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基本保障，既影响日本侵华战略，也牵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战时日本认识到国民党推行独裁统治、抗日态度摇摆、制造反共摩擦，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肇基者、践行者、维护者与坚守者，是其侵略中国的最大阻碍。日本遂实施“防共回廊”“联资反共”“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图谋，利用“三国同盟”“日美谈判”及劝降、分化国民政府等手段，试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信守民族民主革命之承诺、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助苏美等国际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方略，粉碎其侵略图谋，为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王美平，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近代以来，日本意图利用边疆、民族、意识形态等问题分化肢解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在内蒙古、华北扶植傀儡政权。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堪称破解日本分化肢解中国图谋的对症良方，对内促成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同抗战的战略格局，对外实现了与苏联、英国、美国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成为中国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障。日本在战时对此亦有认识与应对，这既影响了其国际战略调整，也左右了侵华战争的整体走向。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多从国内及中苏关系视角展开。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颇多，但鲜见关于战时日本相关的认知与破坏图谋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反制策略的考察。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敌方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抗日总体政治战略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内阁、外务省、军部、议会、“满铁”等资料，将日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与应对策略，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进程及大国博弈中加以解析，进而从日本视角进一步印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逐步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虽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萌芽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肇基者的作用，但在“反共”意识形态滤镜下亦将之视为苏联干涉的产物，严加警戒与阻挠。

日本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始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与《八一宣言》。1935年日本加紧分离华北，中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应对德意日法西斯推行的“反共”政策，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反法西斯战争。大会决定，与过去排斥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团体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大会指出，中国应联合境内愿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人民反帝阵线。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关注到大会决议，对其表示高度警戒。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凡愿抗日的地主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均作为联合对象。《八一宣言》发表后，迅速引起日本的关注。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第三课翻译了全文，特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号召包括国民党和蓝衣社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将士等，联合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日本外务省认为《八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发生转变：在中国国内对过去视为仇敌的蒋介石等军阀与地主、资产阶级，如其抗日，亦可合作；对外与欧美等国联合，将斗争锋芒集中指向日本。日本外务省还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改变过去的土地革命与工商政策，以广泛引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入抗日阵营，因此其判断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源动力”。“满铁调查部”认为，《八一宣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其后“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渐备雏形”，“一二·九”运动及全国范围内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都是在其影响下发展而成。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判断《八一宣言》是“抗日人民战线运动的大宪章”，全国工人、知识分子、学生、民族资产阶级等纷纷响应，华北乃至全国“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为建立抗日联军乃至国防政府”，推动“国共合作”及“逼蒋抗日”，不断扩展抗日战线。

中国共产党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掌控抗日战线的领导权”。日本外务省注意到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日本外务省观察到，会议表明国共两党“以西安事件为契机，为抗日而靠拢，达成妥协”。直至卢沟桥事变前，国共两党进行了多次谈判，日本外务省认为国共合作由此取得巨大进展。

然而，日本各界普遍夸大苏联与共产国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自共产主义传入后，日本为维护资本主义道路与“天皇制国体”，在国内外推行“反共”政策。日本外务省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在“贯彻以莫斯科为大本营的共产国际之方针”。伪满“军政部”更是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归因于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外策略的调整。它断定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既推动法国及西班牙组建人民阵线内阁，又促使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受到苏联的指导，而非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建立的。可见，日本仍无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事实上，早在共产国际派代表到瓦窑堡传达有关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上层联合统一战线问题上“基本实现了殊途同归”。根本而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顺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客观形势提出的抗日主张与策略。然而，日本过于强调共产国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有意忽视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对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及其力量的忽视，以及对共产国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源头的认知偏误，导致日本坚信通过拉拢国际反共势力与中国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可以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这一认识，日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在国际战略上，日本妄图构筑贯通欧亚的“防共回廊”。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其主旨便是针对共产国际七大发起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其后，日德两国向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英国、荷兰发出建立反共联盟的信号，企图在国际上形成强大的“防共”阵营。日德两国的倡议遭到英荷两国的拒绝，但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则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其次，日本将中国作为“欧亚防共回廊”的重要环节，企图将伪满经内蒙古至新疆地区打造为防苏隔离带，并经中东与德意相连。为此，日本于1936年制定伪满《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缔结“日德满航空协定”，推进分离内蒙古图谋，甚至企图在新疆建立伪政权。再次，日本对苏联发起军事挑衅。九一八事变后，日苏“边界”冲突频发。在日本关东军看来，苏联支持东北抗日力量，如不解除其“威胁”，就难保伪满“治安”。日本对苏联的挑衅，反而促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成为抗战初期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复次，日本在其国内及殖民地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最后，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华北公然举起“防共”旗帜，一方面扶植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拉拢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签署“防共协定”；另一方面以“广田三原则”为前提与国民政府谈判，威逼其继续反共，企图拉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防共”防线，国民政府则借机制造以“七君子事件”为代表的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但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图谋因中国共产党主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以失败告终。日本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然其亦严重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反将国民党推向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客观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总之，局部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肇基者，却仍将其视为苏联政策的单纯执行者，完全无视中国共产党的自主能动性和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抗争意识。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情的片面认知，日本将破坏苏联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作为重要目标，对内及殖民地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对外发起对苏军事挑衅，并谋求联合德意法西斯构筑“欧亚防共回廊”。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极力拉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推行“防共”策略，同时竭力阻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然而，日本的对华企图因其一意孤行的侵华贪欲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全民族抗战而破产。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日本则密切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与内情，寻隙破坏，试图分化瓦解中国的团结抗战局面。

此时，日本开始正视中国共产党是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注意到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公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后蒋介石发表讲话，标志着国共两党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日本认为七七事变后至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跃升为时局主角”，在“促使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维持加强抗日统一战线”“避免国共分裂”“改编红军参战”“推苏援华”“引导长期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态度上，日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的“抗日派”，国民党内则存在“降日派”。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报告称，《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核心之一是“和平问题”，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和平的最低限度是日军完全从中国全部领土撤出”，但汪精卫等反对，他一贯主张妥协投降的“和平论”，孔祥熙也从财政角度赞成其论调。

在军事上，武汉失陷前，日本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日占区的最大障碍。早在1936年，日本就判断其虽不断攻占中国东北，耗资巨大，却难以维持伪满“治”安的原因在于东北抗日力量的“共产化”。太原失陷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建设，动员广大民众抗战。鹿钟麟、石友三、高树勋等原地方实力派虽驻留华北，但敌占区抗战由国民党领导的片面抗战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日本华北方面军总结了1938年末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发展状况：红军自改编为八路军后，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当时兵力4万余人，编为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一部分驻留延安，主力挺向华北；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分散于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积极扩军。1937年10月，建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合并八路军游击支队与地方武装，收编散兵，军事力量急剧扩大。至年末，中国共产党成立新编第四军、冀中军区、冀南军区、冀察热宁边区、东进挺身纵队、山东纵队、北上挺身军等，部队分布基本定型，每个军区都有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发现，八路军进入某地后，立即让政治员动员民众，大力宣传抗战、集训青壮年、扩组民兵、选派优秀青年到延安等地训练，认为其方法是“干练”的，“如不将皇军分散配置，铲除此等祸根，则华北治安永难恢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判断，到1938年10月，约有27万中国共产党军队活跃于华北、华中地区，并开展敌后游击战；他们不同于过去对人民施暴的军阀，以“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同志”为号召，深入民众，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难以对付。日本大本营基于攻陷汉口在即，判断此后侵华战争将进入新阶段，其最大任务是“迅速恢复中国治安”，否则无法将中国变为战略资源基地，而“恢复中国治安的最大障碍就是赤色势力”。可见，日本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遏制了日本巩固占领区以实施“以战养战”的图谋，成为其统治掠夺中国的最大障碍。

在政治上，日本观察到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问题存在分歧：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政治民主，主张动员民众抗战。毛泽东指出：“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改革政治机构，召集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动员全民族力量进行全面抗战。国民党则坚持一党独裁，推行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南京沦陷后，以汪精卫为首的降日派暗流涌动，抗日阵营面临分裂风险。为维护合作抗战大局，防止日本离间，中国共产党将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限于健全民意机关，从而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健全民意机关的主张下，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但将其性质限定为战时最高咨询机关，同时通过了实行国民党总裁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决议。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除国民党外，中国共产党等党派亦派代表参加。然而，参政员的推选在国防最高会议及其他政府机关内进行，任命权也归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决议的事项，需经国防最高会议同意后方能生效；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力。所谓的民意机关，只是徒有其名。

“满铁”调查发现，国民参政会“作为民意机关的使命全被抹杀”，国民党总裁制的实施，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建，都是强化国民党独裁的手段。日本领事中村丰一认为，国民党实行总裁制的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国民参政会是对其他党派的糊弄，实则继续维护国民党独裁。日本外务省分析了国共坚持合作的原因：国民党为争取苏联援助而“不得不听取以苏联为后盾的共产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则接受苏联的建议，避免与国民党冲突，通过坚实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引起日本的敌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挑拨德苏开战。日本认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道路之争，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中国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难以解决。在此局势中，日本企图利用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以及中国的阶级矛盾，推行“联资反共”策略，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日本在“防苏反共”旗帜下试图拉拢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切断中国的抗战外援。1937年9月，日本出台“尊重列强在华权益”与“不刺激他国”等对欧美外交方针。在与英美的交涉中，日本着重强调其侵华战争意在打击共产主义运动。1938年7月，日本陆军省提出对欧美方针：在强化德日意“防共轴心”的同时，促使欧美尤其是英国由“亲蒋援华”转向“亲日反共”，力促美国中立乃至对日友好，强化对日经济合作；通过外交手段切断中国的武器进口；欧美在华权益在不抵触日方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尊重，承认其在华北、华中以外地区的产业开发现状。日本对英美的拉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麻痹后者的作用，使英美既不对日制裁，亦不大举援华。在对华战略上，日本打着“反共防共”的幌子，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劝降国民政府，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拉拢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伪政权，筹备伪中央政府。日本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南京组建三个伪政权。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联合各伪政权筹备“新中央政府”。伪蒙疆政权并未同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于9月22日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日本操纵其发表了“反共责蒋”声明，并决定待国民政府投降或分化后正式建立伪中央政府。

二是诱降国民政府。日本虽将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视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因其同属“资本主义”阵营，故亦未放弃拉拢利用的幻想。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军事行动与外交措施相互配合，以尽快结束战争，促使国民政府“解除抗日及容共政策”。日本以德国为媒介对蒋介石展开诱降。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如不谋求和平，则今后“不以之为交涉对手”。蒋介石要求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否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日本推行的“反共降蒋”图谋暂告失败。

1938年3月，日本外务省从意大利驻华大使处得知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战立场发生严重动摇，汪精卫、孔祥熙表示，国民政府就日方所提“媾和条件”中的赔款及华北特殊制度存在异议，但不反对下列事项：无条件承认“满洲国”；将内蒙古作为类似外蒙古的自治地区；绝不同意抛弃华北主权，但在中国主权形式下可就是否给予行政自治进行协商；缔结“防共协定”；在华中设置非武装地带；经济提携；对日赔款但需协商额度。汪精卫、孔祥熙表示，国民政府如与日本交涉有果，将立即排除共产党。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也有所动摇，思忖日方“言和条件如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孔祥熙秘书乔辅三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于6、7月间进行了数次会谈。但日本五相会议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三是分裂中国，瓦解国民政府。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在促使敌之抗战力崩溃的同时，打倒中国现中央政府，或让蒋介石下台”，推进如下工作：（1）起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物；（2）加强对杂牌军的怀柔劝降工作；（3）拉拢利用反蒋实力派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傀儡政府；（4）蓄意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妄图设定“防共地带”。同时，在上海设立土肥原贤二机关，主要以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北洋遗老为拉拢策反对象。但这些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并无成效。10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进一步指示土肥原，重点推动国民政府分崩离析：（1）准备新政权筹备工作，包括对吴佩孚、靳云鹏、原东北军和唐绍仪遗留阵营以及两广的拉拢策反工作；（2）拉拢联络肖振瀛、高宗武、李宗仁和白崇禧。除高宗武与日本勾结外，土肥原的一系列策反与分化活动都未达到预期。日本分裂中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于1939年3月宣告失败。

四是对八路军采取残酷的武力消灭政策。1937年12月，日军对晋西北、晋东北、晋察冀边区、正太路的八路军进行“围剿”，八路军与游击队及当地群众粉碎了日军的计划。1938年9—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为配合武汉会战，在山西北部“扫荡”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见弱则冲”的游击战法，打破了日军的图谋。在察南抗日根据地周边作战的日军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称其在未满一年间参加的战斗超过50次，但大多“劳多功少”。据时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所言，日本仅在占领区点线配备军队，“治安恶劣，每天都传来破袭铁道的事件，就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华北方面军判断，国民党主力部队未能形成统一集团攻势，仅组织了游击支队，趁日军不备采取消极抗战行动，加之华中、华南方面的补给断绝，“可以断定其战力将衰”；山西北部的八路军则“是在苏联指导下的陕北中共军队的前卫军，其活动必将顽强持续”。

可见，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践行者，是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主力。国民党内部存在妥协派，虽设立国民参政会，但由“民意机关”改为“咨询机关”，并企图通过国民党总裁制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加强独裁统治。国民党对独裁统治的执迷，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采取“联资反共”策略，在国际上促使英美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在对华政策上挑拨国共矛盾，致使中国的抗战形势险象环生。对于日本的上述举措，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加强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合作，在党内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并加强统战教育，实行只没收汉奸类大地主土地的阶级路线等措施，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攻陷武汉、广州后，无力继续扩大正面攻势，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重点巩固占领区，企图落实“以战养战”战略，为对苏美战争提供后方基地。国民党则趁机制定“防共”“限共”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动摇之势。日本捕捉到这一契机并对此大加利用，妄图借此分裂中国抗日阵营。

日本在1936年的《国策基准》中就已提出与欧美争夺东南亚殖民地的“南进”方针。英美在华核心利益集中在日本占领区，日本优先巩固占领区的方针，并对英美在华权益由“保护”变为限制、取消政策，这势必激化与英美之间的矛盾，使其“联资反共”策略难以为继。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不仅将国民政府视为地方政权，还呼吁中国的投降派对日合作，“共同防共”，宣称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并对日合作，日本亦可抛却“不以之为交涉对手”的旧策。该声明实际公开否认了华盛顿体系，损害了美英法利益，遭到三国的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美国调整“中立政策”，开始与英国先后对华提供抗战以来的首笔贷款，并对日本限运战略轰炸物资。法国拒绝日本彻底关闭滇越路援华通道的无理要求。日本的诱降政策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奏效。11月20日，汪精卫派代表高宗武与日本签署卖国文件，承认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无理要求，并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防共驻兵”的“合法性”。12月，叛逃的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招降的“和平声明”。中国共产党立即展开反汪运动，并要求国民政府清除汪派投降分子，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却借机掀起反共高潮，这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

1939年春，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布置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随即，日军观察到国共矛盾直接反映到抗战第一线，由此判断国民党“表面虽与共产党合作，但暗里为抑制其扩大，而发出各种指令的事例渐增”，其对日军的行动则“依然消极”。日本中国派遣军从上海截获的情报显示，重庆军事委员会曾密令石友三“即便与日团结，也要讨共”。日军为此感到“惊喜”，并主张大加利用。

中国共产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下，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同时在敌后战场积极抗战，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日军进一步判断，中国共产党是敌后战场的“最大顽疾”。在经济上，日本观察到，1939年，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地区的税收。日本通过伪银行发行联银券，攫取战争经费，中国共产党则以边区银行券等抵抗联银券流通，破坏了日伪的金融及经济。

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交通破袭战、游击战，消耗了日军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破坏了日本的“以战养战”策略。据日军统计，1938年9月、10月、11月3个月，华北交通通信线遇袭事件分别为250起、197起和140起。12月，日军侦知八路军总部下令彻底破坏交通线。此后，交通破袭战急剧增长。日军绘制了1939年9月八路军配置要图，其中正规部队包括第115师2.4万人，第120师2.63万人，第129师3.06万人，晋察冀军区3.17万人，直辖部队0.71万人，陕西部队2万人；河北、山东、山西等游击队共11万人，乡村自卫队五六十万人，总兵力共约80万人。至1939年11月，日军统计华北国民党总兵力约46.1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总兵力为73万人。日军认为华北国共军队消长的原因在于二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八路军依托良好的民众动员，在与日军的斗争中损失虽大，却能迅速恢复；而国民党军队对民众依存度低，人数每月都在减少。至1941年初，除晋鲁两省南部外，华北中心区域已无国民党军队。

在政治上，日本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战，在边区与抗日根据地进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建设。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第六课认为边区参议会是基于“三三制”原则之上推行民主政治的“议会”。1940年1月，日本外务省关注到陕甘宁边区在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着重强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理论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其核心在于吸纳各民族抗战力量，确立中国民主工作的基础，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日本外务省进一步指出，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国共关系如何动摇，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化工作上的努力没有懈怠。民主政治的推行，调动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这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情报记录中得到印证。在朱德带领的八路军驻扎的晋中和顺地区，“民众无一人前来归顺日军”，由此日本评价八路军“掌握了民心”。

日本还分析了国共两党对双方摩擦的态度及原因。1940年7月，日本外务省分析了国民党内CC系、蓝衣社、汪派的反共言行，判断蒋介石为争取苏联援助而对反共势力有所牵制。日军观察到在调整国共两党矛盾的会议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极力避免对立的激化”；国民政府则“向来将共产党视为下属，要求服从”，故“多取压迫态度，暗中下令地方阻挠中共发展”。因此，日军认为“国共矛盾的起因在于重庆方面”。

可见，日本认为即便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仍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抗日。对此，日本采取了新的国际战略与对华政策。在国际上，日本麻痹英美的政策失败后，转而缔结德日意三国轴心同盟。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的“北进”政策因诺门罕战役受阻，转而伺机“南进”。日本判定其侵华战争之所以长期化，是由苏联与英法“援华抗日”所致。日军遂封锁航道，切断粤汉铁路，占领海南岛，封锁英租界，企图迫使英国承认其在华侵略权益并保证不再援华。这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宣布废除对日《通商航海条约》，日美关系急转直下。1940年7月，德国横扫欧洲，日本判断英国不久亦将沦陷，终定“南进”政策，试图在外交上加强与德意两国的政治联合。为避免多线作战，日本一方面缓和对苏关系；另一方面对国民政府威逼利诱，“尤其是为消灭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采取一切手段，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日美关系日益恶化。9月下旬，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一侵略举动引起美国禁运废铁的强硬反制。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昭告其“南进”野心以及为此不惜与英美开战。

在对华政策方面，日本重点针对中国共产党部署武力消灭政策。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断定今后“华北治安之顽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主张日军“治安肃正”之根本，在于打破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共产党抗日组织。1940年初，卸任首相的阿部信行判断中国共产党“在四百余州到处都有触手”“不论什么场合都主张抗战”，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扰乱东亚新秩序的最大对手”，“如对其放置不管，则所谓东亚新秩序就定会面临破产”。日本关东军从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对东北抗联进行了残酷镇压。1940年2月，华北日军出台《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企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后，日军有意放任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要求“巧妙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在日军暂时难以控制的地区，默许那些不主动抗日的杂牌军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诱导其占领某些区域，以遏制中共军队潜入”。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侵略企图。其后，日军亦将民众视为作战对象，推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开展报复性的“扫荡”，“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摧残”。敌后抗战进入困难时期。

对于国民党，日本则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以迫其投降的策略。日本于1939年9—10月间发起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失败告终。但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更趋消极。东条英机陆相在日本议会报告称：蒋介石在1940年的抗战特色是“极其消极退缩”的，除在年初延续了1939年“冬季攻势”外，“并无全面反击”，只有八路军在华北积极出击，国民党军队“始终专务防守”。日本遂加紧对蒋介石诱降，1940年2—3月间，日本与国民政府代表在香港举行数次会谈。日本毫不让步，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暂停。6月，日军占领宜昌，轰炸重庆，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法英两国亦在日本压力下先后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抗战形势险恶。蒋介石抗战决心动摇，日本和国民政府代表遂恢复接触。8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分别致信诱降蒋介石。8月30日，日本迫使法国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面对日本将军事“南进”，“苦撑待变”的国民政府暂停与日本的秘密“和谈”。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前再做诱降蒋介石的尝试。日方代表西义显等与国民政府代表钱永铭在香港会谈。日方所提条件毫不让步，并要求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组建政府，这是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双方谈判破裂。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

针对日方破坏中国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舆论政策上予以反击。1940年8月30日，《中共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颁布，华北方面军进行全文翻译。这一纲领在政治上要求贯彻“三三制”原则，特别规定“边区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在经济上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兼顾租佃与借贷双方利益。在土地政策上，“严厉镇压汪派、托派、汉奸”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势力，依法没收罪大恶极之大汉奸的土地财产，对“反共派顽固派”之财产，则“不得宣布没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反对投降的舆论攻势。早在汪精卫叛逃后，毛泽东便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这对乞和派构成极大的舆论压力。1940年7月，毛泽东洞悉日本诱使国内动摇分子投降的图谋，发表《团结到底》一文，申明“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上述举措，牵制了蒋介石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倾向，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要之，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借日诱降与美援之利，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日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其“最大对手”，提出所谓“东亚新秩序”战略，诱降汪伪，惑蒋反共，但其对英美关系日趋紧张。欧战爆发后，日本伺机“南进”，缔结轴心同盟，加紧诱降蒋介石。日本观察到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与“减租减息”等政治经济政策，有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破坏了其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彻底撕下对美英“协调”的伪装，以“解放大东亚”为借口，号召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与之合作，驱逐欧美势力，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略。受到日本战略调整的影响，国民党两次发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则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蒋介石判断日本会将战争矛头指向英美，抗战胜利大局已定，遂在国内着力反共，要求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国民政府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日本外务省分析皖南事变“与向来的地方局部摩擦不同”，“是整个国民党的厌共政策，蒋介石或也抛弃遮掩态度”，旨在限制新四军在苏皖浙等富庶地区发展，使之撤至黄河以北与日军正面对抗，以收“一石二鸟”之效。

日本遂利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企图借助国际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日本筹划通过德国阻挠国民政府与英美结盟，诱使其与汪伪合流。然其妄想因国民政府选择与英美联合而破灭。其次，日本妄图借助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刻意制造国民政府降日氛围，并阻挠苏联援华。日本的图谋，实属缘木求鱼。其后，日本又筹算通过美国压迫国民政府投降。在1941年的日美谈判期间，日本提出美国“停止援蒋”“劝蒋议和”等要求，遭到美方拒绝。日本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伪满对东北抗联进行了几近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长江流域汪伪政权控制区开展“清乡运动”，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日本残酷的侵华行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推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这一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图谋，也加剧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1941年4月，毛泽东指出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动摇派，应“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并将之贯彻到劳动、土地与政治政策中。苏德开战后，中国团结抗战的呼声高涨。国民政府宣扬准备反攻，但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其行动不出局部游击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军区、晋察冀边区、冀南太行区则积极出击抗日。5月，日军对国民党发起中条山战役，毛泽东不计前嫌，指示八路军“采取主动的有计划的配合行动”。日军判断国共又转向联合抗战，在8月末日军进攻京汉线南段时，国（孙殿英部）共两军联合抵抗。日军还注意到美国派遣拉铁摩尔为国民政府政治顾问，这对缓和国共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一定作用。

德国入侵苏联后，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内阁情报局引用《中美日报》的消息，称中共中央再次声明决心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强化中美英苏四国集团，抵抗三国同盟。随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对日禁运石油、冻结日本资产，英国亦废除对日通商条约。8月，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倡导自由和平、反对侵略，随后启动对苏联的援助。日本遂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初，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还加强对“敌军工作”，以期形成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蒋介石早在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尽显优势时，便判断“半年后则敌必竭蹶”,且苏联难再援华，遂在国内进一步采取反共政策。1942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注意到新四军自5月末以后进入第九战区大冶、阳新、威宁地区，在国民党的弹压下巧妙地工作，集结、收编地方非正规部队，结成民众组织，建立自卫团，取得不可小觑的成绩。国民政府严令讨伐鄂东南新四军，国民党自7月下旬后抽出数个师编成“剿共”部队。日本认为国民党在1942年8、9月的抗日活动“消极低调”，各战区并无明显的军事行动，但对陕甘宁边区的打压工作却进展显著。可见，此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内工作中心在于遏制中国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日本外务省发现，该演说强调通过新民主主义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如何“落地”的，认为这对日本而言是“值得恐惧的”，中国共产党“异常的忍耐力与伟大的胆魄，会带来惊天动地的飞跃性发展”。

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对农民、地主都保障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采取“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政策。文件强调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日本华北方面军不仅认为这是“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具体施政表现”，还判断中国共产党通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及“封锁经济”“农业增产政策与扩大生产”等“统制经济”，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改善了农民生活，民众广泛而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华北方面军判断，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已调整“人民战线”政策，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阻挠日本对国民政府的劝降，坚持抗战”。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败势明显，导致国民政府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日本外务省政务局注意到，国民政府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契机，企图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打压。胡宗南亲赴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向反共前线增援。中国共产党则借助美国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1944年，中国共产党邀请美国派遣观察组到延安。美国通过实地考察确认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进步性与积极性，遂进一步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本外务省认为，开罗会议中美国告诫国民政府调整国共关系，其后两党代表多次会谈，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为八路军及新四军提供武器粮秣，但均被否决。日本研判其后国共双方虽多次谈判却未达成一致的原因在于国民党认为和平即将到来，须掣肘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对日积极反攻。日本虽采取设立“剿共模范区”，建立华北特别警备队等应对措施，但收效甚微。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切中日本要害，使其不能发挥军事优势以决战获胜，却要长期受游击战的“袭扰”，疲于奔命。据华北特警队高级参谋大森三彦所言，日军将士疲于游击战，极为厌恶从守备地出发作战。1944年，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中国共产党展开局部反攻，共作战2万多次，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抗战末期，在八路军的“围城工作”之下，就连北平郊外也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活动，日本第七独立警备队司令官冈村胜实少将震惊地发现，“保定周边都是共产党势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评价日本虽能在豫湘桂战役中轻松击溃汤恩伯的20个师，但对八路军、新四军却“很是头疼，毫无办法”。中国共产党基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消解日本军事优势、应对日本侵略的有效方略。八路军不屈不挠的积极抗战，与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的相继降敌与溃败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实践，不仅是亚洲反侵略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更是重构全球反法西斯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连接苏美等两大阵营国家的重要纽带，原本对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在反法西斯上具有一致性而暂时达成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苏美英等盟国在全球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重要保障。它揭示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复杂互动，也反映出正义的民族生存权益斗争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国际政治逻辑。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性，使得中国战场牵制并推迟了日本的“北进”与“南进”计划，阻断了法西斯阵营的战略联结，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时空条件，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日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与战略调整，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首先，中国国内局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动态变化是基本因素。国共两党之间在合作与摩擦中形成的张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这成为日本判断中国抗日力量整合效果的关键依据，构成影响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与战略调整的基础前提。其次，国际局势的演变是推动日本战略调整的重要外因。世界主要矛盾的转移、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苏美英对日本侵华的政策调整等，直接改变了日本在东亚战略中的资源调配与风险评估。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日本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一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联资反共”策略。欧战爆发后，意识形态斗争论难以为继，“反共”话语式微，日本将世界主要矛盾认定为德意日法西斯与美英法等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斗争。对于两大阵营而言，中国既是掠夺对象，又是可以拉拢借以打击对方的“帮手”，故日本对国民政府加紧政治诱降。最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与取向，是限制其调整对华认知偏差与对外战略误判的内在制约因素。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认为中国民众仍无民族觉醒与国家观念。随着深入中国腹地，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军事斗争的过程中，日本逐步认识到占中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已经觉醒，不得不转变所谓“中国农民没有政治意识”的偏见，认为激发其政治能力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然而，日本通过掠夺中国以实现与美国争霸的世界战略目标，使其抹杀了正确的对华认知，在侵略道路上孤注一掷，终至战败。

国共两党虽皆为日本作战对象，但日本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与政策是不同的。日本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决的“抗日分子”，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肇基者、践行者、维护者与坚守者，又是日本占领区的“治安顽疾”与“扰乱大东亚新秩序之最大对手”，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和其资本主义道路及“天皇制国体”根本对立，故对中国共产党始终采取敌视态度与消灭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处心积虑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从战败者角度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效应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性总体政治战略。日本对国民党始终未放弃诱降活动，致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摇摆不定，并拉拢了汪精卫等少数投降分子，使日本得以在局部占领区实施“以战养战”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粉碎日本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针对日本大肆宣传“中共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拉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实践中贯彻将当前革命任务转变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方针，其一致言行，赢得了英美以及国内多数资产阶级的肯定。其次，面对日本实施政治诱降阴谋与国内妥协投降派，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反击，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口号。此种舆论攻势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蒋介石不敢投敌。再次，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效应对措施。在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减租减息”等经济政策，落实“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成为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最后，中国共产党还借助苏美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有效牵制了蒋介石的肆意反共。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抵制了共产国际要求其放弃对抗战领导权的主张，坚持了党对军队与根据地的领导，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实施与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选择，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有力地抗击日本侵略。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本瓦解中国团结抗战的图谋，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国民政府对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在于“溶共”与“独裁”，而非“合作”，故其并未放弃“限共”方针，并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化，如当日本加紧“诱降”时，或当对苏联依赖度下降时，以及美英加强援助时，便会加强“反共”政策。但由于中国若“降日”或“分裂”，也不利于苏美英的战略利益，故在这些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与牵制下，国民党既未“降日”，也不敢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国民党的对日摇摆态度，正是导致日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有效性产生认知偏差，并误以为可乘隙获胜的客观要因。

根本而言，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权是任何时代都不应被剥夺的人类正义追求，霸权主义和侵略战争必将因遭遇强大的民族反抗而失败，人民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过度重视中国军阀与国民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恰是充分动员人民抗战，通过人民的正义、光明与进步之战，打败了日本发动的邪恶、黑暗与反动的侵略战争，最终不仅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的胜利，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枢纽，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