人们用泥土和柴草筑起一个几平方米的草棚，上面盖上野草，这就是他们的家。里面就一个席子，没有桌椅板凳，没有被褥，门外面摆着陶罐、陶锅，用来熬木薯、玉米糊，用手抓着吃。这，是世界的一极。

我到过欧洲、美国，在富豪家里做过客，这些富豪的家是这样的：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室内网球场还有休息室，可以喝咖啡、换衣服。豪宅中分东方客厅、西方客厅、音乐厅、放映室、图书馆，依山傍水，还有豪华游艇……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家买了某个南美小国三分之一的国土。我问：“你买这个干嘛？”他说：“保护热带雨林。”这，就是世界的另一极。

他们都是人类，但是他们过的日子犹如云泥之别。有时我会思绪万千，人类摆脱贫困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切！

庆幸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世界穷人变成了富人。但是中国人不会满足和骄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过去了，中国经历了万国来朝和穷困潦倒，我们早已锤炼得宠辱不惊。中国现在的发展，之所以称之为“复兴”，是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中国不会再夜郎自大，更不会再落后挨打。因为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年的历史，它不仅记录过去，也在揭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