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注1）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1828—1900）认为，马克思身后不需要什么纪念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即是他亲自竖立起的非凡的纪念碑。再竖立任何其他的纪念碑，“对于这伟大的死者就是一种侮辱。在千百万因他的号召而已经‘团结起来了’的工人们的心底里和脑海中，他不仅有一个比青铜更耐久的纪念碑，而且有一片生气勃勃的土壤，在这土壤上，他所教导和希望的一切，都将生长成——而且有一部分已经生长成了——实际行动”。（注2）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到来时,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争取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中，都在以更加坚定的实际行动，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时代的产物，从其产生时起,就从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首先是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如是。恩格斯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注3）黑格尔（1770—1831）约早于马克思（1818—1883）半个世纪诞生，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却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密切的关系”，既表现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形成的过程中怎样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也表现为怎样同它脱离。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这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来源。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恩格斯(1820—1895)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注4），“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5）。但是，黑格尔把人类的历史理解成神意、神的理性的实现，结果人类生动、丰富的历史变成了精神活动史，人类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历史成了神秘的历史。

1835年秋，马克思17岁时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但是他的兴趣却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等人，参加黑格尔左派小组的活动。1841年3月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完稿。这篇“博士论文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哲学预言，是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准备”。（注6）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曲和贬低，纠正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偏见，论述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学说已有深刻的理解，但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而且在论文的某些方面已表现出对黑格尔批判的内容。1843年底到1844年初，马克思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发表。马克思在文中研究了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并首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使命。他认为必须把宗教批判转化为政治批判，集中批判德国的社会制度；而要彻底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就必须批判德国的，尤其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这表明，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顶峰，他力图从人类历史之外去寻找社会的动力，他纯思辨地遵循着他的哲学的一般精神，构想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动力。马克思科学的历史观，是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思辨精神中逐渐形成的。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他说：“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注7）1845年9月至184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视阈下，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并较详尽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以及“国家的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等。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又就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范畴——“生产关系”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概述，虽然这是反对蒲鲁东的论战性的概述。由于“生产关系”在《德意志形态》中只是初步的提出，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表明，尽管人类历史自远古以来就如此错综复杂，但却始终改变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一事实。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它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注8）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十分丰富，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者的成果汗牛充栋，欧美国家一些不同观点学者的著作，也有不少被介绍到国内来。（注9）在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内容日渐扩大，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注10）这些内容一是关于社会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物质性是社会的本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创造者。人是劳动的主体，也是社会联系的主体，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主体，人创造着社会历史。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实现机制。历史规律不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或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历史规律参与并制约着人的活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使人的活动具有历史性。四是关于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历史规律性有密切的关系，这三种生产构成了社会生产和社会本身的整体活动，只有把握了三种生产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才能全面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五是关于历史发展的进程。马克思在其本人亲自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注11）而不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对人们科学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三大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以及马克思晚年有关“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等的讨论，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历史进程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入。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而是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扩展，以永葆青春和活力。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时，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英国）或接近完成（法国、德国和美国等）。约170年后的今天，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为纽带的新时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使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现在又在酝酿走出工业社会，逐步走向被称之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

1872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在该书《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历史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注12）马克思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物换星移，一个半多世纪过去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探究历史奥秘的钥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要根据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代价值时，我们不仅要看到“世情”的深刻变化，而且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文革”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历史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之一。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直至今天，历史规律性在西方始终受到诸多的曲解、非难和挑战。这是因为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历史地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任何历史规律都不是自发实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无法预见到今天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方式，使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相互竞争与合作。我们深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现时代，社会主义想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衰败后取而代之的，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却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将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空间中长期共存”。“在今天的时代，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创造全球经济繁荣方面都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谁也取代不了谁。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而且。“社会主义只有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中充分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才能赢得历史对自己的选择”。（注13）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宣示的，“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注14）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在其离世前的最后一部力作中发问：“马克思在21世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迄今为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尝试，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已经大大推进，不断加速运行。”对于这个问题，霍布斯鲍姆引用了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1904—1989）的话作答：“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种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范畴形式可用。”霍布斯鲍姆强调：“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我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现在又是应该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注15）21世纪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霍布斯鲍姆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忠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定会对其深邃的科学内容、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和现代价值，有越来越加深化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