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表现为与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体。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前，我国学者在社会历史的本质、动力等方面基本上持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了解的唯物史观，先后对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了富有个性的研究，构成了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探索有其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时代背景主要表现为伴随以救国救民为旨归的社会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我国出路的思索导致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古今中西”之争和“问题与主义”之争。思想渊源则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研究成果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

(一)时代背景

一是“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化。“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我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整个历程。这一问题的解决要求“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在社会思潮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想流派都曾试图以自身的理论立场对该问题予以解答，其中尤以进化论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作为唯物史观成为主流话语方式之前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解释范式，进化论革新了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对该理论进行过积极的宣传和应用，不过他们都没能超出唯心史观的范畴。此外，从理论本身来看，虽然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进化论作为对生物学发展规律进行阐发的学说，在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时存在着明显缺陷。由于进化论既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演变，又不能对“古今中西”之争给出合理的回答，因而已不能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正确回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的主要话语方式。

二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推进。“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影响着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们强调空谈主义是危险的，不利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主张从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该派别的代表人物虽然看到了空谈主义的危害，但因此否认谈论和宣传主义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因噎废食的错误主张，是对理论和现实的割裂。此外，该流派还否认社会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张通过不断改良以实现社会的改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体现。与此相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指出研究问题和高谈主义是交相为用的。主义作为一种学理工具，能够在因时、因事而制以指导实际运动的过程中促进多数人的共同行动，进而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改造。马克思主义者还强调要通过阶级斗争实行经济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实际上，“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关于中国究竟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政治论争。通过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为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障碍，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

(二)思想渊源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不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还受到了法国、苏俄、日本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启发，同时也体现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掌握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提供了根本依据。蔡和森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就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原著为参考的。如他关于社会形态演变动力的观点与恩格斯强调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认识是一致的。范寿康曾以分段注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阐明。马克思在文中对社会形态的演进作过简要说明：“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留日期间，也刻苦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其中对经济生产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详细考察无疑都对李达研究社会形态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提供了帮助。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推荐，使毛泽东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其次，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形态演变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伯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就学习了“社会形态发展史”这一课程，因而他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观点带有明显的苏俄色彩。如他关于奴隶制度出现于封建社会之后的认识就借鉴了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中的观点。范寿康和李达在赴日本留学的过程中则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寿康曾坦言《中国哲学史通论》的编撰受到了武内义雄和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影响。李达也曾表明：“河上肇是我的老师，我的经济学是从那里学来的。”此外，他在留日时还翻译了高畠素之著的《社会问题总览》,并根据日文本和德文本对荷兰郭泰著的《唯物史观解说》进行了翻译。

最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探索还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影响。社会形态演进的原因和动力研究，涉及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作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我国近代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时，难免会受到传统哲学中与思维和存在问题相关的哲学论争的影响，包括道器之辨、心物之辨等。一方面，宋明时期的道器之辨就涉及了历史观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应从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从天命或自然现象的变异去解释社会的治乱。到了近代，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道器之辨逐渐演变为“古今中西”之争。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我国传统哲学中的心物之辨有着共通之处。心物之辨作为唐宋以来我国哲学论争的中心之一，到近代后逐渐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结合在一起了。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就已经能够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将认识过程视为知和行的统一，王夫之的“格物致知”就是重要体现。不过我国古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不是实证的和科学的、带有朴素性。近代以来，对知行关系的讨论与反思也逐渐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联系起来。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探讨有其逻辑展开过程。总体而言，他们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讨经历了奠基、推进、创新、深化和完善五个主要阶段。

(一)蔡和森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研究的奠基

蔡和森于1924年5月出版的《社会进化史》是我国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撰写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从形式上看，《社会进化史》主要是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划分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进行分期的。具体表现在，蔡和森依照摩尔根的划分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文明时代三种不同的形态。就划分的标准而言，蔡和森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影响，蔡和森注意到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每个时代的变化，有每个时代的新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即直接为生产方法的变迁所引起”,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人们从自然的生产走向社会的生产的过程。

《社会进化史》基于生产方式的演进对社会形态作了较为合理的划分和论述，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对家庭、财产、国家等方面起源的考察较多，对社会形态的具体演进过程揭示较少。蔡和森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原始共产制下的氏族社会形态，而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论述较少，对已经问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更没有着墨。其二，对进化观点的表述较多，而关于革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论述较少。蔡和森在该书中强调了家族、财产和国家是如何随着经济的进化实现不同形态变更的，但没有充分探讨进化过程中存在的革命性跃迁。其三，蔡和森虽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社会形态进行研究的，但他以摩尔根的三分法来划分复杂的社会形态则显得不够具体与明确。虽然他在该书中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社会演进中所历经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及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但并没有以五种社会形态为依据分析家族、财产和国家的进化，而是围绕摩尔根的三分法来进行论述的。尽管蔡和森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但他对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尝试，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和规律开展系统研究的基础。

(二)张伯简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考察的推进

张伯简是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1925年，他在上海、广州两地出版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该书是以他在1924年11月发表的《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科学的共产社会》一文的基础上撰著的，并多次再版。关于人类社会的划分标准，张伯简指出，应该从经济开始对社会形态进行研究。他强调：“大凡由这个社会变到那个社会，必定是他的经济基础变更，即生产技术进步的动力使之推进。”在此基础上，张伯简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八种形态，即：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与农业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手工工厂制度、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关于每类社会形态，张伯简还在对经济发展状况和特征进行分析的前提下，对建立在其基础上的阶级、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形进行了说明。

相较于蔡和森的三分法，张伯简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更为具体。他的八分法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推进主要体现为三点。其一，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更合理。他对每种社会形态均以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详细阐释，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形态的类型及演进顺序，并形成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征的系统了解。其二，对社会形态的认识与讨论更为全面。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虽然涉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只作了简单展望，并未进行系统论述，而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三，对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和规律的阐述更为简明通俗。相较于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中语言的晦涩，张伯简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表述更加通俗易懂、逻辑结构清晰、体系更为完整。

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观点，张伯简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认识颇具特色，因而也容易引起争议。首先，他将族长的血族公社从原始共产社会中分离出来。一般观点认为，族长的血族公社时期生产力虽获得进步，但生产的性质仍然是集体主义的，因而应归于原始共产社会的范畴。其次，张伯简将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视为封建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倾向，这一看法也与人类社会先经过奴隶社会再进入封建社会的一般认识相悖。不同于将农奴制度置于封建社会中进行分析，张伯简将农奴制度从封建社会形态中剥离了出来。最后，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张伯简也是将其细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形态进行了探讨。

(三)范寿康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探讨的创新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研究原则和立场的学者，范寿康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对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了独特划分。他强调“社会形态的推移的至要阶段”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之一，指明“社会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的”,认为要把社会的发展看作生产诸力和生产诸关系之间的斗争历程，才能求得对社会发展的彻底理解。

关于一般的社会发展阶段，范寿康将其划分为五种制度形态，分别是：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赁银劳动制和资本主义制。在对一般社会形态演进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范寿康还对我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作了阐释。他将我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划分为殷代以前的原始共产制时代、殷代至周代的奴隶制时代、周代至秦代的封建制时代、自秦初至晚清鸦片战争时期的单纯商品经济制时代、自鸦片战争至现在的资本主义制时代。

范寿康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有着显著特点。首先，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史通论》将社会形态演变理论应用到了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从经济诸关系的转变说明思想文化的变迁，拓展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思路。其次，认识到了社会形态演变中的特殊性。范寿康既注意到了“政治的结构是完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革命之发生，世界落后国家有时反较先进国家为早”。可见，他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认识不是抽象的和僵化的，而是具体的和辩证的。最后，强调了社会革命的重要性。范寿康虽然未能明确将社会主义社会纳入社会形态演进的构造中加以详细考察，但强调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流弊，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消除，明确指出“第五次大变动也许已在酝酿之中”。然而，范寿康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他未能认识到赁银劳动制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形态。其二，他对在苏联已建立多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没有给予关注和概括。其三，由于《中国哲学史通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演进，因而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和过程的探讨不够细致和深入。

(四)李达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探索的深化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李达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探讨，渗透于经济学、哲学研究等方面。1935年，李达在北平大学任教时，撰写、刊印了《社会学大纲》作为教材。该书在“社会的经济构造”部分将社会经济构造发展的历史形态划分为了五个顺次发展的大阶段，即：先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过渡期社会。李达明确指出：“以上五种经济构造的历史形态，是由低级向高级的社会之前进的阶级。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造出历史过程的统一。”1937年上海笔耕堂书店又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的修订本，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虽然修订本中以“原始社会”这一更为精准的术语代替了“先阶级社会”,但实际上与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并无本质的不同。此外，李达所说的现代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关于过渡期社会，他通过对过渡期经济的描述，指出“过渡期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和生成的时代”,简要说明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所提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表述。

李达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在：其一，对社会形态演变中特殊性的关注。这一点表现为在论述封建社会时，李达专门对变相的封建制的亚细亚的社会形态进行了说明。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时，对帝国主义的阶段作了深入讨论。此外，他还强调不同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时的学者们在论述新旧社会形态的转变时，往往只说明了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中就已经产生了。李达则不仅认识到了这个一般规律，而且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未产生和成熟，资本主义创造出的只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只有在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实现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之下才能向前发展”。其二，对错误见解进行了澄清与批判。如李达在阐述封建社会时，就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封建制与农奴制不是同一经济构造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阐述过渡期经济的根本法则时，又对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见解的根源进行了揭露。

(五)毛泽东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研究的完善

作为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丰富和完善了社会形态演变理论。

毛泽东对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的关注能够追溯到大革命时期。1926年，毛泽东在谈论阶级斗争时，就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形态变迁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尽管毛泽东只简单涉及了几种社会形态，并未专注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具体研究，但已精准把握了推进社会形态变更的直接动力在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呈现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在阐明社会形态变迁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华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首先经过了无阶级的原始公社，阶级生活产生后，依次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自鸦片战争后，我国则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鉴于中国革命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国社会形态发展的前途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形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继承性表现在坚持以唯物史观对我国的社会性质进行说明，明确指出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意义，而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只是经济形态的集中表现。发展性体现为对当时我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说明，深入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体现了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把握。

毛泽东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探讨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首先，能够坚定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以科学的眼光去分析现实的社会形态。他强调：“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正是在对我国社会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形态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得出了综合的结论，揭示了我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独特的社会形态。其次，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对导致社会形态变迁的经济根源进行阐发，毛泽东则对阶级斗争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行了重点揭示，拓展了社会形态研究的思路。在强调阶级斗争时，他还对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必要性进行了重点说明。这体现了人能够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对自觉性力量的强调。再次，对社会形态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出发，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将来必定会进步到一个完满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理论在我国的适应、发展和完善。他们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探索呈现了多种特点。

(一)以唯物史观批判历史进化论

在“古今中西”之争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近代科学得以陆续介绍到我国。其中，进化论思想影响尤大，成为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探讨社会形态变迁过程的重要思想理论。由于进化论的思想迎合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我国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受到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然而，进化论虽然曾经被当作人类终将实现大同社会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哲学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为唯物史观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但进化论也存在着弊端。因此，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唯物史观的真理性被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证实，唯物史观在与中国其他思想流派的争鸣中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并逐渐成为研究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有力思想武器和崭新话语范式。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进化论的扬弃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学术用语的改变。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对进化论的解释范式作了分期，指出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唯物史观和进化论的解释范式的并行期。这一时期“人们竭力把两种解释范式统一起来，但冲突不断出现”。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正是这一时期的著作，二者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论述中，仍存在着“进化”“演化”等带有进化论色彩的词句。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已完全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范式。其次，对阶级斗争的关注和重视。进化论虽然也强调竞争，但其所指的竞争是从个体和生物学的性质出发的，并没有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层面予以说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以进化论为自然科学基础，将阶级斗争的学说引入了唯物史观。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并对导致阶级对立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进行了论述。再次，对进化和革命关系的正确阐发。一些学者认为，进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认为唯物史观既宣扬革命，则否定了进化，这一认识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唯物史观是对进化说和革命说的统合，二者统一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对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二者关系和地位的辩证理解。

(二)由关注理论到强调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结合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时，还实现了由重视理论阐发到关注我国现实的转变。首先，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由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阐发到对特殊社会形态的现实关注。在唯物史观成为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主要解释方式之前，我国学者们虽然是以思考和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但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分析和阐发则显得较为单薄。他们倾向于寻求社会形态变迁的普遍真理，而对我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关注较少。如蔡和森主要基于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以说明“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也主要对各社会形态发生的条件以及各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作出一般性的揭示。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的论战发生后，社会形态发展研究的关注重点才真正转移到我国社会上来。如范寿康和李达就对我国特定的社会发展形态进行了划分与说明。毛泽东更是在掌握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着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予以分析和研究。

其次，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我国社会形态演变的认识还发生了关注重点的变化，经历了由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到对古代社会的回望，最后转到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关注。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试图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推论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兴起，研究者的目光转移到我国的古代社会上。研究者们认为要认识中国的今天，就要了解中国的昨天。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回望我国古代社会中，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随着中国革命现实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关注的重点又转向了我国现实社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未能对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及过程进行专门著述，但对我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刻阐发。他在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简要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之后对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的生成过程及特点作了详细解说。毛泽东在揭露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由观点争鸣的多样化到理论认识的一致性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由多种解释范式并存的多家说走向了以唯物史观为主要解释方法的一家说。另一方面，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在理论的相互比较和启发中，实现了由观点的多样化到对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认肯。

自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起，关于社会演变与发展的思想就已萌发。作为我国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魏源对历史的发展就持有一种变易史观。直到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和近代进化论思想相统化后，变易史观进一步发展为历史进化论。康有为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谭嗣同在“三世”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两三世说”,即人类社会是由太古时代的太平世到升平世到据乱世，又由据乱世发展为升平世最终达到太平世的由“逆”而又返“顺”的曲折演化过程。区别于改良派的观点，孙中山坚持的革命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着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的规律进化的。陈独秀曾经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指出孔德的三时代说(人类社会分为宗教迷信时代、玄学时代、科学时代)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由上述可见，学术界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讨论呈现出多学说并存、莫衷一是的特征。直至五四运动后，唯物史观才逐渐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研究，还为掌握学术界在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研究方面由勃兴到成熟的过程提供了思想线索。我国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成熟，应以社会发展五形态说的正统地位的确立为标志。然而，五形态说在中国理论界正统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思想研究中，虽然或多或少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思想，但他们对五形态说的认识是不自觉的，并未形成对五形态说的一致认肯。直到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才具有了一般的图式。斯大林指出：“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该书出版后在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久就出现了四种不同的中文译本。毛泽东对此书更是作出极高评价，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自此，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论。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进行考察，从经济生产和生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阶级对抗的本源，科学地阐明社会历史由过去发展到现在、再到将来演变的规律性。通过他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形态发展研究，有利于推动人们历史观的变革，实现由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到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的转变。从政治层面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传播和接受，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积聚更为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共同奋斗。总之，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以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时，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由个体到群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为中华民族实现救亡图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在革命实践中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丽，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