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经受考验，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形势严峻。“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现今战争冲突、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乏力等全球性问题依然突出，西方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势头明显上升，这些不稳定因素使世界上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处于以冲突迭起、危机频现、隔阂重重为显著特征的时代困境。因此，破解世界上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困境，推动人类文明共生共荣，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各国之间的多维互动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深度融合是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然而，在全球日益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同时，西方文明的霸权思维与扩张欲望不减反增，资本主义国家公然在全球制造“文明冲突”陷阱，致使资本的贪婪触手延伸至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的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交往造成了严重阻碍。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一以贯之的冲突法则仍大行其道，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持续动荡。

自15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确立对外殖民政策以降，世界必须由西方主导、在冲突中统一世界的信条就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至高无上的法则，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定奉行和反复实践这一法则。在资本主义文明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时期，西方国家通过策划发动战争、组织烧杀抢掠、开启商业争夺等多重暴力方式，如蝗虫般在全球进行铺天盖地的资本扩张，“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扩张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致使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处于西方高度宰制之下，形成了单向度的文明交往秩序，冷战时期便是典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照自身意愿，疯狂打击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建立一个使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秩序，导致世界文明交往秩序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美国政治上推行杜鲁门主义、军事上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上实施马歇尔计划等，都是为遏制社会主义文明所采取的举措。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而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意味着自身文明“大获全胜”，资本主义国家再度主导人类文明交往方式，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丛林法则”、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文明优越论”、不同制度碰撞中的“历史终结论”等甚嚣尘上。当然，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并未放弃通过制造冲突实现资本扩张的法则，一直极力推动全球格局朝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转变，由此造成全球体系的“主导范式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间政治利益的关系，而是全球化文明间的冲突”。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固守霸权思维，企图重回冷战时代，在对外交往中高扬其推崇的“文明冲突”论调。美国不仅打着“民主峰会”的旗号划分阵营强逼各国站队，而且在不同文明国家之间频繁挑起冲突，进一步加剧国际关系的“剑拔弩张”，导致文明对话交流至今仍没有跳脱资本逻辑，世界深陷于资本主义文明布设的“文明冲突”陷阱，不同文明国家难以和谐相处、深入交融。

第二，资本主义文明不可变易的逐利本性带来的不仅是文明对话交流危机的持续发生，更推动这一危机以全域化方式频现。

一是文明对话交流面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局面。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资本最大程度增殖，在对外交往中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逻辑，荒谬认为其对全球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不顾世界发展的具体实际而盲目利用科技改造自然，通过把高污染工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区等方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污染。全球生态生产问题产生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过度逐利行为。二是文明对话交流面临地区和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状况。当今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主导，在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交往秩序下，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经济稳定与增长，长期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由其主导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始终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难以从中获利，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愈发扩大，并造成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频繁在全球重演。三是文明对话交流面临不同国家文化易被资本主义文化同化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契机，通过教育培训、学术赞助、学术交流等方式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并通过在多国策动“颜色革命”以激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冲突，致使世界各国在文化交往中长期承受着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力冲击。

第三，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态势不断生产着文明对话交流的新隔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普及，世界各国卷入数字化浪潮，数字化既给文明对话交流创造了诸多机遇，但同时数字霸权、数字鸿沟、数字恐怖主义、数字保护主义等也成为文明对话交流的现实难题，为构建互联互通的文明交往空间蒙上了厚重阴霾。由于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新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将“资本主义以某些方式，纳入和参与到信息、娱乐以及交往技术的理想的物质化之中。交往资本主义控制了抵抗，并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巩固、加强了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空间的主导地位，加速了其推行数字霸权的进程，致使文明间的对话交流空间产生了众多新隔阂，尤其表现在：一是文明间的政治对话交流空间遭遇更多阻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数字设备监控全球，频繁对他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通过在移动设备中植入监听芯片等方式监控多国政要的短信和通话内容，如“维基解密”和“棱镜门”这两大震惊全球恶性事件，严重威胁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正常开展。二是文明间的经济对话交流空间非正义问题加剧。资本主义国家肆意挥动制裁大棒打压他国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遏制他国数字经济发展。美国在第五代通信技术（5G）建设过程中，公然打压中国通信龙头企业，在第六代通信技术（6G）的产业布局上，美国依然大搞“小圈子”。三是文明间的文化对话交流空间风险陡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数字平台窃取全球文化成果，通过数字社交媒体大肆渲染美式价值观，严重破坏了文明间文化对话交流空间的生态。

从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对话交流困境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逐利争霸”是资本主义文明对外交往的首要前提，文明对话交流的困境本质上是由于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二是只有脱离资本逻辑的统摄、重构世界文明交往新秩序，才是破解文明间对话交流困境的应然之道。在寻求解决相关问题的理论资源上，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阐发了文明对话交流的历史意义，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对话交流的非正义性，进而科学指明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未来趋势，为人类文明勾勒了一幅高度融合的对话交流图景。

（一）系统阐发文明对话交流的历史意义

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了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精辟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当交往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需要时，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产生，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两者矛盾的解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人类文明正是在新旧交往形式的更替与交往世界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对话交流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世界历史正是人类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鉴于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由内向外的交往成为可能，这种内外交往的双向联动推动全球交往的实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对世界历史的开创性作用，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市场“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这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重要环节。

　文明对话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对话交流的世界化产生了多重积极效应。一是有效保存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交往从地域走向世界对于延续人类文明成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正是在文明对话交流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得以世代延续。二是加速工业进程、推动商业发展。文明对话交流范围的扩大增强了全球资源的空间流转，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拾级而上”，“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个“新阶段”对于人类文明变革意义重大，不仅是人类突破封建制度和生产关系束缚的标志，而且凸显出交往这个连接全球文明的媒介发挥出的巨大能量。三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对话交流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是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因而要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文明对话交流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存在一定实践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分析俄国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认为只有提高生产力、改造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提升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就源于世界市场覆盖下的对外交往。

（二）深刻批判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对话交流的非正义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文明对话交流对于人类文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未忽略对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间对话交流非正义性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解剖了资本的“利益细胞”，全面呈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对外交往中的反人类行径。圈地运动”“三角贸易”“非法移民”等都是资本主义文明掠夺扩张的典型例子。在资本逻辑宰制下，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田园牧歌般的对话交流，而是充满了冲突和对抗，这造成诸文明在横向交汇时难以形成平等的交往关系。文明冲突和对抗集中表现为战争，“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就开启了分割全球的狂暴行径，战争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便捷方式，资产阶级以全球作为资本积累的战场，“枪炮外交”成为资本文明扩张时代的代名词，由此给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评价法国的外交方式时指出，“媾和和宣战，领导和统率军队，同别的大国进行谈判”，这些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对外交往的主要手段。当然，资本主义战争不限于武力征服，商业战争也是其对外扩张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世界历史推动形成世界市场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弱势国家都难逃被资本席卷的厄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资本主义开启的商业战争以垄断公司为基本支撑，“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整体来看，资本主义开启的商业战争始于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达至顶峰，延续至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未曾中断。无论是资本主义无视人性的暴力战争手段，还是逐利至上的商业战争模式，资本主义文明对外交往的无界意识及暴力程度可见一斑。

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对话交流困境归因于资本逻辑的全球统摄。资本为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打破“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文明对话交流不仅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无尽贪婪，而且充分暴露出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不平等待遇。一是资本逻辑对文明间政治对话交流的极端压制。为开辟资本扩张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通过强权政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非西方文明从而丧失了对外交往的基本话语权。二是资本逻辑对文明间经济对话交流的利益收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掠夺殖民地国家土地、财富等方式，“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的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以此进行最快速度和最大程度的资本积累。三是资本逻辑对文明间文化对话交流的同质化塑造。资本扩张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使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能够精准辐射到各文明文化对话交流的历史进程，造成“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各文明的文化传承、文化生产、文化创新均受资本力量控制。正是由于资本逻辑在各文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兴风作浪”，文明对话交流才陷入由资产阶级国家“一手遮天”的单极化境地。

（三）科学指明文明对话交流的未来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文明对话交流具体现状后，阐明了文明对话交流的未来走向，即构建“文明共同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地理层面上的联合，这种联合虽具有共同体性质，但究其本质，只是受资本主义主宰的“虚幻共同体”，不可避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一样，文明对话交流从而被打上了厚重的“阶级烙印”，呈现出具有欺骗性与虚假性的交往样态。从人类文明存在论视角看，文明对话交流需要从虚幻走向真实，这是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要构建凸显文明对话交流真实效应的“文明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共同体”是全球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高度联动的跨文明意义的共同体，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逻辑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推促力，映射至交往领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经济对话交流处于统领地位，当各文明的文化对话交流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时，必然会对文明间的经济对话交流起重要助推作用，以此才能更好服务于政治对话交流的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只有实现不同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联互通，文明对话交流才能从资本铺设的“邪恶之途”走向充满荣光的“光明之道”。从“虚幻共同体”到“文明共同体”，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对话交流面向未来的历史展望，更是对人类文明演进态势的科学研判。

马克思、恩格斯更指明了构建“文明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要想实现文明对话交流各领域的互联互通，成功构建起“文明共同体”，必然关涉文明对话交流的制度变革、关系重建、形态开创等重要层面。一是要逆转非西方文明在文明对话交流中的附庸地位，重建文明间的关系纽带。平等是文明对话交流的根本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斗争中始终致力于为人类文明争取平等，并把平等视作“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非西方文明国家在对外交往中打破被迫成为资本附庸的现实状况，以平等的对话交流之基联结全球各文明，是构建“文明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二是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可谓阻碍文明对话交流的“罪恶之源”，其制度的反文明性也已被文明对话交流的现实状况所证实。只有将其彻底瓦解，资本逻辑在文明对话交流中的统摄力才能不复存在，这是构建“文明共同体”的必然途径。三是要开创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形态。文明对话交流的新形态必然是由无产阶级主导开创，并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文明对话交流形态，即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文明对话交流形态的全面置换，这是构建“文明共同体”的终极实践导向。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共同体”为文明对话交流指明了未来走向，但在实现路径上，其提出的以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破除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统摄，在现时代条件下还难以达成。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便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由此，在今天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融入时代语境便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不仅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思想精粹，而且实现了理论的当代拓新，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推动全球文明“天下一家”格局的形成，通过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奠定文明间平等对话的根本前提、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文明间共迎挑战的价值共识、以推动世界文明创新铸造文明间深度交融的实践动能，赋予马克思、恩格斯全球“文明共同体”目标以现实性。

（一）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奠定文明间平等对话的根本前提

自殖民时代起，西方文明的对外交往实践就长期削弱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掠夺文明成果的快感，极大助长了资本贪欲，进一步加剧了对非西方文明的仇视与压制，这成为阻碍不同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交流的突出因素。尤其在冷战后，亨廷顿将文明冲突定性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进一步把西方文明称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世典范。这些论调背后折射的是西方文明意在“一统天下”的单极文明对话交流逻辑，这显然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昭示，多元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本源动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今天的数字文明，人类文明的层层迭新正是基于多元文明的历史合力。习近平明确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将人类文明多样性看成长期存在、不可变易的客观事实，并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置于文明间对话交流实践的首要位置；另一方面突出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而应该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谋求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道良方。

异质于西方的单极文明对话交流逻辑，中国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载体展开的对外交往实践的首要遵照就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第一，理性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产生文明对话交流的“囚徒困境”。文明认可是文明有效互动的基础，中国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前提下，致力于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搭建一种益于不同文明进行正向互动的竞合架构，这是实现全球文明百花齐放的重要推动力。第二，竭力营造公平正义的舆论环境，实现对西方渲染“文明冲突”的正本清源。媒体既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声筒”，亦是联结文明对话交流的重要桥梁。中国始终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双向发力，借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微博、微信、抖音等媒体，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华文明包罗万象的铿锵之声，瓦解西方文明简单“同化”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交往企图。第三，积极构建世界多元文明对话平台，携手不同文明共同打造文明互鉴典范。通过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一系列重大对话交流活动，并成立极具跨文明交往意义的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等，为全球文明实现平等对话交流树立实践标杆。

（二）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文明间共迎挑战的价值共识

当前，生态恶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危机加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程度，给文明对话交流的纵深推进增加了巨大羁绊。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对人类面临总体性挑战的最好回应，也是对文明间对话交流危机的深切关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于不同国家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基础上，任何单向度的发展价值取向都不利于文明齐头并进。从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看，资本扩张是资本主义国家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源，引发文明间对话交流危机的深层因素就是资本逻辑操控的不公正世界秩序。正因此，全球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引领人类文明摆脱资本缔造的发展陷阱，从而走向共生共荣的新型价值向导。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境遇下，虽然“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指涉的是要解构西方文明以利己主义为代表的价值体系，重构一种既能够科学弥合不同文明之间分歧与纷争，又全面符合文明对话交流利益最大化的价值遵循；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和择善而从的义利观，强调辩证看待国际交往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功利关系，旨在让“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由此推动不同文明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摆脱对话交流危机，让文明对话交流结出丰硕果实，不断造福全人类。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破除资本逻辑造成的文明对话交流危机的出场本质，努力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文明对话交流中走深走实。第一，打破文明间对话交流的空间隔阂。环视古今之中国，从唐朝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到郑和三下西洋的文明交流活动，再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一直以“行走的文明”不断开拓人类文明进步空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空间拓展理念与资本逻辑的扩张本质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打造的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同向同行的空间形态，这种空间特征鲜明折射出宽广博大的对外交往胸襟，深刻凸显出追求文明互惠互享的根本价值逻辑。第二，影响西方文明“以我为主”、只顾个体发展的自私交往范式。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下的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以变革资本统摄全球的非正义交往范式为基本目标，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时代进程，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实现以中华文明“正道之光”替代西方文明“普照之光”，持续为变革不公正的世界文明交往秩序积累物质基础与正义力量。第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依托，积极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文明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将全球文明视为一个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的整体，意在构建不同文明主体互动互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文明的主体性将得到充分彰显，能够从文明主体层面克服西方文明的主体价值歧视。通过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在不同文明横纵交汇中最大程度发挥化解文明对话交流危机的“乘数效应”。

（三）以推动世界文明创新铸造文明间深度交融的实践动能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几百年发展历程中吟唱“独角戏”，不利于全球文明的存续与革新。尤其是全球遭遇世纪疫情以来，西方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弊端在对外交流中暴露得更为明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胁迫、贸易打压、文化入侵等手段，对其他弱势国家的非文明行为愈发增多，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向，世界各国竞争力度因此加大，更加凸显出文明创新对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文明创新对于全球文明的深度交融及文明与时俱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习近平强调：“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重视不同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提倡深入挖掘文明创新蕴含的巨大实践效能。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文明对话交流视为促进人类文明创新的重要途径，而文明创新又是推动文明对话交流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中华文明上升到整个现代文明的高度，着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成果具体落实到文明交融、文明革新层面，“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创新层面的实践逻辑根本不同于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怡然独舞”思维，而是旨在让文明创新成为文明间对话交流的“铺路石”，以此为人类文明发展博得“柳暗花明”的历史性突破。第一，创新文化产品，打造服务全球的国际化文化品牌。文化产品既是文明创新的成果体现，也是对外交往的“金名片”。中国不断创造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的文化成果，通过推动文学、音乐、影视剧等优秀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与全球共享，加深了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之美的多维认知，对全球文明共享共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持续建设文化传播与创新平台，为文明创新提供具像化载体。文明创新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平台支撑，中国提供与建设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平台为文明创新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在习近平亲自部署与推动下，中国为促进全球文明的时代开新作出了长期贡献，有效推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交融进程。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向度，文化强弱直接映射于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而且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从对“天下大同”思想的科学承继到对“天下一家”理念的精密建构，中国始终将文化创新视为文明创新的根源动力，在以文化创新带动文明创新的具体语境下，携手各国勠力为全球文明进入深度交融的理想之境铸造更多行之有效的实践动能。

（作者：曹以达，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