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叙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史叙事”“阶级社会发生史叙事”“原始社会发生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等五种叙事模式，它们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起源的不同认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的多样路径。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模式进行方法论的反思，有助于在人类社会历史中钩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确定基本的分析框架，为在历史进程中言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提供确定的叙事起点、基点和重点。在唯物史观看来，“现实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逻辑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互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理论基点，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的双向互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建以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理论进展，但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古代、近代以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亟待加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无法有效回应诸如“古代有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国外有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类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之“史”既关系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性理解，又需要把握历史演化的“端点”与“过程”。在此意义上，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问题，对其进行历史叙事需要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引。在这方面，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主张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发展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对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虽然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生产活动，但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视域，按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和正当性，而且有助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深层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摆脱初期经验化的总结阶段，走向科学化、现代化。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呈现出多领域化、多议题化的研究趋势，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等领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其中，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史基础性论题方面，围绕解读、理解和言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方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叙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史叙事”“阶级社会发生史叙事”“原始社会发生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等五种叙事模式。

1.中国共产党党史叙事模式。中国共产党党史叙事模式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传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一直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目前学界盛行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大抵上遵循这一叙事模式，总体上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分析框架下，剥离出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挥了桥梁作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促进了这种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物，也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1]（P13-14）。尽管从外延上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只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模式之一，但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格局中，以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叙事框架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史是普遍流行的做法。在此叙事模式下，一部思想政治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之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不断根据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任务进行自我调整、自我革命。这种叙事方式揭示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传统，但若从学科论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被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框架之下，容易“依附”党史研究，难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性。当然，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视为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除此之外，还应存在面向全部社会历史的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2]

2.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史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也遵从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活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核心内容。在此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往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相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史的叙事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开拓的新型政治实践活动——宣传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宣传是通过传播观念或通过实际行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精神交往形态”[3]（P167）。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史叙事模式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同各种社会思潮作斗争，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诞生。该模式注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如唯物史观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认识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发展规律提供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等等。因此，该叙事模式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实践，注重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展开历史探索，在此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史。

3.阶级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这一历史叙事模式主要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展开的有意识的价值引导活动，这种“意识”是伴随着阶级社会而出现的阶级意识。阶级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和阶级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教育来实现统治目的的特殊实践活动”[4]（P21）。自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斗争、国家政权等随之出现，自觉、系统、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应运而生。“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P178）步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国家主导地位，而且在观念层面形成了阶级意识，有意识地借助政治权力对社会成员施加思想观念的影响。在此，“经济统治”与“思想统治”往往表现为同一个历史过程，统治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将其上升为全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灌输、教化，达到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随之成为为实现统治阶级利益而开展的实践活动。因此，在阶级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人类阶级社会的出现而诞生，以阶级社会的起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节点，并在历史演化中呈现出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近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形态，由此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叙事。这其中，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体现历史自觉性与主动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

4.原始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原始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特定社会的集体意识，认为“自人类有思想并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始，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形态便产生了”[6]，而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人们之间思想政治道德的相互传导、世代承续”[7]，这就需要教育，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原始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粗陋的、处于原始状态的，但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元素“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教育均已俱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已然形成、教育方式和方法已然呈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基本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已经发生……当时人们也许还没有自觉意识到那种原始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但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8]。另一方面，原始社会氏族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也必然有意识地开展反映社会共同利益、塑造集体意识的实践活动。当然，这里也涉及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不仅存在于人类阶级社会，而且人类原始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不言而喻，作为人类一种精神生产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9]。因此，在原始社会发生史叙事模式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于原始社会，无论是共同体中塑造集体观念的各种教育活动，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有政治效果的价值传递活动等，都可以纳入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

5. 现代性叙事模式。现代性叙事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叙事诉诸现代社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社会以后出现的精神政治现象。该观点认为，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阶级、国家等政治现象的出现密切相关，但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阶级、国家等政治现象的起源直接等同。尽管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政治思想的活动，但绝不能“把所有具有政治意识影响性的活动等同于具有高度自觉性的针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政治实践活动”[10]。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发生必然要以人类精神的高度自觉为基础。“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而这个发展点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应该是意识、观念等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极为活跃的社会状态……这种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为主要政治实践内容的政治形态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政治，它产生于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近现代。”[11]因而，现代性的叙事模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现代社会，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之后现代性政治的产物，其本质是意识形态政治。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往往要追溯到现代性。

完整地勾勒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必须首先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起点，并以此为基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叙事。通过考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叙事模式发现，不同的叙事模式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维度。“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2]（P26）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模式几乎都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视思想政治教育为传递主导政治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其差别主要在于对“政治”的不同认识。与此同时，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也都囊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历史形态的具体体现。总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合理与否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不同历史叙事模式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溯源节点的不同认识，根本上关系到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差异。在此，坚持何种历史观往往成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关键。

从唯物史观汲取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自觉使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观的重要体现。[13]唯物史观是揭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在唯物史观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4]（P151-152）。可以说，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它从人类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事原则，深入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奥秘。

1.以实践性的事实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起点。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史观的是，“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5]（P172）。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需要向现实的社会实践求解。“唯物史观要求我们本质上不是用精神说明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从物质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变化发展的原因；不是从思想中，而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力量的对象和目的；不是从自身规定中，而是从社会关系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力量。”[16]（P181）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也应遵从实践第一性的原则，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问题时，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倾向：“逻辑发生”与“历史发生”，前者表现为研究者容易先在地以某种理论或逻辑预设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起点，而后者虽然进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但往往又缺乏专业化的学科思维，难以精准锚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在唯物史观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不是先验、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客观事实，研究者应循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政治效果的实践活动，以此为实践基础判断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起点。

2.以本质性的认识渗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理解。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也呈现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作出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解读，无疑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维方式，依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性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政治性的实践活动，但不同的学者对“政治性”的理解不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模式的差异。例如，“阶级社会发生论”所着眼的“政治”显然是阶级政治，只有阶级分化并出现阶级意识之后才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显然要从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开始。相比较而言，“原始社会发生论”对“政治”的认识则相对泛化，更多与“社会”“集体”相联系，该观点将政治理解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公共性规范和秩序的调节关系，只是进入阶级社会后才被赋予阶级性质、进入阶级运行轨道”[17]。循此观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特定社会人们的群体意识或集体意识的活动，必然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相随。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要求逻辑呈现于历史之中，而且要求以逻辑把握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是其所是”。人们总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本质性认识进入社会历史进程中，勾勒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深化人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性、规律性认识。只有将抽象的逻辑与具体的历史结合起来，以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进入广袤的社会历史场景，才能有效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

3.以历史性的角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演化。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连续性的实践活动体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经历着各种形态变迁。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8]（P168）。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认识不宜先在地设定某个逻辑端点，而应以动态的、过程性的历史视角，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项社会历史活动，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形态之中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缘起。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实践活动，任何社会都需要来自政治共同体开展的精神形式的教化活动，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塑造社会成员。可以说，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普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呈现出多样的历史形态，其自身也经历了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当然，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这种演化发展的过程“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19]（P669）完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植根现实的社会实践，赓续既往文化传统，利用特定的社会条件，不断由精神自发状态走向精神自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生的认识，不宜“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以历史性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演化，尤为需要延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视域，不应拘泥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某个特定时段的观察。只有立足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视域，才能有效回应诸如“日常生活中的共同观念传递活动”“阶级社会之前共同体中集体观念的教育活动”之类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基础性问题，于“社会”中探究“政治”的起源，在“历史”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迁。应以历史性的视角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形态变迁中，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确定研究起点。

作为调节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治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都需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原因。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也应切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寻找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的实践活动，以此确定发生学的原点，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同步律动之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叙事。在此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既是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元理论”问题，也是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演化的“历史”问题，具有“逻辑勘定”与“历史展开”的双重意蕴。就如何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而言，唯物史观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确定基本的分析框架，为在历史进程中言说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提供确定的叙事起点、基点和重点。

1.叙事起点：“现实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逻辑前提。“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出发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人的活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生，应该“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20]（P153），立足人的现实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状况。“现实的个人”从事生产生活等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实践也因此构成人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P151）。此外，“现实的个人”往往又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与他人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结，在相互交往、对话、合作过程中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价值理想与价值原则具体化为现实的行动，以满足人的物质、社会、精神等各种层次的需求。可以说，“现实的个人”有其精神需求，人们在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在开展各种形式的精神交往。这个过程既满足了个体性的精神需要，同时也使个人处于思想关系、价值关系和精神交往之中，实现社会性的精神目标。

“现实的个人”所展现的实践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等多维向度，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需要或思想需求必须要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只有将个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联系。一方面，个人必然接受来自社会共同体的思想观念，社会共同体对个人提出价值要求，并以社会教化、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宣传等各种活动形式加以践行。这其中，要尤为关注那些具有政治效应的观念引导活动在人的精神世界营造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塑造个体政治认同、身份意识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个体的道德发展、政治社会化、精神成长也需要借助共同体加以实现，也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之中，在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中，个体的政治认同、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才能得到真正提升。“现实的个人”及其精神需要是理解人类全部精神实践活动的起点。人的社会性存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生存，那些能够增进个人精神品质和群体社会政治认同的社会价值传递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中都具有起点意义，也值得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加以把握。

2.叙事基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互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理论基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用以在社会历史演化的进程中把握并叙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叙事的过程往往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历史性联系。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P591）。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只有深入到社会系统中的物质资料生产才能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只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生态性联系才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演化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范畴领域的精神实践活动，社会对其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等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价值目标、核心内容、实践模式等。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是不同的。再者，社会有其精神性的维度，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也发挥着塑造的作用。正如社会学家库利所说，“真正的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社会在它最现实的方面，是人的观念之间的联系”[23]（P83）。社会应有的“统一性”需要借助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精神形式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关系网络，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忽视精神性的维度。这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提供政治层面的价值辩护，塑造合乎社会政治要求的社会成员，以价值引领的方式夯实社会的精神基础，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相互塑造，思想政治教育源于社会生活，在社会中运行，依赖社会表达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求，同时又不断适应社会、满足社会发展要求，还能以精神性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促成社会之域与精神之域的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相互转化。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相互塑造的逻辑关系往往具有发生学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凭空产生，“从根本上说，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的历史与逻辑起点”[24]（P2）。“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参与其中的社会’”[25]（P6），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理论基础。

3.叙事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的双向互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的重心。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精神交往现象，伴随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展现出不同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是人们之间思想、政治、道德等精神元素交互传导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国家或某种社会集团通过教育实施者、各类各种传媒介体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惠及人的精神世界健康进步发展的行为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26]（P3）可以说，作为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社会性的向度，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具有复调式的关联性，指向精神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与关乎现实维度的社会史相互交织，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逻辑。在此，思想政治教育史揭示具有社会政治效应的精神实践活动的形态演化，同样也是社会不断更替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史中钩沉思想政治教育史，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的互动中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密切相关，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需要寻找具有政治效应的精神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发生与演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类”存在物，不仅个体的生存需要接受来自共同体的价值观念，而且社会本身也离不开集体意识的维系。初民社会以祭祀、禁忌、习俗等原始方式表达共同体的集体信念，实现文化传递。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揭示了原始氏族之间的生活与交往过程，指出他们以共同体的具体形式进行集体意识的传输与接受，尽管没有自觉的、专门化的机构，但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常被裹挟在祭祀活动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原始氏族之所以能够维系就在于存在一些根本原则，尤其是关于婚姻的规则。“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27]（P100）他们常常“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28]（P106）。其中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29]（P111）。人类以共同体的方式生活，必然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价值观传递与接受活动。此时，虽然这类活动没有明确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上也远不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那样成熟，但实质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已经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开始出现。只不过在阶级社会之前，私有制还未产生，人们缺乏“私”的观念，也就没有专属性、自觉性以及有意识的价值传递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类型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还没有自觉地分化出来。

到了阶级社会，那些在物质资料生产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自觉地成为独立类型的政治活动，成为统治阶级借助语言、礼仪、宣传、教化等方式传递意识形态的政治技艺活动，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一项政治“技艺”性质的活动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的则是具有完整性、有机性的关系体与组织体。随着社会的分化，思想政治教育结构也相应地获得了分化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走上专业化建设，有着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拥有人员师资配备、独立的空间和载体，真正以精神观念的方式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意图。

在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双向互动的视角中，思想政治教育是贯通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历史现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形态经历了“嵌入”（被裹挟的混沌形态）、“分化”（单一性的政治活动）、“自足”（相对自足的生态体系）的演化历程。在唯物史观提供的叙事思路中，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叙事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的广博性，可以有效阐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观念传递活动、阶级社会之前的共同体中集体观念的教育活动等现象。这样，能更好地以思想政治教育史与社会史的互动为思路，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下增进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形态的认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