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正值《共产党宣言》问世75周年，由达·梁赞诺夫主编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在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物。这部《共产党宣言》（以下称“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不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是一部非常厚重的书。笔者研究采用的是第2版，书名为《共产主义宣言》（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64开本，共343页。这部书包含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梁赞诺夫为其撰写了63条编辑注释，占据了全书超过1/3的篇幅，是一部供学习研究用的版本。这种版本在当时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史和传播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一经出版在当年就再版了3次。其中第二次再版时，梁赞诺夫对其中的脚注、注释和附录作了进一步修改或增加，并撰写了新的编辑前言。直到193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后的更名）才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的俄文版本。在新版出版前的近十年中，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出了14版，总印数达150万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1](P23)由此可见，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在苏俄的广泛传播，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是各类主要语种文本中译者和版本较多的译本之一，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能见到的俄译本至少有十五六种之多，但最主要的有三个版本。

一是巴枯宁译本。1869年底，日内瓦《钟声》杂志社印刷所出版了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几次提过这个俄译本的情况，但对其并不满意，因为它不大准确，有些地方还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

二是普列汉诺夫译本。1882年，《共产党宣言》普列汉诺夫译本问世，该译本由首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该译本是根据《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翻译的，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称赞它“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2](P46)因此，普列汉诺夫译本是被重印和再版最多的译本，本文考察的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其正文正是在普列汉诺夫译文的基础上进行校订的。

三是瓦·瓦·沃洛夫斯基译本。该译本于1906年由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考茨基为其撰写了序言，其中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文版所写的全部序言及注释。译者沃洛夫斯基更注重译文的真实性，努力克服普列汉诺夫译本中一些不确切的表述和政治性的错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Л. А. 列文把这个译本称为“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宣言》版本”。[3](P151)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集中收集和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研究和筹备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文集，在列宁的倡议和支持下，俄共（布）中央于192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收集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学术实验室和国际中心”——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由梁赞诺夫任首任院长。早在1918年，梁赞诺夫就在列宁的要求下，与工作人员一起在欧洲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文献遗产、手稿资料，以及社会主义史和革命运动史方面的报刊文献。研究院正式成立后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收集和整理这些珍贵的文献。

到1923年秋，梁赞诺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了一项关于授予研究院拥有手稿和书信的影印件及其出版权的原则性协议，同时从德国带回来7 000张未发表的马克思手稿的影印件。在这些影印件中间，他发现了一份《共产党宣言》的草稿，推测为《〈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1923年11月20日，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汇报研究院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情况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这份草稿的发现过程——“在这一笔记本中我还偶然发现了另外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之所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与我过去两年中更多从事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有关。在更为仔细地检查了手稿之后，我发现了这样的日期：‘47年11月’，其文字内容是《共产党宣言》某一章的草稿，包含对其中要点所列的明细，在这些要点中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我高兴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就是我在这份笔记中或许发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份草稿”。从梁赞诺夫所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为出版新版《共产党宣言》，他不仅作了资料上的准备，更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过去两年中更多从事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

梁赞诺夫分别于1919—1920年和1921—1922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和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培训班上主持过《共产党宣言》的讨论课。为准备课堂内容，他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以及文献中涉及的历史作了大量研究。在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第2版编辑前言中，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前提，即社会主义思想史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斗争发展史的话，就不可能理解在《宣言》中第一次得到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只有在研究工人运动史和19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史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准确地确定《宣言》作者们对这段历史所做的新的贡献，确定他们独创的理论思想成果。要知道，这个作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纲领的《宣言》，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国际著作。当然，他是德国人写的，但如果我们忘记了，其作者是两个掌握和领悟英法两国历史上一切成果的德国人的话，如果我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拉萨尔更有权说出他们自己写的每一行、用他们的时代的知识武装起来的字的话，如果我们忘记了《宣言》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话，它就是一个谜。”[4](P6)

在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史等问题的研究，这是梁赞诺夫一贯坚持的编辑理念，是他为组织和从事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作的必要的理论准备。围绕这一工作，他在收集和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典著作，梳理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相关历史资料。在许多由他撰写的前言、序言、文章中都表达了这个编辑理念。1927年10月，梁赞诺夫在报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活动时进一步明确地重申：“如果我们想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就必须拟定两个路径：什么造就马克思主义起源，什么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也就是说，既要确定其历史根源，还要阐述清楚在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从事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这是一项双重任务：重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历史根源。”[5]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的重要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中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梁赞诺夫对“编研结合”理念的坚持与贯彻，以编带研，以研促编，编研结合，才能使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互动起来，从而真正达到理解理论和以史鉴今的目的。

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正文前的内容为第一部分，依次包括：初版编辑前言、第2版编辑前言、梁赞诺夫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文、恩格斯的《1847年的运动》（在梁赞诺夫版中的题目为《1847年的革命运动》）一文。后两篇文章被梁赞诺夫称为“历史序言”，为第2版新增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共产党宣言》的正文部分。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正文。其中恩格斯的波兰文版序言和意大利文版序言首次以俄文发表。正文以普列汉诺夫的译文为底本，但文本对照德文原文进行了认真的校订，修改了许多错误或不准确的表述。对此，梁赞诺夫在初版编辑前言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现存好多种《宣言》的俄文版译本，如巴枯宁的、普列汉诺夫的、鲍斯的、沃洛夫斯基的等。它们中间最好的是普列汉诺夫译本。在参考还是在1870年就出版的巴枯宁译本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更正了巴枯宁在术语方面的错误，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主义者的一些旧文风。然而，尽管普列汉诺夫的翻译有很大的优点，但也包含了许多令人遗憾的疏漏和不合适的地方。因此，如果在放弃对《宣言》进行新的翻译时，我们则以普列汉诺夫译本为基础，对其进行了认真的重新修订，尽可能不违反语言规范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相当准确和完整的翻译。”[4](P3)

第三部分为“编者注释”，这就是占全书1/3篇幅、由梁赞诺夫撰写的63条注释。在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第2版中，他“根据С. 瓦西里契科（С. Васильчеко）同志的建议并在他的帮助下”，为这些注释加上了小标题 ，“部分注释还可以代替索引”，这也是第2版区别于第1版的修改和补充。[4](P6)这63条注释的小标题分别为：1. 1847年对共产党人的迫害；2.哈克斯特豪森、毛勒、摩尔根；3.中世纪经济的崩溃和世界贸易的发展；4.工场手工业；5.工业革命与机器生产的发展；6.资产阶级的政治演变；7.交换的发展与现金的统治；8.资本的革命性；9.资本主义的地理分布状况；10.世界市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情况；11.资本主义制度下交往手段和交通运输的发展；12.城乡分离；13.资本的积累；14.资本主义和人对自然力的征服；15.关于危机的理论和历史；16.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17.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的分工；18.劳动与劳动力；19.工厂专制；20.女工与童工；21.工人贷款给资本家；22.中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23.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方式；24.对无产阶级的精神剥削；25.工会运动的起源与发展；26.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宪章运动；27.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对立。无产阶级对这种对立的利用；28.无产阶级、平民和农民阶级。剥削形式的重大意义；29.无产阶级和尊重法律；30.和平演变与社会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性质；31.资本主义的积累——工人阶级的贫困与堕落。剥夺剥夺者；32.共产党人和工人政党；33.封建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34.资本的历史特征；35.私有制和个人财产。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36.资本对劳动的支配；37.资产阶级的个性和人性；38.资产阶级的勤劳和无产阶级的懒惰；39.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40.法律准则的永恒性；41.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家庭；42.工人与祖国；43.阶级斗争和历史过程；44.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45.无产阶级专政；46.共产党人在过渡时期的纲领；47.中央集权制与国家；48.反动的浪漫主义；49.封建的社会主义；50.基督教的社会主义；51.西斯蒙第；52.真正的社会主义；53.蒲鲁东；54.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55.巴贝夫；56.伟大的空想主义者；57.法国与德国的共产主义者；58.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59.英国和北美的共产党人与工人组织；60.法国和瑞士的共产党人与激进派；61.共产党人与波兰问题；62.德国共产党人的任务；63.共产党人和民主主义者。

第四部分为附录。梁赞诺夫在这部分中收录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与《共产党宣言》有关的所有历史文献，包括5篇文献：1. 1847年9月在伦敦出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的俄译文；2.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俄译文；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俄译文；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俄译文；5.《1500年到1848年在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中重要事件编年史》（简称《编年史》）。其中《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为第2版新增的附录。192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80周年时，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出版了第5版。他在附录中又增加了两篇文献，这样，附录中收录的文献从5篇增加到7篇。这两篇文献作为附录五和附录六放在《编年史》前，并为此写了一个简短的第5版编辑前言，说明这两篇文献的内容：“根据领导鼓动宣传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我们在附录五中转载了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3月和6月下发给地方组织的两份通告，在附录六中转载了由我找到的中央委员会同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协议草案。这些文件为关于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6](P6)不断地在附录中增加与《共产党宣言》相关的新材料，这符合梁赞诺夫一直强调的“只有把握《宣言》产生的那个历史时代才能理解它”[4](P1)的编辑理念和研究精神。

第五部分为插图。在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第2版中有6幅插图，分别是：马克思1867年的肖像；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肖像（1928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第5版中，这幅肖像被替换成了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的肖像）；马克思亲手写的“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恩格斯1847年11月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书信的片段；《共产党宣言》德文第1版封面；《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封面。

1929年，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中的正文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起被收录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中。

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中的注释形式多样，用处不同，而且他专门区分了“评注”和“注释”两种概念，认为他编写的63条只能算作“注释”，尽管这些阐释详细的注释作为全书的单独部分占了1/3的篇幅。揭示和分析此版注释的形式和内容，对于提高我们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事业中的资料和编辑工作水平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评注”与“注释”的区别。梁赞诺夫把为《共产党宣言》作的注分为两种，一种他称为“комментарий”（评注），另一种被称为“примечание”（注释）。“комментарий”一词指“注解，注释；注文，注脚”，复数形式“комментария”具有“评论、评述、述评；议论；解释”之意。因此，“комментарий”一词偏向于“评论和注解”，即在注中评论的性质多一些，篇幅较长。“примечание”一词指“附注、注解、注释；按语”，是为帮助读者扫除阅读的障碍，加深对正文内容的理解，而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和说明，一般篇幅较短，是一种狭义的注释。基于一贯坚持的编辑理念，梁赞诺夫认为，应该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编写一份“详细的评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23年初已经过了75年。尽管如此，《宣言》的整体基本结构几乎没有任何过时的地方。但是，就像一切历史文献一样，它也具有自己时代的印迹，因此只有联系那个历史时代，即它产生的时代才能理解它。《宣言》中所指出的一系列现象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同时，它还需要补充大量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这样迫切地感觉需要对《宣言》作详细的评注。”[4](P6)但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梁赞诺夫提出了编写评注的三个原则：“这种评注应该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它应该提供其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这个运动让作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纲领的《宣言》得以产生；第二，它应该考察《宣言》中所有基本思想的起源、起因，并以此确定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还应该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作出的区别于前人的真正的新贡献；第三，它应该指出，《宣言》在哪些方面经受住了历史的批判，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修改和补充。”[4](P3-4)可见，梁赞诺夫提出的为《共产党宣言》编写评注是非常有难度的工作，这需要提供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资料、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传记与思想发展方面的资料，以及能够对《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给予评价。梁赞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经典文献十分熟悉，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水平还达不到编写评注的程度。因此，他把自己编写的63条称为“注释”。

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第1版出版后，63条注释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许多读者建议梁赞诺夫为《共产党宣言》编写评注。对于这个建议，他在第2版编辑前言的开篇给予了回应：“为了避免误解，我认为必须强调的是，我现在不是作评注，我在前面已经说明了评注的任务，我只是作了一些注释。……我……主持过《共产党宣言》的讨论课，他们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作一系列的解释和阐述，我们党校的学员们，甚至是那些学得很好的学员们，也不能很好地掌握《宣言》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与学员和学生的实际交流中对这些理论思想著作做些讲解是一回事，而把这些讲解写到纸上则是另一回事。后者要求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没有这些，很多情况就会论据不足，或者引起争论，特别是在那些传统的解释需要认真的重新审核的地方。”“要使《宣言》的评注能解释其历史，并追溯其思想中所有发展的起源，还是将来的事情，需要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正因为如此，在收到为《宣言》撰写评注的建议后，我拒绝了，并决定只限于作些必要的注释。”[4](P5-6)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梁赞诺夫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自己著作或译著中的注释问题。仅以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研究撰写的《资本论》第1卷为例，几乎无一页无注，少则十几个字，多则上千字。这些注释不仅有说明引证材料的出处和版本的作用，而且内容丰富，旁征博引，文笔犀利，纵横开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就其注释来说，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宏大精深的思想和严谨求实的文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了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文献遗产的重担，他把为需要发表的马克思文献做注释和写序言看作一项只有自己才能胜任的工作。他在1891年6月29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一些马克思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序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7](P614)他还在1894年12月17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他打算发表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这些书信已经由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打印好了，但是“需要加注释，查对很久以前的一些事实以及我自己过去和摩尔的通信，还要写一篇讲究词令的序言”。[7](P681)从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编辑马克思遗著中的注释工作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为例，恩格斯为前者新加了10个注释，为后者新加了6个注释（均包括序言中的注释）。加这些注释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不了解德语的英国读者减少阅读障碍，二是随着距离《共产党宣言》德文第1版发表时间的拉长，加上一些必要的关于史实的注释，有助于广大读者在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理解文本的内容。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写得很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但其中还是涉及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事实，这对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想要真正理解其中的理论内涵，还是有一定困难。因此，梁赞诺夫强调要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共产党宣言》，希望能为其编写“详细的评注”，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更好更快地理解和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髓，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快速传播。他虽然自谦地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为《共产党宣言》撰写评注，但实际上，他撰写的63条注释的内容和体量都已经达到了评注的程度。

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注释解析。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中的注释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脚注，脚注包括作者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加的注，以及编者注，即梁赞诺夫加的注。另一种就是在正文的后面单独列出的编者注释，相当于篇末注。脚注一般每页重编号，注码用星号“*”加一个反圆括号“）”，组成“*）”置于所注文字的后面。如果一页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脚注，就增加注码中的星号数量，如*）、**）……。脚注中的作者注和编者注为混排，不分开排印，但梁赞诺夫在编者注的注文后加上他的名字和姓的缩写“Д.Р.”，并用斜体字标识。正文中共有脚注14条。其中作者注共9条，分布情况为：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1条，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1条，第一章中2条，第三章中4条，第四章中1条。编者注共5条，基本都在各版序言中，分布情况为：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1条，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1条，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3条。

这5条编者注作用是：第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著作中提到的相关文本内容作相互参照的提示。例如，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梁赞诺夫在此处加了一个编者注，内容为：“对《宣言》实践纲领中某些原则的批评，同志们可以在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由列宁编辑的译自德文的俄译本，第37—46页）中找到。”[4](P48)第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某一文本或事件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例如，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的开篇，恩格斯说到了马克思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了。在这里梁赞诺夫加了一个编者注，说明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逝世。[4](P49)再如，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讲到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新的法译文时，梁赞诺夫加的编者注，指出这个法译文是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翻译的。[4](P52)第三，说明引文的出处。例如，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大段引用了他和马克思为普列汉诺夫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内容，但由于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所以恩格斯是自己从俄文翻译成德文发表在这篇序言中的。在此处，梁赞诺夫加了一个注，指出关于这段内容他给俄国读者提供的就是俄文原文本，[4](P50)不再译来译去。第四，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的小笔误。例如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1882年出版的第二个俄译本是由查苏利奇翻译的，梁赞诺夫用编者注更正了这个错误，他指出，“恩格斯错了：俄译本不是由查苏利奇翻译的，而是普列汉诺夫。巴枯宁的译本出现在1870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的几个月内俄文版序言写完了”。[4](P50)

63条编者注释的注码形式为：用阿拉伯数字加一个反圆括号“）”，组成“1）、2）、3）……”置于每一段或每几段的结尾，全篇按顺序编号。注文按注码顺序排列并加了小标题。编者注释在正文中的分布为：引言中1条（注释1），第一章中30条（注释2—31），第二章中16条（注释32—47），第三章中11条（注释48—58），第四章中5条（注释59—63）。从注码标注的位置和注文的内容上看，这些注释很像是对某一段或某几段内容的评注，每一条都很长，少则三四百字，多则四五千字。但梁赞诺夫在注文中提供的更多的是历史背景和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梳理，其中会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作为解释，而不是以他自己的议论或评论为主。例如，梁赞诺夫对《共产党宣言》引言中的第一段加了注1“1847年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共产党宣言》的原文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8](P26)梁赞诺夫编写的注文为：“1846年当选登上教皇宝座的庇护九世，在当时曾被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待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一点也不亚于在1848年革命前就充当欧洲宪兵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全欧洲反动势力的公认首领奥帝国的首相梅特涅，刚好在这个时期与基佐特别接近。基佐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国的内阁大臣，也是大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是无产阶级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曾把马克思从巴黎驱逐出境。德国警察不但在德国，就连在法国、比利时，甚至在瑞士都对共产党人大加干扰，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共产党人的宣传活动，迫使他们转入地下活动。法国的激进分子——马拉、卡诺和马利不仅同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而且也同当时以赖得律—洛兰和弗洛孔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展开论战。”[9](P5-6)

这段注文清晰而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在第一段中提到的每一个反动人物或派别的政治立场，解释了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共产党人进行的“神圣的围剿”，以及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党人所遭到的迫害。

再以注释8“资本的革命性”为例。这是对第1章第18段内容所作的注释。第18段原文内容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8](P30-31)梁赞诺夫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中的一段话作为对上述内容的注释：“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态，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工具，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10](P559-560)

梁赞诺夫从《资本论》第1卷中引用的这段引文完美地对《共产党宣言》原文内容进行了补充和阐释，并且又将马克思前后时期的思想关联在了一起。

由上述例证可见，梁赞诺夫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加的注释是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极为精通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带有梁赞诺夫作注释的《共产党宣言》的内在价值不言而喻。1928年版的第5版前言开篇就解释了没有进一步对注释进行补充或修改的原因：“新版在《共产党宣言》发表8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遗憾的是，其他一些紧迫的工作仍然使我无法不仅将笔记转化为详细的注释，并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改。”但同时也预告了他将专门写一部著作对《共产党宣言》做评注。[6](P7)

从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的结构和内容上看，这部单行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纂与传播史上开创了科学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先河。这本书结构上有五个部分，但从内容上看，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主要部分为作者著述本身，即正文；另一部分为编者为其加上的和编写的各种资料。正文不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包括作者的序言。资料部分则为编辑前言、注释（包括脚注）、附录和插图。应该说，这个单行本只是梁赞诺夫科学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步。1927年和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先后出版了由他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其中更是体现了他卓越的编辑理念和明晰的编辑体例。即使到今天，虽然我们对编辑经典著作的理念认识得更加明确，对编辑全集、文集、选集、单行本、选编本等版本的体例也设计得更加科学，但不应该忘记梁赞诺夫所作出的贡献，不应该忽视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的开创性作用和价值。

从梁赞诺夫版《共产党宣言》的注释上看，他把注释分为脚注和篇末注，这也是今天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中仍然在使用的加注形式。梁赞诺夫所编写的“编者注释”更倾向于是对《共产党宣言》某一段或某几段内容的注解，与今天对注释的理解有所不同。通过对梁赞诺夫编写的注释的考察，可以看出梁赞诺夫对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熟悉程度，这启示我们，编译一部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只是一项简单的翻译工作，更加考察的是编译者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编、研、译三者结合于一身才能准确编译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姚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