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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2023,(04),53-5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委托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3WZH002)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学术追问，这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符合中国经验事实与改革逻辑的系统性回答。从主体逻辑来看，党、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组织保障；从制度逻辑来看，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从价值逻辑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人民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鲜活实践深刻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驾驭好资本的价值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治理理论窠臼，而且在实践中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主体;制度;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大热点议题，围绕其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内涵特征、世界意义等问题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识性范畴”1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答。“治理”“发展”“现代性”等关键词从不同学科角度给出了“解题”路径。其中，“治理”及“治理现代化”恰恰切中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语境”: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就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而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治理现代化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化内生命题，由此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方面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治理现代化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并且积极正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在“主体”“制度”“价值”等多维度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其价值目标十分明确，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此，深入挖掘“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命题。

治理从宏观层面可以划分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从实务层面可以划分为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公司法人治理、社区治理等。学界对治理主要有三种分析范式，即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并由此映射出不同的治理主体。置于新时代语境下，治理主体的系统性重塑围绕“党、政府与市场”三维谱系展开，三者既在自身范围进行功能边界的重新确认，又在内外部关系方面进行有效调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而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党的领导内嵌其中。因此，有必要对三者边界的历时探索作进一步考察。

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围绕“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4,“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6,等等。在我国治理空间内，无论是纵向层级间的“条”状还是横向部门间的“块”状，都要求一个权威型领导组织实现不同治理主体的目标同向性。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纷纭激荡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的全新复杂情况，如何协调各方诉求并将其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中，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外部压力、协调央地关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彰显的权威性，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谋划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形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并由此发挥了“合力效应”。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的主体性存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在治理层面论及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同样应当注意一个问题，即在现代混合经济体制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着作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会可能出现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和滞后性引起的“市场失灵”情况，或者由于信息不畅可能引起的决策“错位”情形。因此，两者既发生相互关系又要求更高阶的主体性存在予以激励和约束。在我国治理语境中，党委领导政府，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在宏观层面，党的领导确保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政治上层建筑意义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契合。

政府治理是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面向。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治理的变迁历程而言，政府角色实现了由“大管家”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深化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政府治理在“放管服”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重要表现，呈现了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典型特征。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的创新实践。2015年，“放管服”改革概念被首次提出，其要义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目标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强调“全能型政府”或者“大政府”,为了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这种国家主导或者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在市场化改革中必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了进一步提升和改善治理绩效，我国政府在“放管服”的大框架下推进了包括程序、人事、公共设施等方面在内的“一揽子”创新改革举措，实现了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发展。

面向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是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就意味着要经历“多期叠加”,即我们不仅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而且要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充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应用的“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在政府治理的语境中，市场经济条件特别是新数字技术条件要求政府治理更加合理化高效化。一方面，政府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改进运行方式等举措加强对自身的内部管理以达到提升治理能力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转变职能、更好发挥自身作用进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在数字化时代的治理创新中，“一网统管”“一网通办”对于传统治理模式和知识体系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也明示了数字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程解决了“要不要市场”的问题，那么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要重点回答的就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命题。“宏观避险、中观着力与微观搞活”7是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大特征，任何一种脱离市场谈现代化的理论都难以契合中国实践需求。当前要论证的关键命题在于市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主体功能边界，并与治理主体产生复杂耦合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市场既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方式，又是不同所有制主体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空间。从逐渐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以来，中国市场作用的发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变迁历程，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政府放开市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约束政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阶段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待不同所有制主体，既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8,又明确“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9,只有在“国”“民”关系良性发展的背景下，市场才具有更有效治理的可能性。

“中国治理现代化以制度建设运行和治理绩效作为现代化衡量标尺”10。制度是治理实践的依据和载体，制度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之治”的结果样态呈现时，势必要求对于“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进一步溯源。在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时不难发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命题，并在制度系统集成、制度优势转化、制度核心旨归方面进一步凸显新的时代特征。

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不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特征，而且是新时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一大特征。好的国家制度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突破单一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制度合力的制度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铺陈，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章立制”,我国国家治理活动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制度及其执行能力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从制度体系内容来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通过分类分层的方式进一步强调制度系统集成，涉及的制度建设内容覆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13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涉及的具体内容置于上述制度框架内，可以看出，这些“中国特色”同样具有深刻的制度依托。

从制度系统功能来看，制度系统集成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1。相较于单一制度，系统集成制度有利于形成制度合力。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探索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主义方法论特征，那么新时代注重制度系统集成则体现了强调顶层设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特征。新时代之所以强调制度系统集成，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依靠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而非单一制度才有可能闯过“急流险滩”;且其最终目标指向“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追问“不可逆转”何以可能时，最根本最有力的回答就在于系统性的制度托底。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对制度命题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聚焦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因为制度只有付诸实施才能在治理层面得到客观评价。

在一般理论层面，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转变内在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学者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结构与政策问题12,而破解之道在于不仅要求有制度而且要求制度治理的有效性。政治系统既需要 “输入”制度优势因素又需要强化“输出”效率反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换言之，“制”是一种静态的应然，“治”则对应着一种动态的实然，重要的不仅是理论上的制度优势，更是其在实践中的转化应用。

在具体转化层面，一方面，国家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效能层面集中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长周期的规划能力。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有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人民意愿和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另一方面，我国的治理效能集中体现在制度执行力。依靠制度规范而非非制度因素推进国家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显著特征，制度体系的推行需要执行力作保障。推进国家现代化，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推动科学的制度体系真正落地，根据生产力状况调整生产关系、改革旧制度、打破利益藩篱等。

前述分析主要着眼于“制度”和“治理”的关系转化问题，但好的制度只有基于比较才更具有说服力，因此从比较视野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旨归就成为题中之义。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系统集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内在要义，即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13。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现代化思想溯源过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文化层次”等不同阶段。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展开以前，包括制度在内的现代化议题始终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倾向。虽然现代世界的兴起以西方崛起作为基底，但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形塑出来的“现代化=西方化”的虚幻假象在西方国家人权“双标”、霸权扩张的事实面前被戳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表达则彰示着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完美的”制度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多范式的、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体系。换言之，检验这套制度不以他人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而在于是否切中本国发展的现实语境和内在需求。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把握住“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又需要把握住“历史条件”与“时代语境”的辩证关系。中国在近代史上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4,进而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被动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进入新时代，无论是新型政党制度，还是包含所有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都无法在世界现有的制度模板中找到现成答案，而是来自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实践探索。

价值逻辑内嵌于治理之中，治理过程遵循价值引导。制度设计是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直接呈现。治理现代化何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个命题进一步思考会发现，仅仅依靠工具理性层面的组织和制度安排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更难以实现现代化的本质即“人的现代化”。因此，对于治理现代化更深层次命题的探究呼之欲出，即是否有可能从价值导向层面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现代化最终推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式现代化”。对此，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国家治理是否回应人民需求是衡量国家性质的价值标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主宰其社会运行的“资本逻辑”进行了无情批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道：“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15与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以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价值目标，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比较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蕴和价值诉求呈现得更加鲜明，价值理念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16、“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7等新时代政治话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治理现代化同样要遵循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本源。诚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进行了国家治理，但当对“西方之乱”的根源进行历史和现实审思时会发现，只有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证成现代化的真谛。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与内在要求集中体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而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8,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破除了西方的“民主神话”。基层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体现，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程度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度。当前，在我国许多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19的价值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这一理念就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主体性。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现实命题，这一现实需要要求治理现代化积极回应。

我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做大蛋糕”的效用，又应坚持分类分层把握不同类型的资本，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驾驭好资本”的必要性，切实“分好蛋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0的科学论断同样印证了要“驾驭好资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1,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方面内容。在资本逻辑主导之下，以追求资本的效用和增殖为根本原则势必导致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治理理论的学术流派与核心观点呈现出“多中心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性治理”等样态，但其治理理论在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社会自治理论，由于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易导致治理失灵。“西方的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实践表明，国家主导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22。西方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导”,作为“资本主导”的积极替代，“国家主导”要求必须遵循“驾驭好资本”,寻求社会秩序的均衡建构。

“驾驭好资本”的中国实践，其价值根源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本源分别指向“人民中心论”和“资本中心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图景中，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对于野蛮生长的资本，需明确设置“红绿灯”,强化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从而不仅在“批判”意义上驾驭好资本，更在“建构”意义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驾驭好资本。

本文通过还原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事实性描述即现代化的治理形态，以期切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表征，并基于对特征形态的分析进一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内在要旨。在对第一个“推进”即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中，进一步明确了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条件，进而在价值目标层面深刻指向第二个“推进”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崭新图景。在这一全新图景的生动展开中，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主体、制度与价值层面所呈现的丰富内容突破了西方治理图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包炜杰，男，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