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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历史沿革

2017-05-02     来源: 《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作者: 张旭

【摘要】被作为政治理论课的一部分在全国高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传播的主要渠道,政治经济学也一直是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形势的变化或理论的发展,我国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思路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如果说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轨迹以及时代主题转变的特征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变化,则更反映出“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在不断地成熟,不断地贴近于现实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仅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而且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化给予了更加贴切的说明。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高校政治理论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作者简介】张旭,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学(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天府新论》(成都),2016.4.20~29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理论课就成为了我国所有高校所有专业的必设课程,政治经济学也一直是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形势的变化或理论的发展,我国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思路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时而作为独立的课程,时而与其它政治理论课程混在一起,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过深刻的变化。我们关注到,被作为政治理论课的一部分在全国高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认真梳理我国高校中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沿革和内容演变过程,并思考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演变过程
60余年来,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演变过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文革”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胜利完成。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当时刚刚在全国高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强调“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了高等院校一律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门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内容还包括《毛泽东选集》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
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还必须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宋涛先生曾经这样阐述道:“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如果不从理论上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总路线是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法则的反映,不引导同学为贯彻总路线而奋斗,那就不能把政治经济学运用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1]
1953年8月,苏联出版了苏联文化部高等教育司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纲要”。1954年9月又批准出版了新的纲要。苏联的这一“纲要”很快就在我国国内翻译出版并带来很大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1956年我国高等教育部编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学大纲就是受了苏联纲要的重要启发而完成的。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最为详细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1955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随后成为我国高校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普遍的通用教材。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基本上沿袭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
2.“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重要决策,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教育部拟将高等学校的共同理论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改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直接指导下,研究、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的编写工作,初步拟定了编写大纲。
但是,在当时刚刚结束“文革”的“拨乱反正”时期,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强调回到“文革”前的“正确路线”上,政治经济学还难以从本本中跳出来。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真正演变实际上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的。
3.“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剧烈变动期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制定了全面改革的蓝图,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5年年初,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总结过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分别拟定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大纲,三个大纲各有特色,被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5年的增刊第1期上,供全国中专以上院校教学参考。针对上述三校提出的教学大纲,各高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人认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体系,应该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主要依据。在探索和建立新的体系过程中,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大胆的设想和开创不同的体系,让不同的体系在实践中比较和接受考验。有的同志认为,上述三校的教学大纲可以作为各个学校安排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的总框架,在这个前提下,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教学时数和教学对象灵活调整。同时,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点、中心,以及是否应当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也展开了讨论。甚至有的同志还认为,在改革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应当考虑建立一门《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学》,等等。总之,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建设的讨论异常热烈,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和教材编写,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内容建设的高潮时期,出现了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的“体系热”,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当然,在这些教材的编写中,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在教育部没有特别制定使用教材的前提下,南方16校和北方13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南方本和北方本)是使用较多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课和公共课教材。
198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18号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改革学校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教学”。1986年3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对中央18号文件的贯彻意见,国家教委设想用3~5年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改革。自1985年下半年和1986年,全国高校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设置和教学的讨论,并且部分地取代了政治经济学。1988年,国家教委政教司先后公布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要点(试用稿)》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学要点(试用稿)》。在编写说明中,国家教委指出,《要点》论及的一系列重要之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要讲到的重要之点,因此,无论是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还是仍然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课程的,希望都考虑这些“点”。并提示,为了避免讲授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在不同的理论课中可以有所选择地进行。至此,可以说,高校政治理论设置由原来的“老四门”,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转变为了“新四门”,即《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独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消失了。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内容分散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4.“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恢复和稳定
1998年6月10日,中宣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本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新五门”代替“新四门”的课程设置结构完成。同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基本要求”发表,重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在高校政治理论课中的独立地位。“基本要求”规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基本原理的教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由《邓小平理论概论》部分地代替了。
党的十六大以后,2005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推进实施新课程方案、新教材建设两大改革工程。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教社政[2005]9号,简称“05”方案),正式提出新的思政课课程设置,本科开设四门必修课:(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2009年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尽管在教材中仍保留了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是篇幅较小,客观上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程度。
二、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变化
如果说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轨迹以及时代主题转变的特征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变化,则更反映出“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在不断地成熟,不断地贴近于现实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仅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而且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化给予了更加贴切的说明。
1.1953~1956年“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完整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尚未形成。
在中国学者当时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主要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和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最早成书于1935年。初版的《新经济学大纲》,基本是《资本论》体系和结构的缩写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体系结构,在第八编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和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特征的描述。1936年夏,沈志远首次对《新经济学大纲》进行了重大修订,在“绪论”部分增加了“社会经济形态论与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之必要”一节;在第四编中加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律与经济危机”一章:在整个体系的最后,增加了专门研究“苏联计划经济”问题的第九编。在1947年的修订中,整体结构被调整为以“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为名称的上篇和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名称的下篇,并充实了下篇的内容。1949年,沈志远又推出了《新经济学大纲》的第11版(解放版),主要是增加了“前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两编,实现了该体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不完整到完整的转变。1953年的第14版更多地补充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在沈志远推出“解放版”的同时,许涤新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分别阐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由于许涤新注重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阐述,因此,这部著作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倾向。
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基本上是专题式的,还不能,也不可能系统化进行教学。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三大块:一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块主要是讲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农业集体化、苏联的国家预算、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工资等等。第二块主要讲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法则和货币、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核算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流通、信用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再生产,等等。第三块则重点说明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并阐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以及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角度进行设计的,甚至是机械的针对资本主义设计的,即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是与之相反的,以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许多基本概念也被赋予了严格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资本被称作社会主义“资金”,竞争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劳动力商品被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剩余价值被称为社会主义“利润”,等等。这种严格的区分,虽然体现了鲜明的社会制度色彩,但是缺陷是忽视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运行规律,在某些方面无疑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
1955年6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中国的高等院校随即停止了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科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共三篇42章,三篇依次是“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其中,第二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划分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部分:第三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三部分。至此,在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的“经典”教本被确立。
2.1956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比的基础上的,因此,先验性的结论导致了从概念出发,用引经据典来代替理论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规律性质的分析和阐述,忽视了对其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这部教科书在理论上存在对社会主义仍存在商品经济的认识不彻底、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缺陷,在体系构成上也存在缺乏统一的连续性,割裂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理论界在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及其存在的严重缺陷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一方面肯定这本教科书的基本观点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也指出这本书写得不好,因为教科书“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他尤其批判苏联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2]他强调研究社会主义应该从矛盾出发,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3]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写作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他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4]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5]
在上述的历史、理论和思想背景下,经济理论界掀起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讨论的高潮,不少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其显著的成果是,在我国掀起了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讲义的高潮,相继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其中,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四人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由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产生了较大影响,被我国各高等院校广泛采用。这两本教材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开始,然后分别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工业和农业、商品和商品交换、经济核算、国民收入分配、按劳分配,最后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束。姚耐等人的著作增设了国民经济高速度、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两章。这两本教科书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教科书所设定的框架,仍然带有以阐述党的经济政策为主,缺乏对客观经济过程进行科学理论分析的倾向,但是其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部分、经济规律部分和商品经济部分的三大板块式的体系结构,为形成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奠定了基础。此后,无论理论内容如何变化,这一结构基本没有受到触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失去了对象和场所。1972年,上海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出版了这一时期唯一发行于全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以“抓革命,促生产”为总纲,把阶级斗争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以阶级斗争为反映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重点是“分析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6],“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7]。这部教材直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服务,导致理论上的严重倒退。
3.1979~1984年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济理论界对“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批评,并开始冷静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文革”后能够迅速走上轨道和取得突破准备了条件。
1979年1月18日~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举行。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想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一些理论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首次突破了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要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在未来20年的战略部署,确定了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等问题。
在教学中如何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尤其是如何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成为了这一时期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讨论的重点。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市场调节”问题,使经济运行和经济机制等问题具有了展开讨论的可能。全国经济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修订《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充实和改进教学内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82年年底~1983年年初,教育部政教司组织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的修订。新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导言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表明这是一个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个修订的大纲中,有关资本主义的部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部分中,对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分配形式、市场调节等的论述,体现了新的理论内容。但是,由于许多理论在当时尚待突破,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并不清晰。比如,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仅被认为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对于市场调节问题,还是更多地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从属的、次要的”,是“补充”,对国民经济发展起“辅助作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和局限性。
4.1984~1992年“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演变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本委员会代表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同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比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阐述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主辅论”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几乎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同时,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加强和改进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定,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1986年,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通用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试用本)》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7年,国家教委政教司在这本教材的基础上,又组织高校教师对《社建》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内容、体系结构等进行了多次研讨,并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学要点(试用稿),后又根据十三大精神进行了再次修改。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既是对1979年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又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代替。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的设立,基本上直接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成为后来“两课”教育中“新五门”结构中《邓小平理论概论》的初始框架。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论断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课课程的理论基点、理论探索环境和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必然带来体系设计上和内容上的变化。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十三大以后修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出版了多个版本。这些新版教材不仅与1986年的辽宁版在体系结构上有了很大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教材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成为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些教材更是加大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内容的分量,对经济运行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阐述,表现为与原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内容和体例上的结合。
198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已全面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课程①。
尽管政治经济学被《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代,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并未中止,这些探索不仅丰富和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体系构架,而且论证更加科学、细致,对于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许多尚未开设《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高等院校,仍将政治经济学作为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未能展开的问题,进行了扩展和更加详尽的阐述,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和深化作用。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分别拟定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新的教学大纲。
中国人民大学所拟定的教学大纲,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涉及的理论内容为中心,按照有一定逻辑联系的专题,分别阐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多种经济形式、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企业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等问题。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这一大纲可以看做是《决定》的逻辑化、理论化。
北京大学所拟定的教学大纲贯穿着两个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完善和发展。大纲共分为十三章,除导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结束语外,大体上是按照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对外经济关系这样的顺序安排体系。在有关生产过程的章节中,包括所有制、生产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其大体的次序是从宏观的生产考察到微观的生产。
中共中央党校的教学大纲力求全面地阐述《决定》中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大纲共分为五个单元十三章,分别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目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家的经济职能。从内容和编排来看,中央党校的教学大纲带有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个大纲各自特点的特色,并且根据党校的教学对象进行设计,带有较强的针对性。
从总体上看,三个大纲各有特色,但是共同点十分明显:(1)都对所有制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2)都是按照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个再生产过程,由一般到特殊、由企业到国家、由国内到国外的总次序安排体系;(3)都对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和不科学的观念进行了剔除,对已经实践证明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和不完全科学的观念加以修改,增加了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内容。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时发表重要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触及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认识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正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此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制框架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内容进行了不断的改进。
199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在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的课程设置中,本科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五门课构成。重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高校政治理论课中的独立地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大纲主要还是过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内容。
三、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历史沿革的思考
1.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综观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演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国家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并且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在绝大部分时期是加强的而不是削弱的,是重视的而不是忽视的。
其次,国家注意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义化和中国化,不断创新,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被分割为两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含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部分。这种形式上的分割,一方面带有机械色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力图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来看,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中国化”特征。中国的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得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观点和结论。
第三,“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和内容的变化,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尚存在的理论争论,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践成果的理论总结。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或所达到的高度相一致。
第四,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更加充分客观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这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2.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不足
同时,从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和内容变化的历史沿革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诸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理论的进步总是落后于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前提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拓性、创新性、探索性。在实践过程中,大量的实际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理论给予解释和指导。但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下,理论上的创新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这也就使得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比如,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问题,早在1979年,学术界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认识。例如,孙尚清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够完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在有计划规律对它起调节作用的同时,价值规律也必须对它起调节作用”。[9]谢佑权、胡培兆等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概括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0]但是,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后的七八年,在相关教科书里,仍然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对立。在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重大问题上,这一现象也始终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下降。
其次,课程设置和内容调整不灵活。由于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一直强调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内容调整上受到大纲或教学要点的限制,许多实际中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理论观点,难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比较准确的解答。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变化不大。相较于经济学和财经学科“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作为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一个面孔,与时代脱离较远,大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性和革命性。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同时又出现了削弱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内容,甚至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倾向,扭曲了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科学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关系。
第三,过分重视体系建设和逻辑结构,忽视了理论本身的鲜活意义。可以说,由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反思,力图跳出苏联教科书的束缚,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由于过分重视了体系的严整和逻辑的一致性,在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为体系而体系”的倾向。这一体系化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很显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不成熟,力求形成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不切实际的臆想。而对于许多基本范畴认识的不统一,也就使得体系建设五花八门。因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与其说用《邓小平理论概论》取代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由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恰恰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自身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才只能以邓小平理论来进行弥补。
第四,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分割,割裂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性,并且,这种割裂本身就容易导致对理论的怀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1]将政治经济学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作简单拼凑,由于所讨论的视角和范畴的不同,使得这两部分不可能融为一体。再加上在我国政治理论课程中,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通常是作为与资本主义部分相对立的内容来设置的,使得许多概念、范畴的原始含义不能得到全面的阐释,一接触现实就显现出理论的尴尬。
第五,缺乏实证性,内容枯燥乏味。一般地说,政治经济学是更加注重规范研究的。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现实的经济实践,因此,脱离实际的规范研究,就必然导致“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从而使内容枯燥乏味。马克思在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2]来进行的,因此,对于当今世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应该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解答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进行借鉴、吸收和发展。其实,翻开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化的成果《资本论》,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充满了对现实材料的关注、对流行观点的评析和对历史线索的梳理,既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又有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第六,缺乏对理论演进的历史叙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科学体系。割裂了历史,就不能逻辑地阐述范畴的演变,就不能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去科学地进行分析。在现有的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部分,往往直接从资本主义出发来进行阐述,忽视了历史的叙述,使得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生产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不同时期的生产组织等等问题无法给予全面的交代,导致教学过程中无意之间已经误导了学生,使得学生掌握的只是一些僵化、固定的结论,即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过这样的说明:“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3]这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分注意它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表明马克思正是用革命了的术语来对资本主义作出说明的。如果要准确理解这些术语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对这些范畴的历史进行必要的了解。
3.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建议
有鉴于上述回顾,对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增加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内容,注重培养学生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工具。在教学中,尽管一直存在着“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争论,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我们更多地还只是传授知识,而不是方法。应该说,相对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的突飞猛进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无论其理论本身还是在体系上,都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如果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继续忽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传授,必将不断削弱马克思主义对纷繁变化的实践的解释力和说明力。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应该单独列一章“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其次,应该对范畴的演进过程进行说明,给学生一个关于范畴的历史的整体认识。这并不是说要以政治经济学课程取代“经济思想史”,而是要说明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特点、性质、作用,便于形成学生养成历史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同时,这种“纵向”说明也便于学生对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进行比较,理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于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客观性、减少主观色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大胆的体系创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坚持与创新、发展的统一。要强调这样一个方针,即,改革的目的不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能够发挥出它作为各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的作用。对于政治理论课来说,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命题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搞清楚哪些是必须继承的,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能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发展的。吴树青教授曾经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改革不能把劳动价值论改革掉,把剩余价值理论改革掉,把资本主义一定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理论改革掉,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而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4]其次,要从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按照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科学的分析,从现实出发,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原则,展示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揭示其规律性,反映其特殊性。
第四,应该恢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孤立化”。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现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对原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概述。固然,这样的教学内容设置对于在理论上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一“原理”的教学与现实仍然存在着差距: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客观经济关系的抽象,“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5]如果仅仅简单地阐述这些原理本身,就无法准确表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和原貌。因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16]。由于“原理”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不同,离开了对大量现实材料的分析,理论必然是空洞的。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并存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政治经济学原理不能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析和阐述,就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造成信仰危机,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并不是《邓小平理论概论》能够全面地完成的,必须进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前后逻辑一贯地进行分析。另外,在现实经济发展中,许多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也必须进行阐述,这一内容并不带有强烈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而且要增加经济运行一般原理的阐述。
综上所述,高校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历史沿革,不仅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而且还给我们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学课程提供了线索和思路。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将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之内,也是在进行教学改革时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注释:
①根据1987年3月1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87)政教字004号],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既要坚定、积极,又要稳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原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课,可以根据学校的不同条件,分别采取以下几种做法进行改革。一种是试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课,边试验边改进,不断完善。第二种是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分解为几个部分。第三种是继续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积极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从实践角度看,许多高校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了落实,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很多院校仍然开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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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文集:第8卷[C].人民出版社,1999.138-139.
[3]毛泽东文集:第8卷[C].人民出版社,199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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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书信集[C].人民出版社,1983.
[6]上海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
[7]上海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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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尚清,陈吉元,张耳.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研究,1979.(5).
[10]谢佑权,胡培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79,(S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5. 489-49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5.40.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4-35.
[14]吴树青.面向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J].教学与研究,1999,(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95. 42.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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