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竞争最激烈的前沿阵地,是意识形态教育教学的主力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传统权威性——制度性权威和知识性权威日渐式微。传统的制度性权威已不能适应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加速了传统制度性权威的消亡;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消解了教师传统的知识性权威,后喻文化时代加剧了教师传统知识性权威的消解。制度性权威的理性建构应由专制封闭的课堂向民主开放的课堂转型,回归人文精神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知识性权威的理性建构应由灌输型向建构型转型,由强制性向感召性转型。
【关键词】新媒体;制度性权威;知识性权威;建构
【作者简介】高良坚,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广东湛江524088)。
【原文出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武汉),2016.9.60~63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4XMK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媒体作为第五大媒体是相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四大媒体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其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2012年“慕课元年”①开启,新媒体与教育教学将深度合作,承载着教育教学技术革命的新内涵。大量的在线免费优质课程在互联网上传播与互动,极大地推进了高校教育阵地的网络化与国际化,加剧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作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教学的第一线舵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简称为思政课教师)的权威性面临着严重挑战。深入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权威性对思政课的教育教学改革、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媒体对高校思政课教师传统权威的消解
教师权威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构建有效学习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指“在实践中形成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1](P373)高校思政教师传统权威内在地包含着制度性权威和知识性权威两个组成部分。②在此,教师合理性权威的消解“不是基于权威主体(教师)的角度,而是基于权威的背景(外部社会)与权威客体(学生)的角度,换言之,不是指教师通过提高自身努力而实现的教师权威的‘绝对变化’,而是指由于社会变化和学生差异而导致教师权威的‘相对变化’。”[2](P209)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慕课时代的来临,这种传统的合法性权威日渐式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制度性权威的消解
传统的制度性权威已不能适应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制度性权威是思政教师权威性的合法保障,具有强制性与变革性。制度性权威在此是一种泛化的法定性权威,指社会传统习俗、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所赋予教师的权威,表现为教师享有通过正式的法律、制度、规章以及社会传统等建立起来并被学生自觉认同的地位和权力。传统的制度性权威中教师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中介,发挥着人类文化的传承和人才的培育作用,被赋予和受众在心理优势、人格尊严、资历学识等方面极不对称的高高在上之地位,这种国家社会赋予教师的外部权威通常表现为指示与命令、奖励与惩戒、表扬与批评、班干部的任免、成绩的评定、荣誉的授予、奖学金的确定等等,对受教育者的升迁与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支配与服从的单向性制约关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的专制与独断,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缺乏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三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政策,从经济制度上赋予了公民个体在独立与解放上的极大权利,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已经成为“新常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贯穿于政治文明的始终,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因应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国家层面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国家发展的价值追求,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灵魂。因此原有的那种极不对称的命令与服从的专制的依附型师生关系与时代发展的主题——平等、自由、民主、公正等格格不入,注定被冲进历史的阴沟。
新媒体时代加速了传统制度性权威的消亡。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传播速度的实时性、传播效果的深远性,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客观上为平等意识、主体意识、开放意识与民主意识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如同为平等、民主、公正、自由等价值追求注入了强心针。例如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与虚拟化,使得现实社会的身份、特权、年龄与性别等因素都在弱化,消解着长期以来的等级意识与特权观念,匿名情况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思维主体。正如“信息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阶层的力量对比关系、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传统的文化观念,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猛烈冲击。”[3](P29-30)大学生是吸收新思想、新思维、新事物最快的群体,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是“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最积极的使用者、传播者。最近发生的中央民族大学某教师涉嫌“变相推销书籍”“拉徒弟入会收取会费”“变相收礼”等等事件的曝光,都是学生利用微信、QQ、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维权的表现。个人权利的受损与不公平的遭遇在互联网上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安慰或帮助,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增强了大学生的权利意识。这种对自身利益关注度、参与度的提高,权利意识的增强势必加速教师与学生之间原有的专制独断的单向关系的瓦解,导致教师传统的制度性权威日渐消亡。可以预见,幕课时代的到来将会加速这个消亡的过程。
(二)知识性权威的消解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教师传统知识性权威的消解。传统上的知识性权威使得教师成为“知识代言人”“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处于知识的高位或“知识垄断”的地位。师者因拥有知识的权威、学术的权威和专业的权威而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教师是知识的象征,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干道,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对知识体系拥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和监测权。[4](P31)这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知识形态存在方式的单一,信息传播路径的匮乏,知识传播技术的落后所致。农耕文明的这种科技水平落后简单、知识更新缓慢容易产生百科全书式的教师,教师一直作为知识的象征的观念影响深远。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到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导致知识的增长速度与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了人类知识更新速度的加速。在18世纪时,知识更新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为30年,上个世纪60-70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5-10年,而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5年,而进入新世纪时,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3年。”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而知识体系越来越精细庞大,对于有限的生命毕其一生之力学习也无法穷尽,教师作为知识代表的象征日渐式微。
后喻文化时代加剧了教师传统知识性权威的消解。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基于文化传递的视角对人类文化分为三种文化模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5](P5)因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社会急速变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后喻文化时代已经来临,教师传统知识性权威进一步弱化,表现在:第一,新媒体时代知识资源的开放共享彻底打破了教师传统的知识垄断,知识高位的形象正在土崩瓦解。网络世界鲜活生动的学习环境对于充满好奇和挑战的青年学子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大学生网民更快捷便利地分享到开放免费的知识资源,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正在推倒大学“知识围墙”,一场免费开放的知识共享运动将惠及更多的人。第二,大学生正值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期,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在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学习新技术、吸收新知识以及更新观念的速度比其他年龄段人群来得更快更多,长辈向晚辈学习、教师向学生学习成为一种现实。
二、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权威性的理性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思想品德的养成过程,是一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养育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权威的力量来维持秩序使其各项活动顺利进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解构了教师原有的传统的合法性权威,亟须建构新的合法性权威。
(一)制度性权威的理性建构
1.由专制封闭的课堂向民主开放的课堂转型。原本属于政治学范畴的民主,在今天已演变为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教育学范畴的民主已成为一个教育原则,一个教育的方针和政策。[6](P981)民主开放型的课堂是新媒体时代开放性、交互性等特征的内在呼唤,也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等外部环境的客观要求,是一种“教师的社会行动”,是外界激发教师变革动机,提高教师变革意识,产生教师变革行为的“教师的社会行动”[7](P185),这个“教师的社会行动”表现在课堂上则集中体现为教学的民主开放性,而民主开放的精髓在于“平等参与、共同决策”[8](P114),它包括平等、公共、参与的民主意识,理性、宽容、怀疑的民主态度,表达、沟通、协商、辩护的民主能力和信心、信赖或信仰、认知、情感的民主信念等四个方面的要素。[9](P313)概括起来民主开放的课堂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平等主体性。教师与学生都是课堂上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中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不是教育传统上的命令与服从的上下级关系,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第二,互动参与性。平等主体性是互动参与性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师生关系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在课堂上进行交往探讨学习,在彼此的交流互动中平等对话、相互欣赏、共同进步。只有角色的平等才能实现交往的平等、学习的平等,方可进行充分的互动参与。第三,归属感应性。因为师生关系的平等性、主体性、交互性,彼此尊重相互欣赏与学习,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平等的民主课堂,使师生在心理上感到安全愉悦而充满信心,实现生命个体的充分自由、敞开与绽放,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向往感,平等主体性与互动参与性奠定了归属感。
2.回归人文精神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回归人文精神与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建构教师制度性权威的重要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权思维无可避免地应用至教育管理制度上,加之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使得教师的制度性权威过于中立、缺乏情感的特质,在科层管理模式中尤显突出。其实,制度的内涵除了本身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之外同时也包含着相应的伦理准则、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教育制度只有体现、反映一定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要求,才能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得到人们的遵从,进而变成在教育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10]可见教师制度性权威本身就应赋有这种人伦特质可被学生感应与吸收从而实现行为上的自动自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的基础上更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此,思政教师的制度性权威应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做到尊重与关怀每个学生个体,关心每个学生的正当利益与个体价值,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大力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所谓教师专业发展是指“教师的专业成长或教师的内在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11](P222-224),即由新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研究型教师)转变的过程,是重视教师个体的情感、能力以及内在专业素养的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是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核心是建构良好的知识结构”,“教师实践知识的获得与积累的过程就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12]。人文精神与专业发展构成了教师制度性权威的重要内核。
(二)知识性权威的理性建构
1.由灌输型向建构型转型。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基于问题学习”(proplem_based learning)理论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个有利于学习的问题情景,引导鼓励学生探究、合作和创造,建构自己的新知识。教师的权威从传统的传递知识的权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高级辅导者的权威,是一种合作权威或辅导权威。教学要尊重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将其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而不是无视已有知识基础,简单强硬地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灌”。教师应重视学生对各种问题的见解,善于分析每种观点的背景和缺陷,引导学生完善或调整自己的见解。思政教育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以及科学性。[13](P20-21)它清楚地表明思政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别的阶级服务,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种科学理论不会自发地在学生中产生,因此教师必须精心设计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建构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而不是过去那种由教师强势灌输而罔顾学生原有的思想状况,学生自己的建构与教师的直接输入有根本的区别,学生自己建构的知识是内化的自洽的长久的,直接输入的知识是外在的不相融的短暂的。任何学习者在面对崭新的知识或者前所未闻的知识时都不会是空着脑袋或者是一张白纸,而是在以往的生活和学习中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因此思政教育必须重视学生已有的思想认识,创造一个能让学生建构自己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知识的问题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新的知识。
2.由强制性向感召性转型。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中心主体,教师是组织者、指导者、辅导者、帮助者、促进者,使学生与各种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识。”因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也是教师知识性权威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方式从过去的强制性向感召性转型,教师要点燃、激活学生的热情与智慧,让青春之火在课堂上熊熊燃烧,这种教学要求以富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为基础,寻找新鲜、刺激、富有挑战性的素材作为问题背景,从中筛选、优化与教学主题相关的背景材料,这种筛选优化后的问题背景被形象地比喻为“抛锚”,因为一旦这类问题背景被确定了,整个教学主题、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都确定了,就像轮船被锚固定一样。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组织、策划、点火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自己熊熊燃烧智慧建构意义知识的过程。教师的感召性表现在点燃学生心中的火把,能不能点燃学生心中的火把,能燃起学生心中多大的烈火是反映教师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以美感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是实现教师感召性的主要途径。思政课所具有的严肃性、政治性通过美的陶冶、情的感化、理的说服而变得亲近、亲切、美好,容易被学生喜爱和接受,思政课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魅力就能被充分地展现出来,变得“亲切而不生硬,鲜活而不苍白,生动而不呆板”。
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性的重新建构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抉择,民主课堂、平等课堂、建构课堂、感召课堂、人文课堂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性理性建构的必然选择。尊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践行,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召唤与呐喊。
注释:
①参考《纽约时报》称2012年为“幕课元年”以及许多学者称2013年为中国的“慕课元年”之说法。
②此观点主要参考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性分类以及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Clifton,R.A.)和L.罗伯特(Roberts,L.W.)的权威分类,还有国内邱伟光、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仓道来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张积家主编的《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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