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1976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改造、建设与“革命”之间和“继续革命”的几次语境转换。社会发展的语境转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多样到单一、再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社会结构的转换与意识形态的取向相关联,一定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决定了党—政府—社会的关联状况、决定了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内容与形式。1949~1976年的意识形态历经扬抑过程:其前期旨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造就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内核;后期则逐渐导入摇摆路径。
【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革命
【作者简介】王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0)。
【原文出处】《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17~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 BDJ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3JDSZK0031)
“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1]。自1949年始,完成建国大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改造,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几次语境转换。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路径要求,对社会进行“除旧布新”;1956~1966年,社会发展轨迹处于建设与“革命”之间;而此后“革命”语境的扩张,导致1966~197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和社会总体性地“继续革命”;直至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复归理性建设的轨道。社会发展的语境转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多样到单一、再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一定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体系决定了党—政府—社会的关联状况、决定了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内容与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府—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线索与模式衍化的过程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在驱动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前后承继实施了三种发展模式:1949~1956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6~1978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和1978年以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在三种发展模式衍化的历史路径基础之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从相对分立到同构化、又从同构化到分野化的变迁过程,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与同时期意识形态的状况相关联。廓清意识形态的扬抑轨迹可以印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内在结构转换的内在逻辑和支配因素,并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教益。
一、1949~1956年:改造与建构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要在社会层面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过渡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造举措,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
在社会主义改造展开与完成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显著的过渡期特征。旧的社会内容在一系列运动的冲击下被荡涤,新的社会体系得到初步的构建,但在较短的时间里,“除旧布新”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面临单一化苏联模式的强烈取向,故此时的社会结构亦新亦旧,在多样鲜活而又忙碌繁乱中生长单一的种子,表现为在经济领域的多样化市场中开始有限度的计划统制、社会组织则在保持一定的自主性的同时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先是有限度的改造,再至系统的总体性变革。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由于对至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的执著坚守与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政党,尤其不同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一般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其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从观念层面构建起一个执政党立身治国的根基。
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家国体制。1840年以后,西学伴随霸道的“坚船利炮”以不平等的姿态强势侵入,再加上中国自身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僵固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开始分崩离析。一些个人、组织、团体乃至政党试图用某种思想重新建构一种近代化的政治结构,典型如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等,但“左冲右突”亦难以生根于中国之土壤。几经反复,在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理想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成为很多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甚至如梁启超、张东荪等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对手,也多对中国乃至人类最终的社会主义趋向不持异议[2]22。诚如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所总结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3]1470,“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3]1471。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无疑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但是,一个政党仅仅拥有纯粹的教条性的政治理想还远远不够,尚需“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4],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岁月中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并将其凝结为一系列创新性的政治思想。等到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之际,已经拥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极富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旨在救国济世,它不仅引领了工农,也汇聚了广大的中间派别,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其在全国的领导与执政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建国初期较为系统的思想改造和意识形态新构,迅速树立了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中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的核心地位。
第二,在全新意识形态确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也对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提出高度的道德期许。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要确定自身在未来的新中国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执政方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1438-1439这是毛泽东——一个即将执掌全国政权政党的领袖,在建国前夕向社会发出的宣言,执政党通过其最高领袖的这段话向世人宣告其崇高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出发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道德律[6]。在中国共产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不乏宣教为人民服务的规章文献,其中有代表性的无疑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追悼会上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7]1004。“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7]1005。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7]1094-109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到“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守则以及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义务。这条政治守则和政治义务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与执政地位的重要政治与道德资源。
正是由于有如此的道德资源,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最高领袖的那段话,难能可贵地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危机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在出发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段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反映出这些新中国的开创者对历史上那个李自成败走北京城的甲申年[7]948的深刻反思。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222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8]219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两个务必”。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信中再次强调,“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9]。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伊始的“三反”与整党,亦具有浓重的道德建设意味。
第三,宏大的政治理想与严格的道德自律,促使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化;反过来,人格化又进一步嵌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体系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仅仅将自身的组织作为一个单纯的政治团体,而是通过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信念持久内化,赋予党宏大而又可亲的人格化魅力,这种人格化魅力一方面体现在严谨的思想理论宣传中,另一方面也借助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获得形象展现。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格化的典型代表,此歌1943年诞生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这首歌的曹火星当时年仅19岁。1943年10月,曹火星从晋察冀边区随群众剧社来到堂上村宣传抗日,他们针对国民党散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曹火星利用一周的时间创作了这首歌,当时的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这首歌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全国传唱开来。
歌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高度人格化的政党形象跃然其中。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一个人格化的政党就如歌中所唱的那样,于彼时彼地深深打动了经受太多苦难的中国民众,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由弱而强成为执政党,并迅速地确立牢固的领导地位,广泛地动员与整合了曾被视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人格化也与其领袖的神圣化结合在一起,这自然是后来历史曲折的诱因,但在国家与政府建构的初始阶段,有其高效整合社会的特殊功用。
二、1956~1966年:建设与“革命”之间
从社会总体发展角度而言,1956~1966年中国经历若干曲折,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上升的通道中。在政治与社会结构状况的视野中,中国社会发展有多次的反复,走过一个明显的“之”字形路径。与过渡时期的自主和多样相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逐渐单一化,这种单一化并非中国境况的自发要求,而主要来自执政党的政治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组织、有系统且是制度性地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单一化。在单一化的过程中,社会的边界愈益缩小,呈现一种结构性让退现象,党与政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全能化的执政党直接或者通过政府机构实现对社会的全面领导。尽管其间曾有过调整,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社会更深度地同构于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持续单一的结构,并走向进一步的计划统配;社会组织的本来功能渐趋缺失,或被直接引入党政系列中,失去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在总体上,社会发展在建设与“革命”之间游移,并被逐渐纳入“革命”的语境中。
1956~1966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扬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维度产生重要影响,道德自律与他律的过高标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维度全能化的重要特征。相对来说,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际,中国共产党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崭新课题。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文献为代表,中国共产党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系列创新性认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开了个好头,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导致指导思想“左”倾化的发生,带来意识形态领域愈益严重的教条化,促使执政党执政维度逐渐全能化,从而影响党—政府—社会的结构关系。
1956年以后,中国已经跃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全面的和平建设。此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已基本告一段落,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客观来说,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一定范围的斗争,但不应该盲目扩大,而应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初始,中共中央尚能把握这一点,通过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及1956年9月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对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作出基本符合实际的判断,特别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该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保证在社会主义社会肇始之际,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正确开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10]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相继出现一些突发事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批判,随后东欧又发生“波匈事件”。1956~1957年国内也连续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等事件。即便如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很理性地划清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1957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前期的反右派运动,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通过和缓的方式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和风细雨”地进行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统一。
但是,在中共中央鼓励“鸣放”的政策下,一些党外意见超过了预想的程度,甚至出现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轮流坐庄”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言论。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动了必要的反击,但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危险作了“过于夸大”的判断。从1957年5月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开始,毛泽东的措辞越来越严厉。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另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他认为在过去的六、七年之内,我们进行了“急促”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制度中的“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人的改造”尚未完成。1957年8月,毛泽东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文章把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明确称为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后来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11]714-715。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则从“不断革命”角度肯定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需要,偏差也尚且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基本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明确提出并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正确方针,这些都有助于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发展。“大跃进”后的调整也使得遭到破坏的思想文化事业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党在判断上逐渐发生偏差,在政治运动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愈益转向政治与革命语境,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愈益过火的斗争——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1960年6月1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12]。《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13]。“文化革命”的核心内容已从文化普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嬗变到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把“文化革命”等同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导致文化领域更严重的政治干预。文化领域“左”倾错误量的积聚最终必然会带来“文化革命”向“文化大革命”的质的蜕变。
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对阶级现状的错误判断和对阶级斗争问题的片面夸大,造成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生长,随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自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其中有些是需要的,但大多数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并且导致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逐步升级。
1962年8~9月,中共中央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了批判,错误地把这部小说与所谓的“翻案风”联系起来。毛泽东在批判过程中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4]。这一论点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打下了理论基础。之后,对文艺作品的错误批判越来越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干预也越来越多。
1963~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1963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出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410-411这两个批示,完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漠视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已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是毛泽东要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极端措施的信号。
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斗争更加频繁,成为搞阶级斗争的突破口,最终激化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始自意识形态领域,蔓延至各个方面,成为一场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进程造成巨大破坏的“内乱”。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理论以及错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体系上说,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扬抑轨迹相一致,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诉求机制也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道德自律中的人民性与利他性被过度泛化,导致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主义。
例如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11]840-842,表达毛泽东欣慰之情。同时,“尽舜尧”的比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的道德期许,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与当时中国的发展程度之间毕竟具有相当的反差,需要生产力的长期积累来弥合。中国共产党在正常的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试图运用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导致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错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不断加强在社会层面的领导权威,执政维度向思想层面进一步扩展,此谓执政党“全能化”的一个征候。
三、1966~1976年:“继续革命”
1966~1976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轨迹同样跌宕起伏,但却很难在总体上得出一个积极的结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下,中国社会一度“天下大乱”,却始终没有导致崩盘式的后果,这是此前较长时期内逐步得到强化的党—政府—社会同一化结构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社会的自主性基本上泯灭于“极左”的政治狂潮中,在混沌中处于一种危态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犹如走钢丝,处于极度危险境地中。从总体趋向来看,社会继续单一化:经济领域仍保持单一的结构;常态社会组织大多停止活动,畸形社会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直接力量;思想文化则完全被卷入“极左”革命的大潮中。社会失去其作为党政体系对应因素的作用,“继续革命”成为社会的主导性话语。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理想化与个人专断以及此前的道德主义进一步放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权威两极聚散和失衡的党—政府—社会结构关联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该时期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针,也是革命委员会制度畸变的思想来源,这一理论在196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文献中就已露端倪。经过几年的酝酿,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此后,一系列文献逐渐完整表达了这一理论,包括: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967年5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第9期《红旗》杂志发表《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1967年10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等。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毛泽东的审阅,该文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式确定下来,其要点包括: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
上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主体部分是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错误论断。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在任何场合运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15],但仍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被后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认,成为“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意识形态来源。革命委员会制度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果。
1956~1966年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相比较,在理论上两个阶段前后承继,但也表现出若干不同的特点。前一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理论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作为不断革命过程中的一环,认为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之后,还要进一步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第二,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只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存在,最终要让位于生产力方面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第三,大多数时间体现了“双百方针”,提出通过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来保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成果;第四,主体是建设性的。后一个阶段(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理论则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将长期存在,相应地把阶级斗争作为长期的中心工作;第二,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尖锐性、复杂性,所谓“你死我活”,要“兴无灭资”,因而导致种种过火的斗争;第三,在实际上否定了“双百方针”,而代之以所谓的“全面专政”的方针;第四,主体是破坏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6]290,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实质上它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这样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地教条化、庸俗化,意识形态领域则被泛政治化、形式化,甚至封建化、宗教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主席语录》搞所谓“天天读”,“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意识形态领域弥漫浓厚的封建氛围和宗教色彩,所谓“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大行其道。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宣传被形式化,据统计,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约为“文化大革命”以前15年出版总数的8倍;《毛主席语录》印了3.69亿册,连同以前出版的2.59亿册,共有6.28亿册;毛主席像印了12.14亿张。到1969年3月,毛泽东像章已制作了22亿个[17]。
道德要求也因为意识形态的极左化而走上极端,“革命”成为评判的主要标准。在“政治挂帅”“突出政治”“道德挂帅”“突出道德”口号的引导下,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被放大的道德主义又进一步扩张,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少数妄人所利用,成为配置社会权力资源的一个工具和社会结构非常态发展的一个原因。
四、余论
作为一个以先进性为本质要求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放弃自身高远的意识形态诉求和严格的道德约束。1949~1976年,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通过意识形态的改造与建设,艰辛探索建立理性的社会结构。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误入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向度,并不适当地放大了道德要求的水准和范围。在社会物质与精神水平和道德要求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往往以长期革命过程积累的驾轻就熟的方法途径,试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革命”来达到目的,这导致了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过度同构化。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纲领分立,将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既区分又统一,也将高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既区分再统一。中国共产党更多地运用符合社会结构要求、体现思想规律的方法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和道德教化,摒弃刚性革命式手段,中国社会发展因此回归理性语境。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更加深刻的演进,而意识形态工作也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与迫切,中国共产党理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8]。“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19]。历史殷鉴不远,意识形态取向关联过去改造和建设诸阶段、关联现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决胜阶段以及关联长远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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