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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形成

2019-06-17     来源: 党的文献     作者: 夏杏珍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及由此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考察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过程。
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代表中央宣布“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始终伴随着共和国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变化步伐。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了解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一、1949年至1955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早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已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这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确立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放手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处在一个深刻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制度变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变了。党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对知识分子方针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归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大约有200多万。他们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和劳苦大众并不相同,生活境遇没有工人、农民那样悲惨和痛苦,革命要求没有工人、农民那样强烈。
从政治态度看,他们在旧社会亲身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从总体上说,他们具有爱国心,同情和拥护革命。其中许多知名人士在党的影响下,还不同程度地参加过抗日、反蒋的爱国斗争;在革命向全国胜利发展的时刻,又热烈地迎接祖国的解放。这同俄国十月革命时大多数中高级知识分子反对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他们大多出身于有产阶级,其中不乏官僚、地主、资本家等社会上层家庭;所受的教育,一是旧中国的封建主义教育,一是西方的,主要是美、日、英等国的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头脑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阶级思想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环境还不适应。
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否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进步,影响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党决定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他们塑造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由此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科学认识与正确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为贯彻实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方法:
(一)举办各种训练班,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建国前后,各地军管会、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纷纷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学习班。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接受了革命的政治教育,参加了新政权的各项工作。这为部队和地方、为新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
1950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各种培训学习。华北大学解放后半年内在北平先后招收新学员15000多人,分批进行政治教育;北平市1949年夏天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中小学教职员5800多人学习;清华大学运用上大课的形式举办专题讲座,对在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这些方式,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他们的思想和工作适应新社会的要求。
(二)组织参加全社会的、群众性的学习活动,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为了巩固政权、发展革命胜利的成果,党中央作出在全民中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部署,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深远影响的学习活动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建国前夕,从1949年8月起,通过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开展广泛的学习、座谈和讨论。新华社自8月12日至9月16日接连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6篇评论,称为六评白皮书。
这6篇评论除《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余5篇都是毛泽东写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过学习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如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负责人8月24日发表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学习活动,是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掀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发行。接着,1952年3月、1953年2月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和第3卷。全国上下掀起了阅读毛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通过读《毛泽东选集》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蔚然成风,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人民日报从1949年10月9日开始连载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中国青年》从1950年1月第30期开始连载《中国社会发展史讲话》。政治理论学习在全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习惯,并逐步走上制度化。
(三)组织、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下,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地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经受实践的锻炼,受到了生动具体的教育。
土地改革,使人们认识到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罪恶史;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人们蔑视、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三反”“五反”运动,使人们看清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面目,等等。
这一系列的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直接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也使他们在政治学习中学到的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等理论,得到了实际的印证,从而逐步学会了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9月开始,在改革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以改造思想为主的学习运动,称为“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首先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北大教师中发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和支持。这次学习的方式就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参加此次学习的京津两市的高等院校共有20所,教师3000多名,学习时间4至6个月。
9月29日,周恩来应邀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问题,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等问题。周恩来的讲话推动了京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进一步说明了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11月以后,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教职员工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都参加了这次学习运动。
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工商界和宗教界,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3月中旬起,各地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陆续转入思想批判阶段。5月以后,各校逐步转入清理阶级阶段,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清查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秋,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开始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五)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的理论指导地位。1951年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
从1951年到1955年5月,党中央先后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学术批判运动,提出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
但是,在具体进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或部门过分强调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把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用政治压制学术。不少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被冠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并被提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而受到政治批判。这样做,不但不利于区分真理与谬误,而且不利于进行真正深入的学术思想批判,给清理和批判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造成障碍。学术思想因此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甚至有时被扭曲或禁锢。同时,造成知识分子的紧张心理,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二、1956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理论的发展
1956年是积极探索的一年。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破除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克服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阐述了一系列的理论认识,调整、完善了有关政策。
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全面考察知识分子现状的基础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报告要求:要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须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同时,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国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次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了明确判断,也对“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政策作出了明确指示,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里程碑。
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都反复阐述“双百”方针,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科学而深刻的阐述,表明他对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的坚定信心。“双百”方针是改善党与知识分子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体现,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大大调动了他们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毛泽东这时把知识分子问题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意识形态、世界观作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依据,这就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偏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另一方面又指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毛泽东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段话后来成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所有做法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补充、发挥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的正确的方面;但同时又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概括和观察一切学术问题,强调上层建筑领域内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后一个方面的过分强调,成为后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左”的做法的理论根源。  
三、1949年至1957年春贯彻实施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经验
总的说来,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及其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性最高涨的时期之一,知识分子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发展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正确界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充分信任和重视知识分子,是制定和实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吸收了历史的成功经验,又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新形势的需要,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明确界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属于劳动人民,“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时制定并贯彻实施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基本上达到了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能积极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
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标志,进一步形成了一套以“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前提的、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及理论体系。“双百”方针的制定和贯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践证明,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知识分子从事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三条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为成功的经验。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建国初期采取的途径和方法也是正确、有效的。思想改造,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生活中一个独特而显著的特点。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学习理论、参加社会实践、联系个人经历清理思想和历史、进行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等途径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得到积极贯彻。
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状态的评价,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之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度出现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过“左”行为,严重影响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
(三)正确制定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处理好文化转型的问题。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质变。中国文化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建国后七年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文化转型作出了具有高度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贡献。同时,他们的实践也为全面地、深刻地实现这个文化转型留下了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实践证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对旧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深入讨论、研究,审慎、认真清理。过早地,或轻易地、简单化地作出政治性结论,反而会妨碍对学术思想的深入讨论和批判,妨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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