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视野中，世界历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动力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其发展道路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其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是科学社会主义具体化的逻辑，是理论超越和理论创新的逻辑；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是历史扬弃逻辑和历史发展逻辑。只有在实然与应然、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昏睡与觉醒、落后与进步的碰撞、变革、砥砺中，才能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110169

田鹏颖(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工程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京）,2015.10.25～29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对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提出疑问。有的认为中国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或想拉回老路，或想引入邪路，或有认识误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逻辑，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和真谛

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本文对两者的逻辑关联、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不宜置喙，仅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做一反思。

其一，世界历史是一个基本事实。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在“天国”，而是在现实生产生活当中讨论世界历史问题。他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74这是马克思揭示“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秘密的基本方法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一个基本的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89他在思考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和状态时曾经这样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273他在分析世界历史的商业和阶级原因时强调：“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6他在讨论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全面性时深刻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不是揭示(承认)“世界历史”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像唯物史观的发现绝不仅仅在于发现(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776简单事实一样，关键在于马克思在承认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实现了对这个事实的超越，其关注焦点和理论创新既在基本历史事实之中、又不在基本事实之中，而在于“从抽象到具体”，从而深刻揭示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本质、规律。

其二，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世界性的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逐渐成为经验的存在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把握了基于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各个民族连成了一个统一整体这个“事实”，但又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或陈述了这个事实，而是服从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的总“目的”，即分析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论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据。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86。正是这个主题和主旨，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强大的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价值维度批判意蕴。马克思肯定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历史进步性，特别是其消灭了分工的自然性质，促进了人口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并形成了人的全面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体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从而人类开始告别“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形态，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性时代。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全球性扩展，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三，世界历史道路具有多样性。研究马克思19世纪40、50、70年代等不同时期的著作，我们在比较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不断完善和创新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先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视角，对人类社会大体已经和可能经历的“经济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原始社会”“亚细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范畴，并将其纳入世界历史演进的“普遍”或“普世”框架。即使在《资本论》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从“人”和“物”的关系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或三大“形式”[3]。尽管其对世界历史演进阶段、形式的分析和预测的逻辑标准“放宽”了，但世界历史演进道路的“普遍”或“普世”逻辑思维框架仍然没有改变。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为马克思重新阐发其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西方革命归于沉寂，世界显示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时，马克思开始研读俄国历史文献。1877年到1882年间，马克思深入思考他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构想，并开始意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770。

由于世界历史情势的变化，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有了新认识，也就是人类社会必将走向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却可能是多元的。他在晚年之所以拒绝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过多的荣誉”：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因为这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世情已经发生深刻变化，19世纪黑格尔的“普世性”的抽象方法论所建构起来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已经也并不可能是一把万能钥匙。

其四，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承认，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框架中揭示和论证了“两个必然”，这个伟大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批判的主题。但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必要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认为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政治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以及人的“政治解放”时代的到来既是资本开辟的，又是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的物化形态。但是政治解放绝对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个人的存在。他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89正如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和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样，它灭亡、被更高的历史文明时代所代替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由政治解放到人的彻底解放的超越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显然，如果我们不懂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马克思的那种人类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情怀，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道路生成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4]21。可是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大都把“理论逻辑”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个基本观点的内部联系，从而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把“历史逻辑”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从而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必然。

我认为，这种理解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是不够深刻和全面的。

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既不是理论本身，又不是理论来源本身。理论逻辑就其本质而言，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化的逻辑，是理论超越、理论应用、理论创新的逻辑。只有深刻把握实然与应然、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之间的碰撞、变革、选择机制，才能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深刻道理。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既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又不是历史过程本身。历史逻辑是历史超越逻辑、历史扬弃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只有搞清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昏睡与觉醒、落后与进步、专制与民主之间的碰撞、变革、选择的机制，才能揭示中华民族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政”、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实践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构成的世界现代史上东方人探索现代化道路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基本图谱。

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科学把握“中国道路”生成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第一，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趋势。世界历史的形成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其所日益凸显的景象是，通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历史化而带动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断加深，是人类发展趋势的统一性。如果说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基本上都是在孤立、封闭的各自平行隔绝状态下发展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时代，这种局面就被完全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受到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整合和规定。前现代化、现代、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时代声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人类社会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都回避不了现代化，都摆脱不了现代性的“纠缠”。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事实，那么近代以来，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新政”，从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的生动画面。

第二，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特殊道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真正的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63。马克思“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的世界历史立场和视野，启示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和特殊国情与一般世情相互选择中，深刻把握“中国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4]39。这四个“走”字既饱含了“探路”的艰辛、记录了“探路”的过程，更揭示了“探路”的历史逻辑。这就是“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沉睡与觉醒”“落后与进步”“封闭与开放”“中国与世界”“时事与时代”之间相互博弈、相互改变、相互砥砺、相互渗透、相互选择。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道路，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而是既立足国情又兼世情、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伟大选择和创造。

第三，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理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优长之处或先进性，不仅在于它从本体论上颠倒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且提醒自己并警示后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指称“一般发展道路”，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不是“历史哲学理论”，更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1]74。因此，解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就只能是特殊的药方和特殊的公式、特殊的模式和特殊的理论。而这种特殊药方、公式、模式和理论的形成逻辑，才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紧密相连的理论创新，如果束之高阁，不能“接地气”、不能具体化，采取拿来主义，那么纵然这个理论多么科学和伟大，都将因其脱离时代和实际而成为摆设。列宁曾经说过，就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应用而言，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这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是靠“本本”找到适合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的，都是人民群众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好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大文章，针对历史任务进行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主义”，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关键决定于这个“主义”和“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三、中国道路生成逻辑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规律决定与人民创造相统一。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任何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史转变都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与其相一致，现化性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浸入”一切民族、和国家机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状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必将随着“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变成现实。所这有这些，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加深而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不仅形成于社会主体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物质交往过程，而且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作用，并且所有这些规律的存在形式都在人们的历史活动条件、环境和时代变幻中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的是社会主体人的活动。如果人们任“历史”所摆布，而不是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大显身手，创造历史，推进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那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就只能在理想中。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4]21。

第二，时代主题与道路选择相统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不是从来就有的，甚至也不是他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时就有的，而是因时代主题的变换、世情的深刻变化而做出的理论创新。不考虑或不在世界历史总体框架中，或不“站在德国之外的立场上考察德国”，对所谓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就可能失之偏颇，就可能落后于时代，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前始终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以世界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要求我们根据时代发展的主题来确定战略与策略，从而坚定战略定力。我们党曾经根据“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正确判断世情和国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但因曾经未能科学把握20世纪60年代时代主题变化而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而与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和科技革命大潮隔离开来，结果贻误发展机遇。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分析时代特征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开创和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因而其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并将坚持以此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第三，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相统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和审视“中国道路”的世界眼光。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必须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放在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明并备受欺侮后，从如何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到逐步承认和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自觉进行现代化建设、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下，透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曲折过程的历史自觉。它启示我们“中国道路”永远在征途上，既是实存的、又是发展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我们既要保持、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民族特色，又不要狭隘的民族个性，因为“民族个性”不等于“民族特色”，更不等于“中国特色”。而要积极地创造性吸纳人类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排除各种干扰、坚定战略定力，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总之，我们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并用以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科学论断，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