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其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哲学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决定性一环，是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发源地，同时也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起点。《手稿》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置于感性的现实视野，从对象性理论、生态危机、共产主义三个维度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哲学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手稿》中论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

对象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开端和新唯物主义的起点，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对象性理论是《手稿》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概念。

(一)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范畴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提出了“对象性活动”范畴，其基本思想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异化和对象化，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或绝对的”精神或理念。黑格尔没有区分对象化、外化和异化，而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几个概念。对象性活动表现为精神外化或者异化为对象的过程。黑格尔否认实践的历史作用，将自我意识看作人的本质，而物性仅仅作为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而存在，因此，人要扬弃意识的异化而重新识别与发掘人的本质，在扬弃异化与对象性的同时实现向自我的回归，因为“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由此可见，主观精神一旦将对象视作异化的对象本身，就会从自我意识开始对对象性进行扬弃，这一过程就是将外化收回自身的过程。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是意识行为，而马克思立足人的现实的劳动过程把握对象性活动，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仅仅作为“抽象的精神劳动”而存在，因而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但马克思在其《手稿》中又肯定地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体现了哲学的伟大创新，那就是“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马克思由此认为，黑格尔在抽象精神中抓住了劳动的本质，黑格尔把人理解为对象化活动的产物，从而将劳动提升到人的本质层面，虽然这一劳动的概念极为抽象，但黑格尔显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及其对人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从本体论的高度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对象性理论。

(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范畴

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感性对象性”范畴，从而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对象性”在认识论层面上区别开来，据此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关系。主体作为对象是一种感性存在，并且主体不能摆脱对象而独立存在。费尔巴哈认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为了无。”通过“你”“我”之间的对象关系，生动展示了存在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你”作为“我”的对象在“我”之外，但并不是与“我”对立的存在，而是通过“你”来确证“我”的本质对象性存在，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从“你”身上找到直观的自己的本质。“‘你’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个‘我’,就是成为我的对象的人，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眼睛。”这种关于“你”“我”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生动展示了费尔巴哈对主体间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正是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了类意识，“人的类的能力”形成了类生活，并形成了“人是类存在物”的认识。费尔巴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具有类意识性质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费尔巴哈指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人只有通过对象才能实现本质的对象化，而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载体与中介，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性”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主观精神的反对，由此开启了向哲学唯物主义的转向。但是，费尔巴哈对对象性关系的理解偏向感性直观，就是说主体仅仅通过感官来把握对象，并没有看到其运动和发展的一面，这就意味着费尔巴哈虽然承认对象的实在性，但看到的只是对象的静止状态，而没有将对象置于客观的感性活动基础上来把握。马克思指出：“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地存在着。”这段话准确把握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问题。

(三)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范畴

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继承和批判黑格尔“对象性活动”和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的产物，也是扬弃黑格尔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物。正是在这种批判与扬弃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点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出场了。在马克思看来，要科学考察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把人与自然的概念融入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活动即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是说，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实践领域来理解，才能产生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而实践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对象性活动是实践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人本身是对象，人也有对象；自然界本身是对象，自然界也有对象。人之外的自然界就是人的对象，而人也是外部自然界的对象，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的关系表明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阐明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本内容是人的生产活动，这个对象性活动的过程不仅包括自然的人化，而且包括人自身的改造。他认为，对象化、对象性确证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所以，对对象化的内容和历史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对人的生产活动的研究，而不是对人的精神活动或宗教活动的研究，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马克思认为，从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感性活动的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对象性的人。当人通过感性活动把属人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界这个对象时，人这个主体就把自身的本质力量能动地、客观化地渗透到对象当中去了，而自然就成为人本质力量外化的唯一的对象。马克思阐明了主体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活动是社会性的活动，马克思所说的主体的社会性，与费尔巴哈强调的主体的社会性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阐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开启了生态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一方面，破除了“主客二元对立”体系中“非对象性的主体去创造、改造、征服从而占有在他之外的非对象性的客体的客观活动”,指出只有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主导下，人的需要才能是非利己主义性质的人的需要，自然界才不会沦为人的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思想都不是在“感性活动”的基础和范畴内把握对象性关系，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视为唯一的价值主体，认为能否满足人的需要是一切活动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而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体甚至非生命物质都看作价值主体，其实质是把人贬低为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进而否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否定了人类文明。马克思从“感性活动”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从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从不同方向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集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的含义及其主要表现，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把异化作为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概念范畴，深刻论证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即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基本思想观点。

(一)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导致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被异化了，这种异化集中体现在异化劳动中，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剖析，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活动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首先，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因此必须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于是自然日益沦为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的工具。其次，生产活动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活动本来应该是一种让劳动者获得满足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一种自我确证与自我满足的活动，因为它使劳动者丧失自身。再次，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这里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就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一方面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但另一方面，异化劳动使人离现实自然界越来越远，即自然界既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结果，同时也表现为与“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对立，变成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最后，人与人相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必然导致工人与占有产品的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自然是人的劳动对象和实践客体，自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是同一个过程，人对自然的伤害日益加剧，人的异化程度也相应地加深。

(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的异化导致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

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表现为人的需要的日益丰富，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本应丰富的人的需要日益变得单一化，追逐利润成为人的唯一需要。“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的需要的异化如何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动产品规模的扩大，而数量庞大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帮助资本实现利润。二十世纪以来，资本越来越利用媒介手段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把追求单纯的物质满足与享受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满足，人的消费活动日益脱离自身的真实需要而发生严重扭曲，这就是消费异化。在消费异化的背景下，人们已经不能区分“真实需要”和被资本控制的虚假需要，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背离人的本质。这种异化的消费需求的扩大促使生产非理性扩张，从而加剧对自然的过度消耗和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并引发生态危机。

(三)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导致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关系异化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物的异化，更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都发生了异化，他们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人对人自身以及自然界的占有都被单向度地“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在这种“直接的、片面的享受”状态下，人类主体的任何直观感受都只是一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即人只能通过不全面的甚至是异化的方式来获取自身需要，人失去了区别于动物的主体本身应该有的丰富性及生动性，表现出“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的异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真正在意的只是自然的有用性而非自然本身，当“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时，自然就变成了纯粹的为人类所用的异化的物，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就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真正根源。马克思在《手稿》中强烈批判私有制通过异化手段将人类变得如此愚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界只有为人类所用或者自然界成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时才会被打上属人的标签。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扬弃中发现了解答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共产主义。作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学说，是工人阶级解放道路的学说，是人与自然走向统一的学说。马克思写道：“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一)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扬弃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物质前提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出生产活动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本质，而其他活动都是由它派生延伸而来的，“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因此，对生产活动的异化——私有财产的扬弃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异化扬弃的关键。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社会对造成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的扬弃，使得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及认同自身价值的过程完全消解了使一部分人成为非人而使另一部分人成为超人的矛盾与争斗。这样，人作为自己的本质而存在，而本质则表现为自己的存在；人的活动的本质对象化成为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再也不是作为对象化自我的异化与自我的丧失；同时，真正的人的共同体伴随着人的异化现象的消失而建立起来，在这种共同体也就是类存在中，才能真正体现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真正关系，因为这种共同体包含的是真正的个体，而个体也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才能全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即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异化劳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然的全面复归。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是其本质，但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制度改造，而是对自然、社会的全面改造。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的异化的彻底扬弃，这一方面是人类应该达到的理想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又是扬弃私有制的现实的运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结果又是人类自身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的自觉行动的产物。

(二)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归宿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不同于以往那些剥削人、奴役人的社会制度，而是使人从这些非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本质的复归，这种人的本质的复归不仅是扬弃人与人关系异化后达到的人道主义，也是扬弃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后达到的自然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所指认的共产主义是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互动互通的共产主义，是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最自然的社会制度。所谓自然主义，是指符合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谓人道主义，是指符合人性发展规律。正是因为消灭了私有制，所以才完成了人从异化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才彻底消解了人同自然界的异化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达成和解，即人克服了对自然界的破坏而第一次真正成为自然的人，而自然界也克服了以往与人对立的状态第一次真正成为合乎人性的自然。所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人类按照自然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改造自然，才能将人从异化的对象性关系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走向和谐，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在符合人和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统一。

(三)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克服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现实途径

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才能实现人的人性的复归，“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私有财产的扬弃既然使人摆脱了私有财产关系，人才第一次以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共产主义就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人的一切多样性的活动的实现。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人的各种“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所以，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使对象世界成为彻底的人化自然即属人的自然，使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发展自身的人的感觉，从而创造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必要条件。私有财产的彻底扬弃，异化的需要向人的需要的转变，使人不再狭隘地把自然看作纯粹的有用性，于是自然成为“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同时，人的需要也越来越丰富，人不再单纯地出于自私的利己主义、出于赚取更多利润而占有自然。马克思从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相统一、“人的本质复归”与“自然的本质复归”相统一以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目标出发，在《手稿》中提出了解构人与自然相异化的现实路径，那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从而为人类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命运与共、和谐共生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关系。《手稿》关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理论的深刻解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克服、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的全面复归的精彩阐释，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够真正地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马克思强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起点就是《手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为哲学根基，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手稿》中的生态思想是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对象性理论揭示了“感性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通过主体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和人的无机身体；自然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为人类主体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从而确证人的本质属性，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属于“生命共同体”范畴，它以马克思对象性理论为基础，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统一性贯穿其中，彻底超越了近代机械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对抗性的片面理解。这种超越之所以彻底，在于其深刻地准确地把握了生命的本质内涵。马克思对象性理论充分肯定了生命只能以共同体形式而存在。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人所面对的自然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与人无关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类实践活动打上人类烙印的、与人类血肉相连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是生成人、养育人的自然界，是与“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健全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界。自然界也不是任由人类肆意摆布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自身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即使在按照自己的意志作用于自然的时候也必须服从这种规律。可见，在马克思对象性理论中，自然决不是抽象的或者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单纯概念，而是关于人的本质生命力量生成的客观实在。

(二)《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实现新突破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已经蕴含着生态危机的实质，因此，它为全球生态治理实现新突破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于人的异化、人的本质需要的异化所带来的物的异化，具体体现为资本对利润的贪婪而导致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扬弃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论正是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考量，从而彻底克服了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和做法，这就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全球生态治理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在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地方，资本就是“上帝”,而人和自然界不过是资本的奴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而且“在私有财产和货币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此，马克思已经为我们刻画了一幅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资本不断刺激人的消费欲望，将人变成消费机器，进一步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化，为了满足无节制的消费就必须不断扩大生产，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的开发和掠夺，由此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要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难题，就必须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科学指南，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

(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愿景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方略

资本逻辑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状态就必须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最符合人性、最合乎自然规律的共产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传统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其次要推动现代农业绿色化发展，要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发展绿色产品为目标，提升农业资源永续利用水平，重点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改善和恢复农业生态功能，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再次要推动绿色城市化进程，调动全社会参与绿色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重点解决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城市病”,确立绿色城镇化发展思路，坚持生态智慧规划先行，发展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科学谋划和有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