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教育部“2016年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项目号：2015YZD002)之“高校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研究”(子课题二)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无论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还是信息技术、媒体融合与分众的时代发展，环境正在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大多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环境，我们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之时，需要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如何根据环境的新形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围绕这一问题，我们沿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成、生活形态和自觉实践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成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关联的客观要素的总和，从而与其他环境相区别。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成方式，不仅表现为以物质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对象和基础，而且以精神形态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之中，生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交往方式。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蕴含一定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人从中获得自由自觉的精神特质，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这构成人的价值观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是进行何种价值观输入，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何种性质或内容的价值观，都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找到“原型”。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价值指向，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价值源泉，唯有从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才能讲清楚为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告别理想、解构崇高和拒斥榜样，其根源于市场经济中多元的交往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等打开价值观的“潘多拉盒子”，容易把商品交换和利益最大化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批评，正是社会环境物本化价值取向的写照。环境中的这些多元价值观一是引发个体在价值选择上的迷惘和困惑，陷入“老人倒地扶不扶”、“宝马车里的笑和自行车上的哭”的价值选择纠结；二是异向消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效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向自发。信息技术下的新媒体进一步“叠加”这种效应，微博粉丝、“水军”、“热点”、“热搜”、“抢头条”便是典型。它通过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时间等选择赋予信息某种政治倾向和评判标准，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政治事件非政治化和娱乐化。娱乐明星王宝强离婚事件成为当天微博热搜榜的“头条”，头条文章10629篇，各类文章的总阅读量7亿，热度超过同一时间段的奥运会、“8·15”日本投降日等重大社会事件，其背后是缺乏理性主导的大众狂欢和舆论推手“分众化”的共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如何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多元价值观的比较鉴别中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出的重要问题。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规定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交往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蕴含多元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主体首先把这些价值观念转换为自我认知，并以此为内容与他人进行交流，达成相互理解和价值认同，这种以价值观为内容的交往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双向互动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进一步为主体交往提供蕴含丰富意义的符号，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说什么”和“怎么说”相统一的话语，并塑造主体之间交流的方式和不同关系。以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为例，文字符号塑造出不同知识阶段，在不同年龄、教育背景、职业、阶层之间进行信息分离，从而形成信息级差。这种信息级差使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控制信息源和信息流动方向，即信息首先是从教育者流向教育对象。正是教育者居于信息高势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呈现为主导与主动、施教与受教的关系。而在互联网、大数据、媒介融合的社会发展中，以“观看”逻辑为主的图像符号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呈现为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和阅读网络化，个体运用图像的频率和规模持续增长，据2017年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5.65亿，增长率为3.7％，其中，手机视频用户5.25亿，增长率为5.1％。与文字符号相比，图像在信息传递的表现力、直观性和感染力均具有优势，它打破文字在不同群体之间塑造出的信息势差，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扩大为“大众”，并催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新形态，如“数字化生存”、“网络原住民”、“图像阅读”等等。他们观看或使用网络直播、网络表情包等图像符号进行休闲娱乐和交往，对网络直播平台表现出高度关注。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6月，游戏直播和真人秀直播用户使用率增长迅速。游戏直播用户和真人秀直播用户分别为1.80亿和1.73亿，分别占网民总体的23.9％和23.1％，增长率分别为3.9％和3.3％。伴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形态变化的，是主体之间的信息级差缩小，甚至信息流动方式发生逆转，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流向思想政治教育者，或者信息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某一分众群体中流动，形成相对独立的同辈信息圈层，呈现为信息流动的多中心和分众。例如，网络微信群或朋友圈、青少年的“火星文”图像符号，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在这些同辈圈层内或不懂“火星文”，或者将出现“你的世界我永远不懂”的尴尬，或者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圈层中的信息发酵、裂变和转推一无所知。因此，面对环境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信息交流方式和形态变化，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固守文本或言语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疏离甚至对抗将随之而来。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活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一旦生成，首先便以生活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读同样适合于环境的生活形态审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P158)这种生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领域，并与人同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怎样生产是一致的”。[1](P147)它呈现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包括个体交往、娱乐休闲、工作等所有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要向个体敞开并保持有效，就需要把自身置于环境的生活形态之中，在内容、方法和话语上选取个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素材。正如狄尔泰指出：“只有通过所有各种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的表达，把我们实际上所体验到的东西表现出来，我们才能理解我们自己”。[2](P8)由此，环境的生活形态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从“顶天立地”向“铺天盖地”、从“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演进的空间，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抽象原理转化为生动道理、一般方法转化为个体能运用的具体方法提供生活根基。例如，中国民间流传的年画版刻诸如烈女故事图、二十四孝图、二十四节气图、八仙图、白蛇传图等，不仅这些内容取材于民间故事、民俗等日常生活中，而且把社会价值导向嵌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并形成“民俗”。周公姬旦就把民俗总结为“化民成俗、上行下效，礼行之于上、化而为风，民习之于下、变而为俗”，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教育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典范。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活形态需要按照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精心建设和凝练。个体的生活往往表现为程式化的吃、喝、住、行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个体不会专门描述、解释和反思这些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正如戴维·英格利斯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不仅日常生活小事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他们会发现很难用语言把他们视为理所应当的日常生活表述出来。”[3](P3)对于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日常生活要素，需要经过审视和价值赋予。或是提取蕴含社会价值导向的生活素材以转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话语转化为“中国话语”，把“中国话语”转化为个体能理解的生活话语；或是把个人的具体生活上升为具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标示，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典范。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乡村教师等，都是从个人生活叙事中提炼蕴含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示范，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与个人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有机结合。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活形态由主体参与和创造。在这一生活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间成为“叙事者”，从日常生活中体验普遍性的原理、理论、价值观等，也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整合成可共同理解的意义结构，赋予生活新的形态和意义。它展现为国家与个体之间、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与个体多元价值观整合的相互交织，为思想政治教育从主渠道、主阵地向个体日常生活演进提供话语、内容、方法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提出15项重点活动项目，如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等，这些活动便是旨在把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个体日常化、具体化和生活化的活动之中。由此，“国家”走进“我们”、抽象理论转向个体生活叙事。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自觉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生活形态不同于“碎片化”或“怎么都行”的生活，它需要主体的建设，引导其由自发转向自觉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自觉的前提是历史承继，这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结果的历史性所决定。马克思称之为感性世界，这种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P155)在内容上，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是承继着历史中物质或精神的要素，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它蕴含的社会传统价值观通过艺术、文字、宗教、习俗等形式代代传递，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和重要源泉。从性质上，现实的环境继承着历史中的消极或积极的因素，这是由思想观念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的，它并不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即刻发生变革，而是或快或慢的运动。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观念、道统观念、因袭传统的价值评判至今仍束缚着个体的创造力，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先进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历史的与未来的要素相互交织和冲突，构成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历史承继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自觉的实践方式是主体创设，使环境的内容和性质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首先，这种创设不是脱离现实环境的全盘否定或创新，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和有扬弃地选择、改造环境因素，以与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共振。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创设时，要防止用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等“外衣”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者用“戏说”、“穿越”解构中国主流历史观，在看似价值中立的信息中进行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误导。或者英雄人物污名化、解构榜样，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全盘否定，以消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其次，这种创设是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律和人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基础上，构建新的环境要素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便是环境创设的典型，它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供的物质要素、生活素材、话语内容和沟通媒介的协同，创造出既来源于现实环境又高于现实环境的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关于“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论断便是思想政治教育情景创设的典型阐释，经由具象的“山水”营造蕴含“乡愁”之情，引发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情感激活。这一经由建设和选择的“山水”情境已经不同于自发状态的自然环境，它构建出与主体日常生活相似或相同要素，以形成视觉的或听觉的想象，当现实中出现与之相似的情景之时，个体认知的情感和心理动机被激活，从而产生移情唤醒，个体会产生因为相似经验的一种模仿，按照情境中蕴含的社会主导价值观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主体在创设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进行角色承担，通过观察“榜样”学习一定的价值规范并参与其中，从而产生价值观体验和意识，主动内化并践行社会价值。班杜拉就认为在一定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学习和他者示范是社会学习的基础：“他们从被示范的行为、指导和外部反馈所传递的信息中提取行为模式的基本结构”。[4](P150)由此，这一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文本”，规定主体交往的内容和方法，依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反馈三个阶段。“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以“家庭、家教、家风”为主题的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典型，它用习俗、节日、乡土文化的方式蕴含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体验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是“面向未来”，直面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形态。网络便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展的典型，它由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或媒介发展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网络原住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网言网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状传播都区别于现实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抽象与个体认知的感性、话语表达的严肃性与个体话语的娱乐性、方法的权威性与个体互动参与的多样性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凸显。这需要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中的运行方式，“易班”便是基于网络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的综合性互动社区，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现实与虚拟的融合。图像更是如此，随着人的信息交流方式从文字符号向图像符号转变，它已由简单的“图像证史”或教育的辅助性“美化”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图本”和图像表达，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的交往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方法，甚至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5](P61)以用图像方式表达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善美。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新形态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出的又一问题。

总之，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生成、形态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需要将其置于网络化、移动化、数据化、个性化的社会进程中予以思考。这一时代图景的实质是技术革命引发社会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变革，正如蒸汽机、电力和微电子技术革命之于人的现代化进程，凸显其社会和历史意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高度评价技术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1](P87)我们正在进入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将再次引发社会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变革，并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形态发展中。这种环境新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从理念、内容、主体、方法等要素层面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方式和平台。正如现代大众媒介已从记录内容的工具演变为内容本身，具有信息控制、行为引导、主体认知方式等意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正是指向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6]例如，VR虚拟技术直接把影像与实物结合、真人和虚幻人、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同构，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塑造沉浸式体验的具体情境，引导主体在这一情境中进行体验、认知和践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VR技术的软件《重走长征路》，便是通过场景再现和交互体验引导大学生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长征精神。以思想政治教育某一具体领域为主题的微电影、微信公众号、慕课、微课、手机APP开发等，均是依据环境发展创设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平台。唯有如此，才能推进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艾彦，逸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3][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4][美]班杜拉.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周琪.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界限及实践[J].思想教育研究，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