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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 2023.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研究”（项目批准号：18BKS183）、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中国之制’的故事解码与内在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AHSKZ2020D45）。

［摘要］社会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不是僵死、空洞和固化的，而是一种生产的空间，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提供了何以可能的根本前提。空间叙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化表达和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空间的重要方式，它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叙事内容，以空间要素为媒介，借助空间的生产来表达主流价值观，赋予空间以意义，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空间的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以现实物理存在空间为依托，关联生存体验、集体记忆、符号建构和意义追求，从物理存在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和心理精神空间进行展开。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空间生产

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一是为顺应中国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二是为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空间的改造能力也逐渐增强，由过去在空间中的生产逐渐变为对空间的生产，空间不再是空洞、僵死和固化的，而成为一种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正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建构的需要，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叙事内容，以空间要素为媒介，借助空间的生产来表达社会主流价值观，赋予空间以意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包含两个主概念，一个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另一个是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作为思想政治实践活动的场域，它不是“纯粹的自然空间，也不是抽象的理念空间，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与物理存在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以及思想观念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构性关系网络，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内在特征”。[1]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因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尚未涉及的空间属于潜在空间，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展开的空间才是现实的教育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空间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空间”或社会空间，它是人类在实践中生产出来的空间。它的存在前提是其已经进入人的“知行”领域，被人的实践活动所“作用”过，尚未进入人的“知行”领域的自在自然空间以及未被教育实践活动涉及的空间都属于潜在的教育空间。作为“生产出来的空间”，它必定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作用过的空间，打上了人的烙印，内含人的意图、目的以及人作用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事”的意蕴。叙事通常被理解为“讲故事”，而“叙事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表达与理解的方式”。[2]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理解为讲述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故事，或通过空间进行讲故事，即使这样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如果仅仅把空间理解为叙事的媒介，可能就遗忘了空间本身内涵的教育价值与叙事意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是以空间要素作为媒介，借助空间的生产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赋予空间以意义，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活动。

为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我们还需要对空间叙事的特征进行剖析。首先，空间叙事的场域具有物质生产实践依赖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其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物理存在空间作为一种“生产的空间”，本身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而是依赖于物质生产实践所创造的物质空间。不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也无法实现对物理存在空间的意识形态表征，物理存在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更无法彰显。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内容具有社会历史性。空间作为生产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参与空间生产的人及其关系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内容选择往往是针对特定教育对象的，教育对象需要的内容也具有当时社会历史的印记，完全脱离教育对象的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表达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呈现同样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让人们通过虚拟仿真技术、3D技术沉浸式感知与体验历史事件。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意义彰显具有主体建构性。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和传递一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有语言学上的“意思”之意义，也有效用论上的“价值”之意义，无论是哪一种意义，要被人们所理解都离不开主体的表达。尤其是前一种意义，它需要叙述者用一定的语词、图像、声音等将其呈现出来，才能被教育对象所感知，才有被教育对象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意义是客观的，但意义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具有主体建构性。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本质是教育者利用空间来表征意识形态和塑造空间的双向互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的空间属性以及教育实践活动的空间依赖，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提供了何以可能的前提性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是教育主体凭借其掌握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组织社会物质生产时，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外化为一定的物质产品，这些物质产品既有生活日用品、文艺产品和建筑等，也包括人们的生存的空间。这些物质产品和人们生存的空间是带有意识形态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和空间的感知内隐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正是建立在人们对生存空间，尤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体验到的带有意识形态性的物理存在空间基础上的，空洞、抽象和僵死的空间对人们来说不具有现实意义，也很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表征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物理存在空间中开展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是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当这些不同个体集聚于表征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物理存在空间中，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存在空间的体验是不同的，即相同的物理存在空间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那里会产生不同的空间体验。教育者在对既成空间进行解说，挖掘其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时，教育对象也在和自己体验到的既定空间感受与叙述者的解说进行互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教育对象和教育对象之间，主体的人和表征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物理空间之间，以及主体人的空间体验和其已有的经验之间都在进行着广泛的互动，该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赋义空间的过程。

作用机理是事物产生作用的内在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产生作用的内在规律以个体的生存体验为基础，以集体的记忆唤醒为催化，以空间的符号建构为关键，进而连接教育对象的意义追求，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体验的基本场域，对形成个体体验具有重要作用。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时空之中，人对生存的体验也根植于时空体验。海德格尔指出人的生存是空间性的，空间是“一种以人的生存方式，即居住的存在”。[3]空间是生存性的空间，生存是空间性的生存，海德格尔在这里揭示了人的存在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空间是人生存的基本场域，规定了人活动的基本范围，构成了个体生存体验的基础。空间体验“是人在生存空间中感受、经验、体验到的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4]个体对生命的体验首先以个体生命的存有，以占据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为基础。人类在空间中感受着宇宙自然、历史文化和生命意义，空间也塑造着人的感受与经验的方式。正如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所言：“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5]空间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生存体验方式，也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是教育的一种空间化表达，必定要在空间中展现教育对象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对个体生活状况和生存境况进行描摹，以个体的生存体验为基点进行生活化叙事。不同教育对象对不同空间在相同时间有着不同的体验，相同教育对象对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也有着不同体验，因而空间体验具有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一方面要关注教育对象的空间体验，以空间再现或刻画教育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境况，以连接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激发教育对象的情感共鸣，形成经验共识和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对空间进行赋义，以充满教育意蕴的空间来引领和塑造个体。

叙事是保存和唤醒记忆的重要手段，记忆则是个体内在的体验形式，具有空间性和场所性特征。有研究者认为，记忆是“架在时间与叙事之间的桥梁，如果人们不具备记忆的功能，那么时间马上会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叙事也会因印象空白而变得不再可能”。[6]记忆生发于个体内在的生命体验，是个体体验的形式。个体作为空间性存在，其记忆也具有空间特征。“记忆所由产生的特定的物理环境，对人类的记忆具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几乎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所表现。”[7]人类正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人们记忆的产生具有空间体验性，记忆的组织、唤醒也具有空间特性。“刺激的物理存在比心理含义更能影响记忆。甚至对于漠然的旁观者而言，环境亦较心理努力本身对蛰伏刺激能提供更为有力的场合线索。由于物理线索的这种优越性，人们一般偏向于以物理刺激而非内部策略来组织记忆。”[8]正是由于记忆获得、组织和唤醒等具有空间特性，人们由此提出了一种“记忆的艺术”的理论，例如古希腊西蒙尼戴的“位置记忆理论”、古罗马西塞罗和昆体良的记忆理论都强调空间在记忆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人们对记忆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记忆能力，主要是人们“记事”的能力，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人物和事件的记忆。叙事作为对过往发生事件的记录，内含着把“原生事件”、“意识事件”和“储存在记忆之中的事件”变成“被表达出来的事件”，它既把“储藏在记忆中的事件”转变成人们可以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感知的“公共”事件，也把“储藏在记忆中的事件”变为外在固化的记忆事件。个体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体验回忆起发生在空间中的“事”，而这些事需要经过符号化的表达才能被人们所理解。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是空间表征和教育赋义空间的双向互动。就教育赋义空间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是教育实践活动赋予空间以一定教育意义，建构空间表征的一项活动。教育赋义空间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来完成，即借助“把对象与解释项连接起来的媒介或载体；它一方面连接的是它所再现的某个东西（也即‘对象’），另一个方面同时也在解释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效力或另一个符号（也即‘解释项’）”[9]来赋予空间以意义。没有沟通对象与解释项的符号，人们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空间的教育意义也难以显现。人们正是依赖于连接理解对象与解释项的符号，在空间生产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含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外化为一定的物质符号，让人们在体验物质符号叙事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也在进行一种意义空间的生产，当然，意义空间的生产仍然需要物质媒介实体，但其主要依赖于精神符号，是一种想象、虚构、表意、象征、表征的符号化空间。它主要依赖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以人的空间性存在、空间的生存性以及空间在人认识自身和了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为基础，关注人的物质生活、心理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进行符号编码。符号编码要能够表现和再现教育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境况，将教育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生活经历予以符号化再现，以此和教育对象产生经验相通和情感共鸣，让教育对象在感知符号化空间的过程中领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发挥作用，必须关联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内在记忆，进而连接其生存体验、内在记忆，对空间进行符号化编码，以期实现教育意义。社会空间是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对社会空间进行表达和理解，既要通过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理性规训等形塑和赋义空间，也要通过空间来理解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引导人们形成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及道德情操。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意义的凸显，要以符号来把握人们在空间中的生存体验、生活经验，将主观经验外化、固化为人们可以理解的符号，由此形成对空间的“形而上”理解。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而符号这种东西“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人通过符号来表达和理解意义。[10]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建构一种符号化的空间，就是在建构一种意义空间和精神空间，它连接的是主体和客体。“所谓意义，就是人有所谓的客体对主体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指向，这种指向只有在人的理解中才能显现出来。”[11]意义既包含主体的层面又包含客体的层面，它是连接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纽带。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获得一方面来自空间本身，另一方面来自生产空间的活动和在空间中活动的人，离开了人，空间就没有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意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就是需要揭示空间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探求空间对人的塑造和人对空间的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生存境况中，实现对空间的改造，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可以借用物理存在空间形成具象表达，聚焦日常生活空间观照生存体验，关注历史文化空间唤醒集体记忆，引领心理精神空间实现意义升华，来实现其空间叙事效果。

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不仅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人们进行教育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场域，它具有现实可感性，是空间叙事具象化依赖的对象与载体。空间叙事的具象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表达层面，它需要借助空间实践将意识形态外化、客观化为一定的物或具象化产品，让教育对象在感知中领悟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成功地对象化为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单纯依靠理论灌输是不够的，必须转变为一种教育对象可感知、能体认的具象化事物，让教育对象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中。空间实践即“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制造过程”，[12]是进行社会构成物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为一种受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触、可感的物质的过程，也是在空间实践中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些承载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物化空间及其空间中的物质，呈现其内在的主张和意志，这些物化的空间及其中的物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物理存在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用这些物化的意识形态物质实体来指代抽象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意味着用物质实体代替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通过某一种类的事物看待另一种类事物的认知现象”。[13]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具象化不是单向度和一劳永逸的，而是在空间实践中统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体验空间，形成的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叙事的过程。

日常生活空间是人们生存体验所面对的最直接、最具体和最现实的场域。“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人类及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以完整的形式与方式得以真正体现出来。”[14]日常生活场域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结成的各种关系，是人们所面对的最直接、最现实和最具体的空间。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空间不是冷冰冰的物质，而是鲜活的生命体：“它是有生命的，会说话，拥有一个富有情感的核心或者说中心：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或者，广场、教堂、墓地。”[15]聚焦日常生活空间，对日常生活空间进行有温度、有情感和有思想的表达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展开的着力点。空间叙事聚焦日常生活空间就是要关注个体及其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体验。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关注个体及群体的物质空间体验。作为现实的人，首先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空间中，物质空间体验构成个体体验的源泉。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异化为抽象空间，它是令人厌烦的、冰冷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世界。它是均质化、齐一化、暴力化、恐怖化、危机化的空间”。[16]我们要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让物质空间真正成为人的空间，成为富含人文气息、彰显人文关怀的物质空间。其次，关注个体及群体的社会关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又是处在一定空间中的交往，不同的空间环境影响和塑造着人的不同交往行为、交往方式和交往体验。关注人的社会关系体验其实就是关注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感受，从这些不同的感受中发掘交往行为背后的认知和理解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既要尊重这些不同的认知方式和理解方式，也要引导和塑造新的认知方式和理解方式，从而形成社会认同。最后，关注个体及群体的生命体验。个体或群体的经历构成其体验的基础，这些经历在其生命历程中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那些能够触动个体对其生命本质进行思考、对生命意义进行终极追问的印记我们称之为生命体验。生命体验在个体形成生命态度、生命观念和生命意义的认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应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回应人的生命体验，实现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引领。

历史文化空间是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历史过程、文化积淀和国家及地方认知的综合产物。[17]历史文化空间展现着国家发展的历程，承载着国家发展的集体记忆，彰显着国家发展的成就，凝聚着人民群众的劳动智慧，同时连接着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关注历史文化空间，就是要挖掘历史文化空间中蕴含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共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唤醒集体记忆，增强社会信念和国家认同。社会信念和国家认同与人们拥有共同记忆或集体记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巴瓦赫认为，社会信念和国家认同是集体的传统或回忆，也是从对现在的理解中产生的观念和习俗。[18]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汲取历史文化空间的丰富养料。历史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景观价值和国家区域认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空间的这些价值，在教育对象观看历史遗物、参观历史遗迹时，对这些遗物和遗迹进行充分的叙述和阐释。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创新历史文化空间叙述的方式。历史文化空间既有具体的实体空间，也有抽象的思想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复原、再现、重现历史文化空间，创新历史文化空间的叙述方式，将口头叙述、文字叙述、图像叙述和网络叙述相结合，实现多主体、多媒介和多视角的沉浸式叙事。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实现历史文化空间的当代阐释。历史文化空间作为过去思想文化的承载空间，其内含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性，因此需要进行新的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应发挥好历史文化空间在唤醒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和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既需要用空间来开展教育，也需要用思想政治教育来塑造空间。就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空间而言，既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本身的塑造，也涵盖对非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塑造，并且这种塑造既有物理性的塑造，也有精神性的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对空间进行赋义的过程就是一个塑造精神性空间的过程，当然这种塑造还停留在客观化、外在于人的塑造，还没有将其转化为教育对象所接受的内在心理精神空间或对教育对象内在心理精神空间进行塑造和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要实现对教育对象的心理精神空间的塑造和引领，以实现教育对象对意义追求的升华，就需要教育者具备科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首先，教育者作为叙事者必须拥有科学的知识体系来解释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精神现象，纾解教育对象的心理困惑，帮助教育对象实现对人生意义追求的升华。其次，教育者需要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必定是心理、精神健康的人。教育者健全的人格、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会形成一种感染力，深化教育对象对积极健康心理的认识，激发教育对象追求积极健康心理的动力。最后，教育者需要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作为精神性存在，必定会关注自己的精神空间发展问题。教育者要实现对教育对象的心理精神空间的引领，就需要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用坚定的信仰引导教育对象超越单纯的物质追求和个人享受，努力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实现精神境界提升。（雷长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