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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思潮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

2017-05-02     来源: 《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作者: 林泰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

林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16.5.35~41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对立互动从未间断,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日渐兴起,现在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势必涉及什么是文化等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研讨一样,社会思潮和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也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思潮等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以下简称“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林泰教授在访谈中就社会思潮的概念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本刊记者:您长期从事“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前不久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产生了良好反响。首先请您谈谈应该怎样准确界定社会思潮的概念?
林泰: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思潮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逐渐趋向成熟的概念。社会思潮笼统说就是带有某种趋向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思潮,国外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人们公认的定义。如《辞海》对社会思潮的定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1](P3324)《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1](P7651)它们都认为社会思潮是一种思想倾向,但是对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经过近30年社会思潮研究的实践和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考查分析,我们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即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时代(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
我对这一定义做一个解释。“影响面很广的思想观念或倾向”是对社会思潮表象特征的界定;“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是对社会思潮本质特征的概括,也是绝大多数社会思潮定义中容易忽略、缺失的一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对社会思潮有一个概括。她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思潮产生的年代,必定是风云变幻、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太平岁月是不可能有流行的思潮的,只有当社会酝酿着或者实际地经历着深刻的变动时期,人心动荡,思想界才会积极而活跃,各种思潮应运而生。思潮的产生,必定是为了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如社会的出路,国家民族的前途,兴邦救国的方略等等。”[3](P8)我基本同意她的概括,但是她并没有将这一概括纳入其关于社会思潮的定义。应当把“在社会变革时期”“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写进社会思潮的定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述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从历史上看,在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诸侯割据向中国统一变革,思想上儒、道、墨、法、玄、杂、孙子兵法、合纵连横政治学说等,形成了社会思潮汹涌澎湃、百家争鸣的历史时代。近代,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从而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及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风起云涌,后来又有国共两党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论争,反映中国从封建主义到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的诉求,社会思潮的斗争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救亡、独立与现代化走什么道路而进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中前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围绕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振兴中华,反映人们不同历史诉求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大课题,目的就是要科学地引领社会思潮,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正确地把握这一社会大变革时代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从而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科学内涵。所以,我认为在社会思潮的定义中必须突出“在社会变革时代”“反映社会变革发展道路诉求”这个本质特征。如果忽略这一点,势必会模糊和降低社会思潮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使这一研究走向偏颇的方向。
本刊记者:在刚才您给出的社会思潮定义中还有两个限定:“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和“由一定思想理论引领”。怎样理解这两个限定?
林泰:做这样的限定反映的是社会思潮表现形式的特点和在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定位。在这方面已有的思潮研究存在“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综合说”认为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认为,“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形式。”“中介说”则认为社会意识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三个层次,社会思潮在其中处于中介地位。“不能把社会思潮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它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比社会心理较多的理论意识而比思想体系较多的日常意识,因而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意识系统中的一个认识层次”。[4]我认为,“综合说”和“中介说”的争论对我们认识社会思潮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介说”把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思想体系截然割裂开来是不恰当的,社会思潮既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反映出来,也可以形成一定的思想理论,在这一点上,“综合说”是正确的。但是“综合说”把社会思潮的心理层次与思想理论层次并列,没有明确思想理论在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譬如“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和要求社会变革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它本身就是“影响面很广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当然,它只是社会思潮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形式,这种心理到底走向何处,则要看由什么理论引导,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引导,还是“全盘西化”思想引导,将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何处。所以,在肯定社会思潮可以表现为社会心理,但又不代表社会思潮本质的基础上,明确一定思想理论才是决定思潮走向何处的核心和指导性因素,是社会思潮定义的应有之义。
当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存在变化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最后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这是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共有的,而不是社会思潮独有的特性;而且“思想观念或倾向”的表述已经包含了心理、情感层次的内涵。因而有人主张在社会思潮定义中只写“由一定思想理论指引的……思想观念和倾向”,而不写“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的,可以更好地突出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但为了体现社会思潮演化的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多层次特征,写上“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也是可以的。正是因此,我们对“在社会心理演化的基础上”加了括号,表明写与不写上它都是可以的。
在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出自自身利益的选择,对社会变革的走向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倾向和价值追求,最后形成不同社会思潮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的诉求和斗争。研究社会思潮就是要在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比较研究。我建议在定义社会思潮时应专门写关于社会思潮斗争的条款,即“社会思潮的斗争反映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不同诉求的对立与冲突。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与反动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本刊记者:把关于社会思潮斗争涵盖到社会思潮定义中,在当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很有现实意义。
林泰:是的。目前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思潮只能是非主流的、而且是错误的思潮,如有一本博士生教材就定义社会思潮“是作为一个社会的非主流的社会意识而存在”,“各种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又往往以各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还有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流意识形态排除在社会思潮之外。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思潮既包括科学、进步、积极的社会思潮;也包括错误、落后、消极的社会思潮。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合理的。但要注意,那种认为非主流的社会思潮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从思想史上看,一些积极、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开始时往往是作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学禁锢和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潮,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向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转化,大约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传播也是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开始的。当《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5](P305)在中国,毛泽东青年时期,在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提出,要特别关心和重视新思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新思潮,陈独秀是“新思潮的明星”,希望青年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方面,在创立新学科、新学派方面,做出新贡献。显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正确的思潮和错误的思潮永远是共生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和各种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社会思潮斗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过程。
本刊记者: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轨迹是怎样的?
林泰:从刚才我谈论的社会思潮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轨迹: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心理的演化和社会思潮的孕育;一定的思想家提出引领社会走向的思想理论;首先在知识群体中传播、发酵、论辩;以多样化形式在大众中传播、扩散,形成社会思潮的交锋;形成群体性的政治斗争;反复多次后最终影响历史走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P72)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也是如此。在社会变革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及由此而引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是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前提,离开这种经济社会生活变革,社会思潮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与原有经济体制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由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社会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这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西方思想文化鱼龙混杂地传入我国,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冲击,这是各种社会思潮产生的外部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无论多么纷纭复杂,都能从上述社会变革找到它的根源。社会生活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利益关系,在改革开放中,有人得大利,有人得小利,有人不得利,甚至失去原有利益,这就直接影响到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对改革开放产生不同的感情、态度,这是各种思潮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在利益关系和社会心理变化的基础上,社会思潮逐渐孕育、萌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代表各种思潮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由社会存在中自发地产生,而总是由一些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提炼出来。马克思主义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运动,但却不是由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批判地继承而提出,并在与种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7](P719)所以,各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从经济社会变革中自发产生,而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变化基础上,由一些思想家提出较为系统的学说,引领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这体现了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个别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怎样才能形成社会思潮呢?这首先取决于这些思想理论能否引起该时代一定阶级、阶层人们的共鸣;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一定的传播路线和方式。主要地说,社会思潮是分三级扩散的。第一级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层。提出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家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周围总有一些学界、政界有影响的人士,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库”和“加工厂”,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观点都是由这里“制造”、“加工”出来的,他们是社会思潮的直接源头。第二级是该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即恩格斯说的“有教养的阶层”,包括各类知识分子。第一级制造的思想理论经过他们消化、吸收,可以进一步发酵和扩散,把一些抽象的理论观点,以多样化、世俗化的形式,如通俗性的文章、讲座、文艺作品等,向广大群众传播。没有这一级的消化、吸收和扩散,个别思想家的思想理论至多只能成为一个学派,而不可能成为社会思潮。从一定意义上讲,“知识阶层是社会思潮的寒暑表和集散地”,社会思潮的主要载体是知识分子,引领社会思潮首先是引领知识分子的思想。高校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既有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又有知识层次较高、思想活跃的年轻大学生,高校历来是社会思潮最活跃的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高校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第三级是广大群众,这一级主要是社会思潮的追随者和接受者,没有这一级的传播,社会思潮就不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潮,更不可能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群众运动。
由于社会思潮提出的是社会变革时代关系到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所以不管社会思潮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核心都是政治思想。所以社会思潮的斗争,往往会形成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历史命运的政治斗争,苏东剧变如此,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如此,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也是如此。正确的思潮战胜错误的思潮,国家就能够长足发展并不断走向新胜利,反之,国家就要陷入曲折动荡,出现历史倒退的悲剧。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关系国家历史命运的问题,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本刊记者:社会思潮通常通过哪些形式得以传播?
林泰:前面讲到,一定的思想理论要经过多样化、世俗化形式的传播才能形成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其传播形式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形态。一定的思想理论是社会思潮的本质、核心,所以它往往是以学术研究和理论阐述的形式表现出来。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曾经写了《孔子改制考》等文章,借孔子之口宣传维新的主张。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的,但是,他们写这些文章,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扬一种关系社会变革发展道路的思想观点。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抽象人道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思潮等也往往是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鉴别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这种斗争的核心是思想理论的斗争,所以它往往以学术争鸣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在知识分子群体传播,然后再逐渐蔓延渗透到社会大众中。
二是文艺形态。以文学艺术形态表现出来的思潮,不是用说理的方法,而是用艺术表现的方法将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传达给受众,具有生动、直观、通俗易懂、易于为群众接受等特点,其感染力、渗透性强,是传播社会思潮最生动、最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在社会变革时代,文学艺术在制造、引导舆论方面一般都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例如文艺复兴,以人的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绘画、雕塑、文学作品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又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河殇》为代表的文化虚无主义作品盲目推崇西方文明(蓝色文明),根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黄色文明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近年来一些影视剧宣扬“告别革命”和“历史虚无主义”,篡改红色经典,“恶搞”英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严重侵蚀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历史教训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文学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美国的支持和戈尔巴乔夫的纵容鼓励下,苏联批判主义文学日益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使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严重削弱,各种否定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作品大肆传播,冲毁了人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堤防,为苏联解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舆论形态。在这种渠道中,社会思潮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以此来影响群众的思想。在社会思潮的舆论形态中,新闻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新闻虽然是实际发生的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些事情的报道和分析却受到记者和编辑的主观意识的左右。同样一则新闻,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观察和报导,往往成为左右读者思想情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汶川地震时,党和政府及时有效地领导抗震救灾,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报道,大力弘扬先进事迹,对于调动全国的力量投入抗震救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个别媒体却把抗震救灾的胜利歪曲到兑现“普世价值”的方向。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形态社会思潮的传播更加迅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热点事件,几个小时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任何的“舆论封锁”工具已经不再有效。它的传播面是非常广的,往往一个短信刚刚出现,立即就会引来无数跟帖,其观点随之迅速地为网民们所知晓。传统媒体对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是单向灌输式的,而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则是互动式的,普通大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平等参与思想交流的主体。这些变化使社会思潮的传播在迅速、广泛、热烈的程度上超越了任何传统传播方式。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引导网络信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又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已经注意了对淫秽信息、政治谣言的监管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还不够,如何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阵地,形成主流社会思潮的意见领袖(编辑、作家),建设代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网军”,是引领社会思潮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是宗教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宗教也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历史上看,宗教不仅支配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而且一直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当今世界存在的各主要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曾充当过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对世界各国人民发挥了重要的心理调适和社会整合作用。正因为宗教问题具有这样的群众性,统治阶级往往借助宗教来加强其政治统治,而被压迫群众为摆脱苦难也往往以宗教为掩护或号召进行反抗。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工具,并在苏东剧变和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大显其效。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演化中,宗教更是为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所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烈、冲突不断,民族与宗教问题总是如影随形。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也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宗教形态社会思潮的传播,既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又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也是社会思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五是政治形态。社会思潮是围绕变革时代对社会变革发展道路的诉求而展开的,所以它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思想。不管社会思潮的演化处于什么阶段,也不管它是以文艺、舆论学术等什么形式展现,它的核心都是政治思想。当社会思潮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时,不管它形式上是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或文化思潮,它的核心内容都是政治思潮。因此,社会思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直接以政治思想的形态表现出来。当某种思潮以“纲领”、“宣言”等形式出现并裹挟一部分群众之后,社会思潮斗争就会变成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政治斗争。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等。这些政治斗争无一例外地都引发了社会动乱,而社会动乱的谁胜谁负则决定于经济基础中阶级、阶层及其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于哪些政治力量掌握了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控制权,其结果也就决定了社会变革发展走什么道路。中国“八九政治风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力量战胜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而苏东剧变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战胜社会主义力量,从而导致俄罗斯等国家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社会思潮的五种形态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当社会处于变革的孕育阶段,在社会心理变化的基础上,文艺、舆论、宗教的形式最先开始发挥作用,并为学术形态社会思潮的诞生创造社会基础;学术形态社会思潮的诞生及展开标志着社会思潮的斗争从自发进入自觉的阶段;开始时它的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知识分子群体内传播、发酵,而后再通过文艺、舆论、宗教等形式走向大众,形成社会思潮;当有关思潮在大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社会思潮的斗争就会逐渐形成为政治斗争,并影响该国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走向。
本刊记者:通过您上面对社会思潮的定义及其形成发展的轨迹和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到,研究社会思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您认为在研究和引领社会思潮方面,应坚持哪些基本原则?
林泰:我刚才讲过,社会思潮是围绕社会变革时代对社会历史走向诉求而展开的,社会思潮的斗争必将决定社会变革走向何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国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而社会思潮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集中表现。苏东剧变就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打开突破口,最后导致社会制度和政权被颠覆的。“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动乱的。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要通过党对思想理论、社会舆论的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凝聚全国人民思想,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这件事做得好,可以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得不好,改革开放就可能出现曲折、动荡或倒退,甚至有可能错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因此,引领社会思潮研究,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研究社会思潮的斗争与研究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政策导向相结合。前面已经讲到,社会思潮的产生是源于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及其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变革,恩格斯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利益。”[7](P209)列宁说:“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8](P464)所以,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脉考查社会思潮的主脉,研究社会思潮的斗争与研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相结合,才能对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现实表现及未来走向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从而把握社会思潮及其斗争的发展规律。
第二,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研究社会思潮。毛泽东说过:“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样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9](P230)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斗争的历史。同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发展的历史,也是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只有在社会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的实质,并为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作出新的贡献。所以,研究社会思潮就必须研究社会思潮斗争,并在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引领社会思潮。这应当成为研究社会思潮的一个指导思想。
第三,党性和科学性、意识形态性与真理性相结合。社会思潮的斗争是社会变革时代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及其思想理论代表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集中反映。所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对党性和科学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坚持科学分析,使其观点符合国情、民情、世情的实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而帮助人们提高科学分析的能力。
第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社会思潮,包括一切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思想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思想渗透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当然属于阶级斗争范畴,本质上是对抗的。但是,即使是开展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斗争,其胜负仍然取决于能否用正确的意识形态掌握人民群众,所以,它的实际对象是广大群众。社会思潮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是知识分子,社会思潮的斗争首先是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基本方针仍然是说理说服,仍然要贯彻“双百”方针。只有这样做,正确的思想才能为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接受,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第五,在同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比较鉴别中研究中国社会思潮。对于西方思想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对此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10](P43-44)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抵制其错误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一切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同时,仔细鉴别、吸收其中的科学成分和对中国有益的经验。这应当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思潮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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