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一月政治局会议”），是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之前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和意义，目前学界关注不多。实际上，这次会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在 1949年这个重要年份的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而且与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次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内容和意义值得重视和研究。

1948年9月，在一月政治局会议召开的三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也召开过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次会议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不断大量歼灭敌人，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对如何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以及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作出了整体的战略筹划。会议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认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并提出从 1946年 7月算起，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任务，会议提出，人民解放军“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这次会议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召开，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九月会议召开时，由于在整体的敌我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仍不占优势，加之存在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中央倾向于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充分一些，对于解放战争进程的估计是比较谨慎的。按照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时间表，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到 1951年中，而且，对于怎么样算是打倒国民党，在解释上也留有较大余地。毛泽东在会上说：“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 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它打倒了。”对要不要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也持谨慎态度。他说：“我原则上不反对，但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任务方面，会议当时还没有把向长江以南进军提上议事日程。对于建立新中国，会议只是提出在 1949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前面加上“临时”两字，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慎重态度。

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制定并实施了包括土改、保护民族工商业、争取并团结民主党派等在内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九月会议后，解放战争的进程大大出乎了预料。东北、华东、中原、华北等地的人民解放军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先后进行了具有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歼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其中辽沈战役歼敌 47万，使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辽沈战役之后进行的淮海、平津战役，又分别歼敌 55.5万人和 52万人。到 1948年 11月时，“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8年底，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平津战役也已顺利发起。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更为明朗，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 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役总攻发起，10日胜利结束；1月 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正是在淮海战役总攻发起之日，一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对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的形势和 1949年党的任务进行研究和部署。与九月会议相比，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九月会议面对的主要还是如何争取战争胜利的问题，此时面对的则主要是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如何迎接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了。

一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以下简称《形势和任务》）。这个重要文件是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经会议讨论后，在 1949年 1月 8日得到通过。会议围绕这个文件，重点研究部署了七个方面的重要工作。

（一）总结军事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

《形势和任务》总结了九月会议后军事形势、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军事形势的变化，《形势和任务》用了一句话进行概括，叫“一年计划，半年超过”。一年计划是指九月会议规定的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从 1948年 7月到 12月，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正好过去半年，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 148个师，内有 111个整师。半年的时间超额完成了一年的作战任务。而且，在这半年时间里歼灭的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东两个主要战场的精锐主力部队。这就使得原来预计的解放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形势和任务》认为，在平津、淮海、太原等战役结束以后，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形势和任务》也是用了一句话进行概括，叫“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对此，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两个大群）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从实际情况看，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成批成批地进入解放区，站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之下，拥护、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说明，国民党政权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溃败，而且在政治上也被全国人民所抛弃，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

正因为军事形势、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形势和任务》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作出了一个明确的重要论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 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这个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发生转变，并为中国共产党下一阶段的工作定下了基调。

（二）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许半途而废，这是《形势和任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实际上在 1947年 2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已经提了出来。该指示认为，国民党要求恢复所谓和谈是“蒋介石又在施行新的骗术”，因此我党应采取“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的方针。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警惕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因为考虑到多种因素，此时并未明确向党内外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到一月政治局会议召开时，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而且国民党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明确地向党内外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以提前作好各项准备，同时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夺取胜利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今年和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人民中、同志中必须作思想准备。前年二月中央声明（即《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引者注）曾说到此事，未说死，九月会议也未定，原因是不知究竟还有多少人民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将党内定的方针表明起来。”毛泽东所说的将党内定的方针表明起来，就是指要确定并向党内外公开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形势和任务》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形势和任务》提出，对“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同时，“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

在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转折关头，把“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党的重大方针确定下来并向党内外公开宣布，对于统一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粉碎国民党的假和谈阴谋，不动摇不松懈地夺取全国革命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三）南下作战

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歼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打倒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形势和任务》对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任务进行了布置，提出：“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上述九省，除陕甘两省外，多数位于长江以南，或有一部分位于长江以南。因此，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向长江以南进军。

对于南下作战，《形势和任务》列举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指出，“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不能轻敌，要充分考虑到不利的一面，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会上有同志反映说部队存在着轻敌、偏安享乐的倾向。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好的。”毛泽东也说：“到南方作战有利也有弊，必须说清楚，使大家知道。所有的人，凡是要去的都说清楚，反复地说。既然决心去，就要泼冷水，……当然要讲两条：一条有利，一条不利。而在目前大胜利时，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二是要做好南下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指出，“渡江南下，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从兵源到装备等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地解决”。还有与会者提出，要考虑到南下后国民党军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不战而退、地方实力派宣布独立等，要做好相应的预案。要做好南下的政策准备和干部准备，还要准备大城市的干部，训练外交干部等。

南下作战是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主要作战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收尾环节。会议对于南下作战所需要做好的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准备和动员、物资和兵员准备、政策准备、干部准备等，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就为争取南下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应对和防止美帝国主义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

解放战争后期，这个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关系到解放战争的进程会不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九月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虽然认为美国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但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1949年初的形势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形势和任务》仍然提出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形势和任务》指出：“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这一问题时解释说：“关于美国，不肯定其不出兵。肯定没好处，而应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有兵），才能主动，才不会张惶失措。只要力量大，做得坚决，就不怕。”“美国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看不到的东西，如原子弹，还需说服。几年证明美国并不可怕。”会议把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计算在内，就把党的工作布置放在了最困难最危险的基点上，就能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会议也指出，美国政策也有动摇和软弱的一面，这就有利于党和人民群众看到美国外强中干的一面，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五）对全党干部进行政策教育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期里，各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发展新区等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右的和“左”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左”的偏向。“左”的偏向“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这些偏向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就会妨碍中国共产党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反蒋反美的人民统一战线，就会增加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于 1947年 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在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行动纲领的同时，详细讨论了党内的倾向以及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指示，集中全力解决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纠正这些偏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全党进行普遍的政策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了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政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有力促进和保障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对于 1948年纠正各种右的和“左”的偏向和政策教育的意义，《形势和任务》给予高度肯定，指出：“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也在会上指出：“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但他也认为，学会了不等于不需要再学习了，右的和“左”的偏向纠正了不等于不会再出现了。因此，《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胜利，1949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还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军事工作中出现的右的和“左”的各种偏向。为了防止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偏向，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提出，要收集平津一带的政策文件，汇编成册，送各解放区作为参考。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与会人员的《政策汇编》，就是根据这一提议汇编成册的。

（六）把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

把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是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步骤。关于把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的问题，《形势和政策》讲得比较简单，只是提出“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但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会议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必须对解放区的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管理；把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要区分轻重缓急逐步进行，要有一个过渡期，要照顾到各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在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中，首先应该把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管理统一起来，这是把各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的一个重要步骤。

如何把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管理统一起来？这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认为必须统一，但不可操之过急，应该逐步实现。他说：“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这与毛泽东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他在综合与会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先做到六个方面的统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铁路统一修理，统一管理；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提出六个方面的统一，是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这对于逐步把各解放区的工作统一起来，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组建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新中国作了重要准备。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评价这次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既贯彻了逐步统一的精神，又照顾了各区的实际情况，同去年九月会议相比，对如何适当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更加明确了。”

（七）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和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最早在 1948年 4月 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就提出来了，当时所说的“民主联合政府”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只是没有确定开会的时间。九月会议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又先后进一步明确和强调这一任务，并将时间确定为1949年。一月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任务。《形势和任务》规定：“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关于中央政府的提法，与九月会议相比，文件有一个重要的变动，就是把“临时中央政府”的提法改为了“中央政府”，去掉了“临时”二字。这一变化与战争进程超出预期、大为缩短，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是分不开的。为了制定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形势和任务》规定，“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

上述七个方面工作的研究部署，反映出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节点上，中共中央一方面从容自信，另一方面又头脑清醒，对全党工作的筹划和布局既统筹兼顾，又举重若轻，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局势、把握方向的高超能力。

一月政治局会议不仅提出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而且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政策，在这次会议已经提了出来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毛主席正在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他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并讲了一些他的意见。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分头议论毛主席提出的大问题。”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实际上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题。这一重大问题包括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如何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最终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而且关系到革命胜利后能否巩固新政权。围绕这些问题，毛泽东和与会者充分发表了意见。

（一）关于如何正确对待胜利

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非常注意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不要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面对着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和全面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正确对待胜利，“必须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面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毛泽东又及时提出了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问题。他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必须防止。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与中干。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除了提出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即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防止资产阶级腐蚀我们的干部。他说：“要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区别人民对我们的感谢与资产阶级的捧场”，“人民的感谢固可冲昏头脑，但十分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捧场”。

为了防止干部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情绪，同时也为了适应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后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要把过去忘记，提出新的任务来。”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起房子”的新任务。他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还说：“提出新任务，使同志们想到新任务，就好了。”一个任务完成以后，为防止松懈情绪，及时向全党提出新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一个特点。向全党提出“起房子”的新任务，实际上就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建设的转变。

对于这一问题，其他与会人员也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主要包括：进城以后，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像李自成那样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关键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坚持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坚持走群众路线，自觉接受人民的民主监督；为了防止居功骄傲、贪图享乐，一定要严定制度、严明纪律，约法三章。与会人员提出的这些意见，有的是毛泽东过去讲过的，有的是把毛泽东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意见具体化了，提出了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意见，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都得到了重申和进一步的强调，“有的写在会议的决议中，有的作为党规党法确定下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和“两个务必”的思想，与这些讨论是一脉相承的。

（二）关于如何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项重要内容即是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开始了从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个问题，在一月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提了出来并开始了思考。当时，在华北等地已解放的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对于依靠谁来改造和建设城市不明确。有些干部进城以后对争取和团结工商业资本家比较重视，“对接近资本家颇感兴趣”，甚至对他们过分迁就，但对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够，与工人格格不入。二是不熟悉管理生产和管理经济的一套办法，在商业上缺乏同不法私商进行斗争的经验，对不法私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行为不能给予有力的打击，造成市场失控。三是对于进入城市后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一点认识不明确，模糊了工作的焦点和重点。

针对上述问题，一月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刘少奇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强调要培养和训练工人干部。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干部，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如何管理、领导？各中央局的同志要亲自动手，培养训练干部。”他认为，“使工人干部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对于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他提出，要重视“培养训练干部”，“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关于城市的商业工作，他说：“商业很重要，它刺激生产，也可打击生产，我们不让私商操纵国民经济，那我们就要操纵起来才行，特别是农业品与工业品的交换要搞好。”他还提出，应该重视城市中的区、街政府工作，不要把农村的工作方法搬到城市来。具体负责北平、天津接管工作的薄一波也发表了意见，他说：进城以后要依靠工人阶级，这对于城市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不能削弱农村这个阵地，要想法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工业品，通过商品交换巩固工农联盟；要学会管理城市生产和做生意的本领，要举办训练班对进入平、津的干部进行培训。概括来说，这次会议对城市工作重点明确了三点：一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二是要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商业作为中心工作；三是要注意培训干部，特别是要训练工人干部，学会管理城市生产和做生意的本领。这些意见对于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作了准备和铺垫。

（三）关于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政策

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月政治局会议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方针和原则。

政治方面，重点讨论了新中国的民主党派政策。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对民主人士的问题，成为严重问题。”所谓“成为严重问题”，一方面是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建立新中国和开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对民主人士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既反对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也反对对他们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或敷衍态度。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方面，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争取他们对新中国政权性质的理解和认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采取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套做法。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进一步合作。因此，会议认为，应该开诚布公地向民主人士说明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应该采取迁就态度。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对民主人士的态度，应开诚布公，明白地说明我之政策，尤其是对政权性质，不可模糊。”他还提出要让民主人士看看我们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同时又纪律严明，拥政爱民，从中可以让民主人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和正确。毛泽东也指出，对民主人士“公开坦白地说明问题是对的”，“对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如果不说明这些，就无主动权，就是迁就倾向”。破除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能够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消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一个重要障碍，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经济方面，前文已经述及的统一财经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以外，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经济建设方针，去年九月会议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一方面，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防止右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不怕资本主义发展，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要利用。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合作社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毛泽东的讲话，除了确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成分外，还强调了两条：一是新民主主义要向社会主义发展，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加应该逐步进行，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不能急于求成。由此可见，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初步确定。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涉及到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新中国建立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问题，会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帝国主义是要打倒的，我承不承认它还是问题。忙的是如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通商。通商的原则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先新民主主义国家与苏联，只有他们不要的才可考虑给别的国家。保侨是应当注意的，但对破坏的分子是：一抓，二吃饭，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周恩来强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发扬民族气概，“要反对恐美媚外，增长自己的志气，去掉国民党的买办作风”。会议提出了关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即不要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而要把重点放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可以说，新中国关于外交政策的三大基本方针，即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这时已初具雏形。这也为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新中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会议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讨论，基本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的问题，为其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月政治局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召开的，其参会人数超过 1948年的九月会议。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把九月会议称为“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而一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比 1948年 9月会议更多，包括东北的，华北的，华东的，西北的，还有华北人民政府、北平军管会和主管财政工作方面的同志”。会议开始后，毛泽东看到与会人数这么齐整，非常高兴地说：“很难得。”

一月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的重要论断，并在此基础上，及时向全党提出了“起房子”的新任务，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由战争向建设转移以及建立新中国所应进行的各方面准备等重大问题。由此，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

（作者：彭厚文，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