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下称“中大”）留学一年，邓小平完成了革命知识储备和组织管理能力培养的过程，这是他人生转折的关键，影响深远。学界对此一向重视，但囿于材料限制，相关研究多并不充分。

中央文献研究室著《邓小平传（1904-1974）》和俄罗斯学者潘佐夫、斯皮恰克父女合著的《邓小平在莫斯科（19261927）：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是少有的利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藏邓小平个人档案进行研究的成果，勾勒了邓小平在中大的活动概貌及人事交往情况，但相关研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实际上，欲深究邓小平在中大的历史，应明确三点：

一是时年 22岁，身负学习使命的邓小平在中大学习和训练的主要内容及效果；

二是邓小平在学校党组织中的活动及工作成绩；

三是邓小平入学前和离校时的差别，也即他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

要做到这几点，除利用邓小平在中大的个人档案外，还须进一步查阅 1926年整个的中大档案以及与邓小平相关同学的个人专档，并同时注意搜集中共早期留苏学生的回忆材料进行佐证，这些正是本文努力之所在。

1920年 10月中旬，邓小平（原名邓希贤）以勤工俭学生的身份到达法国。他赴法的理想非常朴素，其 1926年在中大写的《自传》中称“以为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二则可以找钱，这在当时留法勤工俭生中是普遍的想法。

但事情远出邓小平的设想。他虽很快进入法国北部的巴耶中学就读，但到 1921年 3月，却因援助机构华法教育会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经济支持而不得不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做工，其在法读书的时间也仅有 5个月。

此后，邓小平先后在法国南部的施耐德钢铁厂工作两个月（每日收入 6法郎）、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工作一年半（每日 10法郎）、里昂铁工厂做扫地工半年（每日 16法郎）、蒙达尼胶皮厂做散工八个月（每日 16法郎）、雷诺铁工厂做机器工两个月（每日 27法郎），加上其他的散工，他在法合计“勤工”4年。

在一些勤工俭学生看来，他已是“高收入者”。正因如此，他由法赴苏的费用完全“自给”，未接受组织资助。

勤工俭学外，邓小平在法的其余 1年时间均专门从事革命工作，并在短时间内由业务干部成长为领导干部。

1923年 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巴耶支部宣传干事，负责为旅欧青年团机关报《少年》刻板印或油印，兼撰写文章。

1924年 8月，又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在书记局担任财政及行政的工作”。

次年 4月，邓小平正式入党，任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6月，他改任青年团旅欧区非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中文书记。8月，受青年团的指派，任国民党驻法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一切工作”。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等19人离开巴黎，赴莫斯科留学，就此结束了 5年 3个月的旅法生涯。总的来看，其在法的革命活动有如下特点。

首先，邓小平加入组织是“趋新”驱动，经历使然。

他到法国时还是稚气仍存的少年，乐观开朗。如在哈金森的工棚里“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这也招致一些年长而又为生计发愁之人看不惯。

邓小平后来称：因自己生活“浪漫”，“为其他所谓正经人所不耻”，甚至刚刚建立的留学生共产主义团体“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他也自认当时除了做工和玩之外，“别无他事，至于思想更谈不上”。

最终促使邓小平加入共产主义组织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趋新求进的性格。做工之后，邓小平并未放弃求学初衷，他在稍有余钱时曾让家里资助以继续读书，却因资金不足只得作罢，但其追求上进之心并未止歇。此时，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已蔚然成风。邓小平不甘落后，他后来承认自己“加入团体时的动机，当时免不了一种趋新的弱点”。受舒辉暲、汪泽楷、穆清等“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邓小平加入了团组织。

二是工作经历使邓小平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他在工厂里做工的经历，使他对资本家的剥削有了深切体会，他在《自传》坦陈：“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了很大的影响。”正在这时，他开始“在意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觉陈独秀们所说的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这使邓小平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组织。

其次，邓小平能力突出，对组织工作极为投入，但理论知识较为缺乏。

加入组织前，邓小平年龄虽小，但已表现出优于常人的工作能力。加入团组织不久，就体现出精明能干、工作专注的优点。他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机关报《少年》做编辑工作时，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他的工作能力深受组织信赖，这也是其不断承担重要工作的原因。

1923年底，因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缺人，邓小平“遂向工厂请假一月到书记部工作”。

1925年 6月，又因中共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从事反帝运动被驱逐，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来急信通告”，指定邓小平“为里昂克鲁部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部一带的一切工作”，邓迅疾前往。

这种召之即来的态度能看出邓小平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义无反顾，因此赴莫之前他已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意志：“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可以说，邓小平到法时是“单纯的青年”，离开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

但邓小平深知缺乏理论指导的革命活动易流于经验主义，并制约革命深入发展。他在中大写的《自传》中说，赴俄的目的就是“学习革命工具”，“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

实际上，邓小平的想法在当时旅欧的共产主义者中非常普遍。比如赵世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水平已经较高，但他仍认为自己应该到苏俄学习。这也使得旅欧支部存在崇尚理论、要去莫斯科学习的氛围。

邓小平非常推崇列宁关于革命理论重要性的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他抱定了努力学习理论的目标，“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邓小平于 1926年 1月 17日到达莫斯科，次年 1月 12日离校回国，期间他的常用名是Дозоров（多佐罗夫）。在关于邓小平留苏生涯的研究中，有两点应予澄清。

第一，邓小平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下称“东大”）和中大的时间问题。

东大的中国部（班）只收中共选派之学生，中大则专门招收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中国学生。以往研究认为，邓小平 1月 17日进入东方大学，至本月 29日再转学入中大，这其实并不确切。

据中大档案显示，1月 29日这天，邓小平确与其族叔邓绍圣等共21人办理了入学中大手续。但是，邓小平本人的记录却另有交待：在 1月 20日这天“中大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考虑到校长拉狄克的身份和谈话时间，这次谈话应是拉氏与将要转学至中大的学生集体会面，且很可能主要谈入学中大问题。邓小平还称自己 21号“搬家二小时”，前后对照，他应是往中大宿舍搬。

所以，邓小平很可能在 21号这天就已是或在名义上是中大的学生了，29号的入学手续可能是补办或和其他晚到的同学一同办理，其在东大的时间不过 3-4天而已。另外要注意的是，因邓小平等从法国来的学生均来自工厂，而同时从国内来的大多来自学校，联共（布）出于实现后者的“工人化”考虑，于是让前者集体转学。

第二，对邓小平在中大的分班有一普遍但却错误的认识：认为他入学后一直在理论班（第七班）。

实际上，刚到中大时，邓小平与同学相比理论知识还不够突出，不大可能被分到理论班。且当时中大刚建校不久，仅以学生的语言情况分班，没有以理论水平分班，直到1926年秋季学期才出现理论班。而理论班是邓小平最后所在班，在此之前他曾在多个班学习。

在东大时，邓小平就被编入了以一同从法国来的同志为班底的学习班组，成员有王子祥、陈家齐、覃仲霖、季苏、王泽巍、王亚梅等。邓小平和同班组同学随后转学中大，在成员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他们被编入第九班。

因中大是训练革命干部的专门学校，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学习，在1928年前的学制只有两年，所以班级调整极为频繁，第九班也只维持一个学期就被打乱。

自 1926年暑期至该年底，邓小平先后在第一、第二、第十一、第七 4个行政班学习，大致是在 9月份，他进入了 2年级第七班学习。第七班的共产党员学生有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潘子力、朱瑞、屈武、沈泽民、王辩、周天陆等，国民党员学生有邓文仪、谷正鼎、谷正伦、陈春圃、杜柏生、李秉中、吴淡人等。这即是邓小平后来所称国共两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的理论班。

同时应注意，邓小平在苏期间的党组织关系前后有变。1926年暑假之前，他属中共旅莫支部管理；之后因旅莫支部被取缔而转入联共（布）中大党支部局，其身份也由中共党员变为联共（布）候补党员。

但还须指出，组织关系的调整对中大早期学生管理方式的影响并不大。旅莫支部创办于 1921年，它创建了中共早期留苏俄学生的管理模式，直至 1926年暑期被拉狄克宣布取消。其后中大虽有清除旅莫支部残余的行动，但主要是在人事上清理，管理方法在邓小平离开之前变化不大。

邓小平在苏期间的中心任务是学习，这又可分为课堂学习和自学。

在课堂方面，邓小平学习的课程有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军事事务等课程。但应注意其课堂学习效果的问题。1926年上半年，中大编有普通班和西文（俄、德、法语）班。邓小平在法国的时间虽长，但多在华人聚集区生活，少有机会学习法语，所以对法语仅“能说几句普通话”，“勉强”看，不能写和译，再加上他没有俄语基础，所以只能在普通班学习。

普通班就是一边由教师讲授一边由俄语较好的学生译述的教学班，其教学效果不佳，有教员甚至仅“教些极粗浅的常识”。邓小平在中大时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如负责指导其所在党小组学习的苏联指导员多次不到会，且“对于党的组织系统解释亦有错误”，致“本组同志对此多致不满”。

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学习革命理论，旅莫支部成立伊始就有反对学生专于钻研学习俄语的要求，至 1926年 1月前后仍是如此。如第五党小组在 1925年底发现本组成员李秉乾“有研究俄文的倾向”，及时予以制止。

实际上，让学生新学一门外语费时费力，这对为革命而学习的中大学生来说颇为浪费。如比邓小平稍早入学的聂绀弩到了中大后“就用心钻俄文，天天拿起书死念、死背，用功了半年，还是一窍不通”，他不得已“回转来看中文书”。所以在中大早期，学校都不鼓励学生钻研学习俄语，而借助有俄语基础或学习俄语较有天分的学生来翻译讲课或课件。除课程要求的俄语学习外，邓小平并没有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时间，而是更多地把时间用在读书自学上面。

邓小平在中大并未留下全面的阅读报告，但通过其他材料可大致了解其读书情况。他到莫斯科后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中文马列书报，据其到莫第一周写的《每周活动成绩表》显示，他 1月 19日至 21日 3天共阅读了《前进报》第四、五两期，以及《向导》第一三九期，阅读效果是“无疑难不懂处”。他还决定下周阅读中文版《列宁论党》和《党的组织问题》。

在整个留苏期间，邓小平主要以阅读中文读物为主。是时，中大图书馆总共有“几千册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中文书。学校设有翻译局，“其任务是把俄文教材译成中文，便于中国学生阅读”，约在 1927年前翻译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说》等。

学员盛忠亮在 1926年底写的读书情况为：《社会主义史》《社会问题讨论集》《社会问题总览》《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马克斯学说概要》《资本制度浅释》，以及《政治生活》《向导》《新青年》等，这些都是中文书报。这些论著，邓小平亦是有机会和条件阅读的。

通过课堂学习和自学，邓小平的成绩十分突出，他表示自己对功课“很有兴趣”，且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自学还包括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旅莫支部同学间学习的方法有两种：

首先是开会。

旅莫支部将新旧同学“很巧妙地编在一处”，以实现党团员的组织化、集体化与系统化。1926年上半年，邓小平参加了各种会议。

如 1月 19日至 22日 4天时间，他记录的上课、开会、洗衣等公私活动共 51.75小时，其中“团体会议”两次共 15小时，分别是 8个半小时和 6个半小时，占总时间的约 29%之多。

2月，中大第九党小组成立，邓小平任组长，该班通过会议进行学习更为组织化和制度化。至 6月 13日，第九组共开会 9次，会议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学习、党务学习、自我批评、专题报告等，研究讨论的方法分为报告法、讨论法、问答法等。邓小平均是会议的主持者或主要发言人员，他也因此得到系统的锻炼和提高。

除了党小组会议外，中大还有诸如党小组长会议、党小组联席会议、全校大会、年级大会、纪念大会、联欢会，以及其他各种专门纪念会，等等。开会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政治学习、学习心得交流、情况通报等。邓小平“从未缺席”大会和组会，“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

后来，随着党务工作增多，邓小平在中大参加的会议也越来越多。

如他兼任中大少共委员和少共组织部委员时，这两个岗位每月须开会两次，每次平均 2个半小时。

另外，邓小平还兼任着中大少共小组组长，少共小组党务活动仿照党小组开展，组会同样繁多，邓小平每次均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

其次，谈话也是中大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重要方式，邓小平积极参与其中。

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是社会革命，革命者须具备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以便充分动员民众和应对复杂的斗争。对中大学生来说，同学谈话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留苏学生的谈话形式多样，可分为组内和组外谈话，有组织的谈话及个人间的谈话等。谈话的内容可分为理论、实际、训练、团体等。旅莫支部对如何谈话有详细规定，每人均须有谈话大纲，“绝对禁止无意识的谈话”。

邓小平非常明了谈话对个人进步的重要性，他晚年谈起自己在法国的成长时，曾重点谈到了“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一事，可见其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视。在中大时他指出，“讨论问题并不是为讨论问题而讨论，乃是讨论我们的工作的工具”，点明了谈话的精髓是有针对性地讨论问题。

仍以邓小平在 1926年1月 19日至 22日的活动为例，他 19日“与三人谈话一小时”，20日“有组织地谈话一个半小时”，“中大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21日“谈话一个半小时”，22日“谈话一小时”，4天共计 8.5个小时。他还计划下周与陈家齐、覃仲霖讨论读书心得，与王子祥谈“批评会意见”，与季苏、王泽巍、覃仲霖谈“对大会的批评之意见”。邓小平还要求自己尽力与不认识的同志接触。

即便在私下与人交谈，他也不忘训练。据徐君虎回忆：每次有邓小平的谈话，邓往往成为中心，“当我与左权、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谈话的重要内容。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大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的题中之意，同时还能在同学之间起到互相训练共同促进的作用。

邓小平积极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对批评其他同志非常慎重，比如认为自己“因与同志个人接触不深，故此刻没有批评”；而他对同志批评自己极为重视。

如刚入中大时，王亚梅和邓小平进行以“加入团体后的感想——家庭经过的情形”为题的谈话，她批评邓小平“表现浪漫，个人主义自大自满，对主义的认识相当明了，在最近生活没有秩序”。此处“生活没有秩序”应是指邓小平刚搬家后的暂时无序情况，而“浪漫”则是当时留苏学生自我批评中常见的用语，其原因是留苏学生的自我批评常陷于抽象的心理形态，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

邓小平对这些批评都虚心接受，他表示，“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正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除此之外，学校安排的参观、游览、度假疗养以及军事训练等，也是中大学生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邓小平亦积极参与。

除第九党小组组长外，邓小平在中大还曾担任少共委员、少共组织部委员、少共小组组长、2年级第一党小组组长等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他均能出色地完成岗位职责。

在所有岗位中，第九党小组组长是邓小平在中大任职最久的职位。该组共有正式党员 4人，包括曾担任少共旅欧书记的傅钟，另有预备党员 10人及“纯青年团员”6人。当时中大校内由学生担任的职务均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邓小平能担任组长应与他的性格有关。

据徐君虎回忆，“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因课堂教学效果不佳，党小组的教育功能得以凸显，以至于党小组成为中大早期基本的组织单元，所以小组长的作用十分重要，邓小平较好地承担了这一重任。在他的带领下，第九党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

开会是党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1926年 2月至 6月，第九党小组共开会 9次，平均每月 2次多，主要内容有：3次讨论党务或党务“工作大纲”，2次讨论“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支部的决议”，1次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1次报告“处罚三同志的理由”，2次关于批评的会议。

组会的内容涵盖党员学习的方方面面，邓小平在组会中得到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提升，他在会中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对党中的纪律及训练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至于开会的结果，邓小平称开会讨论的问题“有90%是解决了的”，仅“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未解决，原因是校方指导员未能与会指导。

考察第九党小组成员学习效果是衡量邓小平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第九党小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所有党员“缺席者少极，到会者约有 98%”。受其带动，“每次党组会议本班青年团员系全体参加”，邓小平因而自称“能在团中树植党的影响”。学期临近结束，邓小平按惯例推荐了 6名团员中的覃仲霖、周玠琏、孙发力、汪泽巍 4人入党，达到总数的 80%，由此可窥见第九党小组的整体风貌。

在第九党小组中，邓小平和傅钟是进步最大的两位。傅钟认为自己一学期以来“对党的认识有很大的进步”，并在学习上“可以影响他人”。也正因为两人的优异表现，他们得以进入理论班。而其他有些党小组的工作则不够理想，如第一党小组的组会比较混乱，“研究全是应付”且“不切实际”，“谈话无计划无准备”，组长曾涌泉束手无策，受到组内成员批评。

邓小平在 1926年暑期前后的工作也受到组织的肯定。1926年 11月，中大党支部局的党团员工作统计表显示，邓小平在少共委员会和少共组织部委员的工作上，“能照党的路线积极的实行工作，且其工作颇有成绩”。最后，邓小平在 16个少共小组长中，被评定为“中坚”。

在党务工作中，邓小平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工作。1926年 8月 12日，少共中大第二小组召开以“少共组织原则”为主题的组会，邓小平就事关对党组织基本认识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关于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明确告诉团员，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中央集权制”，但它有别于中国专制时代的中央集权制，是因应党“铁的纪律”而生。他指出：“中央集权制是由上而下，遇上级有命令，须绝对执行。”这一认识含有他对如何保持党的同一性的思考。

邓小平同时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不能偏废，但应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运用，“民主成分不是绝对不变的，乃是可以随环境变更扩大或缩小民主的范围，例如在俄国革命前与现在，中国之情形皆是不能实行加重民主的成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共早期留苏俄学生因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认识不一，产生了不少纠纷。如旅莫支部初建时强调组织的“集体化”，弱化了党内民主，最终因学生的普遍反对导致旅莫支部的解散；后来中大的托洛茨基派也以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为口号反对党支部局，这加剧了校内学生的对立，并导致学校在 1930年秋解散。可以说，民主集中制始终困扰着中共早期留苏俄学生。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助于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第二，关于新加入组织的年轻人应如何看待自己和党的关系，怎样认识自己在校内的工作。

让每名学生都有工作是中大培养学生的特点，大概在 1927年初，陈绍禹、董亦湘、张闻天、朱务善、周天谬每人均有 5份以上工作；132名国民党员中，没有工作者仅 12人，而有 4项以上工作者也有 18人之多。在此情况下，学生对待工作不认真的情况时有发生。

邓小平认为这是个人意识造成的，指出“共产党员一切工作皆是与群众之接近，凡加入党后，绝对没有个人的意志”。他对列宁“共产党员是像一架机器”的论断极为赞同，认为每名党员均是组织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所以应让其有具体工作。

邓小平也有多项工作，他深知具体工作对训练革命同志的重要性。邓小平告诫组员要正视工作的重要意义，它对培养革命能力和工作习惯极为重要，所以有岗位职责的同志应干好本职工作，并积极配合其他同志的工作，使中大党团形成整体。

参与对国民党员学生的统战工作是邓小平在中大的重要工作之一。建校伊始，中国国民党即在校成立了旅莫国民党支部。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该支部的成员，邓小平亦不例外。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内合作，国民党在形式上处于强势地位。但在赤都莫斯科，中共旅莫支部或中大党支部局却处于优势地位，它改造国民党支部的意愿也很明显，其主要方针就是团结国民党左派，使其加入中共；对右派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使之转变为左派。

对共产党员来说，参加这一工作具有实际的训练意义：中大毕竟是校园，缺乏革命斗争的环境，而对国民党展开斗争就是最好的训练场，有人甚至以为“我们在此间主要的对象为国民党员”。

邓小平在法国时就有“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经历，在编辑《赤光》时，曾同曾琦、李璜等人斗争。中大经常指派他单独对国民党开展工作，据称“被指派做这些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邓小平不辱使命，1926年 6月，他在“党员批评计划案”中明确自己在国民党中是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但没有“消灭”自己共产党的身份，能坚持适合共产党的态度。他想方设法使对国民党员的工作更为有效。

邓小平在校期间，中大校内已表现出学好俄语就能被认定为优秀学生的倾向，他就此因势利导提出针对性意见。8月下旬，邓小平在第一党小组围绕如何引导“同班的民党同志”学习作报告，指出共产党员应“督促同志注意学习俄文”，这样既能深入学习，也能在学习上“领导民党同志”。同时，他督促本组工作少的党员要尽量多地与国民党员接触，以便达到改造国民党支部的目的。

通过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中大共产党员形成了全方位地对国民党学生进行工作的氛围。如 1926年 10月到校的白瑜发现：只要有国民党员在公园谈话，“一定有共党拥来参加”。

中大成立理论组即有加强对国民党右派工作的考虑。当时，康泽、谷正鼎、谷正伦、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等人是中大知名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大都是黄埔出身的“老牌国民党”，这些人对邓小平等校内“跨党分子”极为排斥，共产党员方面的学生称之为“极右派”。中大党支部局成立第七班就是想让优秀的共产党员做他们的工作，使其转变立场。但第七班的国民党员极为顽固，康泽等人是中大国民党员秘密小组的核心成员。所以，在第七班的会议上，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上的观点“完全不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

邓小平是第七班共产党员中积极参与斗争的同志，其在中大“小钢炮”的名号就大致始于这段时间。通过斗争，国民党“极右派”的活动受到抑制，被迫“转明争为暗斗”。

按中大两年的学制要求，邓小平在 1927年底或 1928年夏才可毕业，但国内迅猛发展的国民革命促使他提前回国。1926年秋，共产国际应冯玉祥请求，推荐邓小平等 20人回国帮助冯玉祥进行国民革命，邓小平联共（布）候补党员转正的程序随即终止。次年 1月 12日，邓小平等人离开莫斯科，他在中大的学习生涯结束。

此前，中大党支部局发布了由党支部局书记阿戈尔签字的对邓小平之个人鉴定，以备国内组织参考：“多佐罗夫同志是一名非常积极、有毅力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和少共团员，他是中大少共支部局委员会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强，克制力强，学习能力突出，在少共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些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历史地看，“进步很快”应是对邓小平留学中大一年最准确的评价。其鉴定书中除“非常积极、有毅力”属个人气质或自小形成的意志品质外，其余诸如知识丰富、学习能力突出、组织能力和纪律意识强、极强的自我克制力、重视同志关系、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斗争等素质，在他赴苏之前虽可能已现端倪，但最终内化为其个人综合能力并凝合成坚强的党性，还是经过在中大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之后得来。

同时，在中大学习期间，正是邓小平走向成熟的年龄，1926年 8月，他在中大度过了自己 22岁的生日。所以邓小平在中大练就的各种素质更加笃实，无论在革命斗争岁月还是经济建设年代都有体现，影响深远。总的来说，离开中大之时，邓小平已不再是赴苏前“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的新党员，而是一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力突出的青年干部。

﹝作者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