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今天，如何认识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中国文化拥有独特的发展历程

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但表现在文明起源时期，同样也表现在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具有这样的特殊性。根据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描述，结合中国历史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揭示，在中国文明起源之初，土地所有形态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土地国有的路径，没有经过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古代希腊文明社会建立的标志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也走着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战国时期，中国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经过秦汉时期的法典化，至汉武帝，中国的封建制最终确立。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国有制”，没有西方中世纪那样“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即土地为皇族地主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没有根本变化，只有实现方式的变化。

与西方相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更加曲折。明代嘉靖、万历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空前发展，资本主义有了萌芽。此外，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商业资本的活跃。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很难突破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封建经济方式。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中国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生也异常困难，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没有发展出西方启蒙思想那样的新思想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扩大，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锋芒直指封建帝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创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西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不合理性，设想超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其民主政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它使落后的中国处于亚洲觉醒的前沿。

中国道路焕发出文化的蓬勃生机

在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世界历史发生着深刻变化。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倡导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提倡科学和民主，是历史的进步，但它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未能把封建制度同它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联系起来，不懂得必须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更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资产阶级并没有找到促成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现实力量，其政权也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了中华文明，而且通过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决战，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

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完成了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完成了对官僚资本的剥夺，将它们收归国家所有，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1953年，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领导人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农民的合作化生产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制，从而使人民成为社会生产及社会财富的主人，确立了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权益上的法律平等，人民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政治上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主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文化开启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最终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起点和根源。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各阶层虽然具有法律上的经济权益平等，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还有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也离不开与资本主义的联系，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出危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以及根本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传统，使得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具有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能够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农民私有土地的集体所有，而土地国有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甚至是商品经济的方式实现其本质，这样的传统思维意识也为创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资源。至于我们创建和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具有中国文化的底蕴。

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方案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历经5000多年绵延不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对于人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它证明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能够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证明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首先体现在中国文化的赓续发展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依然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加稳健、更加辉煌。

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还将体现在与世界人民一道，在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性问题中提出确有价值的方案。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引起世界全球化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对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重新调整，以把握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导权。在这样的大变局中，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治理，要提升合理主张的制度化能力，确保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利，维护世界和平大局，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只有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方案”越来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呼应，并落实为国际社会愿意共同遵守的制度，产生实际效果，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才会充分彰显。

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还将体现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上。文化最核心的竞争力在于它的世界观及其所衍生的人生观。中华文明蕴藏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理念，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在政治上崇尚“仁义教化”，在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这些理念对于近代以来的“天人对立”“人我对立”“身心对立”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修正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和世界文明交往等领域所走过的独特路径，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内涵，也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内涵。但这些思想内涵要被世界所接受，并非易事，还需要我们寻求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沟通的基础和可能的途径。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智慧总结提炼出来，以世界其他文明能够接受的理论、观点和理念向世界传播，既是当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需要。

（作者是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