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组织发起的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周恩来领导、组织、参与了天津五四运动，对推动天津乃至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恰值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回顾周恩来参与五四运动的历程，重温他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事迹，对于继续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勇于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5日，天津学生第一时间作出响应，积极投入到五四运动中。因在学生时代有过丰富的办刊经验，周恩来应邀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主编。他以《会报》作为参与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动员号召青年及社会各界向旧势力、旧世界发起战斗，推动了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

1.担任主编，明确爱国态度，提出救国主张

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果断决定从日本回国， 5月中旬返回天津。为唤醒更多民众，把天津的五四运动引向深入，谌志笃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邀请周恩来担任主编，创办《会报》。受到邀请后，周恩来当即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

为扩大即将创刊的《会报》的影响，周恩来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发行断趣》一文，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此文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1919年7月21日，《会报》正式出版，开辟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文艺、翻译、函电 8个主要栏目，第一时间传播革命舆论，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读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报》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积极向旧世界宣战，表达爱国救国态度，提出革命主张，明确救国责任，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2.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府，揭露黑暗时政

作为主编，周恩来以《会报》为阵地，带头发表了多篇社论、时评，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革心 !革新 !》，全文约 1000字，提出既要“革心”来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思想，又要“革新”来改造客观世界即改造社会，强调“革心”是为了“革新”，即改造主观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了周恩来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并进的办报宗旨。

为猛烈抨击反动势力，周恩来发表《评现今舆论界并问 <益世报 >》一文，揭露天津《益世报》被军阀收买一事，谴责该报避而不谈中国代表团签定凡尔赛和约的问题及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发布戒严令、镇压群众、枪杀爱国人士等重大事件；发表题为《黑暗势力》的时评，向安福派开炮，声讨其抓捕并杀害革命学生、收买报纸造谣、与日本勾结出卖山东等可耻行径，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要“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此外，周恩来还发表《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了区分，对主张日中友好的日本来华学生表示欢迎，劝导他们“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这些文章和评论充分体现了青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爱国情怀。

3.宣传革命精神，传播革命理想，唤醒民众觉悟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以讲演和报纸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天津最早的学生报纸，广泛传播到学生、工人等社会群体中，帮助民众了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反动政府卖国行径等丑恶嘴脸。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周恩来主张把报纸的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为募集和节省经费，周恩来牵头组织话剧义演，并主持《会报》的采写、审稿、编排和校对，有时还参加早晨的卖报。

周恩来通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猛烈抨击北洋军阀，谴责以马良为代表的山东媚日派对爱国运动的镇压，更广泛地传播革命主张、唤醒民众觉悟。《会报》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多地发行，最多时每期可达到两万多份。北京《晨报》、南京《少年世界》等同行报纸都称赞其“很有精神”。

然而，反动当局十分忌禅于《会报》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多次以“于公共安宁秩序，显有妨害”的罪名促其停办。1920年初《会报》被迫停刊。在五四运动中，《会报》作为五四时期革命报刊的优秀代表，及时报道与评论国际国内时事，对于联络指导京津等地学生反帝反军阀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还领导创建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觉悟社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力量。在革命洪流中，周恩来以其卓越的领导才干和组织才能日渐成长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为后来从事党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起草成立宣言，铲除旧的观念，主张思想解放

创立革命团体的设想萌芽于周恩来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 

1919年 9月 2日，在从北京返回天津途中，周恩来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的 7名同学热烈讨论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提议建立一个不分男女、机构严密、作为爱国运动领导核心的革命团体，以保证最大程度集中力量、团结作战。

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经过 10多天酝酿筹备，觉悟社在 9月 16日成立，其主要成员为来自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 20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男女共同学习工作成了“破天荒”的新事物，打破了社会积俗，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成立会议上，大家决定出版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相比当时其他社团，觉悟社组织机构严密，主张思想解放，铲除旧观念旧思想，明确将“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列为入社重要条件之一，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致力于学生思想方面的改造。

周恩来在《觉悟》的宣言册中写道：“发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周恩来思想十分活跃，其领导才干在创立觉悟社的过程中已逐渐显现。

2.吸收新的思潮，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

觉悟社成立后，定期邀请教授名人对社团加以指导，先后邀请了李大钊、徐谦、钱玄同、刘半农、包世杰、周作人等来天津讲演。讲演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学术方法、白话诗、白话文学、救国问题、日本新村精神以及新潮流感想等多个主题。此外，觉悟社充分发扬民主，围绕“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话题组织全体讨论或分组讨论，进行“忏悔”（即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帮助社内成员渐渐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

此外，觉悟社成员以“李宁二”的名义撰写传单，贴满街道、寄往全国，并被《上海时报》全文转载。“李宁二”意即列宁第二，可见在当时觉悟社成员已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表现出敬仰之情。 

1920年 8月 16日，在李大钊的邀集下，以周恩来、邓颖超为代表的11名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与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团体在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周恩来专门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这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

李大钊高度赞赏男女青年均可加入觉悟社的做法，希望大家确立共同、明确的信仰即马克思主义，鼓励社员关注《新青年》文章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社员经常学习《新青年》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各类时评，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情况，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探究救国道路和社会改造等问题。

由此可见，觉悟社已成为领导天津五四运动的指挥力量，成为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新思潮的学堂。

3.严格管理社团，注重讨论总结，鼓励成员不断提高自己

成立初期，觉悟社便不受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章程和范围约束，要做成“独立机关”。觉悟社组织严密，禁止社员之间谈恋爱，成员采取抽签方法取得代号，再经由代号谐音转换成撰写文章或相互通信的笔名，如邓颖超抽取 1号即别名“逸豪”、周恩来抽取 5号即别名“伍豪”。新入社的成员，须有三名以上老成员介绍，并通过严格的身份审查和全体社员同意之后，方可入会。觉悟社秉持独立办社、社内民主的方针，采取委员制和会议共同讨论法，分工协作具体事务，共同研究时事话题。

“双十斗争”期间，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要求惩治卖国贼、抵制日货。在周恩来的组织下，觉悟社成员参与游行示威，在与反动警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领导社员在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租房工作，每日总结报道斗争情况，印刷后寄往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

1920年 8月初，觉悟社在法租界一间楼房里召开年会，参会的14名成员就一年多以来各自的思想变化进行探讨和交流。周恩来作总结发言，提出觉悟社成员都处于青年时代，缺乏革命知识和经验，应注重学习以求不断提高自己。他号召觉悟社团结全国各地爱国团体共同行动，以集合力量挽救中国。

在实践中，周恩来加深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解，逐渐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进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战士。讨论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题，需要回顾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在日本留学和此后他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接触、涉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以便形成完整理解。

1.在日本留学时，初识马克思主义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迅速涌入日本，并很快得到传播。这期间，周恩来开始接触并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初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此外，周恩来不拘泥于书本，注重观察社会，坚持阅读报刊杂志，尤其关注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了解日本社会以及各种新思想。同时，他坚持阅读从国内寄到日本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南开中学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及时知晓国内动态。

 1918年 5月，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定期参加座谈会，与其他进步青年交流读书心得、学习体会、时政观点等，思想视野愈发开阔。他在 1918年 10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2.在被捕入狱期间，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开始萌芽"

1920年，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生请愿运动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没有消沉，反而充分利用 5个多月的牢狱时间，向一同入狱的 20余名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阶级斗争史、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

被羁押期间，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了《警厅拘留记》，记录了被拘代表们在警察厅的不屈斗争，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后经《新民意报》连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行，成为天津五四运动中宝贵的历史文献。

正是在狱中，周恩来认真思考“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坚持不懈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志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同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而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周恩来在回忆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历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3.在赴欧勤工俭学时，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0年底，周恩来参加华法教育会第十五届赴法国勤工俭学活动，先后到法国、英国、德国等地，涉猎各种思潮学说，考察分析各国社会实况，比较不同国家改造社会的途径。 

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旅欧期间，周恩来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动向，持续给天津《益世报》撰写通讯，先后撰写了《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劳动世界之新变动》等 50篇旅欧通讯，及时向国内民众介绍国际大事，表达个人救国见解，探求救国救民道路。

他认真考察资本主义实际，结合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实况，仔细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反复推求比较“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得出社会主义必定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结论，进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2年3月，周恩来在与觉悟社战友通信中明确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毛泽东曾说过：“‘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行动，就是毛泽东这段话的生动写照。

革命洪流中，青年周恩来积极参加请愿运动，研究新思潮，将学习先进理论与投身社会实践相结合；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创办觉悟社及《觉悟》杂志，将解放思想与争做先锋相结合；被捕入狱期间，牵头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与反动当局斗争，将勇于对抗逆境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为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打下了坚实基础。其爱国主义精神实现了从感性爱国热情、理性爱国意识到自觉爱国行动的三重升华，对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和养成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强调，“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理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的探索与实践，就是要积极引导青年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的宝贵遗产，激发爱国热情，培养爱国意识，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之下，将感性爱国热情、理性爱国意识转化为自觉爱国行动，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中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孙珊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