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所在的位置 : 资讯平台 > 教学改革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周末理论大讲堂”第十五讲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2019-09-23     来源: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作者: 中心办公室

9月20日下午,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承办,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的“周末理论大讲堂”第十五讲——“形势与政策”课示范教学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0层会议室举办。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江静助理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慎萧副教授。
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易教授主持。她指出,为充分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进一步引导广大思政课教师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于2018年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形势与政策”课定位为“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重要渠道”。同时,作为一项重大创新举措,教育部党组每学期专题审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最近,教育部党组已审议通过《教学要点》(2019年下辑),很快即将印发。为做好秋季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社科司通过“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组织了多场“形势与政策”课集体备课活动。为了使集体备课活动更贴近广大一线教师的需求和实际,提供更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素材,“周末理论大讲堂”第15讲邀请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三位青年专家学者,他们都参与了《教学要点》(2019年下辑)前期研制以及配套参考教案编写工作并围绕其中的3个教学重点,分别作示范教学。
陈培永研究员的授课题目是“从新中国70年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真正改变了世界的进程,特别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新中国7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聚焦人类社会的分析方法;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精准把脉;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矢志追求;对实现社会理想的道路探索;对政治主体力量的积极打造。它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到了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李江静助理教授的授课题目是“‘一带一路’深入人心的三重维度”。她从时代原因、价值原因和现实原因三个角度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她表示,“一带一路” 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践行了和平合作包容共赢的价值理念,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发展合作的呼声。这样的“一带一路”值得“打call”,这样的中国值得点赞!讲授之余,她给同学们推荐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和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的《认识中国:从丝绸之路到<共产党宣言>》两本书,并留下了两个小问题供师生参考:“短短几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为何应者云集”,“作为大学生,谈谈你眼中的‘一带一路’”。
马慎萧副教授的授课题目是“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是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势。首先,她回顾了十九大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五个重要判断,并指出这五个判断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其次,她详细介绍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科学涵义和十九大之后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法和措施。最后,她从宏观分析了稳中向好、长期向好是中国经济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大趋势。她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受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所谓的“经济悲观论”和“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的资源潜力、内生动力、发展活力、调控能力,才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讲座结束后,老师和学生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老师们一致认为,“周末理论大讲堂”对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着重要的价值,为“形势与政策”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素材。学生们也纷纷表示,通过在“周末理论大讲堂”的学习,令他们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体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关怀力,增强了自身学习热情和信心。
“周末理论大讲堂”第十五讲的成功举办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大力支持。北京地区高校入选2018年以来教育部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青年教师“择优资助计划”教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青年教师代表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博士、硕士研究生代表近100人到场聆听。全国各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收看网络直播进行学习。

最新资讯

    32591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无需“认识论”证成 夏莹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对象|认识|哲学|研究 伴随着近年来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认识论问题不是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式微了,而是日益受到多角度的关注。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学界对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节所展开的诸多文本阐释,甚至延伸到对辩证法问题的一般思考。借助于这些阐发路径,马克思的认识论被视为马克思哲学得以具有其“严格性论证”的必要保障,由此,诸如其研究对象的“形式规定”的“可靠性”分析也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起点,甚至认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这样一种叠床架屋式的理论研究路径理应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伴随着近年来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认识论问题不是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式微了,而是日益受到多角度的关注。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学界对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节所展开的诸多文本阐释,甚至延伸到对辩证法问题的一般思考。借助于这些阐发路径,马克思的认识论被视为马克思哲学得以具有其“严格性论证”的必要保障,由此,诸如其研究对象的“形式规定”的“可靠性”分析也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起点,甚至认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这样一种叠床架屋式的理论研究路径理应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即便不得不以概念、命题与逻辑体系展开其思想内核,但其思想的最终旨归也从来不会停留在为了澄清所谓“认识的认识”,因此更不会满足于,甚至不会承认以某种“逻辑在先”的方式确认某种“感性生活”以及在认识得以产生之前以理论证成的方式去确认一个需要被把握的认识对象。以诸如此类的表述方式展开的马克思认识论,自身已经完全陷入一种最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藩篱之中,因为在其中无论是“感性活动”抑或需要被预先证成的“认识对象”都凭借在这一“认识的认识”中获得的逻辑在先性,成为规范(同时也就是限定)作为人的实践的认识活动得以展开的既成的观念体系,由此构成了一个观念优先于认识实践的典型的唯心主义理论模式。</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别让马克思哲学退回到“解释世界”</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吴猛教授关于马克思认识论的三重内涵的界定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对于马克思认识论之提法所隐含的理论倾向及其风险的全部理解。他证成马克思的认识论必然存在的三层逻辑,其实包含着两层内涵:其一,马克思认识论的合法性在于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本身是一个需要被认识预先建构的对象;其二,马克思的认识活动需要借助于某种中介性的概念及其独特的讨论方式才能保证自己的理论展开的严格性。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首先要做的不是如马克思曾经做的那样,在特定时代中去直面其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是研究马克思如何构筑其认识对象以及如何展开对其研究对象的研究。更进一步说,将马克思认识论界定为对认识的认识,可能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让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失焦,同时还隐含着如下两个预设。</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第一,马克思哲学需要在认识活动展开之前用理论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既成的概念、命题与逻辑)去先在地架构一个认识对象。换言之,当对象不能仅凭自身成为对象的时候,其被带入对象之中的“历史性前提”就失去了其历史性特有的具体性、生成性维度,而成为一个被理论“逻辑在先”地予以把握的对象。例如,按照这一认识论原则,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劳动”范畴的时候,不是从劳动范畴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例如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国家、人口、资本与劳动范畴所形成的特定关系之中来加以理解,而是需要将“劳动”这个范畴在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在理论上被把握为一个认识对象,这一劳动对象的逻辑先在性正是马克思认识论所试图说明的对于认识对象的“理论自觉”,而原本构筑了这一劳动范畴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社会现实被“自觉”为“劳动”的“历史性根据”。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一被理论自觉到的“历史性根据”在此被直接转为一种“形而上学”(特别是当我们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探寻根据之努力的时候更是如此)。由此构筑了一个全无历史性内涵的认识对象。这一认识对象的形成,注定让马克思关于诸经济范畴的理解退回到国民经济学家固有的抽象把握之中。</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第二,因执着于阐发马克思认识过程的“严格性”,从而以“特定的形式”为要义阐发马克思哲学研究对象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换言之,马克思的认识论先在地构筑自身认识对象的方式是考察这一对象的“被给出方式”的形式规定性。这一阐发路径,带有浓重的胡塞尔式的先验现象学的理论底色,虽然看似为马克思的思想带来了某种“哲学性”,但却同时让马克思的哲学失去了其哲学属性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理论品格。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虽试图以“回到事情本身”为其理论旨归,但就其以意向性为“中介”不仅让意识成为关于对象的意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对象”也总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即某种被给出方式的形式性规定)被看作一个特定的意向对象。换言之,不管是从意识出发,抑或从被意识的对象(即被马克思认识论所构造的对象)出发,如此被构筑的“对象”自始至终都被困守于意识内在性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当马克思认识论研究以所谓保障论证的“严格性”为由将马克思围绕物质生产概念所构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诸概念转变为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普遍性形塑力量”之际,也就是将马克思哲学中原本包含着全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性内容的概念体系做了一种主观主义(也即意识内在性)的还原。这一还原让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非历史性”的诸“给出形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分析和阐释之中。至于马克思生活其间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全部具体性内涵则完全无法进入这一马克思认识论研究的相关主题之中。在这一意义上说以“认识的认识”为界定的马克思认识论在彰显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性”的同时,却让马克思的哲学驻足于一种非批判的理论形态之中,让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再次沦为“解释世界”的哲学。</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法论的存在论属性</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正是在一种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并不特别需要一种认识论为其证成才得以存在。相反,这一囿于理论形态的证成工作却可能弱化甚至抹杀马克思哲学原有的理论属性。对于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旨归的哲学形态,其理论的关键问题需要回应的是,“世界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被改变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富有特定历史性的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形态)。在其中,不仅这一独特的历史性条件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有待研究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人类共同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被塑造完成的。由此构筑了一个与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后者预设了一种外在于人,并与人相对立的“现成存在”。但马克思的哲学试图把握和理解的人类社会却是无法与人自身的行为相剥离的现实生活,由此带来了如下两个必然的理论结果:其一,它作为人的研究对象,却并不外在于人自身,无法形成传统认识论中二元对立式的认识模式;其二,人对这一社会和历史的把握和理解反过来会影响其研究对象的发展与变化,换言之,人类社会现实并不是被放置在人前面的“现成之物”,而是依赖于人对它的认知而不断生成的“生成之物”。尽管吴猛教授在阐发马克思认识论之必要性的时候也曾凸显其认知对象“不能凭自身”而存在,但却强调认识论研究需要首先在赋予认识对象以某种理论自觉的意义上,让“对象”成为马克思展开其哲学研究之前已然存在的一个思维产物。</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与之相反,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将从根本上摒弃任何先在形式的对象的存在。作为一个始终处于“生成之物”形态的研究对象,哲学研究对“对象”的塑造并不发生在对对象的认识之前,而是在人对这一对象的认识过程之中。这一融合为一的研究过程,决定了马克思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已然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在这一存在论的研究路径中,同样不会忽视马克思哲学中方法论原则的研究,只是这一方法论研究所凸显的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实践的严格性”,而是试图在处于“生成”中的概念、范畴(思维对象),彰显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以存在论的方式来把握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体二元对立带来的改变世界之哲学所存在的理论困境,这一困境可被简化为一种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拥有自由意志的人自身构筑了一个“好像”具有先验结构,因此带有一定必然性趋向的社会历史进程,但如果我们以一种考察客观的必然的规律的认识论模式来理解这一“好像”的先验结构,最终得到的将是一个“非人”的社会现实。而如果仅强调这一社会现实的客观性,那么它将不再具有一种可改变性。因此,如何保持人的自由意志对于这一必然性结构的不断重构(即社会现实的可改变性),就成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独特贡献。</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换言之,马克思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对既存世界的认识,而更多的是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实现对既存世界的改造与革命。由此决定了其哲学的方法论不可能仅仅服务于如何准确地把握既存的世界,逻辑的、准确地再现既存世界,从而实现一种逻辑与历史的完美统一,严格说来,这只是这一方法论的权宜之计。马克思的叙述方式是构筑出一个“好像”是先验的结构,而这一结构的形成却是依赖于构成这一结构的每一个抽象概念在其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不断变化着的诸关系。例如劳动,虽然从来都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方式,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极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与诸如资本、商品、价值等概念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关系构图,而人类社会形态正是在这些变化着的诸概念所构筑的动态构图中获得了具体的历史性表达,而每一个参与构图的概念范畴都具有改变这一图式的关键性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实践如果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抽象力”,也只能是一种被生成的“具体”与“抽象”。这一抽象力的实现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中介”,因为任何形式的思维中介都有可能扼杀这一“具体”和“抽象”的生成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不应存在任何独立于对特定社会现实研究之外的以“认识的认识”为主旨的马克思认识论,其所蕴含的全部理论的预设及其问题意识都可以在这种存在论视域之下得到更为恰当的表达。</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div> ★★★★★ 文章 32591 22948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无需“认识论”证成 2026-03-25T08:50:07.247+08:00 2026-03-25T08:50:07+08:00 ma-ke-si-de-zhe-xue-pi-pan-wu-xu-ren-shi-lun-zheng-cheng 0
    32590 教育部新闻办 微言教育 近日,教育部召开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一周年座谈会。一年来,试点地区和学校大胆创新、主动探索,改革纵深推进、多点突破。今天的“强国看教育·走进改革攻坚一线”专栏,一起来看北京市如何办好“大思政课”—— 不分页 <div>近日,教育部召开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一周年座谈会。一年来,试点地区和学校大胆创新、主动探索,改革纵深推进、多点突破。今天的“强国看教育·走进改革攻坚一线”专栏,一起来看北京市如何办好“大思政课”——</div> <div><strong>看改革举措</strong></div> <div><strong>专题部署相关工作</strong></div> <div>印发全国首个以实践教学为主题的“大思政课”改革方案,出台学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实施方案、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加强新时代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意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等政策文件;</div> <div>牵头成立京津冀“大思政课”协同发展联盟;</div> <div>高标准建设北京高校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市学校思政课多学科协同创新中心;</div> <div>探索建设“大思政课”语料库和大模型;</div> <div>推出“身心健康二十条”和“体育八条”,高质量推进“五育融合”。</div> <div><strong>丰富实践育人课程群</strong></div> <div>编写9册分领域重要思想讲义,试点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等思政选修课;</div> <div>建立42个课程思政研究示范中心和先行校,推动专业课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强化价值引领;</div> <div>坚持“开门办思政”,在全市各区全覆盖建立200余个“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常态化开展“人大开放日” “模拟政协”等沉浸式育人活动;</div> <div>各高校立足自身优势,“一校一品”打造“大国边疆”“空天报国”“人民城市”“钢筋铁骨”“经天纬地”“财经报国”等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大思政品牌。</div> <div><strong>构建实践教学大场域</strong></div> <div>立足“政治中心”,打造“‘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大思政课”,将服务保障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组织55所高校近万名学生在服务保障“9.3”纪念活动中接受政治洗礼;</div> <div>立足“文化中心”,实施“‘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通过建立“信仰行”“红色行”等8个机制,覆盖40万名大学生;</div> <div>立足“国际交往中心”,策划“携手向未来”行动计划,系统实施“互联”“互知”“互鉴”等6大行动,开展16个重点活动项目;</div> <div>立足“国际科创中心”,打造“爱北京·爱科创”特色行动,打造可感、可知、可行、可为四大育人模块,将首都优质科创资源转化为学校立德树人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强大动力,将科学家精神培养融入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和科学教育全过程,累计覆盖超260万人次。</div> <div><strong>建强师资队伍</strong></div> <div>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授思政课、参加“强国复兴有我”新生教育大思政课等活动。一年来,23名市领导走上讲台讲授思政课,117名正局级领导干部加入市级师资库,有效凝聚起办好思政课的强大合力;</div> <div>组织思政教师赴市委“京华实践教研中心”开展实践研修,累计2000余人次,赴首都一线挂职锻炼,拓宽实践视野;</div> <div>组织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进校园系列宣讲,12个重点产业领域的36名科技人才用新时代奋斗故事激励学生实干奋斗;</div> <div>通过“英雄说”“冠军说”“劳模说”等时代先锋特色活动,推动更多改革发展决策者、建设者、亲历者共同参与思政育人。</div> <div><strong>看改革故事</strong></div> <div>前不久,一堂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思政课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开讲。海淀区不同学段的教师们同台授课,带领学生在“北京智造”的前沿成果中,探寻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div> <div>图片</div> <div>“创新需要具备哪些关键因素?”“企业在研发中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北京市育英学校教师齐雯展示完创新案例后抛出问题。</div> <div>“必须把核心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要不怕失败,创新路上‘玻璃心’可不行”……学生们踊跃发言,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变成了学生们眼中由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成果所组成的创新图景。</div> <div>接下来,课堂进入第二环节。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郝婧智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学生解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div> <div>“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郝婧智从中关村的发展实践切入,“这里汇聚了全国顶尖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人才,形成了良性的创新生态,正是这三者的协同发力,催生并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div> <div>道理越讲越清、越讲越深,也在学生们心中激荡起涟漪。育英学校高一学生孟兰欣在课后分享道:“我一直对生物制药很有兴趣,我期盼将来能有机会真正走进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div> <div><strong>听一线感受</strong></div> <div>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军锋介绍,北京市始终将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指示,作为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的头等大事和根本遵循,深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把办好“大思政课”作为增强思政引领力与社会协同力的关键纽带,以首善标准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div> <div>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薛丽霞介绍,我们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搭建理论学习平台,开展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铸牢理想信念根基。学校聘请多所高校的12位专家担任学院首批导师,采用主题化、项目式、多学科融合的方式,为集团教师和青年学生讲授党课、团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鲜活生动的实践。</div> <div>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赵晨琳走进首钢园,在三高炉数字博物馆学习钢铁工业发展史、在滑雪大跳台感悟北京冬奥精神内涵,“参观中,我对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未来希望投身产业创新实践。”</div> <div><strong>来源 | 部分素材由教育融媒体联盟成员单位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提供</strong></div> <div> </div> ★★★★★ 文章 32590 265 如何办好“大思政课”?来看首都方案 2026-03-24T16:21:22+08:00 Article/2026/3/202603241621300449_S.png 2026-03-24T16:21:22+08:00 ru-he-ban-hao-da-si-zheng-ke-lai-kan-shou-dou-fang-an 0
    32589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 李翔 《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5期 中共|抗战|研究|全球|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日益多元、研究方法持续更新,以及以档案为核心的新史料不断涌现,中共抗战史研究在细节的深入挖掘和全球视角的扩展方面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创新中共抗战史研究,依然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全球史观或可成为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日益多元、研究方法持续更新,以及以档案为核心的新史料不断涌现,中共抗战史研究在细节的深入挖掘和全球视角的扩展方面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推动和创新中共抗战史研究,依然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笔者认为,全球史观或可成为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关于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中共党史,毛泽东主张用“古今中外法”加以研究。“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习近平对全球史观的论述尤其深刻:“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习近平强调,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等重大问题。</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全球史观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维度和历史编纂的新方法,而且促使学术研究更加注重本土与全球的互动关系。这一学术取向在中共抗战史研究领域已有多方面体现:一是史料来源越来越国际化与多元化;二是在研究具体史事时,能够与国外相关史事相联系;三是充分借鉴国际学界特别是史学研究的新趋势,积极拓展研究领域。本文拟通过考察近十年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四份代表性刊物(以下简称“四份刊物”)上的带有全球史观色彩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论文,分析如何进一步使中共抗战史研究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和价值。</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全球史观下中共抗战史研究的新进展</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四份刊物均认识到全球史观的重要性,发表多篇探讨相关理论或史事的学术论文,以期进一步整合与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理论探讨方面,《运用“跨国史”概念研究抗日战争》一文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跨国史研究的紧迫性:“所谓历史,本来是整个世界或全体人类的记录。然而,以特定国家为核心的历史仍在被不断书写出来。此无他,不过是曾经任何事都以国家为核心的时代的残影而已……面对现在的世界,依然只谈论以国家为核心的历史,不仅会再次拉大国家间的知识差距,而且也是对国家这一集合体以外的众多要素的轻视甚至无视。”作为一篇带有随笔色彩的笔谈,该文不以思想深度和方法指导见长,但它明确提出了以全球化视角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目标。</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阐述了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性,而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抗战史自然也具有突出的全局性特征。文章指出,传统革命史观对于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外革命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这不仅限制了对中共革命的深入理解,也难以彰显中共革命的特色。文章强调:“不能将中共革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还要将其作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其意义不能完全限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个典范。”文章倡导采用全球史视角阐释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全球意义,同时指出:“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所要求的知识结构较高,研究难度是很大的。”这是针对整个革命史研究的提示,也是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所面临的挑战。</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胜利等纪念节点有力推动了中共抗战史研究,尤其是方法论层面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全球史观受到广泛重视。2015年,《历史研究》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专稿、笔谈等栏目。编辑部在相关“编者按”中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笔谈中,有文章直接采用《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标题,以此凸显全球史观对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性。</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2023年,《近代史研究》刊发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笔谈“编者按”指出,“近代史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各国建立了空前紧密的关系”。在这组笔谈中,《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多维审视》一文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胸怀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和省思、再由中国人自己的奋斗而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可见,将全球史观更广泛地融入中共抗战史研究,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建党百年为契机,《抗日战争研究》刊发“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笔谈,并从2022年起增设“中国共产党与抗战”专栏。该刊发表的《从西方人士的观察看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游击战》虽然篇幅不长,但研究视角有新意,聚焦西方人士对中共军队的认识、对敌后游击战战术及其作用的评论,认为西方人士对中共敌后游击战的观察和记述,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共抗战,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共党史研究》刊发的具有全球史观风格的中共抗战史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利用海外文献,把中共抗战史与美、苏、日等国际因素紧密联系,显著拓展了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二是融入与主题相关的世界史知识,特别是对先进军事制度细节的评述,以此说明中共军事建设的成就。即便很多领域暂时无法与欧美强国的军队媲美,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将国、共、美、苏等国内国际重要因素融合在一篇文章中,从而展现历史的多维面相。四是探究美、苏、日等国在战时对中共的观察与评估,以及基于这些评估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因素对中共抗战的影响。五是解析中共对世界大战最新动态的应对及其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互动。在国际共运史的语境下,研究者除继续深入探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战的关系,还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发展关系的理念与实践。此外,“国外中共党史资料”专栏介绍了若干藏于美、英、俄、日等国的与中共抗战有关的档案文献。这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了解海外一手资料的渠道,弥补了跨国档案利用方面的信息鸿沟,促进了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全球化”。</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四份刊物近十年刊发的具有全球史观的理论与史事研究文章,既展示了中共抗战史新的知识图景,更从方法论上起到了增强中共抗战史研究“世界史维度”的先导作用。</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中共抗战史研究为何需要全球史观</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长期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主要侧重中方史料与中国视角,与外国史料进行交叉验证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略决策及其对中国和周边战场影响的深入探讨尤为不足。此外,面对战时军事技术的交流、民族独立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演变、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激荡、国家疆域的变动与形塑,以及疾病医疗、社会保障、人口流动等诸多重要问题,只有具备全球史观,才能深刻地论述与解读。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更能把战时与战后、传统与现代、战争与和平、局部执政与全国执政、“跨越1945”与“跨越1949”等重大问题衔接起来,从而丰富中共百余年历史的面相,深化对百年党史的探究。</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抗日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中共抗战史研究不仅要有鲜明的民族立场,更要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在抗战中,中国获得了盟国的宝贵援助,与相关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单纯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不充分的,许多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若不结合国际背景进行分析,就无法得到准确理解。世界各地尘封的有关中共抗战的史料数量巨大,“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应当成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基因”的内在要求。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共自成立起,就是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省思,领导人民改变民族命运的政党。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对外宣传中,有关国际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对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视和运用,建基于国际环境变化,体现了内外政策出发点的一致性。以获取海外文献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国际统一战线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中共抗战史,也有助于塑造中共作为抗战中坚力量的世界形象。</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拓展和创新国际共运史、华人华侨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客观要求。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高度评价中共抗战,称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并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与此同时,中共始终支持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重视总结自身政治军事经验,与其他国家开展交流互鉴。194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1945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争取朝鲜、菲律宾、印度、安南、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其他南洋地方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这说明中共始终把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各界人士的交往,深刻体现了中国抗战所具有的民族解放战争、反帝国主义战争等多重性质。关于中共抗战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各方之间的互动,依然有相当多的重要问题有待国内外学界研究。对周边多国而言,国际共运史、华人华侨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往往交织在一起。四份刊物就以上问题刊发的论文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必要推进抗战时期中共与周边国家交往的研究。</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史学研究的学理要求。传统史学流派特别强调历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指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正是有那种依赖于该民族的特性的外部交往才使一民族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各学科间整体化、综合化趋势不断加强,学界更重视运用全局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观察社会。如果说在以前,历史学家还能专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不去考察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那么现代历史进程已经冲破了这种地域界限和学科界限。早在1936年,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就指出,“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这种历史观逐渐被更多的历史学家接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崭新起点”,“从世界全局考察历史已经明显成为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了”。从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史观的盛行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学界一种普遍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本国历史及其发展大势。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的研究,如果没有全球史观,就难以准确还原、深入解读那些与世界历史紧密联系着的重大问题。</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框架的必然要求。社会在发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也在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相互激荡,意味着人文学术面临新的现实挑战和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少学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四份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是中国学界对构建新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所作的有益尝试。通过多元的全球视角审视中共抗战史,可以将区域抗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也是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区域史研究“碎片化”质疑的理性回应。全球史观并不否定微观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相反,只有具备宏观视野的微观实证研究,才能发掘出中共抗战史的历史借鉴意义,增强其现实说服力;而那些空洞的宏大叙事和缺乏宏观视野的琐碎研究,则会使中共抗战史研究成为无源之水、偏离主流方向。</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研究中共抗战史,是进一步发挥抗战史研究社会功能的现实要求。抗战史记录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程,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历史资源和精神动力。中共抗战史还是一部团结一切海内外力量的历史,对于社会管理、国际交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和宣传,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在技术交流、疾病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强国际友好合作。通过拓宽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全球视野,可以汲取中外智慧、启迪人类未来,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强大的精神支撑。</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三、如何深化全球史观下的中共抗战史研究</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广泛、深入、全面地搜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史料,是以全球史观审视、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应继续推进具有全球史观特色的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建设,并以此为基础,丰富互联网数据库,方便学者使用。例如,“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具备一定的全球史观特色,为突破单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动国际视野下多国史料互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转向,创造了有利条件。美、苏、英、法、德、意、日等国家的馆藏史料虽多,却往往只是与中共抗战史间接相关,具体到某个研究主题,更是难免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因此需要继续搜集史料、建立平台、便利检索。外国文献为中共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他者”视角。研究者应努力超越仅依赖中国史料的局限,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向国际视野下的多国史料互证转变。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不仅要搜集常见的海外史料,还可以挖掘稀有、民间史料,例如试着从各国的公私档案馆、图书馆搜集与中共抗战有关的日记、书信、照片、视频。只有以事实为依据,确保建立在广泛、可信的史料基础上,才能产出具有显著全球史观特色的高质量中共抗战史研究成果。</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要求国内的中共抗战史学者围绕战局变动、军事交流、技术转移、国际思潮、生态环境、疾病医护、民族国家、社会保障等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努力提升中国学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促成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编纂大型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著作。这种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既是全球史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史料全球化背景下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中共抗战的评价逐渐趋向客观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议题,更是让外国史学研究者全面理解、公正评价中国抗战、中共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地位的客观需要。</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此外,据报道,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已成为国家、高校及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并凭借特有的组织模式和协作机制,在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有不少具有全球史观特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选题。这种以重大项目为核心驱动力、组织团队集体攻关的形式,可以扩大全球史观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的影响力。</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笔者认为,研究内容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世界史关怀,这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基本要求和显著标志。中共抗战史研究无疑要以中国为中心,全球史观并非意在“去中国化”,而是要在全球的视野中理解中共,尽可能展现中外互动的重要性。应该努力超越“阐明”中共抗战历史事实的层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阐释”中共抗战。“世界”不只是叙述历史的背景,更是贯穿中共抗战始终的关键因素,是中共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历史场景和组成部分。</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抗日战争为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这场战争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抗战史理应以多元和全球化的视角来展现。围绕战时与战后、传统与现代、抗战与复兴、“跨越1945”与“跨越1949”等诸多重大问题,虽然已有若干成果,但还不够深入。以本就属于跨国史研究议题的国际难民、难侨的救济和返乡为例,针对优抚安置及社会保障这一贯穿战前、战时与战后,连接国家政策与社会实践,涉及经济补偿、荣誉赋予、身份重塑与社会融入等多维度的综合性议题,研究成果虽不少见,但深度和力度仍显不足。</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尽管学界普遍认同应以宽广的世界视角,将中共抗战史置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将全球史观与中共抗战史研究广泛结合起来颇具挑战性,往往难以彻底执行。现有的中共抗战史研究依旧多是单向度的、国内史的叙述。这并不妨碍其学术水准与思想深度,但至少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互联互通互动等特定议题上,采用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极有裨益。例如,疾病传播、疆域扩张、军事交流、技术转移、思想文化传播、生态环境变迁、民族国家观念演变、社会保障发展等,都是传统中共党史研究相对忽略或不够深入的问题。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中共抗战史研究在审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时,除了单向的考察、细致的分析、纵向的研究外,还应关注中苏、中美、中英、中日等国际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融入更多的世界史知识。研究中共抗战史时,不妨不断向自己发问:面对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亚非拉被侵略被殖民国家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抗战、中共抗战的优势与不足在哪里?这种追问特别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与投降的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以弱国之躯,抗击了绝大多数日本侵略军,这一丰功伟绩只有在世界史视野下才能得到充分凸显。相反,如果中共抗战史研究局限于国家史和国共关系史,就会降低中共抗战的政党品格和世界意义,拉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需要明确的是,引入全球史观,旨在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增强问题意识,而不是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根本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也不意味着必须处处联系世界史。有时,只需具备世界史的意识和知识,添上寥寥数语作为点睛之笔,就能提升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眼界和格局。比如,考察持久战战略方针时,注意其与德国军事理论的渊源;探究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时,兼顾苏联、共产国际、美国和日本等国际因素;考察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名称衍变和内容、方式时,注意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法国、西班牙等国经验的参考借鉴;分析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等理论的生成演变时,注意毛泽东对苏、美、英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等。如此可使读者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彰显全球史观下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独特魅力。</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注释从略)</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简介:李翔〔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教授〕</div> ★★★★★ 文章 32589 22953 以全球史观深化中共抗战史研究 2026-03-24T09:09:05+08:00 2026-03-24T09:09:05+08:00 yi-quan-qiu-shi-guan-shen-hua-zhong-gong-kang-zhan-shi-yan-jiu 0
    32588《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主义的批判 汪荣有 朱万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赫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该思潮的核心奠基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其理论体系以马赫所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思想为核心建构并逐步发展而成。当时,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倾向逐渐扩大,而以“科学哲学”自我标榜的马赫主义,则企图借助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所谓的“修正”,这种行为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思想干扰。为了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哲学清算,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立场,列宁专门创作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对这一批判的逻辑框架进行梳理,不仅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核心要点,对于当代社会抵制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科学世界观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赫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该思潮的核心奠基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其理论体系以马赫所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思想为核心建构并逐步发展而成。当时,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倾向逐渐扩大,而以“科学哲学”自我标榜的马赫主义,则企图借助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所谓的“修正”,这种行为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思想干扰。为了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哲学清算,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立场,列宁专门创作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对这一批判的逻辑框架进行梳理,不仅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核心要点,对于当代社会抵制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科学世界观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直指“要素说”的本质</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本体论层面,马赫主义主张“要素论”,认为“中性要素”构成了世界,企图通过“中性要素”消解唯物和唯心的二元对立。它提出“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而是颜色、声音等感觉”“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等观点。列宁对马赫主义的理论基石展开批判。列宁指出,这种自称能超越唯物和唯心的“中立性观点”,实际上只是其制造的一种假象而已。正是“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将马赫主义的这种假象暴露得淋漓尽致。针对马赫主义企图把物质实体消解为完全依赖主体的感觉集合,列宁强调:“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他提出,物质是一种客观实在,它不会因主体感知活动而发生变化。马赫主义表面上看似超越了唯物和唯心,实则“中性要素”离不开人的感知,本质是将主观经验作为世界的终极依据。“要素”被马赫主义用来逃避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必然导致其滑向唯心主义阵营。</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当然,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具有明确的理论边界,他批判的只是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本质,并不是马赫作为物理学家在物理学领域某些发现的科学价值,但是这些科学成果无法掩盖其在哲学上所犯的错误。在此需要我们严格区分具体科学研究与哲学世界观的本质差异。同时,列宁也很重视马赫主义在认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起到的警示作用,即通过与错误论点的斗争,马赫主义从反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完善和发展。最后,该批判是立足于20世纪初第二国际内部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它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其核心原则却具有永恒价值,如哲学的党性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这就决定了列宁的批判一定具有历史性,这正是我们继承列宁哲学遗产的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明确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根本地位与检验作用</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认识论层面,经验批判主义是马赫主义的根本立场,马赫主义认为主观经验是认识的起点,终点是符合“思维经济原则”的经验描述。马赫主义提出经验是“非心非物”的原始素材,不存在“客观物质”和“主观意识”的割裂。例如,在《感觉的分析》中,马赫用尖端物体举例,他指出物体“恒定的核心”应该是这个尖端,而非刺痛这一偶然现象,这就使得物体的核心必然失去其感性内容,成为抽象符号。马赫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否定物体具有客观性,从而颠倒了物体和感觉之间的关系,即否定物体客观实在性的感性基础,以为其主张的不可知论提供支撑。马赫主义提出经验的本质是要素之间的关联,即“所有自然科学只能描绘和再现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要素的复合体,关键在于这些要素的关联”,它将科学研究局限在感觉范畴,否定了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列宁通过明确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其展开批判。正是因为马赫主义把人类的认识活动限定在主观经验的范畴之内,割裂了主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因而最终导向不可知论的立场。有鉴于此,列宁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提出,认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而非感官体验的简单叠加。此外,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和驱动力,还是检验人类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人类能够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客观世界,并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即将想法变成现实,这从根本上对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进行了反驳。</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捍卫真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真理观层面,马赫主义主张以“思维经济原则”为核心的相对真理观。它认为真理的标准是“简洁性”和“实用性”,即能用最简洁的形式解释和预测经验现象的理论就是真理,反对客观真理的存在。列宁通过阐述真理的客观性与辩证性批判了马赫主义的这种相对真理观。一是真理具有客观性。列宁指出,人类的认识与客观实际可以达成一致,人类能够通过实践和认识活动逐步认识客观世界,这一点不因主体或“描述的经济性”而有所改变。二是真理具有辩证性。列宁指出,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有机整体。而人类的认识是从不知到知、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真理既包含不依赖于任何主体的客观实在性,也包含人类的认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永远处在一个朝向真理、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中。而马赫主义正好相反,它无限夸大真理的相对性,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这种倾向必然会导向诡辩的泥潭,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揭示标榜“无立场”思想背后的阶级本质</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赫主义的核心哲学立场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提出科学理论只是方便使用的假说,无对错之分,强调科学的中立性。列宁将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他深刻地指出,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马赫主义所标榜的“无党派”“不偏倚”的哲学思想。列宁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一直是哲学领域最根本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然而,马赫主义刻意混淆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区别,客观上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工人运动的理论工具。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无产阶级政党亟须自觉确立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上的清晰认知和坚定立场。哲学领域的阶级属性原则,恰恰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所凭借的重要理论工具。</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列宁针对马赫主义展开的批判,不仅全面瓦解了该理论的体系架构,还极大地促进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步,为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筑牢了思想根基。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交锋中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在当代思想文化呈现多样性、各类唯心主义思潮不断涌现的环境下,深入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厘清其中的批判逻辑,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提升对意识形态的辨别能力与抵御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列宁的哲学理论,至今仍是我们批判错误思潮、坚守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工具。</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江西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div> ★★★★★ 文章 32588 22951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主义的批判 2026-03-24T09:04:56.647+08:00 2026-03-24T09:04:56+08:00 wei-wu-zhu-yi-he-jing-yan-pi-pan-zhu-yi-dui-ma-he-zhu-yi-de-pi-pan 0
    32587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认同的多维塑造 曾凡梅 汤水清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通过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以及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通过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以及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政治认同是核心</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政治认同是塑造新中国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以政权接管为起点,通过制度擘画与组织建设,逐步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与规范化运作,树立中央政权的权威,建立起新中国的政治认同。</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各级政权组织的建立有力推动了国家政权的系统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等各界代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届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部委的负责人任命名单,标志着新中国最高行政机关的组织架构正式确立。在地方层面,建立起“大行政区—省—县—乡”的四级行政架构,直至1954年大行政区被撤销。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将乡确立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国家权力真正延伸至乡村社会,由此我国初步构建起上下贯通、集中高效且便于发挥高度组织动员功能的国家行政体系。这是中国政治结构的重大突破。</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民主制度的实行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撑。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与政权组织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为国家政治重构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特别是通过吸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各阶层代表参与议事,扩大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经济重建是基础</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重建以稳定物价、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为核心目标,通过整顿经济秩序、变革生产关系、推动城乡互动等措施,逐步扭转旧中国的经济颓势,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经济体系。</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经济重建的关键,而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则是建立国营经济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在新解放的城市,军管会按照“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变的原则,完整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转变为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截至1951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的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政府从此掌握了新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整顿经济秩序是恢复经济的前提条件。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统一财政收入、统一现金管理,以及减少货币发行量、整顿税收等一系列举措,迅速稳定物价,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初步构建起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合理调整工商业,妥善处理公私营关系,保障城市经济秩序的平稳过渡,推动了各类经济主体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政治稳定和经济秩序的整顿,特别是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1951年,我国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历经四年。这一计划的制定实施,掀起了近代以来我国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化建设浪潮,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为后来的工业化建设乃至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为塑造并巩固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社会革命是保障</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明确提出的首要政策,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彻底打破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桎梏,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其中最为根本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前期准备和土改试点后,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按照划分阶级、分配土地、民主建政、土改复查等步骤有序展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以土地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经济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对农村社会的系统性重构。它铲除了旧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的进程,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力塑造了乡村基层民众对新中国的认同。</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改造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一环。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改变,铲除了旧社会统治力量的根基,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取缔黄赌毒,荡涤旧社会毒害中国人民千百年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风气,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革命的又一重要使命。早在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就曾多措并举,整治黄赌毒,取得空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开展了扫除黄赌毒等社会弊病的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努力,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的黄赌毒等社会痼疾就被基本禁绝,整个社会风气、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进行社会改造的决心和魄力,也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心。</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文化重塑是支撑</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化重塑旨在构建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通过清理旧文化糟粕、普及新思想观念、发展教育事业等措施,实现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为国家重建提供思想文化和精神支撑。</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面对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多元混杂、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局面,新生人民政权以系统性的文化改造工程推动意识形态重构。早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通过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文艺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文化政策的制定,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确立了方向和原则。</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文化重塑的一项主要任务。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强调要把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看作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为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从1951年11月下旬开始,在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1952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思想改造运动从文艺界、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塑造新中国的文化认同奠定了思想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系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div> ★★★★★ 文章 32587 22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认同的多维塑造 2026-03-23T10:05:56.26+08:00 2026-03-23T10:05:56+08:00 xin-zhong-guo-cheng-li-chu-qi-guo-jia-ren-tong-de-duo-wei-su-zao 0
    32586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 王锦东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会|实践|课堂|融合|理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这一战略部署精准回应了当前思政课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指明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方向。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这一战略部署精准回应了当前思政课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指明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方向。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立足实践的思政教育</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克思主义育人观始终秉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实践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立德的根本在于修身。因此,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通过社会实践深化理论认识,是实现育人目标的根本途径。“有效融合”绝非简单的空间叠加或形式拼凑,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深度互嵌和协同促进,破解教育“悬空化”的现实困境,推动教学目标从“知识记忆”向“价值认同”的实质性转化,最终实现受教育主体知与行的有机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刻揭示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并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政课堂通过系统化的理论传授,完成了对学生“三观”的培育;而社会课堂则通过提供实践场域,为理论向行动的转化提供必要支撑。二者的有效融合,构建起由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完整育人路线图,最终实现从知识内化到行为外化的知行统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在此背景下,传统思政课堂单向灌输式的讲授模式面临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抽象理论难以直接回应具体问题,单向灌输式的讲授模式易导致价值认同的弱化。而社会课堂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他们在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的过程中,通过更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引导,坚定“四个自信”,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识力与抵御力。</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学习活动的根本旨趣在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建构与实践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实践场域中的认知困境与理论需求,通过反向驱动机制作用于教学系统,进而形成从理论供给到实践反馈再到教学改进的动态循环系统,最终实现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引领的提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教育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本质属性,更从存在论层面揭示了育人实践必须突破课堂物理边界的必然性。通过构建社会课堂,思政课得以在时空维度上实现教学场域的重构,进而完成“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从理念建构到现实实践的转化。</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双向融合的现实挑战</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存在表层化问题。一方面,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由于对社会课堂的具体形态、功能定位、物理边界等认识不清,各相关部门在执行有关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具有简单化倾向,缺乏跨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存在资源整合不充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实践基地、实践指导师资等资源未能与课堂理论教学形成系统化对接和有机贯通,存在“物理叠加”现象,如把社会实践简单理解成组织参观考察,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社会课堂实践与教学目标存在偏差。当前,部分高校对社会课堂实践的重要意义与育人价值的认知不同,具体表现为社会课堂活动设计和思政课堂教学目标契合度不足,部分实践活动存在形式化倾向,未能有效促进理论认知向实践能力的有效转化。更有甚者,某些社会实践呈现出“任务导向”的特征,满足甚至热衷于“打卡”“留痕”,只计数量达标,不问质量创优,引发学生的被动应付反应,客观上削弱了社会课堂在育人实践中的核心功能。同时,评价体系方面存在融合效果评估机制缺失问题,难以科学量化知信行统一程度。</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社会课堂覆盖面与深度不够。受资源供给、保障机制、师资力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实践的覆盖面相对有限,且呈现出区域间、校际间甚至班级间发展不均衡的显著特征。一些社会实践与思政课教学内容关联性不强,学生参与缺乏理论准备,存在实践活动泛化倾向,难以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价值内化。同时,部分思政课教师因社会实践指导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教学素材,使教师实践指导的深度拓展面临挑战。</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深化融合的实践进路</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深化融合认知,构建系统化思维框架。要从根本上搞清楚思政课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现实困境出发了解目前促进有效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培育未来新人的高度理解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要明确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各自的功能、地位与作用。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明确各方在“大思政课”育人格局构建过程中的使命和责任,构建系统化思维框架,精准施策,推动形成思政课建设的合力。</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协同化推进机制。在各地方实践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政策的协同性,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思政课堂的延伸空间。做好实践内容的学段衔接,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体制机制,确保教育目标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有效性,推动学生更好了解国情民情,坚定理想信念。重视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实效的提升。建立双向反馈机制,社会实践中收集的认知困惑反向推动思政课堂理论的学理化研究,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改进的教育教学行动路线。</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健全保障体系,打造专业化支撑平台。充分认识社会实践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的核心功能,以教学目标实现为抓手,积极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打破行业等界限,构建社会课堂的实践形态,健全目标导向的整体性保障体系和评价体系,突出过程性管理。打造专业化的社会课堂实践指导教师队伍,整体提升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能力。积极培养跨界师资,邀请行业模范、纪念场馆讲解员参与社会课堂教学,强化实践指导。</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总之,只有深刻把握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育人的时代价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构建专业化运行、协同化育人的机制,才能在守正创新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div> ★★★★★ 文章 32586 22950 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 2026-03-23T09:43:38.073+08:00 2026-03-23T09:43:38+08:00 cu-jin-si-zheng-ke-tang-he-she-hui-ke-tang-you-xiao-rong-he 0
    32585 项久雨 《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P15—P34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现代性;历史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核心的学术议题在于从大历史的尺度界说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方位、历史性质与历史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历史之问”。对此,应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时段历史尺度,重新审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历程,从历史逻辑中确证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形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未来走向。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核心的学术议题在于从大历史的尺度界说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方位、历史性质与历史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历史之问”。对此,应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时段历史尺度,重新审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历程,从历史逻辑中确证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形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未来走向。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现代性”与“文明现代性”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世界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原则,是对现代化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特征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是现代之所以称为现代的根本标识。“现代化”概念更侧重于揭示历史过程、阐述历史演变,“现代性”概念更侧重于界定历史形态、概括历史特征。“现代性”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纯粹思维或精神运动的产物,而是由现实的物质生产所推动塑造的。“现代性”的初始形态形成于西方,而后历经不断的调整、更新、发展,衍生出了西方典型的现代性筹划,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将其从理论与实践上予以总结,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经典知识体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塑造与影响下,迈向现代化,就或直接或间接地或有意或无意地化约为走向西方所规定与设计的发展道路。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反思“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由来已久,前者主张“现代性”只有一种模式、一种形态、一种进路,后者则强调“现代性”的多元性、差异性、民族性。“现代性”是一元还是多元的论争,直接反映的是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判断,深层次体现的是对世界历史趋势与人类文明走向的认识差异,以及对现代价值的不同确证,涉及历史观、发展观、文明观与价值观等多重层面。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进程予以科学阐释,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文明扩张的逻辑与倾向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形塑不平等的文明交往关系与世界秩序。马克思虽未对“现代性”概念作出分析探讨,但是在其著作中对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等概念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分析,如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由此可见,并不能抽象、笼统地谈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与之相关联的“现代性”也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属性,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来加以具体分析。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单一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从哲学层面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价值层面的辩护。亨廷顿分析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根据美国学者詹姆斯·库尔思的考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向广大非西方地区传播“普世人权”等意识形态,将自身打造为现代文明的领袖和典范。塑造“单一现代性”的观念,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议题上的话语权、定义权、解释权,其背后以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单一现代性”与“历史终结论”有着理论层面的关联。福山指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在历史的终结处,自由民主不再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实际上,“单一现代性”的深层价值逻辑就在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但这种论证逻辑实质上是非历史的。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与之相反的则是包含着差异性的“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艾森斯塔德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涵在于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真正的现代性”。在“多元现代性”的视角下,现代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持续建构的,现代世界也是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多元现代性”并不认为现代化与西方化紧密关联,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最终将成为普遍的主导形态,其强调不同的民族、国家、文明有能力运用本土资源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展开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筹划。“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基本分歧在于现代性筹划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在于西方现代性是否具有“普世”性,在于现代性发展的趋势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不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相脱离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将文明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讨论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性与文明的关系?现代性是否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不断实现地理上的扩展,还是说不同文明形成特定的现代性?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再认识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对“现代性”进行再认识,需要超越“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之争。本文提出“文明现代性”的解释范式,旨在从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相统一的视角重新审视与理解世界现代化历程,理解“现代性”的必然逻辑与多样表现。文明现代性中的“文明”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看,文明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态的概念范畴,其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相联系,可以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文明。依据历史必然性原则,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相联系,体现出社会形态、制度形态的特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二者所牵引的现代文明也存在根本差异。另一方面,从历史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文明是衡量人类精神文化类型的概念范畴,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区域特性。关于文明的地域类型,学术争鸣已久,划分的类型参差多样。例如,亨廷顿将其划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依据历史多样性原则,现代性与不同的区域文明形态相关联,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秩序。概言之,历史必然性维度,主要对应现代性的时间性;历史多样性维度,主要对应现代性的空间性。“单一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文明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否能够推导出现代性的多样性展开的,主要是在现代性的空间性层面作出的理论争鸣。二者之间的论争,忽视了历史必然性的维度,忽视了历史规律在现代化发展、现代性建构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现代性的规律性维度。文明现代性就是要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的视角统一起来,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予以进一步认识。文明现代性中“文明”的双重面向是有机统一的,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明现代性是必然的、世界历史性的。一种现代性形态的生成,总是一段历史的过程,不可能脱离社会形态的历史基座。毛泽东对“必然”有过一个界定:“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需要从必然亦即客观规律性入手,才能形成自觉而非盲目的历史认识。西方现代性是由资本逻辑所驱动生成的。资本作为“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人的劳动过程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资本的产生、资本逻辑的形成及其发展都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关联,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西方现代性,亦即“单一现代性”论者所强调的现代性的“普世性”根源,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产生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物,其本质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文明指向与历史指向。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震撼世界的词句”的批判,“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单一现代性”同样是一种历史的抽象,其本身并不神秘,无须蒙上一层“普世”的理论面纱。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因与内在机制,“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纵深拓展,人类被紧密联结在一个整体当中,基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由此逐步向全世界拓展。许多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时,忽视了现代性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维度,照搬了“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西方现代性方案,但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繁荣发展。这也表明,现代性筹划并不能简单照搬。简易的现代化发展模型,往往会忽略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一种新现代性筹划的生成,必然要求契合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契合于本土文明与历史的内在逻辑。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明现代性是民族的、本土的。现代性有其“空间性—多样性”维度,历史必然性维度揭示的是现代性所不可剥离的社会形态基础,历史多样性揭示的是现代性在不同区域、地域扎根所展现出的丰富实践面向、多样文明面向。雅斯贝尔斯提出世界史的“轴心时代”范畴,时间跨度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历史上的“神话时代”宣告终结,“轴心时代”的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这三个地区有其各自的文明特性,又具有文明上的共性。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人类文明史所确证。社会形态所揭示的是历史规律,反映出人类文明的一般走向与必然趋势,空间形态层面上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是这种规律性的具体表现。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的说法,不论是在历史生成还是在历史过程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西方文明由于在现代性塑造上居于领先与优势地位,其所创造出的积极文明成果,也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受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我们既要认识空间维度上不同文明的特色,又要认识到文明发展的有限性。文明现代性,基于空间维度上不同文明价值地位的平等性,强调不同文明创造出自身现代性的可能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明的认识应当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文明现代性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性的规律性因素同本文明的具体实际要素相结合。不同文明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同,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以及发展的现实基础不同,不能等同视之。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诚然,文明现代性具有民族属性,但并不意味着属于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会自动生成,而是同样需要不同民族、国家、文明的主体发挥历史主动性,予以自觉能动的历史探索。历史活动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人的意志与目的并不是外在于历史规律的存在,但历史并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化发展正是如此。文明现代性的建构,在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双重面向上要有所突破,就需要不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挖掘自身文明的禀赋特质,需要文明主体的积极探索与自觉行动。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现代性”的建构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现代性的关系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历史过程维度来看,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了这种新的文明现代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其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的意涵也会随之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历史形态维度来看,文明现代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形态的概括和表达。历史形态是一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凝结而成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发展结构、类型,是特定事物的历史表现形式。经由对崭新文明现代性的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其在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多样性双重层面上都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筹划,彰显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现代性”的寻求,历经了艰难的探索进程。向“器物”寻求,国人最终发现器物问题并不具有根本性;向“制度”寻求,国人最终发现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规定、“程序”架构移植后水土不服;向“文化”寻求,国人渴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这些探求在对各类学说的认识与甄别中,在思想文化的主流领域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器物—制度—文化”,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框架。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并未停留于“思想—文化”层面,而是在逐步探索中不断上升到“文明”层面。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担纲者,致力于建构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从更高的世界历史视野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机制、社会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具有深层的文明基础,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根本不同于抛弃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根本不同于“全盘西化论”者。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不同于历史上存在的现代化道路、呈现的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出一种崭新的文明现代性,这种崭新的文明现代性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发展认识的历史性深化,也意味着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的初步定型。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坚守社会主义文明根本性质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反映着现代化的历史趋势,顺应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这种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文明现代性筹划之中,成为一种根本的理论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变奏,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优势,二者相互塑造、相互支撑,为文明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解释世界”层面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更致力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引领这种文明现代性的生成,关键在于其具有科学性、真理性、规律性,能够透过现代化现象的表层,触及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从而形成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发展原则,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予以历史性指引。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在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历史性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文明现代性的生成,不是头脑中构想的产物,不是一种主观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现实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升、效益的增加,从经济基础层面使得文明现代性成为可能。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历史的产物,表现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等各领域现代化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显示出现代化发展的潜力与趋向。文明现代性,不是见“物”不见“人”的,而是对物质至上、物欲膨胀、两极分化的西方现代化症候的否定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制度、举措,都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例如,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旨在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效率”,更旨在捍卫社会的“公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具有社会主义根基,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一种崭新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必然建立在解决旧有现代化道路所不能解决或无法较好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发展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缺陷,不断展现出更深厚的发展优势。习近平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缺陷的根源作出分析阐释:“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从根本上讲,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从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层面看,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与缺陷是不可克服的,所谓“文明”的背后隐藏的是剥削、压迫、殖民等“野蛮”的行径,以及当今时代中更为隐性化的奴役形式。诸多中西方学者从不同层面对西方现代性模式存在的问题展开批判。例如,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的推进创造了极其充裕的物质财富,“但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明的特有价值观(即自由、创造性和主动性)与近现代人的‘铁笼’这一现实之间的分离”。西方的现代性筹划具有历史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将其直接“拿来”应用,其并不“普世”地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属性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文明的断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文明母体孤立、抽象地发展。这既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又源于“文明的韧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文明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现代性的建构更应当注重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文明因素。罗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瑕疵,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永不知足和破坏,只能带来文明的毁灭,“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罗素认识到中华文明包含着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华文明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文化精粹、人文精神,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蕴含的治理智慧、发展智慧、实践智慧,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对现代化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有着不可割舍的历史价值。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进一步看,历史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是有机联结为一体的,这种联结的基础在于文明时间、文明空间、文明形态层面的历史连续性。习近平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解“中国”,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首先,“历史中国”是“现代中国”的基础与前提。“历史中国”所积累的历史财富是“现代中国”,是要继承和发展的,所存在的问题是“现代中国”,是要克服与扬弃的,所没有完成的历史课题是“现代中国”,是要进一步深化探索的。其次,“未来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目标、前途与方向。“未来中国”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变的中国,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特定的历史指向。“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明概念、历史概念、未来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文明现代性的塑造,既是走向历史深处的,又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出的“文明现代性”,具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属性,但也建立在充分占有人类文明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并使之为我所用。邓小平就曾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有不可动摇的原则坚守,亦有灵活的具体运用,是方法论层面上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何以可能”的密码。文明现代性的中国探索,既具有中国属性,又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趋势、历史进路、历史方向。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三、从“文明现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性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思想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实践的历史相联系。文明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丰富的历史范畴,需要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紧密联系起来予以综合性理解、系统性诠释。从文明现代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性,需要从时间、空间、主体三个维度及其联系中切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变线索、空间形态特性、内在联系互动。对于三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历史结构。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文明现代性”的时间之维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明现代性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从长时段的时间尺度加以认识。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发展出璀璨夺目的文明,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文明道路,创造出异彩纷呈的文明成果。在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将农耕文明持续推进到极高的历史水准,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稳固的农业生活方式,孕育了相应的农耕技术与农耕文化。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就曾提出,“按发展和成熟的几乎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2000年内如果不是惟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工业革命之后,农耕文明的发展优势不在,中华文明逐步落后于世界历史之潮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了历史衰落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理论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国人展现出崭新的发展前途与前景。1919年,五四运动展现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姿态,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事业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精神被动转向精神主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现代性的筹划,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之路、文明探索之路。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上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文明复兴的历史基础,正在于文明现代性的建构。没有文明现代性所驱动的社会发展,没有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复兴。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展开的文明现代性历史筹划,必须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予以历史的理解。文明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固然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探索出一条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崭新发展道路,但不能就说这种探索就已然是完成的、不再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条件,即不可能跨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抽象地谈论现代化。因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应当予以合理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既不盲目夸大,也不自我矮化,由此才能准确把握文明现代性的时间性意涵。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方位的变化、历史条件的演变、历史机遇的更新,必然将推动文明现代性的发展。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下,文明现代性亦是经历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目前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是阶段性的质变,其还将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社会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与发展优势。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现代性筹划,已经展现出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结构性的发展优势,并将持续展现光明的发展前景,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历史基础。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处境,无数仁人志士所为之奋斗的就是改变这种屈辱的境遇,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塑造了中国的文明现代性,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焕荣光”的历史转向,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文明现代性”的空间之维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作为独特的空间形态,是中国人生产、生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地理空间,又是一个富有深远价值意蕴、历史意蕴的文明空间。谈及文明空间,就不得不提及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大一统”观念及其历史实践。“大一统”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当中,习近平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所谓“大一统”,包含着疆域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等多重面向。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汇,铸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特质。中华文明的内部区域是相互塑造、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自然经济主导的时代,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于文明的空间形态塑造具有基础作用。中华文明所走出的独特文明之路,是由不同文明空间的汇聚与联结所共同塑造的,展现出文明空间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的历史特质不仅深刻塑造着历史中国,也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塑造着文明现代性的空间样态,中国式现代化从底层结构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区域发展面貌。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相较于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空间存在形态而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深入,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发展必然带来空间形态上的变革,中华文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文明现代性的空间之维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其中,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互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分别从“内”与“外”两个方面为现代化发展注入文明的空间动力。从“内循环”的角度来看,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互补,驱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部空间形态上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探索上,经过了一段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探索历程。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结构性互补、交互性支撑的关系基本形成。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原则要求。对于乡村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持续推进以乡村振兴为战略诉求的乡村文明建构历程,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乡村文明的建设导向。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是现代化地域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应以牺牲一方为文明代价,而是要实现协调、平衡、充分的文明发展。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篇章正不断书写,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京津冀一体化等,都是从空间样态上展现出文明现代性的多维历史面貌。从“外循环”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彰显文明现代性在空间上的历史特性。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是封闭的,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所塑造的文明现代性本质上以胸怀天下为导向,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冲突,其并不赞成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排他性思维,而是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交往性思维。正因如此,在空间结构上,中国式现代化同世界现代化保持着紧密而有机的互动,为世界现代化注入文明动力,作出经济增长与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文明贡献。总而言之,文明现代性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形态塑造的双重动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文明现代性的空间样态也将进一步实现更新、调整与再塑造。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三)“文明现代性”的主体之维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主体性问题是现代化发展中应当审思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现代化道路,上升为独特的文明现代性筹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主体性层面的规定性,展现出其区别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特性之所在。主体性与独立性、能动性等范畴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历史的主体,这里的主体指中国式现代化的担纲者,即谁驱动着文明现代性的建构与发展。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理解“文明现代性”的主体之维,可以从整体、组织、群体、个体四个方面切入。从整体角度看,文明现代性的建构主体、创造主体是中国人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实践的产物,是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人民的利益、需要与愿望。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集聚了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汇聚了建构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合力。从组织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承担起了领导文明现代性建构的使命。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坚决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从文明赓续进步的历史高度发展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与文明现代性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从群体的角度来看,由地缘、业缘、学缘、趣缘等组成的群体,在文明现代性建构中起到积极作用。比方说,政务人员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要立足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部署,提供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政务服务。这里所指涉的群体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传统“单位”中的群体,还包括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等。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现实的个人”是创造文明现代性的能动主体力量。“现实的个人”追求自身的生活需要,依靠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在创造自身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文明现代性提供微观层面的主体动力。诚然,必须明确,这四个层面的主体性阐释并不意味着有四种不同的主体,而是展现出主体的不同维度、不同方面。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谈及主体,还要讨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现代化作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必然触及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重塑与调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调整与变化。例如,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形塑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除了生产关系这一最根本的关系之外,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还内在体现着独特的关系维度。例如,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看,重视“家”的力量,珍视“家”的价值,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关系智慧。现代化发展对传统“家”的组织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家”的价值并不会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消逝,“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对于中国社会文明建构来说,“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把“家”纳入文明现代性的关系视野,也是确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独特文明现代性的内在诉求。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四、从“文明现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段复杂的历史进程,其历史特性开显的背后,还蕴含着深层的价值意蕴。文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凝固化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生命体。这种生命体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会在不同层面上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形成富有层次性的价值表达。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划分中国历史,三者分别对应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诚然,这里的划分更多是从时间层面对于历史的划分。结合时间与空间的意涵,习近平提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出的文明现代性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其价值的显现可以从“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中国”“社会之中国”与“人民之中国”来具体把握。这四个层面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丰富实践面向和立体发展结构,蕴含着特有的价值意蕴。具体而言,美好世界、美好中国、美好社会、美好生活分别推进世界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实现,进而从“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中国”“社会之中国”与“人民之中国”四重维度共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立足文明现代性的基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够超越本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单一视野,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认识现代化、推进现代化,特别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历史尺度中理解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未来走向,进一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一)美好世界:“文明现代性”与“世界之中国”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之间深度勾连,二者的关系亦有着历史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首先是被迫卷入由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野蛮”与“伪善”进行了批判,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度以落后、受压迫、被殖民、被剥削的面貌存在。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无法为人类共同的存在与生活提供根本的秩序支撑。而要改变这种文明秩序,就需要改变不合理的现代化观念、不公正的现代化实践。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促进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更加均衡、普惠的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现代性的世界价值所在,即以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世界现代化,从“世界之中国”的视域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定位当代中国的发展方位。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世界之中国”绝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会落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世界之中国”作为文明现代性的一种价值表达,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肩负的使命,强调中国的世界身份与文明角色,其所体现的是中国对于世界现代化所作出的经济贡献、文化贡献、文明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命运与共式的和平发展、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导向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将“世界”纳入自身发展的考量之中,“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世界之中国”强调中国与世界的积极良性互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服务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明现代性的深层塑造,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上成为“历史的民族”,即与世界历史同频共振的民族。雅斯贝尔斯对历史上“轴心时代”不同民族发生的精神突破作出阐释,“轴心时代的突破发生之后,在突破中形成的精神,通过思想、著作、形象传达给每一个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人,所有轴心时代以后的民族,在感觉到突破的无限可能性后,通过他们对突破把握的强度,以及突破使他们满足的深度,成为了历史的民族”。从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看,“历史的民族”意味着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担负更大责任。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说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现如今,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创造,充分展现出中国人的文明智慧、历史智慧、实践智慧,展现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现代化建设领域的成就。作为“世界之中国”的中国,以一种崭新的文明面貌、文明姿态屹立于世界历史的舞台之上。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二)美好中国:“文明现代性”与“中国之中国”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从“世界之中国”到“中国之中国”,亦即将视域从世界现代化转向国家现代化,乃是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特性、本土特色、民族特质的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的时序、进路、导向上有其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在梁启超那里,“中国之中国”指的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有着特定的历史阶段指向。理解习近平所说的“今日之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之中国”,就是要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把握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之所在,理解中国经由何种历史演化发展为今日之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国家,是文明,是国家与文明的有机结合体。汤一介认为:“中国文化要希望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所了解,这就是要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自觉’。”文明自觉离不开文化自觉,文明自信离不开文化自信。对于自身文化与文明的自觉,就是“中国之中国”作为文明视角的独特规定性所在。“中国之中国”,强调“以中国为方法”,立足中国自身认识中国、读懂中国,把握文明现代性中国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之中国”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赓续与传承,强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的文明根基、文化根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并没有失去自身的文明身份、文化身份,并没有使自身的文明发生断裂,并没有被西方的现代性筹划所同质化。这正是因为文明的现代性强调文明传承、文明更新、文明发展,将中华文明视作一个有机生命体来看待,而不是秉持一种“断裂”式的思维。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要赋能现代化、引领现代化,从自身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中进行现代性的筹划,而不能照搬西方现成的现代性方案。“中国之中国”不是凝固不变的,不是一种“现成之物”,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价值意涵。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从“自在”到“自为”,从“潜”状态到“显”状态,是主客观历史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之中国”就是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自身、立足本来,不割裂历史、不虚无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之中国”意味着一种文明的再造与革新,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重要的历史目标。“中国之中国”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经由对于文明现代性的历史建构,得出的答案就是要建构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美好中国。习近平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国家现代化建设一般划分为五大基本领域,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之相对应的是,要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出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与文明的建构,从实践层面来看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几个领域还分别对应着国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些价值目标勾勒出了一幅美好中国的理想图景。今日之中国作为“中国之中国”,是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明现代性建构的中国。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三)美好社会:“文明现代性”与“社会之中国”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从“中国之中国”到“社会之中国”,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层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要把握中国社会生成与发育的历史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牵引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其历史路径不同于西方所展开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实践的产物,“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从当代中国的语境来看,社会一般可以划分为“大社会”与“小社会”两种类型,“大社会”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小社会”指的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领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大社会”的尺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进一步发展;从“小社会”的尺度来看,新征程也对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提出了时代性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之中国”意涵,其正是基于“大社会”与“小社会”双重意义展开的,既有客观的历史基础,又有现实的实践基础。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恩格斯对于文明、实践与社会的关系有过这样一个判断:“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文明不是脱离于人的实践的存在,而是从社会中孕育生长出来的。“社会之中国”作为现代化社会价值的表达,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呈现出富有活力的面貌。“社会之中国”,体现出社会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从“大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演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基础性的塑造作用。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崭新发展阶段,体现出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性深化,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上有着新的规定性与要求。邓小平曾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从“六万万人口”到“十四万万人口”,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的演变,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主体动力。从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来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入了历史位阶更高的、实质性意涵更为丰富的建设阶段。共同富裕涉及生产、分配等方面,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推动的,其要求在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分配机制,从实质性层面上增加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将发展成果更好惠及“现实的个人”。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从“小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之中国”就是要激发中国社会生活的活力、增进社会建设的动力、强化社会治理的能力,把社会打造成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美好社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向,就体现在既激发社会活力,又维系社会秩序,形成活力与秩序相协调的状态。社会文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文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能否充分彰显,关键就在于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结合。二者的有机统一,有着主客观的表现,直接体现在社会建设的成果上。社会建设的成果,包括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不仅要在规模上实现全覆盖,更要在质量上实现优化与提高。同时,从“熟人社会”走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并存的历史阶段,“社会之中国”的文明意蕴就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结,强化沟通与协商,减少分歧与矛盾,使社会“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这也正是美好社会的题中之义。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四)美好生活:“文明现代性”与“人民之中国”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中,促进世界现代化、发展国家现代化、推动社会现代化,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从文明现代性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需要把握“人民之中国”的价值意涵,理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受到生产方式的根本制约,“文明的悖论”如影随形,“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动的现代化模式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仅仅为少数人所享有,增长的是资本家的财富,扩张的是资本的权力,绝大多数人未能参与现代化发展的共享过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质上主张的是资本至上而非人民至上。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保持有机互动关系,“人民之中国”历史地成为可能。习近平强调:“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其根本导向在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目标在于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现代性也是对社会发展状态及其特征的概括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强调现代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目的的厘清、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确认、现代化成果的确证。其中,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将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统一起来,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顺应社会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发展,不断增强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获得感;“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历史形态,将社会主义对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追求贯穿其中,并具体转化到不同的现代化建设领域之中。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将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之中国”的实现程度将不断增加,人民的美好生活也将得以更为充分地体现。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明不是离开“现实的个人”的抽象物,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创造物。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文明现代性”形成了特有的“人民之中国”价值意蕴,其归根到底还是落脚到具体的人之上的。文明现代性的建构,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人民之中国”及人民所共同创造、享有的美好生活具有具体性、现实性、真实性与实践性。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strong>结语 </strong></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建构起崭新的“文明现代性”,其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一般趋势、历史走向的科学把握,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将现代化发展上升到文明的历史高度,推进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现代化建设,实现“有原则高度”的现代化发展。“第一个结合”,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规律的轨道上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行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道上,行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大道上。“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质、本土特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并进一步塑造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在文化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明是文化的升华,从文化主体性上升到文明主体性,进一步强调了文明主体在文明建设中所彰显的创造性、主动性。这种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深刻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明现代性的历史特性与价值意蕴。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文明现代性是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范式,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理解。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源自实践,并积极作用于实践,服务于将实践推向新的高度。从历史过程来看,文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前者是后者所凝结而成的历史产物。从历史形态来看,文明现代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形态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上升到文明高度的重要体现,是以文明自觉、文明自信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总而言之,文明现代性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由此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 </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 </div> ★★★★★ 文章 32585 22949 文明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形态 2026-03-23T09:25:04+08:00 2026-03-23T09:25:04+08:00 wen-ming-xian-dai-xing-zhong-guo-shi-xian-dai-hua-de-li-shi-xing-tai 0
    32584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建基与批判 马迎辉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存在|哲学|现象|马克思|形式 将现象学和马克思哲学并置,显然困难重重。首先,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错位:一般认为,现象学始于意识分析,因而属于人的内在体验,胡塞尔的后学尽管对意识哲学的立场多有批评和修正,但他们基本上都未超出人的生存体验,而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其更偏向社会历史研究。其次,研究的目的和结论显著不同:尽管对资本主义都有严肃的批判,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走向消亡,而现象学与传统哲学一样聚焦建基,胡塞尔认定西方文明必然陷入危机,因而必须重新激活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以此重建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分页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将现象学和马克思哲学并置,显然困难重重。首先,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错位:一般认为,现象学始于意识分析,因而属于人的内在体验,胡塞尔的后学尽管对意识哲学的立场多有批评和修正,但他们基本上都未超出人的生存体验,而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其更偏向社会历史研究。其次,研究的目的和结论显著不同:尽管对资本主义都有严肃的批判,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走向消亡,而现象学与传统哲学一样聚焦建基,胡塞尔认定西方文明必然陷入危机,因而必须重新激活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以此重建西方文明的基础。</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容易看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双方都在主动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卢卡奇所谓的阶级意识和生产者的生产问题就有现象学的痕迹,马尔库塞借用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建构试图重建唯物主义,阿多诺更是借着对现象学的持续批判展开了他的否定辩证法。现象学运动同样如此:海德格尔曾称赞马克思洞悉了历史的本质,萨特、梅洛-庞蒂各自对马克思哲学的阐发使他们有效地弥补了现象学在社会历史批判维度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甚至出现了高度融合的趋势:陈德草、米歇尔·亨利、意大利的米兰学派,他们已不再限于特定立场,如何融合这两种形态的哲学以更深入地理解现代社会以及人的现实存在甚至成了唯一的目标。</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要求我们回到如下问题:如果哲学确是时代精神的展示,那么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开端,展示了何种时代精神?现象学所展示的时代精神及其对现代西方的批判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又有着何种内在关联?在我们看来,只要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直面存在本身,进而批判性地揭示未来存在的可能形态,那么这些问题无疑才是真正根本的。</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19世纪30年代以来,非欧几何运动推动了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联动和高速发展。这其实正是马克思哲学和现象学诞生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哲学特别关注这三重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生存方式,而诞生于世纪之交的现象学则直接产生于在理智结构上对非欧几何运动的批判性回应。因而,在研究对象的底层存在上,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具有同源性,而这也就决定了这两种形态的哲学尽管倾向不同,处理的问题看似天差地别,但在存在论和方法论上却存在着广阔的对应和互补的空间,这也就解释了现象学何以能成为西方马克思哲学诞生的重要的理论推手,同时也解释了在现象学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这两种形态的哲学何以能不断地在相互批评中相互借鉴,甚至最终尝试走向融合。</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存在论上,胡塞尔认定纯粹意识作为原区域具有基础性,海德格尔将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确认为基础存在,如果马克思哲学也有基础存在,那么它只能是社会历史存在。人们很容易着眼纯粹意识、此在的生存和社会历史,判定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存在鸿沟,而忽略了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同构性以及时代精神在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延续。纯粹意识不是一般所谓的大脑的功能,后者属于海德格尔指认的具体区域,作为原区域,它是一种建立在时间流形之上的多维的意识关联。时间流形源自胡塞尔对黎曼流形论的批判性的哲学建构,而多维的意向关联则为我们理解包括科学对象、在世生存和社会历史等存在提供了先天的场域。作为非欧几何运动的哲学反映,胡塞尔现象学让我们拥有了从意识角度理解现代存在的可靠通道。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接续纯粹意识多维的关联域而起,着重刻画的是被抛入现成存在的“主体”的生存状态,有趣的是,尽管海德格尔本人似乎在刻意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他对此在的日常平均状态的描述却完全可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存在者的刻画,作为资本生产的要素,常人及其在世早已丧失了个性和独立性。相比现象学,马克思哲学更早地完成了哲学上的存在论革命:存在既不是从个体那里提取出的抽象物,也不是源自超越者的某种特性,它体现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具有的绝对存在。认识的诸先天要素以及生存论的诸形式归根到底都是此绝对存在展示自身的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大生产这种全新的自身具有构造性的存在,而且揭示了这种存在的根本动力,即作为资本生产之根基的剩余价值生产,从而将存在的基础规定为社会大生产。</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综合看来,胡塞尔从现象学科学论上提供了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存在的认知模型,海德格尔刻画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存活的主体的生存样式,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胡塞尔的认知对象的来源,而且规定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的社会历史基础。通过此三维棱镜结构,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透视出资本主义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规律。</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在方法论上,现象学“接续”马克思完成了将形式存在确定为真实存在的重大思想变革。胡塞尔区分了总体化和形式化,将形式化以及作为其最好法则的流形论确立为超越论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纯粹意识如何构造出具体区域的存在,这意味着诸总体化不是无关的,而是被一种新的形式关联所贯穿并在其中得到构造。这是一种全新的考察存在和世界的方式。在形式问题上,海德格尔几乎完全继承了胡塞尔,唯一的差别也恰好标出了两者的根本差异:在海德格尔那里,形式既不是纯粹意识的意向关联的表达,也不应统合在流形论这样的数学形式之下,而只能建立在此在的在世生存之上,在此在的生存活动中自身显示。形式显示相比形式化更为本原,这是海德格尔坚持他的生存论/存在论能够为胡塞尔现象学乃至各门观念科学建基的关键点。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贡献其实更为根本,因为他借助价值形式分析早已将形式理解为真实存在,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已奠定了包括现象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基础。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一般等价物和货币诞生之后,原先仍可以在质料与形式这一区分下得到考察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必然在新的形式关联下变形为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存在要素。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都将形式存在视为最真实的,但在如何看待此根本变形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异。</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如果不能认清向形式存在的变形最终建立在活的劳动的二重化之上,尤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上,那么各种形式的拜物教就无法避免。而现象学则始终坚持基于形式存在构建世界和存在的意义,在此存在层面,存在者就是形式性的,无论是在现象学还原中被纯化为纯粹自我,抑或在世生存的此在都是如此。更本质地说,现象学试图基于现代数学理性给出的形式关联理解现存世界并赋予其意义,而马克思哲学则批判性地聚焦此形式关联的生成过程,最终在创造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形式存在的根基中追问构造新的生产关系的可能性。</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构成鸿沟,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历史、当下生存和思维形式这些存在本身,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探索未来的可能形态。但由于社会历史存在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主动构筑多维的考察视角,在此意义上,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所谓差异恰恰构成了我们透视存在、走向未来的多维棱镜。换句话说,借助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的交叉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且能够更清晰地洞察现代存在的由来、特性和未来。</div> <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长聘副教授)</div> ★★★★★ 文章 32584 22948 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建基与批判 2026-03-23T09:15:22.963+08:00 2026-03-23T09:15:22+08:00 xian-xiang-xue-yu-ma-ke-si-zhe-xue-jian-ji-yu-pi-pan 0
    32581 教育部新闻办 微言教育 3月12日至16日,教育部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 不分页 <div>3月12日至16日,教育部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相关活动并讲话。</div> <div>怀进鹏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以上率下、原原本本学,围绕中心、结合实际学,统筹推进、务求实效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div> <div>怀进鹏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前提是树立全新教育观。要全面把握教育在国家战略大局、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使命,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把教育发展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中彰显教育的作用与价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是否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政绩的“试金石”,用实际成效回应人民期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夯实基础教育基点、加强高等教育龙头引领两大重点攻坚领域,把编制实施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与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和两批次改革试点有效衔接,以“小切口”实现新突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脚是知行合一出业绩。要坚持求真务实、风清气正,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div> <div>读书班期间,教育部党组成员以专题辅导报告、个人自学、理论中心组学习等方式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下一步,教育部党组将聚焦主题、持续发力、注重实效,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对标检视上下功夫,在整改落实上下功夫,示范带动教育系统党员干部扎实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div> <div> </div> ★★★★★ 文章 32581 265 教育部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 2026-03-17T09:14:28.687+08:00 Article/2026/3/202603170914201746.jpg 2026-03-17T09:14:28+08:00 jiao-yu-bu-dang-zu-ju-ban-shu-li-he-jian-hang-zheng-que-zheng-ji-guan-xue-xi-jiao-yu-du-shu-ban 0
    32583 冯秀军 《光明日报》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思政课肩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职责,是一门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课程,攸关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深刻影响个体一生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精神底色。这门课兼具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体现出“术”“学”“道”有机统一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思政课的重要性予以强调,提出“全面实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建设面临内涵式发展的新的更高要求。内涵式发展之“内涵”,核心在于以质取胜,根本在于以理服人,关键在于深入的理论和教学研究。 不分页 <div> <strong>【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strong> </div> <div>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思政课肩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职责,是一门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课程,攸关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深刻影响个体一生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精神底色。这门课兼具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体现出“术”“学”“道”有机统一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思政课的重要性予以强调,提出“全面实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新时代新征程,思政课建设面临内涵式发展的新的更高要求。内涵式发展之“内涵”,核心在于以质取胜,根本在于以理服人,关键在于深入的理论和教学研究。</div> <div><strong>聚焦核心任务,厚植思想理论研究根基</strong></div> <div>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讲道理的底气,源自对真理的深刻把握和全面占有。思想理论上的彻底,只能来自对思想理论的深入研究。</div> <div>立足思想潮头,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研究。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沃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只有深刻揭示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才能发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的作用。这是将我们党在推动实践创新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学理化、体系化的过程。所谓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就是把具体经验升华为普遍规律、从鲜活实践中提炼出基本原理、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表达的研究过程,也是进一步彰显科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真理性的过程。唯有经过深入透彻、全面系统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才能引导学生深刻把握科学理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入理解“为什么行”“为什么能”“为什么好”,极大增强科学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思想穿透力。</div> <div>深耕思想源头,夯实经典精研精读基本功。理论溯源越深,思想解释力越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要讲准讲深讲透其思想精髓,必须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思想源头。一方面,只有将新思想置身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演进历程和历史脉络中,才能讲清楚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思政课教师应精深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夯实理论讲授的学理支撑,彰显思政课的学术深度广度。另一方面,要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置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之中,在文化传承发展和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深刻理解其深沉的文化基因和文明特性。只有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讲清楚,才能切实引导学生感悟经典内涵、领悟真理魅力,在文化认同中深化理论认同,在历史自信中增强道路自信,充分彰显思政课教学的历史纵深和文化底蕴,有力拓展教学深度与厚度。</div> <div><strong>坚持问题导向,厚植课程教材研究根基</strong></div> <div>课程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其内容是思想理论的转化,课程教材研究是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研究深度和成效直接影响思政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div> <div>深入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是系统讲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关键课程。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厘清总论与分领域之间的关系,探索构建核心课程群,为集中、系统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坚实基础。要从纵、横两个维度深入研究各门课程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材之间的关系。横向要深入研究各门课程教材对核心内容的支撑作用,以理论教育、历史教育、文化教育和实践教育夯实核心内容的坚实地基;纵向要深入研究本硕博不同学段螺旋上升、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搭建起彰显不同学段思想理论学习进阶攀登的课程阶梯。</div> <div>深入研究教材中的重难点理论问题。聚焦育人目标,要推动学术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学术体系以未知为驱动,以研究为主旨,旨在探索学科边界、推动研究范式创新、提出创新发现,重在“原创性”和“真理性”。教材体系以共识为中心,以育人为目标,其任务是将已经验证、形成共识的成熟知识转化为可供传授的知识,重在“确定性”和“共识性”。学术体系与教材体系既密切联系又各有侧重。学术体系着眼于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创新,教材体系侧重运用和依托学术体系达到育人目标。因此,要着眼育人的核心目标,在深入研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学术体系与价值体系有机统一的原则,推动学术体系向教材体系有机转化,确保思政课教材体系建构体现“道”“学”“术”的有机统一。聚焦重难点问题,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教材体系是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综合呈现,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特征。教学体系着眼教学过程实施和教学目标实现,具有突出的问题针对性。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贴近学生实际,以重难点问题为牵引推动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div> <div><strong>读懂学生心声,厚植教学教法研究根基</strong></div> <div>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最终要落实到课堂上。课堂实效的提升,有赖于对学情的精准把握、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洞察、对教学方法的持续创新。思政课教学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必须打破“教学研究非学术”的认知误区,深入研究“教”与“学”的双重逻辑,才能实现从“内容供给”向“价值转化”的跃升。</div> <div>深入研究青少年思想特点和认知规律,夯实学情研究根基。“因材施教”“以学定教”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学情研究则是教学的底座基石。面对成长于人工智能浪潮中的青年学生,只有深入研究、精准把握代际变迁与技术革命共同驱动的学情深刻变化,读懂学生心声,才能走好思政课的“入心”之路。新时代青少年生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最好历史时期,思维活跃、主体意识强,但面对各种思潮交织激荡的环境,也易产生思想困惑。思政课教学必须建立在对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科学研究之上,运用科学的方法捕捉学生的思想堵点、理论疑点、情感痛点。同时,合理利用AI技术进行学习行为数据分析,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进一步推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变革,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转变。</div> <div>深入研究思政课教育教学规律,推动教学教法创新,掌握“知—信—行”的转化规律。思政课的目标不是知识传授本身,而是通过知识传授实现价值引领和行为自觉,引导学生从“真学”到“真懂”再到“真信”“真用”。思政课教学不能是生硬说教,而是要以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要认识到,教育教学规律的总结,服务于教育教学方法的守正创新。要推动“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方法论转化。“讲深”靠理论深耕,“讲透”靠逻辑贯通,“讲活”靠实践激活。着力研究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叙事、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关切、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青年话语的方法机理。还要自觉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教学方法创新。面对AI时代的学习者,思政课需主动拥抱技术变革,注重案例式、探究式、体验式教学的有机组合,让学生在充满生机活力的课堂场景中汲取真理力量。</div> <div><strong>作者:冯秀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strong></div> <div><strong>《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7日 15版)</strong></div> ★★★★★ 文章 32583 264 《光明日报》|冯秀军:厚植学理根基,释放思政课育人活力 2026-03-17T08:26:38+08:00 Article/2026/3/202603170926326868.png 2026-03-17T09:26:25+08:00 guang-ming-ri-bao-feng-xiu-jun-hou-zhi-xue-li-gen-ji-shi-fang-si-zheng-ke-yu-ren-huo-li 0

    专题活动

    • picture
    • picture
    • picture
    • picture

    版权所有 © 2016 - 2025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190536  京ICP备10054422号-13 京公网安备1101080024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