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对外话语是话语建构主体（政党、国家、民族）面向他者（世界、外部）的自我陈述以及采取的话语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话语转变为服务于主体的现实权力即对外话语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对外话语权建构，同时也遭受不同力量的话语压制与封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建构充满着博弈、摩擦甚至冲突。国内层面上，既包括打破国民党的话语绞杀、也包括争取白军士兵认同革命话语；国际层面上，不仅要打破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垄断，而且要赢得共产国际的话语支持。

中央苏区经历了从创建到发展，从建设到保卫的过程，与这个过程同步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这一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积极争取对外话语表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党还未完全成熟，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尚处于探索临摹阶段。因此，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建构受俄式革命话语的主宰支配。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无奈的选择。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仍要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完全拥有独立自主的对外话语权。然而，随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具体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体悟，他们逐渐意识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脱离中国实际，于是在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的进程中，与俄化的党内话语体系展开博弈。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第四个决议案“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存在“没有时间性地方性”的严重问题，因此要求红军“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显然，古田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话语传播必须要强化受众意识，实质上是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本土化大众化。正当中央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时，中共中央通过苏区中央局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与掌控，主张“工农武装割据”的毛泽东逐渐被边缘化，由此导致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本土化的弹性空间被急剧压缩，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全面俄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一阶段，中央苏区无论是政治话语、工作话语还是生活话语，都有着非常浓重的俄式色彩。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中共苏区中央局”“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赤卫队”“少共国际师”“苏区职工会”“人民委员会”“列宁小学”“工农剧社”等这些外来词汇充斥在中央苏区内部。这些话语完全照搬照抄苏联革命话语词汇，若将其强行嫁接运用于中央苏区革命语境，势必出现“水土不服”，其话语传播效能大打折扣，中国革命事业更是会遭受重创。重构时代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建构与勇于面对敌对话语、解构敌对话语是一体两维的过程。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为适应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独裁的需要，全面制定并严密实施了“文化剿匪”政策，企图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剿尽杀绝”，实现“纯正的三民主义”话语专制统治。其主要表现为“造谣污蔑”“查禁书刊”“捕杀作家”等方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根据其政治需要，利用新闻出版机构、报刊对共产党和红军“广泛地无孔不入地”进行造谣诽谤，抢占舆论话语权。将共产党污蔑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传播工作，部分地区处于失语状态。1927年12月，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的一封信中指出：“自政变后，吉安县委即没有做过党的宣传工作。不仅没有用党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说反动军阀和反动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省政府半句坏话”。反观国民党，其话语打压政策犹如一道活动长城，让外界对党和红军产生了疑惑和错误认知。

为将话语权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国民党发布系列审查法规查禁书刊。从1927年起，国民党当局密集发布诸如《宣传品审查标准》等反动法规，这些反动法规将进步书刊视作洪水猛兽，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歪理邪说。凡是书刊中有“言论反动”“宣传共产”“普罗文艺”“鼓吹阶级斗争”等可能倾向均会被查封。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对于国民党禁毁书刊的情况曾写道：“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据有关统计，“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查禁的文学书籍有案可查的就达450多种。”可见，国民党企图通过查禁书刊，妄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外界彻底隔绝。

国民党为实现所谓“文化统治”，通过各种方式禁锢民众思想。郭沫若因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受到通缉。1931年2月，国民党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地活埋和枪杀以李伟森为代表的5名“左联”作家。对此，鲁迅在给美国《新群众》月刊的文章中曾写道:“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面对国民党话语专制统治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必须展开与国民党的话语交锋，积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起的革命政权。红色政权要想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打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化”宣传，争取白军士兵认同革命话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全国不过只有大小不等的八九块苏区，其总人口数不及全国总人口的1/15，总面积不及全国总面积的1/30，红军总数不过五六万人，与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相比还相当弱小”。面对国民党对根据地接连发动的“会剿”“围剿”，中国共产党“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192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士兵运动做的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的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可见，毛泽东同志将是否争取白军士兵认同革命话语视作关系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训令指出：“中央苏区在白军中的工作非常不够，因而不能将我们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兵变，投到红军中来。现时敌人军队的动摇与不满与日俱增，我们要提出适合于白军士兵要求的政治的斗争的口号，印发很多的宣传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白军士兵同样是工农出身的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出发进行话语叙事，开展话语传播，赋予白军士兵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以具有感染力的革命话语，吸纳他们投入党和红军队伍中来。其中最为著名、最令蒋介石震惊和愤怒的事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二万七千余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当红军进攻宁都头陂的时候，全体大会一致议决杀掉反动长官投降红军”。这是红军对敌进行革命话语宣传效果的生动例证。由此可见，“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这种方针就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亟需建构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体现。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打破话语传播的“内外交困”局面，夺取革命话语权，积极组织挖掘话语资源对外开展革命话语传播，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呈现给外界，也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

举旗定向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的第一要务。为此，中国共产党着手恢复和健全党的宣传组织系统，以揭破国民党的话语骗术。1928年10月，中央向各级党部明确要求在组织上采取下列决定:建立与健强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各省委应立即建立宣传部；省委以下的党部应迅速设立宣传科，支部设宣传干事；在本党领导下的工会农协应迅速设立宣传机关。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各个层级宣传部门的工作职责。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的话语宣传组织作出规定：“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大革命失败后短短一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话语传播对于争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权的“伟大作用”，而且对其在顶层设计层面加以规划部署。在此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进行革命话语宣传的具体措施: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给敌方官兵邮寄宣传品或写信。这些规定体现出对白军士兵进行话语宣传的方式方法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单一化，也明确对其进行话语宣传应该抓住的工作重点。

随着各地宣传组织的逐步恢复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宣传工作机制有了明确要求。1930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之全国系统，在地方党部尤其是支部中要训练出宣传鼓动的干部。”这一要求对话语传播组织的覆盖性作了规定的基础上，对话语传播主体也作了强调。

中央苏区时期，为对外宣传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报刊出版发行工作。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强调党报要起领导的指示作用。同时规定:“成立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应当在中央、省委、区委成立发行部（或科），管理整个发行网的工作。”这一规定明确党报领导机构同时，要求组建自上而下的发行系统。对于苏区报刊的发行情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苏区创办的报刊近300种。”这些报刊是苏区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具象化展现，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的一支有力喇叭。为扩大“赤色刊物”宣传辐射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秘密出版发行网、进行封面伪装等方式，积极开展对外话语传播。

为应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不断恢复和建立话语传播阵地。除“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刊物”“建立工厂小报”外，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利用合法手段，出版灰色刊物。这种刊物不登载党的文件，不暴露它与党的组织关联，而以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种人”口气说话，只是用实际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相同甚至更反动，使读者站到共产党方面来，或者力守中立。另外，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人士一方面创办一些知识性、学术性的杂志，对革命真理进行话语阐释；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公开合法的刊物发表文章进行话语表达。对于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起到的话语传播作用，国民党舆论惊呼其“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标语口号简洁明了，鼓动性强，易于理解和记忆，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的重要介质和利器。苏区时期的标语口号，不仅具有政治性、政策性、战斗性、鼓动性，而且生动活泼、便于传诵。诸如：“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工农兵解放万岁”“国民党是土豪劣绅洋奴恶棍军阀官僚的狐群狗党”“消灭军阀混战”“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亲爱的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当炮灰！打土豪分田地”“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等。这些标语口号，有的镌刻在路旁山壁上，有的书写在民房建筑的墙壁上；有的隶书、有的楷书、有的行书；有的工整秀丽、有的苍劲有力；有的随意、有的拙朴。正是如此生动鲜活的话语表达，极大提升了中央苏区话语传播的穿透力影响力。

为了让标语口号更好发挥话语传播的鼓动作用，达到瓦解敌军、感染群众的目的，党和政府及红军对如何规范标语作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1929年4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红军标语》的通告。该通告规定了书写标语的9条注意事项之后，罗列了涵盖十三个种类共计134条革命标语内容。同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编写了《宣传须知》，其中列举的11种“宣传的方式”中，将标语放在第一位，足见标语作为话语传播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如何提高标语“宣传的技术”，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须知》中规定了5条标语宣传技术:如写墙标语要选择高位置写；不要潦草、不要省笔、不要掉字；写标语时如遇有人来看，就要与其解释所写标语的意义；在一个地方不要重写标语；写标语不能写得杂乱无秩序，或写在商人招牌上使别人讨厌。这些“注意事项”和“技术”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传播与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宣传动员令》中提出对白军进行革命话语传播的12个口号，提议动员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官兵，都来写口号进行革命话语传播，指出这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并呼吁“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才真正是缴敌人几万支枪的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1931年2月，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规定：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各职业工会纠察队及各革命团体要写好18条标语，并提出写好标语的7条要求，其中对于标语的威力，引用敌人话语“红军固然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加以阐述，并发出“同志们要注意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的号召。这些标语口号吹响了革命的号角、战斗的动员令，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的保卫战。

文艺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党和红军通过歌剧、活报剧、山歌、戏曲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向外界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真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中对红军剧社由衷地叹赏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从这位中国共产党朋友的记录中我们看到，创新话语形式在对外话语传播中的巨大作用。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当时红军除同国民党的军队打仗以外，还运用活泼多样的话语形式来做敌军策反工作。1928年夏，在龙源口战斗大捷后，毛泽东就特意叫党代表何长工编支新歌来教育敌军士兵。其中歌词唱道：“国民党是反革命，保护土豪和劣绅，欺压穷苦工农士兵，哎呀呀，哎呀呀!受苦工农士兵起来闹革命。”这首歌当天就向国民党俘虏兵演唱，取得非常好的革命话语传播效果。兴国县至今还流传有“一首山歌三个师”的说法，形容苏区时期该县扩红宣传队高唱一首革命山歌，就扩大红军3个师。这一说法虽有夸张，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革命山歌在对外话语传播中发挥的鼓动作用。

中央苏区的文艺活动之所以丰富多样并取得话语传播效果，离不开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徐特立等的重视。在他们的关怀下先后成立了俱乐部、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等文化社团。随着爱好戏剧的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等文艺人才相继进入中央苏区，苏区的文艺创作形式也日益丰富。创作上演以《为谁牺牲》为代表话剧100余部，以《活捉张辉瓒》为代表活报剧30余部，以《志愿当红军》为代表的歌剧20余部。这种声情并茂的艺术形式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的空间熏染，虽不像群众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但同样来势凶猛且充满感染力，从意义持存力上来说，可以更为长久浸润在人的内心，更容易吸引人、打动人、影响人，实现对外话语传播同频共鸣。

叙事是话语权建构的主要路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党的奋斗目标，初步建构扎根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开展对外话语叙事，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形成。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核心话语。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进程中，根据地内就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正是这一革命话语，迅速将工农大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争取过来参加革命行动。关于该方面的话语传播方针，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更进一步的扩大与深入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阶级，武装暴动推翻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宣传。”1929年1月，红四军颁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部队自己编印的《共产党宣言》，阐明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布告》提出:“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宣言》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为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话语内容转化为革命实践，一方面，红军通过贴标语、组织小型讲演会、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话语传播方式阐释党和红军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伴随着根据地范围的不断扩大，毛泽东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土地暂行法》《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等法规，从制度话语角度来阐释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实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政治动员优势，彰显出“打土豪分田地”的话语效力和话语效果。

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不实污蔑之词，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性质予以了界定，指出：“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明确红军宗旨：“民权革命”。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指出红军的任务：“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划清了共产党军队跟白军及一切旧军队最本质区别。1930年7月，中国共产党工人刊物《劳动》第36期以“拥护红军：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为题刊发文章。

正是在明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的基础上，各地制定了极具针对性、动员性的宣传鼓动话语，如“国民党政府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流氓资产阶级的集团！”“国民党屠杀工农革命，共产党拥护工农革命！”“白军是军阀的队伍，红军是工作的武装先锋队！”“白军兄弟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拿枪打工农！”“白军弟兄不要受官长的欺骗打自家的红军！”“欢迎白军弟兄过来打土豪分田地！”“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士兵不打士兵！”“士兵是贫苦工农出身”“替白军当士兵，是非常受痛苦受压迫的”等。这些革命话语为启发白军士兵觉悟，加深其不满与动摇，削减国民党在白军中的话语骗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运动没有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话语。因此，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都存在一些担忧，认为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面对迷茫和质疑，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这一新道路作出阐释。为回应党内一些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写下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代表的光辉著作，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地阐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后来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显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话语，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抵制共产国际的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话语，符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苏维埃”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中标志性的政治话语。“苏维埃”的提出与建立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遥控”影响。

尽管在一大党纲中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的明文规定，但当时这一规定更多考虑是从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帮助的政治之需，而非从中国革命现实之需。而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不具备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于是，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广大农村创建苏维埃实践中，虽然共产国际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对苏维埃政权建立意义和开展农村革命斗争重要性仍缺乏深刻认识。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特别关注朱毛红军在赣南和闽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杂志等对朱毛红军的斗争进行了很多的报道，共产国际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发言时也多次提到朱毛红军的情况。1929年11月，当看到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得肺病去世的消息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还为毛泽东的“去世”表示哀悼。这些“报道”与“发言”极大地提升了“苏维埃”话语叙事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分别于1930年6月和7月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它标志着“苏维埃”作为话语内容达到对外传播高峰。1931年12月，中共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呼吁:“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1934年1月，二苏大会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话语表述，这是“苏维埃”对外传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一次。同年4月，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发表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赞扬“‘年青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预言‘苏维埃中国能够战胜而且必将战胜国民党中国’。”这意味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话语表达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与支持，这一认可提升了“苏维埃”话语的世界传播力。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话语传播中不断发扬斗争精神，逐渐打破国民党的话语绞杀、共产国际的话语垄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话语体系，助推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走出一方天地，走向更大舞台。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发挥话语影响力感召力，树立起了“我们要为着保卫中华民族利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的党和红军形象，彻底消除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形象的歪曲话语宣传。

相较于当时贪污成风、派系混战、廉耻扫地的国民党政府，“局部执政”下的苏区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有序有效，向外界展现出“苏区干部好作风”。对此，斯诺写道:“红军告诉我，除了在川西的经验以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大军未到，名声早就已经传到，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派代表团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当然，他们对红军的政纲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评价：“朱德不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种象征，一个与红军不可分割的名字；而红军指战员往往也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农民都管他们叫‘苏维埃先生’！”显然，红军被视作“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苏维埃”被树立为精神信仰，这是对党和红军的话语认同、政治认同、价值认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质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尤其是国民党，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确立自身唯一正统地位。为此，国民党党刊《中央半月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要使“异说皆息”。

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苏区的传播。192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目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是在群众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然而，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各根据地位置偏僻且战争频发，信息传播闭塞，这就给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巨大阻碍。中国共产党人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冲破重围，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苏区。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组织，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学校、组织学习班、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承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和研究。二是刊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尽管这一时期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依然印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三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鉴于苏区老百姓几乎全是文盲半文盲的接受程度，且封建意识浓郁，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标语、口号、画报、漫画，歌剧、舞剧、表演唱，戏曲、木偶戏等形式进行话语叙事，使得苏区群众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朴素信仰。

相对于苏区来说，马克思主义在白区的话语环境更为复杂凶险。但是，白区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强、意志坚定。一是秘密成立出版机构刊印发行革命进步书籍。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上海书店被查封后，化名华兴书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05至1907年俄国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之后又以“北方人民出版社”名义继续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二是积极联系进步书店作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先后出版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三是通过“伪装书”传播革命真理。为躲避反动当局查禁，许多革命书刊只能伪装出版。如1930年由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书名《宣言》出版；全面展现苏维埃区域真实情况的《中国苏维埃》一书，以《民权初步》为名在上海秘密印刷出版发行。此时，中国共产党还重视出版“走出去”，让海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创办《先锋报》。总体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传播虽未凯歌行进，但依然波涛汹涌，其影响范围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既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看待、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话语，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打破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垄断。

这一时期，毛泽东以其坚强的党性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写下了以《井冈山的斗争》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光辉著作。这些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不同于俄国的特殊国情，阐释党和红军的性质，为中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先后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政治话语，实现“外来话语”与“民族话语”相互融合、“经典话语”与“朴实话语”相映衬。“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话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集大成体现，是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话语和武装斗争理论话语的中国化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不仅对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起到广泛影响作用，而且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了话语教化和话语感召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慢慢掌握了话语解释权。正是毛泽东等人在领导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并在长征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主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全新的话语体系，不同于以往的俄式话语，而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随后的革命征程，中国共产党在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加强，为后续革命不断注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对外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持续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今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对今天增强对外话语权具有重要启迪。我们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提升话语的感召力，建设联结中外的话语表述增加话语的融通力，通过深入的文化文艺交流拓展话语弥合力，维护好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展示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