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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3.24网络首发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重大项目“后疫情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趋向与供给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SJZDS026）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将经典文本意义向时代价值转化的实践过程。此过程包含文本之释读范式选择的前提性阶段、意义转化的内容转化阶段、表达方式转变的话语输出阶段和载体形式创新的终端传播阶段。四个阶段分别有各自的实践特征或要求：中西诠释理念交融背景下本土价值的张扬使文本诠释范式渐趋觉醒于本土古典诠释法；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构成要素作为意义的选择框架并据此框架对经典文本内容进行学科鉴别、选择和调适来完成意义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化；话语输出过程不仅要熟练文言文文体还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表达范式；被赋予数字化特点的载体形式应发挥立体化组合传播效应并坚持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引导力。四个阶段在整体性上形成了先后逻辑关系和演绎过程，并在这一关系和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本释读；价值重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从而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延续文化的生命力，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育人功能；另一方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有效融合后，才能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传承和彰显中华民族的精气神，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根本的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立得住、站得牢、行得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本文认为，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基础展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融入过程绝不是简单选择和随意截取，而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要素为择取框架、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的从文本意义向价值塑造转化的具有整体性的实践融入过程。它包含了文本释读、意义转化、话语表达、载体创新四个阶段，且四个阶段环环相扣，具有一定逻辑关系并贯穿以整体性思维，从而形成中华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图景。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经典文本只有获得持续诠释和理解，才能迸发合于时代的生命力。但社会巨变、语言文体革新及西方价值观强势输入等因素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障碍。甚而至于，现代中国学术存在严重的“失语症”，以西方话语而不是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则来理解表达自己的传统，丧失了解读传统和现实的能力①，人们在解构盛行的后现代氛围中阐释经典文本常因解构的酣畅而忘记了自我的立场。站在现代学术视野下，如何打通传统和现代的理解障碍，从传统经典里读出现代意义来，是经典文本释读面临的最大问题。现代人面对经典的基本态度通常是“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给予不断的再解释”②，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而言，从经典文本中汲取养分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意味着需要处理古今文化如何相融的问题。经典文本的阅读、理解和解释等文本诠释活动是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避不开诠释范式的选择。由于受西方诠释传统及其现代诠释范式的影响，中国经典诠释范式几乎一度丧失了自己的诠释立场，至今依然走不出“伽达默尔”框架。新时代高扬的“文化自信”垫起了经典诠释的自信，那种用西方叙述框架来截取整理传统文化的“阉割”方式已经被另一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反思所质疑：中国传统文化需有自己的诠释立场和诠释系统。

如陈独秀所说的文化“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③，中国旧有政统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道统学统的没落和传统文化叙述形态框架的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话语霸权。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由旧道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态下，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一度处于被批判攻击的非主流境地。经学支离破碎，“述而不作”的儒家经学叙事方式也因被理解为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终止。因而，面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诉求，生活于传统文化诠释断层期的人们陷入了诠释困境。这种诠释困境所指向的是人们因内在观念以及现实生活的差异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冲突。异质时空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必会为相应时空的读者群所理解，群体的异质性决定了理解的差异。现实生活对经典理论的吸收产生调和性冲突也是理解差异的客观结果。“诠释”的作用在于，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诠释，而消除人们所信奉的经典与现实生活中的紧张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关系的调和平衡，其实质就是借助于对经典的重新理解为现实生活开辟道路④。面向文本再解释，不仅要面向复杂多变的现实，还要纵览浩瀚如烟的经学，突破上述诠释困境，对研究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旧制瓦解之际，中国需要另一种诠释范式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解构理念恰好迎合了破旧制的时代之需。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将此前解释学所努力克服的偏见和误解合理化，他认为时间间距和读者的主观差异引起的偏见不可克服，任何解释都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理解，都是一种“偏见”①。这种来自理解上的“偏见”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创造性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文本意义会得以无限延伸。与伽达默尔同时，德里达将阅读过程也视作是文本意义解构的过程，但这个解构过程在对原有文本破坏的基础上又生出另一种不同于文本原义的意义来，这个过程本身不过是通过语言来解构文本而增加文本意义，从而揭示文本被遮蔽的东西。如此一来，解构经典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行为，加之中国近代有对传统文化解码并重新编码的需求，以至于将解构偏激地理解为任意解读且一度蔚然成风，甚至产生错读现象。显然，这种态度缺乏对经典的最基本尊重。对经典文本的任意解构事实上是对伽达默尔及德里达的误解，这种过犹不及式的解构之风偏离了经典“意义”本身的诠释目的。其实，无论是伽达默尔本体解释学还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只是以颠覆的形象去发现附着于作者、文本、读者的“意义本身”，仍然不能否定隐藏于作者、文本的“真”的存在②。因而，结合考据、训诂、校勘、小学章句等中国传统诠释方法，构建集西方诠释学优点又能体现中国本土诠释特点的中国诠释学是当下诠释范式选择的思考路径。

诠释的实质就是借助于对经典的重新理解为现实生活开辟道路，经典诠释本身所蕴含的基于社会共识的价值向度引导着理解所展开的方向。彰显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社会共识，文本释读不可避免地以此为理解的价值向度。本土文化自身的巨大传承力及现实对本土文化的强烈需求使研究者重新发现中国诠释传统的可贵之处，然而“诠释困境”的现实却让人们陷入了诠释范式的选择困境。中西诠释理念交融的大背景下，既无法避免小学、考据、章句和义理等经典文本释读的传统方法，也无法完全排除西方诠释学的影响，毕竟，近代以来，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本体解释学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诠释理念。如此背景下，学者们力图寻找既能汲取西方诠释学养分又能凸显中国诠释传统的诠释学。汤一介的“创建中国解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潘德荣的“经典解释学”分别指出了重新确定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性③、中国诠释学接续诠释传统的作用④、经典解释的核心作用⑤，洪汉鼎先生也将经典诠释学的发展视为中国哲学的出路⑥。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之路还漫长，但显而易见的是，经过一批学者的努力，建构“中国经典诠释学”而张扬本土价值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对文本释读者而言，熟悉传统经典释读方法并吸收西方本体诠释学理念则是当务之急。部分从事相关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人甚至不了解古典诠释方法的类型，更不知其在经典文本中的使用状况，以这样的状态又如何能够真正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古典诠释方法的类型通常有传注、章句、义疏、集解等，传注细分为诂、训等，诂是以今言释古言，训是作描绘与说明。章句解词串讲文意，义疏则兼释经文和注文，集解更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自己意见而注。五种注释类型贯穿于历代解经过程并跟随时代特点而有所变化，两千多年的经典注释阐发尤其是旁征博引的义疏体使经典的注释文本浩瀚如烟，如果没有一定的诠释学基础，那么释读经典文本只能是一场空谈。对于研究者来说，熟谙五种类型的诠释方法是一堂必修课。除此之外，释读者还须接受合理的误读。根据伽达默尔视域融合论，因“偏见”引起的误读具有合理性，它是“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差异促成的结果”①。因固有时间间距及读者自身差异，经典文本释读过程往往会因语言、理解和时空价值的差异而发生误读，这种“误读”可以理解为包含时代价值的创造性阅读，也正是这种创造性阅读使经典的传承获得了时代力量。在中国诠释学建构尚未完成之际，吸取西方诠释学思想并运用中国古典诠释方法去释读经典文本是当前释读范式的正确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学科发展中“只能以碎片化的形式保留或游弋在文史哲各学科之间”②。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亦是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内容，通过内容转化环节来完成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化。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争议主要聚集于“本质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还是教化实践活动”③的问题上，无论是哪一种本质论，其“主流意识形态‘传导’‘承续’的基本载体和实现形式”④的学科特征都指向了其塑造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学科目标向文本传递其所需塑造的价值，并据此从经典文本中择取有助于自身目标实现的资源，它影响着释读过程择取经典文本内容的方向、范围及类别。

思想政治教育之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其承担塑造核心价值观任务的必然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已抛弃封建儒学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指导理论，这意味着封建儒学导引下的文本所包含的价值观需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才能符合当下所需。换言之，需秉持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来释读、筛选、提炼和融合经典文本中适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此而言，文本释读的价值目标方向是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文本释读伴随着两个矛盾，一是“价值重塑”意识的自发性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塑造自觉性之间的矛盾。目前释读者的价值重塑意识在释读过程中还处于自发阶段，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塑造目的性却已上升为国家程度的自觉。二是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合取向的矛盾。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化态势，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社会价值凝聚力来确立主导地位。因而，要消除这两个矛盾，使文本的意识形态顺利转向马克思主义，需强化释读者的学科意识与价值塑造意识，时刻对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方向，完成文本意义价值观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化。

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角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要素”论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将三要素作为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框架并以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向，为文本释读的范围和内容的择取划定了范围。文本中所渗透的封建意识形态内容已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摒弃，弱化文本政治性而重视文化性的释读特点使具有普适性的人文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及其它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内容成为经典文本诠释活动的主要范围和择取、转化的重点内容。清晰释读内容的范围及摘取边界，既可以防止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拣选出现缺乏辩证思维和批判思维的现象，也可以防止出现片面化、形式化现象，真正做到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准则。但内容择取的学科化过程伴随着文本意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也伴随着古今时代元素的转化，涉及文本、时空和释读者三个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框架之下的内容择取完成情况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意义择取框架的限定，还需综合考虑文本、时空和释读者的共同作用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产生以来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不因国家或历史的变迁而消失①。古代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也没有这个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融于传统文化实践活动之中，其所依附的经典文本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需释读的对象。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为经学教育，内含于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宣扬封建纲常，为塑造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服务。其相关理论经由封建社会的长期实践已经构成了一种“范式”，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引起了各种社会危机，这种“范式”面临着自身所无法解决的新问题。范式面临危机通常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论，而是想方设法去进行调整、扩展性的探索，直到使反常变成与预测相符为止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自身调整并不能立刻适应，以致常出现调适性的冲突，但这不妨碍其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

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含于传统文化之中，它的主要内容为经学教育。经学教育所包含的理想信念、信仰教育及道德教育等内容，不仅为封建统治者塑造所需的价值观念也为人们提供精神意义的思考方式，在今天或仍有借鉴意义。儒家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包含的高尚人格及家庭和睦等普适性理念可以直接转化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经过现代转化后的“修齐治平”所塑造的是合于时代特点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人格，“修身”所“修”的是能够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身”，“齐家”所“齐”的是具有民主平等观念的和睦家庭，诸如此类的转化都是时代价值对传统价值的革新重塑。经学中的信仰教育宣扬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天”的指令，而执行指令的人间代表是皇帝，其所代表的封建纲常也不可违抗，而于现代社会，这种封建性的信仰教育已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取代。在道德规范方面，围绕“三纲”及五常“仁、义、礼、智、信”构建了道德伦理的规范体系，内含价值观与人生观教育，精辟回答了关于人的生死、苦乐、公私等诸多问题，其中不乏可以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借鉴转化的普适伦理，但这也并非照搬照用，而是经过一个现代转化过程。如封建孝道的现代传承就有一个明显的现代价值转化特点：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以孝为忠等内涵已为时代所抛弃，传承下来的内在涵义“敬”与“养”的内容和形式也融进了民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本意义的话语表达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话语输出阶段，话语输出过程其实是从经典文本一端到思想政治教育一端的话语意义转换过程，二者的转换具有前后逻辑关系，这个转换过程首先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古今话语转换能力，并能够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维使经典文本意义的话语表达符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已经有些年头，但话语输出效果依然未有显著提升，究其原因，话语输出过程即文本意义的释读及其表达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化还存在诸多问题。

作为文本表达的载体——语言运用能力的大小关系到话语输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程度的高低。话语输出过程中，经典文本一端的语言释读能力即文言文能力是实现话语高效输出的必要条件。

自近代白话文文体革新运动之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各类文献的主要叙述方式，以致人们日渐陌生古典文献的叙述方式而缺乏与古典文献直接对话的能力，经典文本释读能力的削弱导致了古今语言互通、理解的困境。这种困境使大众对传统文化变得“不解”“疏远”或是“错读”，就此而言，现代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①。没有语言理解的通畅，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空谈。“传承物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媒介的存在”②，语言是一切思想传承的载体，提升经典文本文言文叙述方式的理解力是一切诠释活动的前提。然而，大部分研究者文本语言的古今转换能力欠缺，并不具备与经典文本展开直接对话的语言能力，话语输出过程前端尚有障碍，遑论话语输出过程后端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以致出现缓慢、浅层、盲从的话语输出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有意识有计划的发现、培养能熟练使用文言文释读经典文本的人才，扫除输出过程前端文本释读的语言障碍，消除古今文本语言沟通困难的尬境，从而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输出研究。

既然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就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范式，即经由释读者加工之后所输出的内容应当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中，即要遵循来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的范式要求。这里的表达方式并不等同于言说方式，而是话语内容所要遵循学科特有的本质属性、原理术语和价值范式。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对文本话语输出提出了学科范式要求。

首先，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输出首先要遵循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浸润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优秀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会带上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最鲜明的话语特色。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应当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特色，这是其区别于从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和文学角度来释读文本的主要特征。如孝道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就需经历一个由封建儒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转变的过程，以马克思理论话语体系过滤了孝道“移孝为忠”“传宗接代”等封建话语特征明显的内涵，而仅保留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尊亲养亲”内涵。其次，遵循学科话语体系规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因有属于自己的学科原理及术语而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③的基本特点，如果对此体现不够充分就可能引发话语沟通过程语义的“断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输出过程既要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也要体现时代特点，不仅要“继承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还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最后，遵循学科价值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实价值实现最终需要通过其作用对象“人”来体现，“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成为学科的价值目标。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同样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秉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价值立场，始终以党的方针政策为话语底色、以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三观”塑造为话语目的，或体现思想性或体现道德性或体现政治性，可以说，学科价值规范了话语输出的价值指向。

既然从文本释读到价值重塑是理论构建到实践运用的过程，那么具体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之中，就产生了来自学术、学科、教材、教学和生活诸多话语表达方面的差别。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的差别，指向价值重塑的经典文本释读成果表现也必有所差别。第一，学科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差别。文本意义要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输出并进入学科话语体系，就需规范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但研究者很难刻意注意学术话语与学科话语的差别，往往匮乏学科话语规范。第二，教材话语与教学话语的差别。教材话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指导性，而面对鲜活的教学对象，需通过生活语言的艺术加工将教材话语转化为教学话语，否则，生搬硬套教材话语会影响教学效果。第三，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的差别。通常，由释读者翻译形成的文字学术性比较强，但思想政治教育是面向全民生活的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否具备易于为受众接受的话语方式直接影响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话语形式生活化是提升实践效果的必然要求。要高效完成从文本释读到价值重塑的过程，区分话语输出表达方式类别不仅体现释读者自身深厚的知识背景也考验其对生活的经验与认知。

从熟练文言文到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规范，整个话语输出过程都离不开研究者个人的专业能力。当前存在一个矛盾现状：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研究者并不具备深度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功，而那些具备深度阅读文言文能力的国学研究者又不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基础。因而，有意识有计划的发现、培养兼具国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双重专业基础的研究者是研究领域现在和将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文本意义价值重塑的最终实现只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节完成，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所使用的方式方法最终都须面向并通过实践对象来达成预期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此阶段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效果的检验，也是对其实践效果的检验。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思想政治教育化，其终端呈现形式即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形式，或独立呈现于教材之外，或体系化呈现于学科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终端展现、传播还需要一个将优秀传统文化通俗化的载体化、媒体化环节。相较于古代经学教育单一的载体形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复杂多样，尤其是数字媒体更是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体验。那么，数字媒体环境下，又该如何通过载体来呈现转化后的文本意义而提升融入效果？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所依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传媒载体等载体表现形式相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都普遍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影响，可以说，对数字媒体的选择程度直接影响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目前，尽管“普遍性”“制度化”的管理载体、渗透性强的文化载体、实践性强的活动载体以及覆盖广、传播快的传媒载体依然是载体形式的主要选择，但介入数字化技术是各类载体形式的时代要求。数字媒体具有交互性、虚拟隐蔽性、去中心化和空间性的明显特征，大数据技术、短视频的运用更增添了信息传播的精准性直观性。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终端传播更深地迎合、依赖于书籍、报刊、电视、电脑和手机等混合载体及文字、声音、图片等混合传播形式。近几年短视频的娱乐、便捷、直观等“高频输出”传播特点更是前所未有地刺激着传播对象，每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都会通过文字、图像、影音等在交互空间里海量的、快速的动态传播，传播空间范围及其形成的网络舆论空间空前放大。无疑，数字媒体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也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形式注入了时代特点。顺应载体形式数字化是终端载体形式的时代选择。

在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双在场”的数字媒体传播环境下，文本意义的载体化、媒体化阶段不仅要关注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动态性优化，还要关注载体形式及媒体形式的组合，以求获得最有效的传播。面对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呈现，一方面要根据实践对象的身心特点来选择、组合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传媒载体等载体形式。以管理载体统摄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传媒载体，将传媒载体运用到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和活动载体之中，形成载体的立体化组合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要积极组合媒体载体，尤其是运用好数字媒体组合。报刊、影视、网络等载体形式通过文字、声音、影像等表现手段构成了立体传播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象对这种传播环境被动或是主动的习惯客观上倒逼文本输出终端环节不得不迎合数字媒体牵引下的媒介组合形态。大数据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信息受众处于价值链末端、被动输入的劣势，而赋予其主体性，使其由价值链的末端转变为平等对话的主体，拥有了价值表达的话语权。自媒体环境下的短视频、直播等载体形式充分发挥新媒体及时性、交互性、动态性、直观性的优势，如此立体化的呈现形式无疑为文本意义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的渠道。这种突出数字化的多种载体形式组合全方位多角度覆盖，可以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象载体偏好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发挥载体形式立体化组合的传播效应，从而增强对文本意义传播对象的渗透力。

大数据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终端传播载体更添了即时、迅速、精准等数字技术的特点，无疑这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也存在如“网络成瘾”“信息茧房”“价值盲从”等数字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容易使实践对象或沉浸于短暂、即时的快乐，或沉浸于信息茧房中自得自乐，或难以定位人生目标而无所适从，会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凝聚功能，尤其是去中心化特点弱化了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效果，除此之外，也会削弱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数字技术催生的“流量经济”“网红文化”直播带货热潮或成为未来商业营销的常态方式，新商业营销方式之下的人们受到商业模式变化的冲击，可能会出现价值盲从或价值自我的现象，容易导致社会价值的无主流状态。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思想政治教育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应牢牢地控制主流媒体的主动权，发挥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引导力，将碎片化的信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串联起来，使文本意义获得集中呈现于主流媒体的优先权，以保持主流价值观的灌输优势。从提升融入效果的角度来说，文本意义在主流媒体的终端呈现还需要考虑大众的价值旨趣，据此而大众化通俗化呈现文本意义，以便大众判断、选择和接受，从而更有效地完成经典传承的时代任务。

纵观相关研究成果，虽然研究论域从融入的意义扩展到内容，从融入的方法扩展到路径，却很少从整体上关注、研究融入过程。整体性思维视域下，释读范式的选择、意义的转化、表达方式的转变和载体形式的创新是一个过程中具有前后逻辑关系的四个阶段，应以整体性思维把握、贯穿、运用。

整体性思维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注重关系维系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它遵循连续性、立体性和系统性原则，即当思维对象确定后，思维主体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反映客观整体，一方面把整个客观整体视为一个有机延续而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客观事物自身包含的各种属性整体地考察它、反映它，使整体性事物内在诸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并按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层次和结构，组成网状认知结构，逻辑再现客观事物的全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前提性也是关键性步骤是正确理解何为优秀传统文化。选择合适的释读方法，正确理解、选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筛选、转化符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求的优秀传统文化，选择合于时代的话语表达方式，将之付诸一定的载体形式来传播，才能完整地完成从文本释读到价值塑造的过程。文本之释读范式的选择、意义的转化、表达方式的转变和载体形式的创新四个阶段具有前后逻辑关系，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推进，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逻辑整体。融入过程应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意识、话语体系特点、载体形式变化，整体性思维视角下的四个阶段既是一个整体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思维主体应视四个阶段为一个具有先后逻辑关系的不间断发展过程，将任一阶段割裂开来而单独进行都无法完整地完成融入过程而导致影响融入效果。以孝道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例，要提升其融入效果首先要面对经典文本释读范式选择的问题。要避免因释读者自身认知差异而致的孝道意义释读的多样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还要落到释读范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接着就要处理孝道意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化的问题，既要解释孝道原初意义，也要解释契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孝道意义变化，还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对孝道意义的学科边界规定，这个阶段之后就需处理孝道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输出的问题，即语言表达方式问题，那么，文言文的译读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特征和类别都影响着孝道意义的表达。最后要处理好孝道终端载体形式的创新及其有效组合运用的问题。孝道的文本释读、意义的现代转化、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表达以及终端载体的运用四个阶段体现了“释—转—述—达”先后、内外的顺序逻辑关系，完成这四个阶段，孝道就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从文本释读到价值重塑的过程，但每一阶段都会影响孝道价值重塑的效果。

总而言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所包含的释读范式的选择、意义的转化、表达方式的转变和载体形式的创新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从文本释读到价值塑造的过程整体。剔除融入过程的四个阶段中任意一阶段，或者割裂其中一阶段都破坏了过程的整体性连贯性，即任一阶段的缺位或模糊都必将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而，以整体性思维把握融入过程四个阶段的先后逻辑关系，兼顾内容与形式的转化创新，重塑合于时代的意义价值，完成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化，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有效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王红，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